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正值第一次东征战事最激烈之际，随后又是回师平定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叛乱。紧张的战事刚刚告一段落，政局也稍趋平稳，在广州政府方面，谁将继任大元帅，立刻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

在这方面，所有人都很谨慎，谁也不敢自诩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谁也提不出一个孙中山的继承人来。自孙中山北上之后，名义上大元帅一直是由大本营秘书长胡汉民代理，但胡汉民始终只同国民党右派联系密切，对帮助国民党工作的共产党人不理不睬，与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廖仲恺和国民党左派貌合神离，甚至同大元帅府所辖的各将领也很少来往。他只同一部分广东籍贯的所谓国民党元老派有来往。除了各方面关系上处理不好，胡汉民在大事的判断裁决上也非常懦弱，把旧式文人的那股儒臭味全都表现了出来，完全没有一个统治者该有的风范，根本无法服众。

在国民党内，能够与胡汉民分庭抗礼的还有三个人：廖仲恺、许崇智、汪精卫。廖仲恺，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的真正领袖，曾在国民党内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廖仲恺为人正派、廉洁，一心扑在实现孙中山的遗嘱上。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最强硬，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最为坚决，廖仲恺秉承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遗训，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却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孙中山身后执掌最高权力。

许崇智生于官宦世家，1902年，清政府挑选人员赴日本留学，规定凡汉官二品以上，可保送嫡亲子弟一人。他的叔叔许应骙没有儿子，便以许崇智兄弟顶代。年龄还不足16岁的许崇智，就跟着哥哥远赴东洋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时任福建新军协统的许崇智因指挥福州起义有功，被提升为陆军第十四师师长。“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许崇智东渡日本避难。这时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许崇智是第一批参加者，被推举为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总司令。1916年许崇智跟随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后来许崇智出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任他的参谋长。许崇智虽说是一位资深的老同盟会员，担任实力最强的建国粤军总司令，还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的本质是个地地道道的公子哥儿，政治上庸庸碌碌，生活上奢侈腐化。前后娶了几房年轻漂亮的姨太太，平日里狂嫖滥赌，在回力球场赌博，他常常吹嘘用的是什么兵家大包围的方法一定能胜，结果十之八九输得一败涂地。大家都以许老总的兵法靠不住为笑谈。他的才能与人气都够不上继承孙中山的地位。人们忌讳的是他的兵权。

有能力、有威望更有野心要同胡汉民争夺孙中山继承人资格的就只剩下汪精卫了。

汪精卫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筹建中国同盟会的工作，并和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人草拟了同盟会的章程。他被推举为同盟会的评议部长，稍后还兼任执行部书记，成为与孙中山最为接近的人之一。1910年，汪精卫面对同盟会反清武装起义频频失败的现状，决计要做“搏浪一声震天地”的英雄，学着荆轲刺秦王的样子潜入北京，欲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结果事败被捕。此事轰动一时，汪精卫被称作少年英雄，由此而声名鹊起。汪精卫角逐领袖地位的最大政治资本，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莫过于代孙中山先生草拟两份遗嘱。孙中山的一份“政治遗嘱”，一份“家事遗嘱”均出自汪精卫之手，病危的孙中山竟一字未改。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廖仲恺、蒋介石的大力支持。

此时的蒋介石很清楚，以自己目前的资历、声望还无法与胡、汪、廖、许四人相匹敌，还轮不到他填补孙中山逝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他目前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利用这几个人的矛盾并从中挑选所要支持者，为自己日后掌权铺平道路。历经利弊权衡，一贯以左派面貌出现的蒋介石，表现出支持左派代表汪精卫的样子。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不但要支持汪精卫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还要联合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商讨组建国民政府事宜。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鲍罗廷等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广州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选举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徐谦、谭延闿、孙科、于右任、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经廖仲恺提议，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廖仲恺、伍朝枢、朱培德、许崇智、蒋介石任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一场权力之争，汪精卫成为最大的赢家：他把党权、政权集于一身；但没有抓到实际兵权。

蒋介石在这次权力再分配中，虽然机关算尽，权衡再三，却只捞到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虚衔，他自然不满。受此打击，蒋介石有些郁郁寡欢。然而，时隔不久，廖仲恺突然遇刺身亡，给蒋介石提供了机会。1925年8月20日，蒋介石在省城军校办事处，正准备去中央党部开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筒里声音急促地说：“廖仲恺先生在党部大礼堂门前遭暴徒枪杀，头部中两枪，立即丧生……”

蒋介石听完，低着头，两眼望着地上，嘴唇不停地抽动。这太突然了。凶案发生的前一天，他与廖仲恺见面的时候还互相问候，寒暄一番……他放下电话，马上赶到中央党部。

廖仲恺的遗体已收拾干净，从东山医院运回中央党部。蒋介石朝前走了一步，浑身哆嗦，连衣服和脸上的细纹都在颤动，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惊讶成这个样子。廖仲恺躺在病榻上，面目如生，眉心中了一枪，枪眼很小，可以看出凶器是一把很小的手枪，大概这是致命的一枪。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站在遗体旁，哭得泪人似的。蒋介石故作镇静，对廖夫人说：“夫人多保重。我出于对廖先生的情谊，一定要全力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严惩凶手！”何香凝点点头，不停地擦着泉涌的泪水。她断断续续、呜呜咽咽地陈述了事情的全过程。

8月20日刚过8点，又有人来向廖仲恺请示公事，等他把公事交代完毕，已是快9点了，他还没有吃早餐。因为预先接到通知说是9点开党中央的常务会议，廖仲恺匆匆忙忙地只吃了几口白稀饭，就和何香凝一起上车出门。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开去，在路上遇到了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廖仲恺家里商量事情。廖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的吗？”陈秋霖同志说：“是的。”廖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秋霖同志便登上汽车了。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廖仲恺、何香凝先后下车，何香凝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和她说话。正在这说话的时候，何香凝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地好像爆竹声音，何香凝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廖仲恺已倒在地上，陈秋霖挨了两步也倒下去了，何香凝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倒。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何香凝这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抚着廖仲恺，当时廖仲恺已不能回答。当何香凝刚刚低下头去扶廖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子弹从她头顶“嗖嗖”飞过，那时若何香凝不是弯身去扶廖仲恺，一定也完了。何香凝大喊“快些捉坏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门前底下的石柱后面蹿出来，原来凶手是预先躲在中央党部门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时迟迟不见有警察出来捉人。凶手逃跑后，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从里面跑出来帮助何香凝。两个人把廖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何香凝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二人送廖仲恺到了医院，为时已晚。大概是在路上就断了气。

廖仲恺案一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成立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廖仲恺案。而周恩来得到消息便立刻从家里赶到医院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

当周恩来后半夜回家的时候，仅有的一套西装上染满了血迹。原来，他们本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11时动手搜捕廖仲恺案凶手，而戒严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实行，口令也临时改了。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了他一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停止射击。

看到周恩来浑身血迹，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非常吃惊，等弄清原委，才安下心，急忙找出替换的衣裳。她刚从天津调到广东，二人结婚不久。这时，担任周恩来秘书和工人纠察队领导的陈赓就住在周恩来隔壁，听到响声，也赶来了。后脚跟进来的是包惠僧。说起廖仲恺遇刺，包惠僧气愤地拍起桌子：“我要有权，把所有的国民党右派一起逮起来，严加审讯，此案不难水落石出。”

周恩来摇了摇头，说：“这个问题当然不简单，是两党合作的一个重大损失，一定还会有事故发生，你要经常住在部队里，好好掌握第三团。”

陈赓在桌子旁坐下，气喘吁吁地说：“廖先生不能就这样死了，一定要抓住凶手。”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就分头去行动。

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在粤军总司令部组成侦破小组商议如何迅速侦破廖案。经过查探，发现此案不简单，牵连甚广。梁鸿楷、胡毅生等人都与此案有所牵连，而梁鸿楷是许崇智的部下，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弟弟。

蒋介石深思熟虑，综观现在党内的局势，觉得廖仲恺之死，对于他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夺权良机。由于胡汉民、许崇智都与此案有些许关联，可以借着清查“廖案”之机，与汪精卫联手搞倒两人共同的政敌胡汉民和许崇智。于是，一个“倒胡逐许联汪”的计划诞生了。

蒋介石又火速调集黄埔军校教导团三个连，于8月25日行动，逮捕了参与刺杀廖仲恺、密谋推翻国民政府的林直勉、粤军第五师师长张国祯、前东路讨贼军第三路司令梁士锋等人。胡毅生、林树巍、魏邦平、朱卓文闻风逃到香港。行刺廖仲恺的主谋之一、被逮捕的林直勉供称，在香港筹备了200万元的专门基金供谋杀革命者之用。

8月25日晚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做了布置，他们悄悄找来几十个黄埔军校学生，告诉他们，胡汉民就是刺杀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主谋。让他们去抓胡汉民，蒋介石还告诉他们，如果胡汉民“逃捕”即可就地处决。

当夜，胡汉民刚刚就寝，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赶紧下床，往窗外一看，有很多士兵，知道事情不好，穿上衣服匆忙从后门逃出。胡汉民是个有个性的人，推测此事极有可能与汪精卫有关，一时性起，直奔华二巷的汪精卫家。

胡汉民从自己家逃出来，气呼呼地敲开汪精卫的家门。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打开门一看，见代大总统蓬头垢面，衣着不整，吃了一惊。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胡汉民说：“季新（汪精卫的字）派兵抓我了！……”

陈璧君虽是女流，但多年和汪精卫一同参加政治活动，是个脾气非常厉害的女中枭雄，听了胡汉民的一番诉说后，怒不可遏，立即打电话给汪精卫，质问道：“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

汪精卫和蒋介石正等待军队的消息，以为胡汉民不是束手就擒便是被就地正法了。但他巧舌如簧，振振有词道：“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

陈璧君说：“胡先生现在我们家里，我看你来抓！”

汪精卫听说胡汉民跑到自己家里，吓了一跳。气得掷下话筒，是夜，陈璧君怕生意外，让胡汉民住了下来，又通知了国民政府其他要员，很多人来看望，弄得没有办法抓他了。

抓捕胡汉民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国民政府和各派军队中引起轩然大波。汪精卫、蒋介石恐怕引起事端，暂将此事搁下。以后经过调停，把胡汉民送到黄埔军校，交由蒋介石软禁起来。胡毅生虽然是胡汉民的亲弟弟，但并不能作出胡汉民就是“刺廖案”幕后策划者的结论，该当如何处置胡汉民呢？汪精卫和蒋介石商量一番，想出一条妙计：送胡汉民出洋考察。一周后，老泪纵横的胡汉民被汪精卫和蒋介石亲自送上了驶往苏联的“列宁”号客轮。虽然这次没有杀掉胡汉民，把他逼走了也是蒋介石、汪精卫的胜利。蒋介石在这些事件中尝到“甜头”，在以后的政治角斗中，兵谏和暗杀成为他经常用的手法。

赶走了胡汉民之后，蒋介石转回身将矛头直指许崇智。在讨论国葬廖仲恺的会议上，蒋介石故作严肃地说：“由于追查‘廖案’的进展，不少粤军将领存有异动之心。据确切的情报，还有极少数的粤军将领大骂原粤军司令许部长。更有甚者，还扬言刀枪相见。为了确保许部长的安全，我建议由党军接替许部长的粤军。”许崇智由此也被变相地软禁起来。许崇智毕竟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他哪里甘心就这样束手待毙，听任蒋介石的摆布？在软禁中，他秘密调令驻守在东莞最得力的郑润琦和许济、莫雄的两个旅兵力，企图回师广州，“勤许捉蒋”，用武力粉碎蒋介石的阴谋。然而蒋介石对此早有防范。9月18日深夜，他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和教官，武装抢占了广州四周的战略要地，防止许崇智的手下攻打广州。9月19日早晨，蒋介石又派人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广东省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将他们扣押在黄埔军校，罪名是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同时，蒋介石买通许崇智的部下谭曙卿、卫立煌等人，并密结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收缴了粤军第三师郑润琦和许济、莫雄两个旅的枪械。

一切都部署妥当之后，9月20日，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去一封亲笔信，历数了许崇智的“十大罪状”，说许崇智如不卸职，就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但又说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许崇智个人前途考虑，声称不愿意看见自己的老长官“革命之生命告终”。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许崇智暂离粤境三月，由蒋介石负责维持，可以一切照旧……当天下午3时，许崇智在武装“护送”下，登船离开广州，到上海做寓公去了。

“倒胡逐许”的成功，使蒋介石除去了前进道路上的两个障碍，给他这位晚辈晋身到国民党领袖的位置，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同时也奠定了汪、蒋联盟的基础。汪精卫授予蒋介石全权负责军事事务。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开始整编粤军，统一军队，着手组建国民革命军。

1925年七八月间，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下野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通过了蒋介石强调整顿军队的必要性的议案。统一军队，由统一名称始。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取消以省为名称的军队名称，统一称为“国民革命军”。

8月25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了。9月下半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926年1月下旬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到军队工作，军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接任，副主任是从法国回国的共产党员鲁易。9月中旬，中共中央又调派刚从苏联归国的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是富有成果的，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有益的，从而给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1925年8月26日，在党军和各路建国军的基础上，组建了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共分五个军。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该军由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编成。初始是三个师，1926年7月北伐前夕又扩编了两个师。共五个师，十八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该军由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下辖四个师，十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政治部主任朱克靖。该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下辖三个师，八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宪兵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该军主要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下辖四个师，十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政治部主任顾问李朗如。该军以李福林的粤军第三军为基础扩编组成，下辖两个师，八个步兵团和两个独立团。(www.daowen.com)

经过统一整编，广州国民政府原来所辖的五花八门、组织涣散、互相争夺的各种杂牌军、军阀部队，被改组成为聚集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为打倒北洋军阀这一共同目标而战的军队。在汪精卫的支持下，蒋介石实际上掌握着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但他此时还未获得“军事领袖”的名分。因为其他四个军，有时不听他指挥。一个将领要得到全军的认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然而，时间过去不到一个月，1925年9月间，还未容汪精卫和蒋介石品尝胜利果实的味道，兵败退回闽南一线的陈炯明，又纠集起东江、粤南、北江各路军阀队伍约4万人，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陈军又兵分三路，入侵陆丰、海丰、紫金、老隆、河源。9月16日，陈炯明又神气活现地从上海跑到香港，筹划进犯广州事宜。

国民政府在外受帝国主义威逼，内受各路军阀联合进攻的危急形势下，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立即举行第二次东征。9月下旬，国民政府作出了再次东征的决定。

第二次东征打击的目标和进军的地点虽然与第一次东征相同，但相比之下，国民革命军与陈炯明的两军的形势都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政治工作的地位得到确认，使一些共产党员在军队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国民革命军各军中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其中70%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同时，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也于1925年9月毕业，大部分被分到第一军，少部分被分到其余各军，充当下级军官，此时的国民政府所辖军队变成五个军，兵力远超过陈炯明，加之因消灭了杨、刘叛军，整肃了不轨军队，国民革命军内部加强了合作，基本能够做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此外，陈炯明的“救粤军”，经过东征军第一次沉重打击，虽然有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不断扶植，号称有4万之众，但元气还并未恢复，士气与实力都大大不如前。特别是“救粤军”内部其实更是矛盾重重。实力最强的林虎、洪兆麟对陈炯明怀有异志，有取而代之之嫌。陈炯明为防止林、洪二人，对他们也有意压抑。

9月底，东征军序列编配就绪。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任总党代表，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和第四军部分兵力。共3万余人。9月30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元八旗会馆发布东征命令。10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司令部召集东征军各纵队长官和苏联军事顾问，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下午4时，蒋介石以总指挥的身份参加了东征军誓师大会。他站在检阅台上，望着旌旗蔽日、枪刺如林、口号震天的壮观军容，脑海中竟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了昔日母亲诵经念佛的身影，他遂情不自禁地暗自祈祷：“上苍保佑，祖宗显灵，保佑我第二次东征凯旋吧！”

蒋介石深知，第二次东征的成败，不仅关系着国民政府的安危，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他的政治前程。东征胜利，他可以成为国民政府握有军权的功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完完全全独立地指挥作战。失败了，他不但要承担军事重责，还有可能随着广州的沦陷而结束自己一生的军事、政治生涯，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千古罪人。

10月上旬，东征军各部陆续开拔，往增城、正果、石滩、石龙、博罗一带集结。10月8日，总政治部宣传总队在石龙公园举行工农兵学商各界联欢大会。英俊、干练的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在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讲，他鼓动说：“我们这次东征，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应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

第二次东征采取中央突破，直捣惠州的作战方针，惠州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高且坚，易守难攻，堪称天险，为南方第一坚城。据说，自唐代迄今一千余年，惠州城历经战火，从未失守过。惠州更是东江军事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惠州集中了陈炯明的主力1万多人，陈炯明拨打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天险将东征军阻于惠州城下，予以大量消耗，然后反守为攻，一举歼灭精疲力竭的东征军。因此，能否攻下惠州，成为第二次东征胜败的关键。

10月10日，东征军扫荡了惠州城外之敌。11日，占领了城外，准备攻城。蒋介石进攻惠州的军事部署，是将部队分为攻城军和野战军两部分，东征军总指挥部还决定组织敢死队实行强攻。每个敢死队员赏银元100枚，各团都组织了攻城敢死队，共650人，其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毕业生和各营连党代表。攻城重点选在惠州城北门，由第二师第四团担任主攻，第一师山炮营和第三师山炮营配合主攻团行动。

攻城战于10月13日上午9时开始。蒋介石和周恩来都亲自到飞鹅岭指挥作战攻城，第一师炮兵营长陈诚和第三师炮兵营长蔡忠笏，指挥所属炮兵集中火力猛轰城门。到下午2时左右，东征军以猛烈炮火将惠州城北门城楼及城垛轰塌多处，城楼两侧的侧防机关也大多被毁坏。各团攻城先锋队乘机扛着竹梯开始攻城。双方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有如波涛之怒吼，战况异常激烈。

由于梯短城高，城上工事没有全部摧毁，敌人仍能居高临下拼死顽抗，冲上去的敢死队官兵，一排接着一排倒下，损失极大，下午5点半左右，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向第一纵队长何应钦报告：第四团已逼近北门，但被北门敌军侧防工事的猛烈火力阻击，我军死伤严重，能否攻击停顿。何应钦当即命令刘尧宸：“现在天将傍晚，野炮炮弹所存无几。若不于此时攻城，则无登城的机会啦！”

刘尧宸二话不说，立刻转身返回第四团阵地冲锋。他们一鼓作气冲到城墙下，刘尧宸扶着云梯，亲自带领敢死队，招呼敢死队员们赶快登城。这时，城墙上守敌用机关枪向下猛烈地扫射，刘尧宸身中数弹，浑身血迹，仍挣扎着高呼冲锋，最后壮烈牺牲在阵地上。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只好收兵。

入夜，守城敌军将装有汽油、棉花的罐子点燃抛下，城下一片火海，如同白昼，敌军还不断向城门两侧射击，以防东征军夜袭。

第一次强攻受挫，总指挥部里笼罩着沮丧情绪。夜幕降临后，蒋介石乘着轿在阵地上巡视了一圈。看到部队伤亡惨重，他那瘦削的脸变成了铁灰色，使劲用黑色斗篷裹住自己瘦弱的身躯，好似怕冷一般。这位总指挥自己先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垂头丧气地提出：放弃攻打惠州，转攻海陆丰。

苏联军事顾问和周恩来都反对蒋介石罢兵另谋的消极观点。周恩来说：“攻下惠州，而破竹之势成，对整个战局将有决定性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影响。而罢兵改道，则意味初战失利，动摇军心，显然对东征全局极为不利。”

蒋介石双目无神，默思良久，才深深叹息一声，说：“城高池深，急切难下，实在是没有把握。”

周恩来看出来这位东征军最高统帅岂止是信心不足，简直是束手无策。他便给蒋介石讲了“围师必缺”的战术方法：瓮中捉鳖，鳖会咬人的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鳌爬出，捉它就较为容易。围城道理也是这样，应留活门，使守敌觉得有路可逃，以动摇其守城信心，利于攻城和歼敌。

蒋介石听周恩来这么一说，眼睛突然一亮，脸上僵硬的肌肉也松弛下来，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经与苏联军事顾问商讨，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三面围攻，网开一面，待敌外逃，聚而歼之”的破城方案，重新调整部署，继续攻城。东征军总指挥部决定，仍由第四团主攻北门，调第八团助攻；第七团和补充团攻打西门和南门。随后，周恩来召集各团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任、王逸常等人开会，要求他们带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保证攻下惠州城。

10月14日下午3时，东征军继续攻城。第一师和第三师两个炮兵营的所有山炮、野炮，集中火力，猛轰北门。炮兵营长陈诚亲自带领一个山炮连，从西边推进至北门城楼外500米处，抵近射击，将敌人暗藏的机关枪火力点全部打哑，敢死队乘机突击到城墙上。

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敢死队员就是第四团第三连连长陈明仁。

陈明仁，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考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堂。黄埔军校开办后，讲武堂的学生要求并入黄埔军校，但遭到讲武堂官长的一致反对。1924年11月的一天，陈明仁、李默庵、袁朴等12名讲武堂学生代表求见蒋介石。陈明仁对蒋介石说：“黄埔军校是现在最革命最先进的学校，我们对孙大元帅、蒋校长以及黄埔军校都心存仰慕，所以我们代表本校158名学生，要求集体加入黄埔军校。”经蒋介石请求孙中山同意，大本营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陈明仁等158名学生被编为第一期第六队。因此，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639人。

惠州攻城战开始后，陈明仁看到冲锋在前面的士兵被敌人密集的弹雨击中，纷纷倒下，便亲自手擎战旗，带头向前猛冲。当他冲到城墙下一处敌火力死角时，才发现后面的部队没有跟上来，身边只跟着一名号兵。陈明仁没有犹豫，他一面命令号兵吹号调集部队，一面举着战旗、带着4颗手榴弹孤身向城墙上爬去。他跃上城墙顶端，奋力投出手榴弹，消灭了当面的敌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下午4点10分，旗帜插到了城墙上。旗帜鼓舞了士气，后续部队很快就利用这个突破口攻入了惠州城。陈明仁登城有功，在庆功大会上，校长蒋介石亲发口令，命全体号兵吹军号三遍，向黄埔军校的优秀学生陈明仁敬礼，并当场提升他为第三营营长。

当敢死队员争先登城时，坐镇城内的杨坤如还陶醉在昨日的胜利之中，仍以为惠州万无一失，正欲开台唱戏，宴请宾客。忽闻北门告急，杨坤如顿时慌了手脚。他几次率队想增援北门，都因遭到猛烈的炮击而半途折回。这时，东征军第七团和补充团也攻破了西门。杨坤如见大事不妙，悄声问部下：“可有突围之路？”一侍卫参谋说：“东门空虚，可由此出走。”杨坤如急急忙忙从东门逃出城去，途中还被弹片击伤。其所部在弃城而逃时遭到东征军的聚歼。惠州城被东征军占领。

东征军之所以能在两天之内攻破素称“南方第一坚城”的惠州，是高昂的士气和共产党员勇于献身的精神起了主要作用。有人统计，第一军有27名担任营、连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参加了敢死队，其中21人牺牲，6人负伤。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曾十分感慨地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员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惠州战役的胜利，对陈炯明是沉重的打击，为完成第二次东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攻克惠州后，10月16日下午，东征军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场主席台中央安放着238名阵亡将士的灵位，上面悬挂着“阵亡将士精神不死”的横幅，蒋介石主祭，他讲话强调：阵亡将士是为了革命而死。大家要“继承已死同志的遗志”。周恩来以悲痛的语调宣读了祭文，号召全体官兵要“志向为孙总理信徒，努力奋斗”。

东征军惠州奏捷，蒋介石一直紧绷着的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他看到了自己的前程是一片光明。工于心计的蒋介石又开始玩弄权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10月17日，蒋介石突然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递交辞呈，请求辞去第一军军长。他口口声声称，攻克惠州后，东征之事基本上大功告成，为避免成为拥兵自重的军阀，特辞去军长实职，专任总指挥。蒋介石此举意在韬光养晦，表示他赤心为党，不存野心，借以赢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信任，为自己下一步的升迁铺下一块垫脚砖。真可谓典型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之举。蒋介石的辞呈得到批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一职由何应钦接任，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则接替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

惠州攻克后，为扫荡盘踞在东江上游的陈炯明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拟定了第二期作战计划，以期分道进击，打败敌军。

10月17日，何应钦、周恩来率第一纵队第一师从惠州出发，李济深率领的第二纵队、程潜的第三纵队也分别从永湖和惠州出发。三路纵队纵横扫荡了左、中、右方面的敌军，仅用10余天时间，便先后占领了海丰、陆丰、紫金和老隆，基本上控制了通往潮梅的要冲之地，为荡平东江全境扫清了道路。

当东征军从惠州分兵进军时，蒋介石的东征军总指挥部跟随第一纵队第三师一起行动，他们由惠州启程，过惠阳，经马鞍、平潭、平山，不料想，10月27日在五华县华阳附近与林虎主力部队遭遇。

第三师自惠州打胜后，甚为骄傲，以为陈炯明的军队不堪一击，可以一举攻下潮汕，轻敌冒进。这种骄兵情绪不仅存在于部队中，而且弥漫于总指挥部中。蒋介石每天陶陶然，认为大功指日告成。因此，当接到前卫部队报告，发现敌筑垒塘湖时，蒋介石作出了“疑为后卫，掩护退却，料其必窜向兴宁”的错误判断，命令师长谭曙卿带领部队攻击前进。结果，交战不久，急躁冒进的第三师全线崩溃。

当天下午，蒋介石一行到达距五华县华阳墟10公里的羊高墟时，接到谭曙卿派人送来的急报：“今晨4时出发，7时半在塘湖遇敌。敌有人马万余，抵抗顽强。职部兵力，尚嫌单薄。恳请调兵向梅林、龙村两翼增援，以期一举歼灭。”

蒋介石看后觉得蹊跷，急忙派侍从参谋前去打探情况。这时，第三师溃退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已经跑到总指挥部附近。蒋介石见形势不妙，立即命令总指挥部警卫连长陈赓，去向谭曙卿传达他的命令：“不准后退，凡临阵脱逃者就地枪毙！”

陈赓原是在第三师第四连任连长，东征军总指挥部随第三师一起行动，蒋介石特意调陈赓的第四连任总指挥部的警卫连。陈赓把蒋介石的命令传达给谭曙卿后，谭曙卿亲自率师部警卫队据守一高地拼命抵抗，但仍不能阻止敌军的进攻，第三师部队在继续后退。

蒋介石在得悉真实情况后，气急败坏，挥动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大声命令陈赓：“陈赓，你来代理第三师师长，立即收集溃散部队，重新组织抵抗！”

然而，为时已晚。第三师是由粤军改编过来的部队，其军纪和战斗精神远不能同由黄埔军校党军改编的第一师和第二师相比。兵败如山倒，陈赓也无力回天。从塘湖、华阳败退下来的队伍已如潮涌，将总指挥部的随从人员都冲散了。此刻，蒋介石心里明白，纵使是孙武子再生，也难于挽救这种溃败的局面了。也许是首战旗开得胜使他的头脑过于膨胀，无法承受眼前这样沉重的打击。眼见敌军越逼越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声。蒋介石顿感一阵阵心悸，双腿一软，颓然坐在地上，用一副哭腔对陈赓说：“我唯有杀身以成仁！我没有脸见江东父老。”

陈赓面对混乱局面头脑清醒，始终掌握着自己的连队。他见蒋介石一脸绝望的神色，便劝慰说：“你是总指挥，你的行为要对整个东征战事发生影响。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顿一下，再打过来！”经过陈赓一番劝说，蒋介石不再闹死闹活。可是，他的轿夫已被冲散，轿子也丢了，此时敌军已追到近前，蒋介石双腿颤抖、发软，无法行走。陈赓一咬牙，蹲下身背起蒋介石，带领他的连队开始突围。陈赓背着蒋介石一口气跑到一条小河边，命令他的连队占领了河边的小高地，竭力阻止追击的敌军，他找来一条小船把蒋介石渡过河去，才算脱离了险境。从此，军中便留下了“陈赓搭救蒋校长”的佳话。

这时，天已黄昏。暂时安全的蒋介石更加显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他看到总指挥部的东西和自己的行李丢了个精光，又想到与何应钦、周恩来失去了联系，自感狼狈不堪，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接着，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要跟周主任联系，谁愿意去送信？”问了几遍，没人开口接受这个任务。陈赓目睹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面面相觑，畏缩不前，便自告奋勇去送信！

陈赓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连夜出发。他越过崎岖险要的山路，穿过深邃莫测的丛林，历尽艰辛，半天一夜赶路100多里，于第二天正午在河婆找到了周恩来。

当第三师受挫于华阳时，周恩来和何应钦闻讯后急欲支援。但林虎在华阳击溃第三师后，趁势南下，会同退守棉湖一带的洪兆麟部，分三路向第一师发动进攻。10月29日上午，第一师第二团同林虎手下黄任寰部接触，经过一天激战，黄任寰部败退罗经坝。30日，何应钦、周恩来命第一团留守河婆，率领第二、第三团向罗经坝追击。当他们进抵罗经坝时，国民革命军第二纵队的陈济棠师和冯轶裴师也挥兵赶到，两军会合、前后夹击，敌军败走安流、双头。随后，谭曙卿收拢第三师部队也前来助战。林虎的部队在双头一带，被国民革命军四面包围，除一小部逃向汤坑外，大部被歼。这一仗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基本上打败了林虎的部队。

东征军经过前后五天激战，终于扭转了蒋介石、谭曙卿轻敌冒进造成的失败，以机动灵活的大包围战术，歼灭了林虎、洪兆麟的主力，当右、中两路激战于华阳、河婆时，左路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从老隆出发，直趋五华，敌军闻风而逃，东征军不战而取华城。次日，敌军3000多人经岐岭来袭华城，程潜率队迎击。两军在城西激战六小时，敌军败退。第三纵队一鼓作气占领了兴宁、梅城。

11月中旬，东征军奋力追歼残敌。陈炯明军除剩下一小部分进入江西，依附军阀吴佩孚外，大部被剿灭。陈炯明的“救粤军”至此消失于历史舞台，第二次东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第二次东征中，黄埔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使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什么是为主义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