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为北路军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堡，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2900多座，配合乡村实行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这时，在红军内部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蒋介石、陈诚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的时候，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化，于1933年二三月间转移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26岁的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年轻、热情，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长于理论，但没有政治远见。他要指挥战争，却不懂军事。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地位，一下子把他推上了权力的巅峰。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为了推行“左”的政策，他们错误地批判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犯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错误。并在苏区各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8日，根据临时中央提议，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了。

接着，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存在了，6月上旬，周恩来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在会上作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总结了红军首次大规模大兵团伏击战的经验，认为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但是，他的发言，中共中央局领导一句也听不进去。会后，周恩来同朱德一起返回前方。

6月30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中央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是份很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李德的意见。他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的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周恩来同朱德在18日致电中共中央局，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其结果就是将第一方面军分为两路。

红军分兵两路，使蒋介石获得喘息的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准备进犯的各路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构筑堡垒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集结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经过陆续增调，达到50万人，局势十分严峻的。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于9月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不懂军事的博古就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1932年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后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他不懂中国国情，只信奉教科书上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他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独揽大权，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担任过他的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里说：“由李德一人躲在屋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但是，共产党和红军竟然默默接受了“顾问”的指挥，这说明，当时党还不成熟。

1934年4月中旬，陈诚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博古和李德来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决战”。陈诚调动飞机大炮日夜轰击。红军坚持了18天，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垴一线继续进行防御。(www.daowen.com)

7月上旬，蒋介石经过调整部署，集中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博古、李德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了“六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红军虽然杀伤敌军三四千人，自己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再次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红军突围已经难免。

没有决定权的周恩来和朱德，只得苦撑战局。广昌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那里去。周恩来决定派黄埔学生、红第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去。临行前，周恩来同程子华就鄂豫皖根据地形式和敌军行动问题谈了话。程子华后来回忆道：“周副主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致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保存老根据地。”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留下红二十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守。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经陕南到达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就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红军力量，为迎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广昌战役前，李德就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5月，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六七月间，博古、李德从前方回到瑞金，共产国际也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样，长征的准备便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了。7月，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中革军委又命令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这两支部队的出发，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最初中央红军主力的这次战略转移，并没有打算走得如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准备出发，成立了一个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过问所有的事情。当时决定：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1.6万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陈毅当时负重伤骨折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难以随军长征。他在10月9日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准备出发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望陈毅这位黄埔军校的战友，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留下的黄埔师生不但有项英、陈毅，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人。红军主力走后，他们立即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不得不分头风餐露宿，在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中打游击。国民党军的黄埔师生奉校长蒋介石之命，“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继续在当地凶狠地“清剿”。1935年4月，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身边只剩下11个人。26日这一天，他与战友们宿营在一个小屋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从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到开创湘鄂赣中央根据地，黄埔师生的对决持续了近七年，红军曾经达到鼎盛时期，红军中黄埔师生梦寐以求追寻的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但是，最终“红军黄埔”以失败告终。“红军黄埔”不是被“白军黄埔”打败的，而是被自己人打败的。没有李德、博古的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也许历史会成为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