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黄埔军校在革命初期取得节节胜利，但内部的斗争也在一直激烈地进行着，贯穿于创校及发展过程始终。这种斗争是国共合作内部的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在军校内部的反映。

在军校建立之初，这种分歧并未公开，因为当时国共合作是军校内部国共关系的主流，所以在学生中并没有形成相互对立的政治派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黄埔两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出现，使两派两种思想的分歧走向了顶点。

第一次东征途中，王柏龄指使贺衷寒等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东征军集会上，对李之龙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进行人身攻击，致使双方由争吵而发展到互相斗殴的严重事件。蒋介石在接到报告后，表面上假惺惺自责一番，却没有追究领头肇事者贺衷寒的责任，反而将受害者李之龙调回黄埔军校。蒋介石偏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行为，在军校师生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周恩来闻讯后，指示蒋先云等人发动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集中力量打击王柏龄，以此来警告蒋介石。于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动黄埔军校师生，公开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背叛孙中山遗训的种种罪行。由于证据确凿，王柏龄无法抵赖，蒋介石也不敢公然庇护他，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威信扫地，孙文主义学会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这些并没有打消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念头，并且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蒋介石自忖羽翼渐丰，除了明里暗里操控制造一些国共摩擦事件之外，更对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动起了脑筋。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总指挥部和总政治部进驻汕头，蒋介石和周恩来同住连兴里适宜楼办公。蒋介石住一楼，周恩来住二楼。1925年12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突然邀请周恩来一同前往潮州，说是去探视部队。到潮州后的第二天早晨，刚刚吃过早饭，蒋介石又告诉周恩来：“我要在饭厅召集大会，请周主任出席。”说完便匆匆离去。

蒋介石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他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是在攻克惠州城后不久，蒋介石提出，要周恩来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以及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单交给他。周恩来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的企图，严正指出：“此事关系到两党大事，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蒋介石不软不硬碰了个钉子，怏怏而去。

在潮州，蒋介石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的举动，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一定在背后搞阴谋，便不动声色地提高了警惕。

12月8日上午，蒋介石在潮州西湖公园的大饭厅，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各级政治部职员、各级党代表会议。会议开始前，蒋介石笑容满面地拉着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上，一改平时气势汹汹、横眉立目的样子，摆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架势，操着宁波官腔说：“今天是东征胜利后召开的各级党代表会议。东征胜利了，广东也实现了统一，下一步，我们就要按照先总理生前的遗愿，去完成北伐大业。北伐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取得北伐的胜利。”

说着，蒋介石偷偷斜睨周恩来一眼，见他神态安详，正襟危坐，一脸坦然，便突然一转话题，故意挑起两党关系问题：“我们队伍中有国共两党的同志，如果大家认为两党齐心，那么我们就要很好地合作下去。如果认为互相有矛盾和摩擦，那又应该怎么办呢？请同志们随便发表意见。”

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马上就意识到，蒋介石是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利用两党关系制造矛盾，大作反共文章。他不动声色，静观事态发展。

蒋介石话音刚落，早有准备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便纷纷抢着发言。倪弼倚老卖老，危言耸听地说：“我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就让我先说吧。两党同志常有摩擦，这怎么办呢？我认为，叫共产党去信仰国民党，或者反过来，都不大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只可以作为在野党，继续与我们合作。”

这边话音未落，贺衷寒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说道：“今天的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来的，说你们共产党是客人或是主人都不像。国共毕竟是两个政党，迟早要分道扬镳，而迟分则不如早分。”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代表也纷纷发言，批驳倪弼、贺衷寒等人破坏国共合作的谬论。这时，第二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站了起来，他一针见血地说道：“国共合作的分与合，都应从革命的前途和大局来考虑。目前两党虽有矛盾，但可以调和。今天我们才占有广东，北方还有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等军阀虎视眈眈，敌人力量比我们要强大得多。北伐在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应该精诚团结。现在根本就不是讨论分合的时候。”

蒋先云的战友、第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共产党员许继慎紧接着发言，他指着蒋先云大声地说：“在第一次东征时，他带队冲锋，两次受伤，伤痕犹在，人所共睹。共产党员唐同德营长，冲锋在前，壮烈牺牲。共产党员的连、排长牺牲更属常见。就我本人来说，攻惠州时，我不但立于城下指挥，而且亲自爬城。如果说我们是客人，那么就根本不需要做这些牺牲。相反，攻城指挥官某团长却在敌人的炮火下，从阵前逃走，而他正是一名国民党员。不过，那也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校长已处罚了他。所以，这不仅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忠实不忠实的问题。”许继慎的发言，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开了半天，讨论越来越激烈。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蒋介石见时机已到，便利用黄埔军校校长和东征军总指挥的职权，亲自出马，以调停人的姿态，假借调停之名规定了两条限制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活动的措施：“一、校内准共产党员的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但准国民党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不准；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而加入共产党着须向特别党部声明，请得照准。”

当天傍晚，蒋介石又客客气气地同周恩来一道乘船，从潮州返回汕头。

回想起会议上的情景，周恩来已经深切地意识到，潮州的会议其实只是蒋介石放出的一个信号，限共、反共已经开始。

从潮州回到汕头后，周恩来立即召开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主要成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校以上的共产党员开会，通报了潮州会议的情况。周恩来说：“蒋介石这次拉我到潮州开会，搞了突然袭击，事先我一点也不清楚。我本想发言驳斥他，揭穿他的假面具，但看到同志们发言已达到目的，同时也为了更有利于两党合作和今后斗争，我便保持了沉默。大家应该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他不会就此罢休，更严峻的斗争就要到来了。”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周恩来从汕头赶回广州，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商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大会在国民党中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使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占优势。他们还拟定在大会上开除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针对蒋介石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把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全部撤出，与左派汪精卫组织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

但是，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对全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以中央的名义来电反对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商定的计划。并多次写长信给中共广东区委，指名要把蒋介石、戴季陶、孙科等选为中央委员，认为这样可以“团结”国民党，结果丧失了进一步取得优势的时机，助长了右派的气焰。1926年1月1日至20日召开的国民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了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在二届一次中央执委会上，蒋介石又当选为九名常委之一。从此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文一武，并列为国民党两大首领。

2月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2月2日，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拉着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以“解决本校党务纠纷”为名，召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强行推出了四项决议。决议貌似公平，但实际上，仍然是限制共产党。通过四项决议后，蒋介石实际上已取得了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控制权，从此两学会一切活动都要听命于蒋介石。但其实蒋介石的目的远不止于控制两会，更重要的在于打击共产党。

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不可避免地与汪精卫产生了矛盾。在国民党内，通过二次东征，蒋介石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除此之外，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与汪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且在此情势下，右派分子不断散布共产党和汪精卫要联合倒蒋的政治谣言，更加重了蒋介石的疑心。面对这样的情形，蒋介石决定通过一系列手段试探汪精卫，看汪精卫的反应。然而貌似精明的汪精卫，竟没察觉出蒋介石的用心，反而以军事大事由蒋做主为由，草草了结此事。

这一时期，鲍罗廷、加伦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共产党领导人，大部分都离开了广州，广州出现了国民党右派势力大、中派少、左派孤立的局面。汪精卫的软弱无能，更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导致蒋介石冒险发动反共倒汪的“中山舰事件”，从而使国民革命军面临分裂的危险。

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使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30分，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主任孔庆睿接到报告，有一艘货轮“安定”号在广州外海洋面遭到海盗的抢劫。他当即命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与海军局联系，派军舰前往保护。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奉命用电话请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负责办理派舰一事。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到电话后，立即报告了办事处主任兼交通股股长欧阳钟。欧阳钟便亲自前往海军局交涉派舰。此时早已过了办公时间，李之龙已离开了海军局。海军局值班军官见事情比较紧急，便派了一名传令兵领着欧阳钟前往文德路李之龙的寓所。又逢李之龙不在家，欧阳钟便对李之龙的新婚妻子说：“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说完，留下作战科邹科长给李之龙的一封信便回去了。

李之龙晚上回到家中，拆开邹科长的信一看，见信中写道：“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艘决定一艘。”

由此不难看出，由孔庆睿发出的派舰命令，已被欧阳钟蓄意矫造成蒋介石调军舰去黄埔的命令。而这封最能为李之龙作证的信，却在事变发生后，陈肇英派人到李之龙家搜查三次后翻出，被拿去销毁了。

李之龙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阴谋，看完邹科长的信后，他便去住在对面楼的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家商量派舰一事。谢崇坚告诉李之龙，他的军舰刚出航回来，有些机件损坏，现正在修理，短时间内无法开航。李之龙只好决定派中山舰去黄埔岛。过了一会儿，宝璧舰黄舰长拿着邹科长的信来找李之龙，请他下达派舰命令。李之龙就写了两份同样的命令：“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一份给了黄舰长，另一份命令他派人送给了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至此，懵懵懂懂的李之龙已完全落入别人设下的圈套之中。

事有凑巧，以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文诺夫斯基（在中国化名布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也在这一天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发了愁，邹科长献计说：“听说蒋校长昨晚回到省城，可能住在卫戍司令部，能否请示他调回中山舰？”

李之龙原以为调舰命令是蒋介石从黄埔岛发出的，因联系不方便，昨晚也未向蒋介石请示。现在听邹科长说蒋介石就在广州，当即拿电话要通卫戍司令部，向蒋介石请示：苏联使团要参观中山舰，可否调该舰返回广州。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命令邹科长拍发电报，要中山舰立即返回广州，接待苏联使团的参观。

当天晚上，代理舰长章臣桐到李之龙寓所汇报时，讲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告诉李之龙，中山舰今晨5时起锚，6时左右便驶达黄埔岛。当他去黄埔军校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到并请示任务时，邓演达却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调派军舰的事，也未发布类似的命令。李之龙听后，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但并未引起他的警觉。

3月19日上午，蒋介石因同一个人三次给他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军校而感到纳闷。同时他对中山舰没有得到他的命令而开回广州一事，感到十分不安。疑心重重的蒋介石这回彻底相信了王柏龄等人的话：共产党人要陷害他，要将他劫上中山舰，强迫送他去苏联海参崴。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感到恐惧，准备乘船先躲到他认为最安全的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当他乘车来到码头后，在随车同行的机要秘书陈立夫的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调兵镇压。

当天深夜11时左右，蒋介石在卫队的严密保护下，从卫戍司令部来到位于广州越秀南路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军经理处，紧急通知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五团团长蒋鼎文、第六团团长惠东升、第一军经理处处长徐桴、东征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马文车和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等人开会。等人员都来齐后，蒋介石坐了下来，叫着王柏龄的名字说：“茂如，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王柏龄故作神态严峻，言之凿凿地说：“我得到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李之龙，诱骗校长乘舰回黄埔，在途中劫去校长，直驶海参崴转送俄国。此刻中山舰启动且戒备森严，就是明证。”

接着，蒋介石紧绷着脸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生死，自不足惜，而党和革命的存亡，则刻不容缓。我身负卫戍重任，不能不负起责任。现在宣布全城戒严，立即平叛。各位同志都是总理的忠实信徒，也是本校长的忠实同志，务必遵守命令，即刻行动。”随后，蒋介石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蒋鼎文负责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的武装。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和苏联使团、共产党的机关。最后，蒋介石严令：如果共产党人开枪反抗，立即以靖乱的名义予以镇压。

3月20日凌晨3时，李之龙和新婚妻子在甜梦中被巨大的叩门声惊醒，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来，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架着就往外走。不一会儿，李之龙就被押到万福路第二师办事处。在这里，李之龙见到了被抓来的章臣桐，彼此互相探询，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士兵剥下李之龙的外衣，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蒙住他的双眼，并用驳壳枪把两条手巾塞进他嘴里，然后命人把他押送到第一军经理处。在经理处，徐桴对李之龙进行了简单的审问。

李之龙此时才恍然大悟：自己遭到别人陷害了。徐桴把李之龙单独关进一小屋内，用几条粗绳把他的手脚都紧紧绑住。后来把李之龙押送到造币厂，由第六团监押。第二师党代表缪斌以集合该师全体官兵训话为名，当场逮捕了团党代表胡公冕等40多名共产党员，也送到造币厂看押起来。

3月20日上午10时，蒋介石又派第二师第六团两个营的兵力赶赴黄埔军校，把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都监视起来，并命令严密监视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等左派和共产党人，“以防变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逮捕驻在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连连得手的蒋介石，此时感到了情报有误。种种迹象证明，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发动暴动的意图，许多共产党员都是在睡梦中被捉来的。第二师的一些党代表突然遭到捆绑时，还很从容镇定地说：“我们问心无愧，不知为了什么，见了校长再说吧！”为了拿到共产党“暴乱”的证据，蒋介石命令军法处处长马文车就地突审李之龙。

马文车来到造币厂，看见李之龙“上身只穿一件衬衣，下身只穿一条短裤，双手反绑，眼睛蒙起，嘴巴塞住，像架‘肉票’那样把他弄了进来”。在审问中，李之龙连称冤枉，对所谓“通同共产党劫持蒋介石之事”坚决不予承认，同时一再申明：中山舰开进黄埔，是由军校办事处来海军局传达蒋校长的口头命令。除此之外，马文车审讯了一天，再也没有问出其他口供。

当天晚上，马文车垂头丧气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大发雷霆，责骂马文车办事不力，命令他与第二军军法处长会审。

然而，蒋介石此时已是骑虎难下，被他抓捕来的共产党员均毫无抵抗，一枪未放；李之龙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暴乱”罪名。没有证据，却又兴师动众，调兵遣将，对共产党大张挞伐。他已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困境。蒋介石明白，自己今后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对“中山舰事件”的反应和处置态度了。

3月20日上午10时，周恩来接到事变发生的报告后，不顾自身安危，带领几名卫士驱车直奔造币厂，去营救被捕的同志。心怀鬼胎的蒋介石看到周恩来后，企图以恶人先告状的手法欺骗周恩来，装作气愤地说：“李之龙和中山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逮捕了李之龙并解除中山舰的武装。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为保障他们的安全，也由有关人员集中看管起来。”(www.daowen.com)

周恩来用犀利的目光怒视着蒋介石阴沉晦暗的长脸，用手指着被捆绑起来的第二师党代表们，怒不可遏地斥责说：“蒋校长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何要将他们捆绑起来呢？这显然是有人在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

蒋介石被责问得张口结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呆愣了一会儿，才假意呵骂部下：“谁叫你们把人捆起来的，岂有此理！赶快松绑。”

被抓来的共产党员们虽然被松了绑，但仍然被监押在造币厂不能自由行动。周恩来也被蒋介石软禁了一天。

3月19日夜，汪精卫因生病睡在楼上大厅一张帆布床上。第二天上午，当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人相继来到，向他报告了详情之后，汪精卫愤慨地从床上坐起身来，拍着桌子怒喝道：“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搞这样大的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话刚说完，汪精卫就感到一阵头昏，一下子又晕倒在床上……

在得到蒋介石制造事变的消息后，毛泽东、陈延年和张太雷立即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驻地，同季山嘉等人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对策。毛泽东极力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团结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采取强硬的方针，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他特别指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如果我们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毛泽东还提出，首先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秘密撤离广州，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非常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他也认为回击蒋介石，可以巩固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我认为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

但中共中央否决了毛泽东、陈延年等人的正确意见。总书记陈独秀发来指示，批评周恩来、陈延年等人，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他们过于激进，在包办国民党事务太多，“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情况下，蒋介石误信“谣言”的结果。还要他们不可把事情闹大，必须妥协退让，维持国共联合战线。陈延年看了中央指示后，大骂陈独秀：“老头子，老糊涂，老浑蛋！”

以布布诺夫团长为首的苏联使团，对蒋介石的反苏反共行为也没有提出抗议，而采取了容忍的态度。3月22日，使团通过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回答是对人不对俄，意即针对的是苏联顾问季山嘉而不是苏联政府。苏联使团竟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顾问职务。

中共和苏联方面对“中山舰事件”的反应和态度，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等于给他吃了一颗宽心药丸。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中共中央的软弱。但他这时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于是，他竭力缩小事态，消除对自己的不良影响。他首先宣布“中山舰事件”是一场误会，释放了李之龙和被捕的共产党员；接着，他又玩弄丢卒保车的把戏，反过手来打击帮助他制造事件的新右派。对此，周恩来抨击说：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恶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

为了解释“误会”，3月22日，在汪精卫的床前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一句话都没有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的成功。汪精卫一气之下，于3月23日声称因病重需迁地就医，赌气跑到香港去了，把国民党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为进一步扫除夺权的障碍，4月7日，他以取消党内小组织为名，下令取消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命令说：“自本令公布之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纪，一经查出，实行严重究办，以维纪律。”4月10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迫宣布“自行解散”。4月21日，失去了攻击对象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宣布解散。

4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又轻而易举夺得了“考察任免”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各级党代表的权力。他随即下令党代表通通调回政治训练部再行训练，还提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不能有跨党党员。为了拉拢共产党内的一些优秀人才脱党，蒋介石以“退出共产党就可以继续留在军队里”作诱饵，亲自召集军官们开会，问：“有谁退出共产党？”

第一个站出来回答的是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永做共产党员。”

蒋介石当场以中将教育长的官阶相许，再三迫令蒋先云脱离共产党。蒋先云撕毁了蒋介石发给他的“党籍声明表”，毅然决然说道：“脱离共产党就是叛卖革命。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说完，拂袖而去。

在蒋介石的逼迫下，250多名已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撤出。蒋介石完全掌握了第一军的军权。3月24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给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学生们对“中山舰事件”当场提出质问。蒋介石虽极力掩盖真相，但仍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最后竟用无赖腔调说：“你们真要知道此次事变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

5月15日至22日，经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整理党务案》，目的是限制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党权，共产党员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全部辞职。蒋介石本人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一跃而进入国民党的中央领导层，一手抓军权，一手抓党权，并在事实上把持了党权。

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提出北伐主张。

至1926年秋只有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当时，全国主要的军阀势力有三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东北三省为基地，并将势力伸展到关内，占有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的部分，控制京奉、津浦和京汉北段，拥兵30万，是军阀中实力最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占有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以及河北中部和南部，控制京汉路南段，拥兵20万；还有原属于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盘踞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及上海市，控制长江下游和津浦路南段，拥兵20万。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直、奉两大军阀在“讨赤”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北方，他们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在南方，计划由吴佩孚出兵湖南，然后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西南各省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而挂着“保境安民”招牌的孙传芳，虽和张、吴有矛盾，此时也积极备战，伺机进攻广东。

面对北洋军阀的联合“讨赤”形势，中国各派进步势力一致主张出兵北伐。于是，国民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出师北伐，先发制人。

在北伐军出师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湖南是北洋军阀吴佩孚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前沿阵地，当时为军阀赵恒惕盘踞。五卅运动后，湖南人民掀起了讨吴驱赵运动。3月12日，赵恒惕被驱出长沙，由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代理省长，他宣布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引起了吴佩孚的反感，于是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进攻唐生智。唐生智被迫放弃长沙，退守湖南衡阳等地，并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不久，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受广东国民政府之命，作为北伐军先遣队向湖南挺进，叶挺独立团入湘首战告捷，于6月5日占领了攸县。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1924年11月成立的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是中共两广区委得到孙中山同意后由周恩来等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各地前来广州的工人、农民中抽调组成的，后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领导。1925年11月，周恩来等又以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为骨干在广东肇庆组建第四军独立团，委派叶挺为团长。这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在北阀中立下了卓著战功。

国民革命军独立团的援湘作战，揭开了北伐战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参加誓师大会的革命军同黄埔学生和广州各界军政人员、群众团体数万人。先由蒋介石讲话，接着是邓演达讲话，最后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吴敬恒、谭延闿、孙科等行授旗、授印、授孙中山像的礼仪，同时，分别发表《告广东全省人民书》《告士兵同志书》《告海外同胞书》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等口号声中正式出师了。

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共有八个军，约十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参谋次长，邓演达（国民党左派）为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副主任。北伐军出发时，有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等随军出发。在湖南，有毛泽东和共产党组织的农民群众积极参战，还有粤汉铁路工人、汉冶萍矿厂工人组织的交通修理工作队配合作战，随军参加了北伐。汉阳兵工厂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等等。所有这一切，为北伐战争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7月9日，广州革命政府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以后，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相继出发北伐。当时北伐部队约10万人，而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兵力共70余万人，占有很大优势。但是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腐败不堪，各派之间割据称雄，各不相谋。根据以上情况，北伐军采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制订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进攻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同时派两支部队分别警惕江西、福建之敌。消灭了吴佩孚主力之后，北伐军再挥戈东南，消灭孙传芳，最后相继讨伐张作霖。北伐军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占领长沙、浏阳、醴陵等地区，掩护北伐军主力部队入湘集中。

在湖南战场，继叶挺独立团入湘作战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的两个师和李宗仁的第七军也先后到达湖南衡阳、耒阳一带。7月上旬，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共约5万人分三路进攻长沙，长沙守敌、直系军阀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闻讯弃城而逃，12月北伐军攻下长沙。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宣告完成。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军队进行紧张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以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险，固守耒阳、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8月25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支援汀泗桥。汀泗桥为鄂南第一门户天险，西南北三面环水，东面高山重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两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因此攻取汀泗桥，打破吴佩孚死守待援的计划，并打通直捣武汉的门户，是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

8月23日，北伐军在羊楼司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担任主攻汀泗桥。8月26日，第四军自崇阳至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以第一○○团、军官团、大刀队及王献臣部共7000余人前来增援，并把司令部设于贺胜桥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在其他部队的配合和当地农民的支援下，终于夺下了汀泗桥。随后，叶挺独立团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率先占领了咸宁城。

吴佩孚接到败讯，亲率两个旅增援，在贺胜桥以南杨林垱、桃林铺等要隘布防据守。北伐军为争取战机，决定乘胜夺取武汉重镇，以壮声威，再以全力对赣。8月30日拂晓，第四军向贺胜桥之敌发起进攻，吴佩孚亲率大刀队督战，第四军反复冲锋肉搏多时，敌方仍节节抵抗，最终经叶挺独立团的勇猛冲锋，首先突破杨林垱等坚固阵地，于上午9时占领贺胜桥，北攻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被打开。吴佩孚在贺胜桥附近“手刃退却之军官10余名”，仍终难遏止前线的崩溃，于是狼狈向武昌溃逃，依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军兵分三路直逼武汉三镇。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敌军在吴佩孚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北伐军于7日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困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余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三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城门，接应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部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歼灭，两湖战事胜利结束。叶挺独立团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北伐战争刚刚开始时，号称闽、浙、苏、皖、赣五省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翁之利。但是随着吴佩孚的一败再败，孙传芳也感到了恐慌。9月上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向北伐军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北伐军退回广东。同时，他还将五省军队编为五个方面军，约10万人，集中江西，分别向国民革命军出击。一路布置在九江至南昌的路西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为平定江西之敌，决定乘敌尚未集中完毕之时，在两湖战事基本结束后，于9月6日起，以第二、第三、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向江西之敌发动攻击，10月11日起，蒋介石再次组织围攻南昌，连攻三日不克。各军付出了重大牺牲。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出南昌之围，电调第四军入赣作战。后经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各军的协同作战，终将孙传芳主力部队全歼。11月4日攻占九江。11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部队10万余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灭，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何应钦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主力也节节取得胜利。12月初，自赣东入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进占建瓯，切断闽、浙孙传芳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福州的一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不战而下福州。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1927年1月7日，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主力，然后会师南京。根据这一计划，北伐军又分兵三路向长江下游浙、苏、皖三省推进。

北伐的胜利进军，给了冯玉祥很大的影响。1926年9月上旬，冯玉祥率所部国民军于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随即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北伐军自出师以来，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收复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六省和河南一部分，把国民革命从广东地区推进到长江流域，震撼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全国形势转为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南北对峙的局面。而黄埔军校的师生因为参加北伐从而使军校本身的校威、军威达到高峰。

在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师生贡献突出，战绩辉煌。担任北伐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一至第八军十万之众，仍以黄埔师生为支柱，八个军中主要由黄埔师生担任师长、师参谋长、师党代表、团长及其他骨干的师，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十四、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师和独立师等；黄埔本校与各分校师生，参加北伐的达3.3万多人，其人数装备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是北伐军中训练有素的军事、政治骨干，以勇猛善战著称。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前锋。周士第、董仲明、曹渊、许继慎、卢德铭、袁也烈、蔡晴川、张堂坤等著名战将，都是第一、二期黄埔学生，而且多是共产党员，在北伐中冲锋在前，为北伐开辟两湖战场，夺取武汉三镇，建立了首功。北伐军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北洋敌人，与黄埔师生一马当先、英勇奋战、慷慨赴义、首建奇功是分不开的。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不仅危及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威胁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日、美、英、法等国一面筹集军火支持北洋军阀对中国革命进行镇压，另一面派遣大批军舰来华进行武装干涉。它们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如“一三”惨案、“一六”惨案等，而且随时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但是鉴于国民政府已成为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帝国主义各国除了直接进行干涉并继续支持北洋军阀负隅顽抗外，还采用了其他的手法，如英国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它打算以长江为界，一方面承认南方革命政府，另一方面维持北洋军阀的半壁江山。日本也提出中国“南北分治”，保障日本在中国东北“既得权不生动摇”等中日新关系六项条款。

由于中国南北两方坚决反对，英、日帝国主义阴谋分裂中国的企图终未得逞。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决定转变手法，从革命阵线内部着手，破坏和分化革命阵线，在革命阵线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国民党新右派的头子蒋介石就成了帝国主义物色的主要人选。在帝国主义列强诱迫下，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终于走出了叛变革命的最后一步。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为了“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正式办公，历史一度进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然而，国民党新右派首领蒋介石却立即反目。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国民政府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他的总司令部还要受国民政府的节制，于是原来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一反前言，提出迁都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由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蒋的这一阴谋暂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