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七天后的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后，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毛泽东等21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莅临会议的还有苏联代表罗明纳兹。会议针对国民党的腥风血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中国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同时还决定，在比较有革命基础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夺取政权。会议中，夺取长沙的任务也被提出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不但确定了“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的新的战略方针，同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核心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议上被选为候补委员。会后，瞿秋白为了将毛泽东留在中央机关工作，曾经冒着酷暑来到毛泽东在武汉的住处，与毛泽东长谈。

瞿秋白进屋时，毛泽东正抡着大蒲扇低头在纸上写着什么，而杨开慧和保姆则忙着收拾东西。杨开慧发现了瞿秋白，赶紧打招呼：“秋白同志来了！”

毛泽东赶紧抬起头，笑着打招呼：“快进来，我正忙着收拾东西，开完会我就走。”当时，毛泽东还担负着湖南省省委书记的职务。

瞿秋白说：“这么早就急着回去？”

毛泽东说：“我就没想回来，要不是陈独秀三道金牌，我还不回来呢。”

瞿秋白单刀直入：“新的党中央也很需要人，蔡和森他们提议你进政治局，你为何反对？”

毛泽东笑道：“候补委员，不也是政治局的么？”

瞿秋白也笑了：“候补是候补，这个概念还用我解释？”

毛泽东微微一笑：“眼下，我只适合做候补。不然，就得跟你去上海，住在洋楼里运筹帷幄喽。”说到这里，毛泽东抬起他宽大的额头思索一下，他那年刚刚34岁，依然保持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朝气。他接着说：“像我这样的人，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去农村或者去结交一些绿林好汉还差不多。眼下，头等重要的是枪杆子，我们吃亏，就吃在没有枪杆子上。”

瞿秋白时年28岁，也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口不遮掩地打趣说：“你现在是言必称枪杆子。”说到这里，他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这次中央决定搞秋收暴动，看来是非君莫属。这回依了你，就让你到湖南秋收暴动的第一线去吧。你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很不错，中央同意你的意见，但湖南暴动的中心是夺取长沙。共产国际为我们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的中心也是这样讲的。”

毛泽东随手从桌下抽出一张地图，一个手指用力按在长沙的圆圈上：“请中央放心，此番军事行动，夺取长沙不成问题。”毛泽东对中央提出夺取长沙是赞成的，长沙四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如果能集中力量，占领军阀力量不强的长沙，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的革命同志也可以做内应。不言而喻，一旦夺取了长沙，定会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热情饱满的瞿秋白向毛泽东投去信任的目光：“一旦暴动成功，中国革命的高潮就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有一个要求，请求中央从南昌暴动部队派一两个团兵力到湘南支持我们！”毛泽东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里很多军官都是黄埔军校的党员，他曾为黄埔军校招生，也把自己的弟弟毛泽覃送进黄埔军校，因此，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

瞿秋白当即答应：“好，我答应你！但切不可本末倒置，看重军事行动而看轻农民暴动。前几天，湖南省委和马也尔（苏联驻长沙领事）的报告就有这个倾向，你们新省委要引起注意。”瞿秋白循着自己的思路，谆谆告诫毛泽东。实际上，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并没有做过军事工作，也没有作战经验。

毛泽东显然对能增援湘南的“一两个团”军队十分重视。他抬起头，盯着瞿秋白说：最好这两天就给周恩来发电文，以图队伍早日到达这里，他指了一下地图上的位置。

瞿秋白笑着说：“我是拿你没有办法啰，好，我马上就给周恩来发电文。”

第二天，毛泽东匆匆送走了杨开慧，又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是一次明确中央分工和关于暴动的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议最后确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与彭公达一道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暴动。为了亲自到第一线领导暴动，毛泽东在与瞿秋白和委员们交换意见中，提议自己不再担任湖南省省委书记，而改由彭公达担任，临时政治局同意了他的意见。开完会，热血沸腾的毛泽东立即奔赴湘南，去实施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宏伟抱负。

随后，党中央很快给南昌发了电报，让派“一两个团”的兵力去湘南参加秋收起义。也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接到黄埔二期同学、共产党员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电报，说明起义已经开始，要他立即带部队奔赴南昌。

卢德铭从黄埔毕业后，被黄埔军校党组织派到叶挺独立团担任第四连连长。北伐中，他身先士卒屡立战功。攻克武昌后，叶挺升任师长，他被提拔为第七十三团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部成立警卫团时，党组织派他去当团长，聂荣臻还和他谈话，强调警卫团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一切要听从党的指挥。卢德铭在接到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电报时，也接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电报，命令其率部日夜兼程赶到九江。他经过与其他干部商量，决定以向九江调防为名，乘船东下，去南昌。

次日，他率全团官兵乘船东下。快到九江时，为避开敌人在江上的封锁，他率部队在阳新县登岸。而后前进到修水一带，终于与原湖南省委领导人夏曦取得联系。夏曦指示他带领几位团领导去福建、广东一带找南昌起义部队，参加他们的军事斗争。卢德铭等人不愿离开警卫团，但又没有办法，无奈之下，他委托黄埔一期同学、第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自己和另外两名团领导一起离开了部队。他们先到武汉找党中央，侥幸找到了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起义的决定。并告诉他们：已经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湖南领导起义，你们赶快回部队，在修水、铜鼓一带联系工农武装，在毛泽东统一领导下举行秋收起义。卢德铭等人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明灯，立刻踏上返回路程。途中，遭到敌人民团拦截，只有卢德铭一人返回部队，其他人都牺牲了。

卢德铭等人走后，团长、共产党员余洒度受命于危难之中，他边采取措施巩固部队，边带领部队向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修水进发。途经高安时，碰到了另一支400多人的队伍——平江工农义勇军。他们本是去参加南昌起义的，因为没赶上，只得折向这里。余洒度知此情况后，很快见到了他们的负责人余贲民，向他介绍了当前形势和自己的打算，并提出合编到一起，余贲民欣然同意。此时部队已近2000人。余洒度和余贲民商量，要在此处落脚，需要有个合法身份，还要蒙蔽江西军队不来进攻，又能征税派粮。商量结果，余洒度说他同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有过一段旧关系，可以利用，就派人去联系，请求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收编。朱培德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欣然同意。接到委任后，余洒度当了师长，后又听说附近的浏阳农军领导人苏先骏是黄埔四期学生，遂又派人联系，将其收编。这样，就在湘赣边界产生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师的武装力量。师下面设两个团，原警卫团为第一团，苏先骏的浏阳民军为第三团，余贲民的队伍分别补充到这两个团。不久，鄂南通城、崇阳的农军在谭希林、罗荣桓带领下开过来，编为师属特务连。

经各路农军领导人提供消息，余洒度知道被称为“小莫斯科”的安源党的群众基础好，聚集了很多未赶得上去南昌参加暴动的农民赤卫队，于是，命令部队开往安源方向。

此时，安源已聚集了安源工人纠察队、萍乡农民自卫军等十余支队伍1000多人。湘东特委书记蔡以枕等领导早已来到这里，按照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筹划在湘东赣西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秋收暴动。省委很快来了急件，告知日内派人前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暴动。就在他们焦急等待的时候，毛泽东化装到来了。毛泽东过去多次到安源，与安源党的很多负责人都熟识。大家见到他，都很高兴，感到有了主心骨。在他主持下，很快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暴动。经毛泽东提议，秋收起义的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下辖三个团，第一团由武汉警卫团、平江农民自卫军等组成；第二团由安源路矿矿警队等组成；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等组成，三个团总共4300余人。虽然警卫团的余洒度没有参加会议，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仍提议余洒度为师长。他知道警卫团是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军官大都是黄埔毕业，战斗力强，暴动中应是主力。具体部署是第一团和第三团汇合后，先夺取浏阳，再进攻长沙；第二团消灭醴陵后挥师长沙。三个团和各县农军在长沙会师。布置完毕，大家群情激昂，表示一定要打下长沙，从而影响全国，掀起革命新高潮。

毛泽东召开完前委扩大会，立即去第二团，亲自布置任务。

张家湾前委扩大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驻扎在修水县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余洒度等军官群情激奋，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要像北伐时攻打武汉一样，大显身手。接着，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也到了，省委确定，9月15日晚12点会攻长沙。

师长余洒度专门让人做了红旗，上面的镰刀斧头还是他亲自描绘的。他扬眉吐气地说：“过去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今后，我们要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了！”与此同时，他还收编了驻在渣津的黔军邱国轩部700多人，并委任他们为第四团。

起义开始了，余洒度指挥的第一团，突然袭击，占领了龙门厂，一举击溃军阀唐生智的一个营。平江的敌人闻讯而来，第一团在长寿街与敌激战，关键时刻，邱国轩部为了得到第一团挑子里的光洋，从后面向正在进攻的第一团开火，第一团遭到敌人两面夹击，部队受到重大损失，不但损失200多人，且辎重损失殆尽。余洒度带着师部赶上来，得到消息后从头凉到脚。经讨论，只得返回修水，等候特委的指示。幸亏这时卢德铭风尘仆仆赶到，并担当起暴动总指挥的职务，才算稳定了部队。

毛泽东在第二团向王兴亚团长布置了此次暴动第二团担负的任务。然后去第三团，因为当时通信条件差，他还不知道第一团作战受挫。

王兴亚很快带领第二团攻打萍乡，结果遭到了早有准备的敌人的抗击。在进攻受挫后，他带领队伍转道进攻醴陵。侥幸占领醴陵后，王兴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听劝告，只顾吃喝玩乐，结果遭到了敌人的袭击，队伍仓皇退却，到浏阳时，只剩下三四百人，他又没有能力巩固队伍，到了文市，队伍只剩下三四十人，恐慌之际，他开了小差，队伍彻底垮掉。

毛泽东离开第二团，化装前往铜鼓去指挥第三团。途中，他曾经遇险被国民党团丁抓获，上演了一出几乎让中国革命历史转向的险剧。后机智脱险到达第三团时，在第三团看到省委刚刚发来的《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当时对于夺取长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到了后来，才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跛着脚，一拐一拐来到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时，没有看到前来汇合的余洒度所率第一团，就问团长苏先骏，苏先骏说：“余师长让我们改攻平江，再攻长沙。”他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擅自做主改变了进攻方向，去进攻平江，而且，他们的建议还得到了省委的批准。暴动在即，已经来不及再调整战略部署了，经毛泽东亲自开会部署，第二天，第三团去进攻铜鼓，很快攻下白沙和东门市，浏阳之敌张国威部两个团刚刚打垮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闻讯立即从南坑、仙人庙两个方向夹击过来。毛泽东和第三团还不知道第二团已经失败，正在做群众工作，这时，敌人就打来了。在羊古脑的革命军拼死抵抗，两个连死伤大半，山坡上到处是革命军的尸体，最终掩护指挥机关和革命群众撤退。

据记载，与此同时，有十几个区、县的农民自卫军先后举行了暴动，并努力开赴长沙，进行会攻。但是，长沙敌人何键部已经察觉，并做了准备，农民自卫军不是被打垮，就是闻讯自动解散回家。进攻长沙已经不可能，秋收起义遂告失败。

那几个晚上，毛泽东彻夜难眠，共产国际和党中央部署的秋收暴动，失败得这样快，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下一步怎么办？当时很多人没有看到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还在竭力主张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整顿力量，坚决攻下长沙。

毛泽东认识到，凭这样一支队伍，不可能攻下长沙。

危急时刻，卢德铭的第一团派军需股长陈毅安来找前委，毛泽东喜出望外，立即召见了他，他汇报了第一团作战失利的情况，并代表卢德铭、余洒度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立即写信给卢德铭、余洒度，要他们带领第一团，到文家市与第三团汇合。他想，力量汇集在一起，总是要大些。

在卢德铭及部队赶来之前，毛泽东派出部队，消灭了文家市的民团，为工农革命军会合做好了准备。9月1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开进文家市。随后，卢德铭、余洒度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也开进文家市。

知道第一团开进文家市，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让苏先骏带他去看望该部领导，这时，卢德铭、余洒度等领导已经先来了，他们刚走到毛泽东屋前，毛泽东已经迎出屋门。这些军事领导人，有些在黄埔军校时听过毛泽东讲演，有的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听过毛泽东讲课，还有些人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的面，但也是久闻毛泽东的大名。毛泽东满面笑容，与他们一一握手，卢德铭在黄埔军校见过毛泽东，读过毛泽东的文章，知道毛泽东在中央的地位，也知道毛泽东先前是省委书记，他高兴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毛书记，我们一直在找你啊，今天总算见到你了！”

毛泽东与余洒度握手时，关心地问：“你们来得很快啊！”

余洒度略带幽默地说：“你毛书记连着两道金牌催促，我们能不快吗？”余洒度是主张要立即攻打长沙的，而且取得了该团很多军官的支持。该团军官多是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对革命充满了憧憬和幻想。就在他与卢德铭商量攻打长沙的具体部署时，接到了毛泽东要他们到文家市的信，致使他攻打长沙的宏伟计划夭折，因此他有意见。

毛泽东哈哈一笑了之。他对这些黄埔军官、热血青年抱以厚望，准备以他们作为革命军的中坚。

当晚，前委在文家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师部参谋何长工从农民家里弄来个汽灯，把屋里照得雪亮。

毛泽东先做了个开场白：“很不容易啊，师部成立这么久，今天才第一次面对面地开个会。今晚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走……尽管我们失利了，但是，我们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豪绅阶级，在农村中造成了声势，这也是成绩啊……”

第三团团长苏先骏是前委委员，黄埔四期学生，他首先发言：“我认为，部队稍微整顿后，应该尽快攻下浏阳、平江，直攻长沙，为秋收暴动的上万工农革命军当好主力，带好头！”

总指挥卢德铭也说：“攻打长沙，是秋收暴动的既定方针，无论是中央和省委，事前都有过明确指示，我们还是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办。”

师长余洒度显得有些激动，他说：“省委在9月8日下达了会攻长沙的命令，这也是中央的命令。迄今为止，我们没能实现这个命令，我作为师长是有愧的。我们要尽快发起进攻，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环视了一下，看到毛泽东和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听他发言，他声音突然提高了，大声说道：“9月16日的总攻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不攻下长沙，我们决不收兵，前几天，我们是一个团打一个地方，所以失利了。现在，我们两个团会师了，就像攥起了拳头，大家齐心合力，就能够先取浏阳，再攻长沙！”

余洒度的话很有感染力，另外几个团、营干部，黄埔同学陈浩、韩昌剑、徐恕等齐声附和：“对！打长沙，打长沙！”

大家又把目光投向卢德铭，他是黄埔一期，在这个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

卢德铭把目光投向毛泽东，说：“我看可以部署直攻浏阳，再攻长沙。白天打不进去，可以晚上偷袭……”

早在开会前，毛泽东就与苏先骏谈过自己放弃攻打长沙、向湘南撤退的想法。两个团会师后，卢德铭、余洒度等也明白了他的意图，没想到，一开会，自己还是成了绝对少数。但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顿了片刻，等到会场上安静了，他平静地问：诸位同言反攻浏阳、再打长沙，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我们还剩下多少人和枪？我粗算了一下，包括伤兵在内，一共1600多人吧。而敌人呢——张国威有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驻守长寿街，这还不包括平、浏的几个清乡局。我们这点人马，怎么能打下浏阳、攻下长沙？这还不把老底都赔光！

余洒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难道我们打了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军队不敢打仗，不敢进攻，还叫什么军队！”他想到了黄埔军东征陈炯明时，曾经以少胜多的经验。

又有人附和：

“对，不能因为打了一次败仗就吓破胆！”

“东征时，我们几千人打败了陈炯明几万人。”

血气方刚的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陈浩大声说：“在广州平叛杨、刘时，他们人多，还有工事，照样被我们冲垮了。我们决不会被流血吓倒，也不当逃兵！”

毛泽东不愿意和他争论，说：“知己知彼，是用兵之道。省委制订的计划明摆着不行了。现在的情况，我已经派人给省委去送信请示，但一时没有消息。我们现在既不能蛮干，也不能在这里等待下去。”

他说完，卢德铭说了几句很关键的话：“毛委员所言值得考虑，省委也可能有新的指示。”

卢德铭一直在一线带兵，久经战斗，在部队有很高的威信。他一改变立场，会场倾向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安静下来，等候几位高级领导做决断。

余洒度也是黄埔军校的优秀生，在第一次东征时还立了功。他是坚持要打长沙的。另外，他不相信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你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你指挥军队打过仗吗？你知道士兵的步枪有几斤重，机枪能压多少发子弹？他毫不客气地问：“照你这么说，下一步怎样打算？”

毛泽东回答：“下一步嘛，当兵退湘南，退到湘南的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挺、贺龙北出广东。”

毛泽东的镇定回答使余洒度愣了片刻，兵退湘南，配合老上司叶挺率军北出广东，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败退，他从心里是无法接受的。他又问：“那么，省委和中央那里怎么交代？”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师长的责任。

毛泽东回答：“前委有权临时处置，这个责任由我来负。”

卢德铭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他说：“现在敌人正在集中兵力打我们，长沙守敌也早有准备，而我军初次战斗就损失严重，这是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如果我们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反之，如果我们现在暂时避敌锋芒，到广大乡村去休养生息，待身强力壮之后就可以东山再起，从失败走向胜利……”

他的讲话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会场立即活跃起来。会议最后确定，部队战略转移湘南。散会后，大家立即分头去做长途行军的准备。后来，有资料说毛泽东在文家市确定了上井冈山的方针，这实在牵强。井冈山可以创建根据地，是毛泽东在后来军事斗争中才发现的，同时，也因为后来有了江西省委的情报。

次日一早，在村里仁小学的操场上，部队誓师，毛泽东作了富有热情的动员，他风趣地作了比喻：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破这口大水缸。随后，卢德铭宣布了行军次序，命令出发。

经过两天行军，9月22日晚部队到达芦溪，次日拂晓出发奔莲花南下，但走到岔口时，担任前卫的第三团被敌人的奸细引进了伏击圈，卢德铭率第一团为后卫，听到前方枪声大作，卢德铭判断第三团遭到敌人伏击，时间紧迫，来不及向师部和毛泽东报告，就带领一个连去救援第三团。与敌人交火后，卢德铭看到形势十分严峻，他不顾危险，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迅速抢占制高点还击敌人。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他右胸，他壮烈牺牲。

前来支援的第一连官兵满怀悲愤，与敌人激战，第三团终于突围出来。撤出战场的第一、第三团离开战场约五里路后，碰上了匆匆赶来的师部和毛泽东。瘸着脚的毛泽东看到败退下来的部队，当得知卢德铭牺牲后，悲痛至极，他对着苍天喊道：“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

悲痛的毛泽东命令去找回卢德铭的尸体，并亲自指挥战士们将他安葬。

芦溪一战，第三团伤亡惨重，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工农革命军士气低落，不断有人开小差。毛泽东原先认为，撤退湘南会顺利些，没料到撤退同样不容易。随着打了败仗，战士们不断开小差，余洒度等黄埔军校生与毛泽东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卢德铭牺牲了，大家更难沟通。

余洒度曾质问毛泽东：“我说老毛啊，到底要退到什么地方才是个头啊？我们离长沙越来越远了，还有必要再退么？”

毛泽东批评他：“我们不是开过会了，会上决议兵退湘南，你没有忘记吧？”

余洒度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保留意见的。你是前委书记，在你面前别人有反对意见不敢讲。现在可好，大家跟着你，打一仗，败一仗！……”

毛泽东不愿意和他争论战斗失败的责任问题，他说：“你是黄埔军校高才生，战斗为什么失败，你要反复想一想。我没带过兵，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以后会有答案的。”

毛泽东在争论后的次日，掌握了莲花城敌人守卫空虚的情报，立即抓住时机，率部打了一个偷袭战，将守敌一个连和一个保安团击溃。占领了县城，部队得到了补充，士气得到了提高。

在莲花城内吃午饭的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江西省委书记派来寻找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浏阳义勇队中队代表宋任穷。师部参谋何长工首先见到了风尘仆仆的宋任穷，听他讲明来意后，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正和几个地方党的同志谈话，何长工把宋任穷带进来，作了介绍。宋任穷激动地说：“你就是毛委员？我是江西省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找你的。”

毛泽东很高兴：“哦，快坐下，泽楷同志带来了么子话？”

宋任穷说：“他对我说，你去追上去告诉毛泽东，要他们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说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毛泽东：“这些事，信上都写了。”

毛泽东看过信，更加坚定了对原先撤退方向的选择。随后，前委又召开会议。会议上，黄埔军校出来的几位领导好像事先统一了意见，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陈浩等再次对南撤提出反对，毛泽东一面给他们讲道理，一面把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信给他们看。这样，才说服了他们，使南撤的战略得到执行。

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退却过程中，在三湾休整了几天，毛泽东与余洒度等商量过，又召开前委会，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改编。部队经过几次失败，只剩下700多人，为了便于作战，毛泽东建议改编为团，下设七个连队。大家表示同意。在研究军事领导的人选时，毛泽东提出：在座的几位同志大都是前委委员，前委乃军中领导机关，因此，大家都不担当具体职务了。大家同意后，又商量团长人选，余洒度说：“我看团长让陈浩当合适，陈浩同志是黄埔一期的，能力强，懂军事。”

随后，前委会决定了主要干部名单。陈浩为团长、徐恕为副团长、韩昌剑为参谋长，黄子吉为一营营长。这几个人都是黄埔同学。

在三湾改编中，深思熟虑的毛泽东着手在部队内建立党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并提出了不愿意干的可以走，发给路费，但枪不能带走的规定。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部队精悍多了，继续向井冈山开进。

但毛泽东与余洒度等军事干部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部队宿营古城的时候，毛泽东召开扩大的前委会，针对秋收起义的方针、各团的作战失利经过，以及军官平等问题（当时军官吃小灶）总结教训，提出批评。但是余洒度错误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揭自己的伤疤。会议开始不久，他重重咳嗽一声，没打招呼，愤然退场。苏先骏看到了挪挪屁股，也要走，被团长陈浩拦住了。毛泽东看在眼里，没有理睬，照样开会。古城会议开了两天半，除了军队自身建设问题外，还着重讨论了对待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问题。最后，大多数人同意了毛泽东的看法，即团结改造他们。否决了消灭农民武装的偏激意见。

就在余洒度罢会的时候，接到了湖南省省委书记彭公达写给毛泽东和余洒度的一封便信。信中说，对取消进攻长沙的事，马也尔（苏联驻长沙领事）大光其火，中央也要追究（放弃进攻长沙的）责任，望毛泽东速去汇报，指令部队暂住湘赣边界待命。

散会后，毛泽东去找余洒度，余洒度把彭公达的信交给了毛泽东，他内心指望毛泽东离开部队去汇报，自己好掌握部队。没想到毛泽东看过信后，淡淡地说：马同志大光其火，中央也要追究放弃攻打长沙的责任，我早已做好了准备。

余洒度惊讶地问：“你不回长沙去汇报？”

毛泽东断然说：“我不离开部队。不过，我会派人去把这里的情况向省委作出详细报告。”

余洒度说：“部队在这里待命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思，这我们总要执行吧？”

毛泽东说：“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前委已经开会研究过了，我也正与茅坪的袁文才联系。我们就在这一带团结农民武装，壮大自己。”他用手指指远处的崇山峻岭。

余洒度气得脸涨红：“苏先骏同志已经给你说过了，我也谈过自己想法，袁文才、王佐他们是绿林帮，是土匪，我们要寻机消灭他们。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搞到一起？”

因为刚刚开过会，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因此他说：“三山五岳的土匪多着哩，哪个朝代能消灭掉？我们就是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的队伍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余洒度火了，开始直呼毛泽东的姓名：“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精神非常清楚，你如果不执行，是要承担后果的。”

毛泽东格外冷静地说：“承担么子后果？坐班房、撤职、杀头？不会吧，我们总是要一起革命的。”毛泽东这样说，是相信以后见到瞿秋白和中央其他同志，事情是能够说得清的。他对中央内部情况要比余洒度清楚得多。对于共产国际，毛泽东是既不轻易否定，也不愿意盲从，几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共产国际并非都正确。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应该比外国人清楚，特别是局部的事情。(www.daowen.com)

余洒度气得一跺脚走了，去找他的那些黄埔军校同学。

当晚，毛泽东让陈浩与自己一起听联络人龙超清汇报与农民自卫军指挥袁文才联系的情况。经过几次联系，驻扎茅坪的袁文才已经同意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合作了，毛泽东意见请他来面谈。龙超清汇报中说，袁文才提出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见面。

陈浩本来就对这件事情有看法，说：“讲好了来古城见面，怎么又改到了半路，其中必有奸诈。”

龙超清赶紧解释：“没有！没有！”

毛泽东说：“在大仓见面，要得，要得。”

事情敲定后，半夜里，陈浩又来找毛泽东，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排的兵力，明天一起去。”

毛泽东说：“不用，你、我、龙超清三人就行了，另外，你准备100条枪。”

陈浩疑惑地问：“准备枪干什么？”

毛泽东说：“送给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初次见面，总要有见面礼哟。”

陈浩虽然不同意，但还是照办了，次日一早他去找苏先骏。原先的第三团已经改成了第三营，因为该营开小差的人多，富裕的枪支也多，行军时雇挑夫挑着。陈浩找到苏先骏，说到毛泽东让筹备100条枪，没想到苏先骏一下子跳起来：“给土匪送枪，没有，半条也没有。要是余师长调枪，300条也有。”

陈浩急得满地乱转，最后，直接去找第三营张子清营长。张子清听罢，立即准备了100条枪送去了。

随后，苏先骏去找毛泽东说理。结果，毛泽东已经带着枪走了。他又去找余洒度，发过牢骚后他说：“余师长，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要走。”

余洒度说：“也好，你可以先到长沙找省委，告老毛一状。告准了，你再回来。告不准，就去中央告他。”

“好，我现在就走。”苏先骏没见毛泽东的面，不辞而别。这是红军初创时期第一个与毛泽东分道扬镳的黄埔军官。

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非常成功，工农革命军很快进驻了袁文才占据的茅坪，安置了伤病员，有了立脚之地。经过简单休整，部队开进宁冈县城。毛泽东决定向酃县出击，战士们听说要打酃县，士气大振，连情绪低落的余洒度也来了精神。可是，就在队伍开进酃县县境后，忽然接到袁文才送来的急信，内容是工农革命军已经引起湖南敌人的注意，茶陵的敌军正循迹追来。

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他把袁文才的信给大家看过后说：“我们本来计划消灭酃县的挨户团，可现在茶陵的敌人到了我们背后，我们就要腹背受敌，诸位看怎么办？”

参谋长韩昌剑说：“我们突然袭击，消灭酃县的敌人，这样就主动了。”

第一营营长黄子吉说：“我们第一营打酃县，第三营打身后之敌，完全可以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

余洒度说：“我们立即提前攻城，攻其不备，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毛泽东说：“我们的意图酃县敌人已经得知，已经谈不上攻其不备。我看当打则打，当撤则撤，我建议放弃这次战斗计划。”

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和黄埔军校的几位军官发生了矛盾，最终毛泽东作出决断，放弃了作战计划。次日，工农革命军改变行军方向，傍晚宿营到井冈山西南脚下一个叫水口的小村子。

晚点名时，没有了余洒度。他也不辞而别。据说在走前，他与黄埔同学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有过一席谈话，可惜内容已经无法知晓了。但是，他的出走，在黄埔军官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余洒度。

同时，部队从缴获的报纸中知道了叶挺、贺龙的南昌起义失败，再度在工农革命军中引发了悲观失望情绪。

闻知余洒度出走，毛泽东并没有惊慌，大敌之前，他镇定自若，制订了趁敌人老巢空虚，奇袭茶陵县城的作战方案。他命令团长陈浩、第一营营长黄子吉、第一营党代表宛西先带领两个连，作为右路，连夜行军百里去袭击茶陵县城。攻克茶陵县城后，在茶陵、安仁一带农村打土豪、做群众工作。自己则带领其他人马作为左路，待敌军罗定部退军后，沿井冈山南麓向遂川方向游击。

陈浩和黄子吉、宛西先带领部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果然一举拿下茶陵县城。敌团长罗定闻讯，急忙返回救援。陈浩和黄子吉、宛西先则带领部队退出至潭湾，按照毛泽东先前的安排与当地游击队接上头，白天打土豪，晚上打游击。

很快，毛泽东接到了陈浩和党代表宛西先的汇报信。毛泽东大喜，随即带领左路团部和第三营向茶陵方向行动，力图与右路部队会合。没想到右路部队进入遂川夜晚宿营大汾村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深夜里四处都是枪声，不知道来了多少敌人。危险时刻，特务连连长、黄埔军官曾士峨带着几个战士掩护毛泽东突围，因山高路险，毛泽东在途中被竹子刺伤了脚。后又碰到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带领的几十个人，大家会合在一起，算暂时脱离了危险。次日，毛泽东派出侦察员多方打听，找到了带领第一连突围的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但第三营的三个连跑得不见了。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一路上怨气不断，抱怨毛泽东不该把部队往深山里带。

前进途中，毛泽东知道到了农民武装王佐的地界。他一边派人去找跑散的第三营，一边派人去联系，做团结王佐的工作。毛泽东想的不是打个胜仗，而是尽快找个根据地。部队没有安全休整的地方，不但粮秣没法补充，伤员也无法安置。经毛泽东精心安排，终于和王佐联系上了。后来，毛泽东亲自去与王佐谈，并送给他们100支枪做礼物，终于赢得了王佐的信任。

毛泽东率领残部进入茨萍第二天，因为突围中连夜奔波，脚伤发炎并全身发冷发烧。王佐很着急，派来轿子非要毛泽东去茅坪袁文才处治病。毛泽东拗不过王佐的热情，决定带特务连回茅坪。留下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带领第一营第一连驻守大井，联系遭敌袭击后不知去向的第三营，并想办法与在茶陵一带打游击的团长陈浩、营长黄子吉等人联系。

毛泽东到袁文才处后，脚伤不能走动，加上发烧发冷，只得治病，实际上暂时放弃了军事指挥，这样，就形成了对黄埔军校出身的几个主要军事领导人失控的局面。几个黄埔生之间很快取得了联系，团长陈浩找他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参谋长韩昌剑满腹怨气地说：“老毛不听我们的，他自己又没有上过军校，不懂军事，也不关心军事。整天往连队跑，搞什么发展党员，结果搞得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弄得这样狼狈。部队被打散了，损失了一两个连还是轻的，我们差一点儿被敌人活捉。”

副团长徐恕说：“自己打了败仗不说，又去联系土匪王佐，口子开得蛮大，一次就送了100条枪。”

陈浩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心里蛮有主意。他一直也在考虑工农革命军究竟奔何处去。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确定，不能跟着毛泽东在这深山老林里耗下去了。打土豪是打仗吗？所谓筹粮筹款，与那些山大王有什么区别？这样下去，不当土匪就得饿死。他们下定决心：瞅机会把部队拉走。

毛泽东病好些了，又召开前委会，根据敌人大部分被调出茶陵的变化，提出二次占领茶陵县城的设想。他特地提出，这次要不同于上次，这次是全团集中力量占领茶陵，建立工农兵政权。前委会同意了他的意见。因为毛泽东脚伤未好，行动不便，决定由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带领团部及四个连队和特务连出征。对他们抱着厚望的毛泽东亲自给他们画出行军路线、进攻方向。然后冒着雨，拐着脚来为他们送行。

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8日攻入县城，又在赤卫队的协助下占领县衙门，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狼狈逃窜。

陈浩等人大喜，进入县城后露出旧军队的陋习，向商会摊派、吃喝玩乐，全然没有按照毛泽东布置的进行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第一营党代表宛西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毛泽东很快回了信，要陈浩迅速成立工农兵政府，部队分散到附近农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陈浩接到毛泽东的信，知道是宛西先反映的情况，又气又恨，副团长徐恕愤愤地说：“他是毛泽东的人，我们要多提防，如果有机会，就把他干掉。”

出于无奈，陈浩等很快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成立了县政府，谭震林担任了县政府主席。县政府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开始发挥作用，发动暴动，清算土豪劣绅。

这时，陈浩等人加紧了把部队拉走的步伐。他们决定向西去，离开罗霄山脉，离毛泽东越远越好。可是，必经之路安仁有国民党第十三军的一个团。但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是他们黄埔时的代理校长，陈浩就秘密给方鼎英写信“借路”。事情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在此期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毛泽东的三弟、黄埔军校生毛泽覃被朱德派来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联系。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失败部队从三河坝退出后，向闽西赣粤边转移，到达汝城、崇义一带的山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部队弹尽粮绝，没有药品，士兵们都穿着破烂衣服。不得已情况下，朱德利用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自己讲武堂老袍泽的关系，以他们第一〇四团的名义暂时隐蔽下来了。范石生还给他们发了棉衣，补充了弹药和粮饷。朱德现在想找一个既能屯兵，又能打仗的地方。长期隐蔽在军阀手下，总不是长远之计。他派毛泽覃来问毛泽东，井冈山行不行。其次，毛泽覃和南昌起义部队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隐藏的时候，碰到了一支队伍，就是张子清带领的第三营。第三营基本上损失不大。这个营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各连建立了党支部，他们在大汾遭敌袭击后阻击了一下，就突围了。后来也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隐藏了几天，然后告辞了朱德，转战到桂东去了。

得知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下山赶赴茶陵，以便与朱德和张子清带领的第三营联系。同时，根据宛西先的反映，认为有必要解决一下军队领导人中不良倾向的问题。

就在毛泽东一行赶往茶陵的时候，茶陵已经开始了战斗。敌罗定闻知老巢茶陵被工农革命军占领，立即从李唐一线撤回，直奔茶陵。因为敌人来得突然，陈浩、徐恕正和第一营党代表宛西先正商量战事，部队已经与敌人交上火。几个人当机立断，立即由宛西先带领两个连队占领了一个制高点，抗击敌人，城里刚刚成立的政府等机构紧急组织撤退。

就在危机时刻，敌人侧翼响起枪声，进攻之敌遭到突然袭击，产生了惊慌，暂时退却。原来是张子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三营赶来了。他们在大汾遭到敌人袭击，与毛泽东和团部失散后，辗转几日，后与隐藏在国民党第十六军的朱德取得了联系，一同隐藏了几天。再后来转到桂东山区，当闻知工农革命军打下了茶陵，立即兴冲冲地来会师。到了茶陵，正赶上第一营的两个连与敌作战，他们就投入了战斗。

敌人暂时退却后，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的行动。目前敌众我寡，县城是守不住了。张子清、宛西先首先提出尽快返回井冈山。

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营长黄子吉决意趁此机会把部队拉走，陈浩正在秘密和酃县的国民党团长联系“借路”事宜，但没有确切答复。他们假装同意部队撤回井冈山，暗地里做了布置。

部队出城后，发现河面上的浮桥被拆掉了，尖兵立即掉转了方向，返回东城门出城。宛西先发现不对劲，立即派人去向毛泽东报告，同时找到陈浩质问：“为什么把浮桥拆掉？”

陈浩故作掩饰道：“浮桥是上午拆的，为了背水一战。我们出东门，无非就是绕几里路。”

部队出了东门，走不多远，陈浩就下令改变方向，向酃县方向前进。第三营营长张子清也发觉不对，和宛西先一道拦住陈浩问：“安仁有国民党第十三军，你怎么要去安仁？”

陈浩看到企图已经被识破，干脆露出凶相，他掏出手枪说：“老子就是要去安仁，你们都得跟着去。”

宛西先一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赶紧去掏枪。副团长徐恕等人早在一边待命，听到陈浩一声令下，立即一拥而上，缴了张子清、宛西先的枪，将他们捆绑起来。部队一阵骚动，但在陈浩的强令下，继续向酃县方向开进。

毛泽东一行接近茶陵时，恰巧碰到了宛西先派来报告消息的人。当听说队伍有被陈浩阴谋拉走的可能后，毛泽东也急了，带着毛泽覃和派到袁文才部当连长的陈伯钧（黄埔学生）共八人急忙追赶。他脚伤未愈，越走越痛。毛泽覃赶紧从村里找了一套滑竿，抬上哥哥毛泽东。这样，傍晚在湖口村追上了队伍。

部队吃过晚饭后正在集合，毛泽东等人的到来，引起一阵剧烈的骚动。有人小声说：“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

被捆绑着的宛西先、张子清也看到了毛泽东，大喊“毛委员”。

毛泽东跛着脚，快步走去。不远的陈浩、徐恕也看到了毛泽东，不禁大惊失色。他们刚想溜，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和陈伯钧已经将他们拦住。

宛西先喊道：“他们要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

毛泽东一边示意给宛、张松绑，一边大声喝道：“把他们捆起来。”

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和陈伯钧立即带人上前，将陈浩、徐恕捆了起来。

陈浩叫道：“我是团长，你凭什么捆我？”

毛泽东说：“你是团长，你好大的胆子，你要把革命军往哪里带？”

陈伯钧也是黄埔军校生，但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说：“这分明是要投敌去嘛！”

毛泽东环视了一周，问：“黄子吉呢？”

宛西先说：“黄营长带着几个人先走了，肯定是去与国民党联系了。”

毛泽东生气地说：“你带一个排去，把他们追回来，谁不回来，立即处决。”

陈浩毫无畏惧，他对毛泽东说：“毛委员来了，把话说明也好。你这样干涉我们的指挥权，没办法干了，我向前委辞职。”

副团长徐恕也跟着说：“我也辞职。”

毛泽东吸了口烟，脸色格外严峻，半晌，他说：“你们已经不是辞职不干的事了，我代表前委宣布，现在就解除你们的职务。”

陈浩一改过去沉默寡言的习惯，竟然大笑了两声：“谢天谢地，毛委员恩准。我要是贪恋这个团长就是孬种。这里不革命，我去哪里不能革命？我马上就走！”

副团长徐恕也说：“谁想回井冈山谁就回吧，我再也不去与土匪为伍了。”

毛泽东用眼睛扫了一眼二人，平静地说：“要走么，没那么简单，你们必须听候工农革命军的审查。”

徐恕质问道：“你过去宣布的原则，想走则走，愿留则留，还算数不算数？”

毛泽东说：“这要看问题的性质而定。我宣布的那条原则，只适应革命的和暂时不革命的同志，而不适应革命的叛徒。”

宛西先带着一个排飞快地追了上去，不多时候，将黄子吉他们追了回来。毛泽东命令部队立即掉转方向，急行军开向井冈山。

进入罗霄山脉的竹林里，气氛才稍微放松一些，党代表宛西先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几个人的情况，并且将缴获的陈浩给国民党军长方鼎英的信交给毛泽东。张子清也同毛泽东谈了对事情的看法。心情十分沉重和矛盾的毛泽东，对于事情的处理方法，渐渐理出了头绪。

当夜，在途经的祠堂里，毛泽东召开了扩大的前委会。前委委员和扩大的几个党代表都表示坚决拥护解除陈浩等人的职务。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揭发了陈浩等人的罪行，从屡屡不执行前委的命令，到反对在连队建立党支部，从在茶陵吃、喝、玩、乐、打骂士兵，到派人送信给原黄埔军校代理校长、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等，问题越说越多，毛泽东越发觉得问题严重。

一直驻守在宁冈的参谋长韩昌剑得知事情败露，情知也少不了自己的干系，干脆铤而走险去救他们。当他半夜悄悄去关押房时，看到哨兵不在，就去开门，被早有埋伏的特务连战士一拥而上，当场拿获，也被关押起来。

此后，毛泽东组织了特别法庭，对陈浩等四名黄埔军官进行了审判。经过法庭调查和取证，给他们定下了八大罪状：反对毛委员，进行阴谋活动；把队伍私自拉走，有投敌行为；反对党支部建在连上；反对建立士兵委员会和施行军事民主；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生活腐化，在茶陵大吃大喝；对抗打游击、打土豪；攻击工农革命军联合袁文才、王佐是“土匪路线”。

最后，以特别法庭的名义判处陈浩等四人死刑。

宣判完毕，毛泽东问陈浩等人：“你们还有么子话好讲？”

陈浩非常平静，他说：“我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既然你们要定我死罪，要砍要崩随便吧。我有一个要求，我死后，用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遮掩身体。”

有人说，你们叛变革命，还想沾污革命军的旗子。这不行！

毛泽东没说话，又问了其他罪犯，然后摆摆手：“带走吧。”

陈浩等四人被处决后，宛西先等人来报告。毛泽东问：“他们还说什么了没有？”

宛西先说：“没说什么。陈浩在唱歌。”

毛泽东有些惊讶地问：“唱什么歌？”

宛西先说：“唱《国际歌》。”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毛泽东说：“埋葬时，给他尸体上盖上工农革命军的旗子。”

宛西先看看毛泽东严峻的面容，想问没敢问，带着战士去执行了。

毛泽东下令处死陈浩等人，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战场纪律，擅自将部队拉走，因为战场上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都可能葬送红军。这种行为，在任何军队都是不允许的，可以说是罪不可赦、必须严惩。

毛泽东命令给陈浩尸体上覆盖军旗，是还承认他是革命同志。可见，毛泽东对于特别法庭判定的“投敌”等罪状是不赞同的。但是，在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也只能这样处理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这样处理，无法巩固新生的红军，无法巩固刚刚开始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

一个红军初创时期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一次黄埔学生“左派”幼稚病与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对决。事实证明，黄埔青年要成熟起来，还要走很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