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汉，武汉一下子成了新的革命中心，吸引着各地的年轻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部分师生耳闻目睹了蒋介石的种种罪行后，认识到蒋介石是“昔日校长，今之校贼”。因此，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学三天就提出了“一切权力要属于党”的政治口号，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驻湖北一带的各期黄埔学生召集大会，表示拥护中央权威，并选出三名代表，给蒋介石送去《驻鄂黄埔各期学生给蒋介石报告书》，列举了八大事实、六条建议，指出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滥施职权，造成“党国危机，纷纭四作”等，要求蒋介石“通电引咎，以谢党国”，蒋介石看了怀恨在心，发表了《告黄埔各期同学书》，百般狡赖，进行反扑。由于蒋介石决心反革命，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又发表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学生复蒋校长书》，该书全文5500多字。指出蒋介石的《告黄埔各期同学书》是“一篇根本动摇革命的话”。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要自立“中央政府”和重新筹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南京，以与当时设于武汉的中央政府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相对抗，并作了《杀到武汉去》的反共演讲，完全暴露了他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

广州发生“四一五”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的“清党”事件后，广州的黄埔军校就被广州的新军阀把持控制了，他们发出了拥护蒋介石的各期同学书。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以后，广州黄埔军校派代表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拥护国民党“清党”运动和庆贺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的大会，发表了拥护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宣言。

面对蒋介石的公开叛变，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武汉国民政府宣布罢免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并且发表了讨蒋声明。广大黄埔师生对蒋的公开反共也极端不满，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质问蒋介石为何反共，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他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件发生后，受中共中央委派遣，聂荣臻和李立三通过关系，搭乘宋子文的船顺江而下寻找周恩来。到上海后，他们协助周恩来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善后事宜，把大批骨干队员转入秘密状态，或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因为中共中央要在武汉召开“五大”，周恩来、聂荣臻、李立三都是代表，他们将事情处理差不多了，遂决定离开上海到武汉。此时，上海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聂荣臻等化装后，由保卫人员护送，在虹口码头搭上一艘英国轮船，他们在船舱躲了两三天，直到轮船过九江后，才松了一口气。到了武汉，周恩来立即参加了党中央的工作。那时，中共中央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十几天，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及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才能得到了党内的认可。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秘书长。5月25日，周恩来列席中共中央第十次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任军事部部长（当时叫军人部部长），必要时可以列席常委会，当时常委只有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三人。5月29日，中央又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任中央常委职务。这样，周恩来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

但是，武汉的形势日趋紧张，汪精卫等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严重动摇，并逐渐走向反动。5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训令，诬蔑长江流域的工农运动“幼稚”。训令要国民政府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和制止工人的“过度要求”，严禁工人纠察队继续活动。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又发出保护地主、富农的所谓“贵绅”训令。不久，又命令各级政府严禁土地革命。5月底，解散了湖北省黄冈和黄陂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

不久，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正当许克祥部在长沙大肆屠杀工农时，武汉国民政府竟发出了一道保护军人田产和军人家属的训令，并且为许克祥的叛变辩护。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和鲍罗廷也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甚至认为，“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下达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的命令，给准备围攻长沙的农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瓦解了群众斗志，助长了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马日事变”成了宁汉合流的信号。

6月29日，在汪精卫的指使下，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言论，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并把军队移驻汉口，准备屠杀共产党人。此时，国民革命军发展到30多个军，但共产党掌握的基本上没有，不可能进行反击，因而失败不可避免。(www.daowen.com)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集团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陈公博等17人。会议通过了“分共”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于是，汪精卫等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同时，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等所有革命团体，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在大革命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黄埔军校也发生了变化。

1927年7月20日，黄埔五期学生1400多人奉命从广州黄埔军校开赴南京。8月15日，召开毕业典礼，典礼大会上，由何应钦代蒋介石发毕业证书，并且宣誓反共。

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共产党员恽代英也主持了第五期毕业典礼。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加上当时宁汉分裂造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使武汉分校的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了下来，武汉军校第五期学生800人，于7月18日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了毕业仪式后，毕业生大多数被分配到贺龙和叶挺部队中去工作。7月下旬，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接收，在校学生被编为学生教导团，后来又改为第四军教导团，由叶剑英兼任团长。这支力量后来由叶挺率领，南下参加了广州起义，在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广州起义失败后，该团撤退到花县，改编为红军第四师。随后又开到海丰，和当地的农民军会合。

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黄埔军校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招了六期学生，共1.2万余人。这1.2万多名学生，在统一、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北伐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共合作破裂后，这批学生也随之分成了两派。一部分跟随着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军校从一开始就处于蒋介石担任校长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致使蒋介石在这里培植了自己的一批亲信，更有多数人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中形成了一个黄埔系，成了蒋介石的嫡系力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的破裂，黄埔军校的学生各奔西东，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各自在战场上，上演了悲壮的历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