1931年初，根据中央指示，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随后，红一军即开往麻城县的福田河，同红十五军会合。两军根据中央决定，合编为红四军后改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全军共1.2万余人。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党中央新派来的。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下面编为红十、红十一两个师，红十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

在红一军转战皖西、商南的这段时间里，鄂豫边根据地受到国民党正规军七个师和一个旅的进攻，曾中生召开了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他组织红十五军和黄麻地区的地方武装与赤卫队，与敌周旋，支撑了局面。

红十五军在11月接到中央决定合编的命令后，军长蔡申熙便带领全军撤出鄂东苏区，北上鄂豫皖寻找红一军。其间辗转多次，仍未能与红一军取得联系，而这时，他们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粮弹两缺，军衣褴褛，从军长到士兵每个人走起路来都头重脚轻。一路上，蔡申熙不断用语言鼓舞着战士们：“同志们，咬紧牙关往前走！”“到了鄂豫边苏区，要粮有粮，要枪有枪！”

蔡申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学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军校教导团任排长。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平定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及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北伐中任国民革命第四军第二师营长。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立功，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二团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第二十四师参谋长，随部南下广东，参加会昌、汤坑战斗。后辗转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先后建立江西红军第二、第三、第四团。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沙局军委书记。同年10月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任军长，是红十五军主要创始人之一。

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红十五军官兵越过大别山主脉，进入鄂豫边苏区中心。然而，到达鄂豫皖苏区后，迎接他们的不是粮食，而是艰苦的战斗！在看清自己的处境之后，红十五军的指战员们陡然升起奋勇一战的豪气，他们大踏步西行，在弹药奇缺的情况下，奇袭了驻守河口镇的敌人。敌人在受到攻击后竟全团仓皇出逃，最后一个团的敌人跑得只剩下一个营，被红十五军全部解决。河口一战，红十五军将敌一个团的给养和弹药全部缴获，军容一新，士气高涨。

1月4日，红十五军袭占麻城北部的福田河，从而跳出敌人包围圈。

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进一步清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个会上他第一次见到曾中生。

曾中生，又名曾钟圣，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担任过《武汉民报》主笔。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冬回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徐向前和曾中生两个黄埔同学会晤后，感到格外亲切。徐向前对曾中生很敬重，见面时，徐向前说：“我早就听说过你！”

曾中生说：“我在上海听说你到了这里。应该说我们是老同学。”他谈笑风生，稳重纯朴，记忆力特强。

两位老校友，在农舍茅屋里，点着小油灯，亲切地交谈。从中央的指导方针，说到当时的斗争形势。还说起黄埔军校许多同学的往事。交谈中，徐向前才知道党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错误领导，换上了王明，但两个人不知王明正推行着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

“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进攻作战，兵损5000人，被迫转为守势。合编后的红四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转入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扩展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了以红军主力突击敌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清后方的作战方针。红四军围攻麻城北部的磨角楼，仅歼敌500余人。徐向前认为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没赚到便宜，引为“平分兵力，不讲战术”的一个教训。

反攻的第二仗是打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演河，城墙高两丈余，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易守难攻。它是光山南部土豪劣绅盘踞的顽固堡垒，拥有数以千计的反动民团及红、黄枪会，凭坚固守，并经常出来危害根据地群众。

红四军将新集包围后，由红十师第三十团担任主攻任务。部队围攻一个星期，强攻难下，有些伤亡。徐向前在进一步察看了地形，和旷继勋军长商量，决定改用坑道作业的办法开辟攻击道路。经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千余人，胜利解决战斗。新集聚集着不少从根据地内逃来的地主豪绅，都给捉住了，送交地方政府处理。群众扬眉吐气，极为高兴，锣鼓喧天，庆贺胜利。从此，解除了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首府。

在此期间，驻守六安的敌第四十六师一部，在营长魏孟贤（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下，兵变成功，摧毁敌两个旅部、一个团部，毙敌旅长、团长等反动分子多人，与皖西红军胜利会合。第三仗，西出平汉路，袭占李家集、柳林车站。平汉路南段空虚，红四军决定乘虚西出。开至武胜关路东的三里城地区，首先派红十一师攻打李家集车站。部队冒雪夜袭，截住一列兵车，全歼车上敌新编第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继袭柳林车站，又歼敌一个营，溃敌两个团。这两次战斗，共毙俘敌军2000多人。

红四军连续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急令第六师主力集结信阳，并令该师第三十八旅、第十一旅、第二十六路军的第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也同时令新编第二旅固守广水，同时，命令其主力由广水向信阳推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夹击红四军。

3月8日夜晚，春雨绵绵，红四军驻地附近笼罩着茫茫夜雾。在军指挥部的会议室里，透着一点小小的亮光。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盏小煤油灯，军部的领导人围在桌旁。徐向前用铅笔在地图上点点画画，介绍说：敌人这次兵力虽多，共有四个师两个旅，但互不统属，各怀鬼胎。据获得的情报，目前北路敌人仍徘徊在信阳、罗山一线，第三十一旅也滞留广水附近，只有岳维峻的第三十四师孤军北进，今天黄昏前已到达双桥镇。这股敌人，沿途不断遭到我地方武装的袭扰，十分疲劳，是一支疲惫的孤军，打这个敌人是有把握的。他还加重语气说，双桥镇四周都是山，地形条件好，便于隐蔽行动，又有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我们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迅速实施包围分割，有可能打一个歼灭战。会上决定，红四军除留第三十二团继续监视北路敌人外，集中五个团，对敌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实施奔袭围歼。

部队连夜冒雨向双桥镇挺进。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雨渐渐停了。大部队迂回到双桥镇西南罗家湾附近，县独立团和地方武装也占领了双桥镇东南的小魁山，对敌形成了包围态势。

9日拂晓，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命令。红三十三团首先从西北和东北方向突破了敌外围阵地。敌军遭到突然攻击，仓皇组织反扑。敌师长岳维峻亲自督战，武汉行营还派出飞机配合，战斗非常激烈。徐向前和旷继勋站在一个小山头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过，警卫员叫他们隐蔽一下，但他们仍然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上午10时许，全面出击的时机成熟了，他们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迅速向敌人纵深猛插，直扑双桥镇敌指挥中心，战斗进展很快，没用多长时间，就将敌分割成数块，敌军顿时大乱。敌师长岳维峻见势不妙，忙率一部兵力向南突击。这时，前来参战的地方武装和群众布满各个山头，呐喊助威，杀声震天。敌人心惊胆战，纷纷缴械投降。下午1时战斗结束，俘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迫击炮10门、山炮4门、枪6000余支。

北路敌人惧怕步岳维峻的后尘，不敢继续南下。至此，敌人夹击红军的企图彻底破灭。

岳维峻是个老牌的陕西小军阀，追随过冯玉祥。任过河南省督办。他从孝感出发时，何等威风，何等趾高气扬。声言要与红军决一雌雄。他没有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更没想到的是，双桥镇这一仗，败在他的老部下徐向前手里。1925年，岳维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时，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直接归属岳维峻指挥。

双桥镇大捷，大壮了红军声威，宣告了敌人对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从此，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

三个多月反“围剿”，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红军发展到1.5万多人。另外，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运动战成了红军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

粉碎敌人了第一次“围剿”后，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根据地里万众欢腾，慰劳红军，扩红，春耕，恢复政权机构，惩处反动地主，扩大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根据地一派热闹和繁忙的景象。这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一伙上台，把持中央领导权，全面推行“左”倾路线。还从上海派人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传达四中全会的精神。4月上旬，在新集召开了鄂豫皖特区党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拥护四中全会精神的决定。

4月中旬，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蒋介石纠集十二三万人，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

4月中旬，皖西敌第四十六师、警卫第一旅等七个团，向鄂豫皖根据地进犯。特委得悉后，决定主力红军出皖西击敌。中央四中全会后，派来张国焘、陈昌浩等新领导成员来到新集。张国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过被列宁接见的光荣历史，在党内颇有名气。还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员，自认为自己高明。到根据地后，张国焘开始接管军政大权，几天后，就与陈昌浩、旷继勋带上红军主力到皖西独山一带打陈调元部去了。徐向前带领第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山寨。但打大山寨还没打开，敌人的正式“围剿”就开始了。

吉鸿昌部4月24日占领新集，进而占领檀树岗、七里坪；黄安方向的葛云龙师亦北上来犯。因主力红军不在，徐向前不能组织大规模歼敌，就把红二十八团从大山寨撤围，与黄安、光山、罗山三县独立团（每团千把人）集中在一起，采取侧击、袭扰、打敌尾巴等战术，对付敌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参加这次“围剿”，也不想与红军打硬仗。他们走大路，对着两边山头放放枪、开开炮就算了事，等于在根据地搞了一次“武装游行”。5月初，该部经宣化店退往罗山。同时，南面的敌人遭根据地军民袭扰，亦不敢孤军深入。随着吉鸿昌部的退却，敌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即告失败。

敌第二步的合击部署，重点为皖西的麻埠、金家寨。红军主力出皖西作战歼敌一部后，在独山镇又打了一仗，全歼陈调元部2000余人，缴步枪1200余支，给东进之敌以迎头痛击。余敌惊惧，向霍山地区溃逃，皖西根据地之危遂解。为进一步打破敌人“围剿”，5月底，徐向前率部南下围攻黄安附近的桃花镇（守敌一个营），吸引黄安之敌来援。援敌三个营在十里铺中伏，桃花镇亦被红军攻克，共歼敌四个营。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

这次反“围剿”，仅用了个把月时间，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北面的吉鸿昌部不愿和红军作战，曾派人来和红军谈判，以便联合反蒋，李健明、徐海东等人都和他们谈过。因张国焘等人不讲统战政策，谈判未获任何成果。不久，蒋介石闻知吉鸿昌部“围剿”不力，就迫使吉鸿昌出国了。

第二次反“围剿”还没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根据中央决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八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竟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部队只得做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因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的五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县城，歼敌1800余人。

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这两位黄埔同窗，聚在一起摆上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该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400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怎能攻下它？跑400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www.daowen.com)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红十二师守英山，以红十、十一两个师的四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随后，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不易攻克，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屡屡获胜，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三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他认为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乎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

张国焘8月27日的来信，给徐向前、曾中生扣上了一连串罪名。这封信是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名义写给他们的。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事，这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之后，徐向前又听说许继慎、周维炯被捕，罪名是“反革命”。

徐向前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黄埔同学）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苏区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师长许继慎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一个优秀的黄埔出身的红军指挥员，竟然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徐向前虽然充满悲愤，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对敌人“围剿”上面。

经过第一、二次反“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军发展到3万人。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20多万人。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迎接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四个师，即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红七十三师。原红四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国民党军两次“围剿”的失败，激怒了蒋介石，他着手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重兵开始集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军，由10多个师增加到15个师以上，战争一触即发。

根据分局规定的方针，徐向前积极组织部队开展外线进攻。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徐向前召开军事会议，提出长期围困、逐步削弱、创造条件攻城歼敌的作战方案。会上，大家热烈地进行了讨论，都认为徐总指挥提出的作战方案，既可行，又稳妥。如果能全歼黄安守敌，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攻。于是，围困黄安的战役部署决定了。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1月10日晚。

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10天战斗，拔掉了敌人外围据点，歼敌2000余人，切断了守敌与外地的联系。第一步计划已顺利完成。接着调整作战部署，以红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继续围城，红十一师在永佳河至桃花一线构筑多道防御阵地，准备打击来援的敌人，以第三十团作为总预备队。

红军完全切断了黄安守敌与宋埠、黄陂敌人的联系后。黄安城内给养日渐减少，敌士兵仍着单衣，饥寒交迫。敌人接济黄安守敌的300担棉衣以及大批军需品也被红军截获。守敌赵冠英师长派去请救兵的代表刘存吾，还没有给主子复命就当了俘虏。赵冠英久等不见援兵，于11月22日派出两个旅向南出击，企图打通与宋埠的联系，但遭到红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的顽强阻击，只得龟缩回城。23日，敌又以两个团兵力再次向南出击，先头一度进至障山，但被红军迎头痛击后狼狈溃逃。这两次作战，共歼敌1000余人，缴枪700余支，迫击炮一门。

12月18日，敌人组织第二次增援，以黄陂第三十三师的三个旅和宋埠第三十师的一个旅，从歧亭、宋埠之线，分两路大举北援。20日，敌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从午后起猛攻障山阵地，突破前沿，逼近红一师指挥所。

下午4时许，方面军指挥部驻地已能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很明显，若不把增援的敌人击退，让它与城内守敌会合，围攻黄安战役就要功亏一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一面命总部手枪营做好战斗准备，一面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骑马飞快奔向阵地前沿。赶到前沿阵地后，一面指挥部队向敌反击，一面令所有打援部队全线出击，向敌两翼迁回。总预备队第三十团也投入战斗。这是一场恶战，山上山下，敌我相搏，杀声震天。经半日血战，红四方面军反击成功，将2000多敌人包围全歼，战局才转危为安。敌遭此致命打击，后续部队慌忙退守桃花一线。翌晨，红军兵分两路，向敌出击，敌全线崩溃，逃向宋埠、黄陂。敌人的四个旅，被红军消灭近半，弃尸千余具，再也不敢出动增援。

22日，黄安天气晴朗。上午9时，一架飞机飞到黄安上空。敌人还以为是他们的救星来了，纷纷从白雪覆盖的工事里跑出来，呐喊呼叫。敌人师部也忙着在地上摆标志，好让飞机空投。正当敌人欢喜若狂的时候，飞机扔下的不是大米、白面，而是炸弹和大捆大包红军的宣传品。顷刻之间敌人乱作一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的却是红军的“列宁号”飞机。

说起这架“列宁号”飞机，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30年1月的一天中午，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降落在宣化店东南的陈家河。驾驶员还以为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他坐在驾驶舱里一动不动，不断向围拢来的人群吆喝：“赶快去报告当官的，想办法给弄点汽油来。”等他看清围着他的都是苏区赤卫队员时，才发觉自己同飞机一起当了红军的俘虏。这架飞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刚从美国买来不久。驾驶员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因迷航，油料耗尽而被迫降落。经过教育，龙文光愿意留在根据地服务。1931年2月新集解放后，徐向前和红军领导人命令把飞机运到新集，并由龙文光、钱钩和其他几个懂得机械的人把飞机安装好，重新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机翼两端漆上了两颗耀眼的红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为了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表示敬意，特区苏维埃把它命名为“列宁号”。

苏维埃还成立了航空局，修建了飞机场，并通过被俘的敌师长岳维峻，从国民党方面弄来了汽油。1931年8月9日傍晚，“列宁号”远征到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行，吓得武汉的敌人赶快实行灯火管制。事后，敌人的《扫荡报》刊登消息称：“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黄安守敌遭“列宁号”轰炸后，更加慌乱。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乘敌惊魂未定，一举攻下城北的课子山，将敌人压入城内。23日夜，总攻开始。第三十五团从城西北角首先突入敌阵地。敌人节节后退作最后挣扎，部分队伍开始突围。然而，突围的敌人刚一出城，就遭到徐向前指挥的红军的坚决打击，除少数敌人突围逃跑外，绝大部分都被打了回去。红军随即尾随敌人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结果，黄安守敌全部被歼。

这次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一部。这是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后攻下的敌整师设防的第一个坚固据点，是运用围点打援、运动防御与攻坚结合的成功一战。战役中，缴获了一部15瓦电台，徐向前着手组建了无线电通信部门，正式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无线电通信联系。随后，又与江西苏区和湘鄂西苏区沟通了无线电通信联系。

黄安战役后，1932年1月中旬，徐向前又乘胜组织商（城）潢（川）战役。这次战役，他再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豆腐店地区以十个团的兵力，击溃敌十九个团的兵力，使刚刚投入鄂豫皖战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出马就大败而归，敌第二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汤恩伯也被撤了职。商城守敌第五十八师惧怕重蹈黄安覆辙，也弃城南逃，红军不战而克商城。这次战役，歼敌5000余人，缴枪千余支。随后，红军乘胜北上，围固始，克三河尖，敌军闻风丧胆，纷纷退守光山、罗山、潢川、麻城、宋埠等地，依托工事坚守。此时，豫南敌军首领刘峙不断给南京政府报急。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4月下旬，蒋介石委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第七师五个团、第十二师两个团、第五十七师两个团、第五十五师四个团及警备第一旅两个团，共十五个团两万余人，自合肥出动，分两路前来增援解围。

徐向前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溟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

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然而陈昌浩却非常支持徐向前“打”的意见。

张国焘最后也同意集中主力，在六安以西的樊道桥、戚家桥一线布阵待敌。该地丘陵起伏，林木茂密。中有陡拔河纵贯南北，是运动歼敌的好战场。红军立即开始准备，在这两边挖了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堑壕、盖沟等工事。

5月1日，诱敌部队与敌接触后，边打边撤。敌先头部队第七师第十九旅紧紧尾追，渡过陡拔河。5月2日天降倾盆大雨，河水猛涨。已过河的敌第十九旅孤军深入，遭到猛烈阻击，伤亡惨重，士气顿挫，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便仓皇后撤。而敌后续部队因不明情况，仍继续前进，以致人马拥挤，互相践踏，混乱不堪。红军乘胜冲杀，敌中弹落水的不计其数，敌第十九旅大部被歼。尚未过河的敌人，见先头部队失利，慌忙抢占附近的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妄图凭险顽抗。此时，按照徐向前的原定计划，红十一师主力已由六安城南的七里井、五里塘、大头岸等处迅速向敌右侧后迂回；红十师主力和红七十三师一部也由戚家桥经庙冈头以南，向敌左侧后包抄过来。经过两天的激战，红军将敌分割包围，并捣毁了敌指挥机关。敌总指挥厉式鼎见势不妙，穿上士兵服装，企图逃跑，但最后还是当了俘虏。

5月8日，困守在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处境下，被迫全部投降。苏家埠守敌缴枪时，还举行了投降仪式，官兵列队迎接红军。

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敌3万余人，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2万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这是鄂豫皖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的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5月23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的贺电中说，这次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先后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正规部队近40个团。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余万，拥有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也发展到20万人以上。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在复杂的反“围剿”作战中，黄埔学生直面内部“肃反”，顾全大局前赴后继，使得红军得以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