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成，到1926年黄埔军校奉命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期间，军校的机构组织和人员系统已发生了很多变化。黄埔军校一直由孙中山任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后，由汪精卫继任），蒋介石任校长。在校本部主要的人员有：

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实际上是邓演达负责，后由何应钦主持）；

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

入伍生总队长邓演达、张治中；

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副主任俞飞鹏；

管理部主任林振雄；

教育长初为胡谦，后为邓演达、方鼎英等；

政治部主任先有戴季陶、邵元冲，后为周恩来、邵力子与熊雄；

政治教育官主要以共产党员为主，主要有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兼任政治部秘书）、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等。

军事教官主要有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胡树森、徐培根、张元祜、沈应时等。

他们大多为蒋介石浙江的同乡或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

黄埔军校开学后，效仿苏联实行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设立政治部，在校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而政治教育也就成为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制军事学校的一项重要标志。然而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中是变化最多的，也是争议最大的。

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

戴季陶，1891年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创办了《民权报》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20年，戴季陶与蒋介石、陈果夫在上海设立证券物品交易所，从事投机生意。戴季陶与蒋介石由此而结为密友。

戴季陶执掌黄埔军校政治部，蒋介石开始十分放心。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戴季陶同蒋介石一样，是十分不赞成的，而且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戴季陶以为，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是由于国民党中“共产非共产”，“两种中心之不能容”。因此，他一方面力劝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放弃共产党党籍，另一方面又劝说胡汉民等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尽力协作。劝来劝去，毫无结果。

由这样一个毫不实际的人来当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便可想而知了。戴季陶一到黄埔军校，便向学生们大肆鼓吹自己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然而他所宣扬的理论，不仅严重歪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对于思想激进的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来说，陈腐说教必然引起大家的不满。戴季陶在学校发表的这种又臭又长的演说，经常引起学生们的哄笑。孙中山对他在黄埔军校的工作也很不满意。

就这样仅当了半个月的黄埔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便自动离职悄悄跑到上海去了。戴季陶离职后，有好几个月政治部没主任。后来由副主任邵元冲代理政治部主任。邵元冲是位前清举人，封建思想浓厚，根本不懂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把政治部主任当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联系干部，与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同苏联顾问则根本不来往。他只是每隔几天从广州到黄埔军校来一趟，看一看例行的文件，偶尔对学生发表演讲，也因口才极差、内容无聊而使人昏昏欲睡，被学生们戏谑为“催眠术教官”。时间越长学生们对他的意见越大，闹出的尴尬事就更多。

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黄埔岛公路便传来了跑步口令声。只要不是雨天，15华里的晨跑，是黄埔学生的必定课目。跑着跑着，一些体弱者就开始掉队了，有的站在路旁大口喘气。

忽然，从队列前走出了当“排头兵”的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他喊道：“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一声口令，队伍慢下来。他对在队伍一侧的值星官说：“跑步要兼顾学生的体力，逐步增加跑程，不可蛮干，更应照顾体弱多病的……”

邓演达是个有思想的人，此后的北伐中，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后因不同意蒋介石的反动主张，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第三党）会，负责人秘密策动反蒋，1931年11月被蒋介石杀害，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

邓演达跑完步往办公室走，迎面遇到学员贺衷寒。贺衷寒一侧身溜了过去。这个人是学生中的右派，内心里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后被蒋介石拉拢，成为其亲信，担任国民党政训系统的头子，“复兴社”书记，中将军衔。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

邓演达看到他，厉声喝令：“站住！你是不是本校的学生？”

贺衷寒答道：“是的。”

邓演达又问；“你既然是本校的学生，为何不按陆军礼节向长官举手敬礼？”

贺衷寒脸刷地红到耳根，但马上斜视一侧，大声说：“你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我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各人的信仰不同，当然不敬礼。”

邓演达没料想这个学生如此无礼，大声喝问道：“政治部主任是这样教导你的吗？”

“我信仰戴主任的主义，可你们为什么赶走他？新来的邵主任对我们不闻不问，他根本没教我什么！他是个催眠术教官！”

邓演达气得一时语塞，挥挥手说：“你走吧。”他满腹心事来到校长办公厅。正巧校党代表廖仲恺也在，他反映道：“有些学生骄横自恃，目空一切。邵元冲主任究竟对学生尽了什么责任？”

听了邓演达说起对邵元冲的意见。廖仲恺点头附和：“他连我也不打招呼，与苏俄顾问更是没有来往。”

坐在一边的蒋介石叹息着：邵元冲就职一个月，学生意见一大堆。他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却是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官僚，他根本不懂政治工作，他住在广州，每隔两三天到政治部来一趟，看看例行的文件就走。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按照现实情况，应该撤换他。可让谁来接任呢？

廖仲恺也觉得政治部主任要换人，他沉思片刻提议：“介石，我看不如你再兼一职。”

蒋介石把手一摊：“不行。一个军人如果什么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实际上他不知道政治部主任怎么当，另外，他也嫌政治工作麻烦，不如打打杀杀来得痛快。

廖仲恺看看窗外说：“党部的人我都一一教过，保定系、日本陆军系毕业的多是搞军事的，以军事教程去领导政治难免失之偏颇。请一名共产党人怎么样？”

蒋介石说：“可以，我再同加伦将军商讨一下。听说张申府推荐的周恩来在教政治经济学，在学生中很有威信，请他试试看。”

廖仲恺听他这样说，也表示赞成：“我也听说这个人能力很强。”

此后，中共方面的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他到任后便很快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雷厉风行的周恩来一到政治部就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设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人分别担任各股的主任职务，并明确了各股的具体任务、工作细则。周恩来还鼓励学生中建立进步组织，出版油印了《士兵之友》。

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蒋先云、许继慎等被周恩来选派到各连担任国民党的党代表，在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又担负起对教导团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任务。

同时，为了方便学生质疑问题，在廖仲恺的帮助下，政治部设置政治问答箱，收集学生们的疑难问题。由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作书面解答。后来汇编为长达10余万言的《政治问答集》，成为有针对性的、生动活泼的教材。为了了解学生政治认识和思想状况，政治部还定期发出政治调查表或测验题，要学生在课堂填表、解答。

除安排计划之外，周恩来把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在思想诱导和教育的过程中，周恩来突出进行了“为什么要革命？如何处理军民关系”等教育。指出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军民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爱护，军人要救国为民，严守纪律。他每周还要组织对学生的一两次演讲，定期进行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

黄埔军校的学生很快都对他产生了好感。周恩来才26岁，比有些学员还年轻。体格并不强壮，身材也不高大，尽管毛茸茸的胡碴儿已经发硬，外表上仍有股孩子气，但他头脑冷静，谈吐安详，尤其善于分析推理。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时，讲得透彻精辟，增强了大家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凡是他作报告，整个大厅就挤得水泄不通。他思维缜密，办事周到细致，反应敏锐，原则性和灵活性都很强。他上任的时间不长，但在他的带领下，黄埔军校上下精神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学生情绪高涨、精神饱满，校园充满生气。

蒋介石这一段时间精神头也来了，通过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他清楚地看到了黄埔学生军中蕴藏的巨大潜力。他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小瞧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学生，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打仗，第一次放枪，有些人甚至紧张得连枪栓都没拉开，但他们有理想，有纪律，听命令，服从指挥，打仗不为升官发财，不为占据地盘，而是为了党，为了主义。这是当时全中国任何一支军队都望尘莫及的。蒋介石深信，经过黄埔军校教育和训练的这600多名学生将会成为他起家的本钱，他庆幸自己当初听从了廖仲恺等人的劝告，收回辞呈继续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决心通过黄埔军校学生来培植和发展听命于他的军事力量。他喜欢戴白手套，在日本留学时发现，日本军官出入都戴白手套，检查卫生时还戴着白手套往各个角落里摸摸，看是否清洁。蒋介石对此印象极深。因此他也这样模仿，平时只要穿军装，便也讲究戴白手套，也时常四处走走摸摸，发现内务不洁净，就要对属下训斥一番。蒋介石还穿上了挺括的军装，黑色披风，再加上雪白的手套，使身材瘦削的他从外表看上去像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

蒋介石不但注意从外表上塑造自己的形象，而且绞尽脑汁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培植对他个人的偶像崇拜。从蒋介石的思想本质来说，他与国民党右派一样是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但孙中山多次对他进行了批评，迫于形势压力，他又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三大政策，于是，他转而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办黄埔军校既离不开苏联多方面的援助，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蒋介石高喊“联俄、联共”的口号，把自己装扮成国民党左派。他在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时，极力表示赞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他说：俄国人来帮助我们中国做到自由平等，因为中国要做到自由平等。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蒋介石更是满口的“赞成”“拥护”。他说：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他们加入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蒋介石甚至信誓旦旦地一再对黄埔军校师生表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谁反共我们就反对谁。如果我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们任何人都可以起来打倒我。

除了用冠冕堂皇的说辞来伪装自己外，蒋介石更多的是施展小恩小惠的手段来拉拢、培植学生对他个人的感情和忠诚。他经常把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在第一期学生入校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听说有一个名叫胡宗南的学生，是经党代表廖仲恺特批才被录取的，便叫人找胡宗南到校长室谈话。

胡宗南入军校前有过四年的教书生涯，曾多次趁假期出去参观和旅游，先后到过上海、杭州、无锡、南京等大中城市，既开阔了眼界，也接触了许多新思潮、新观念。恰逢此时胡宗南与一同事争夺学校校长的位置失败，又遭到不幸婚姻的打击，父亲不准他与相爱的姑娘成婚，而强逼他娶乡下一粗俗女子为妻。洞房花烛夜，胡宗南才发现该女子早已失身他人。连遭打击的胡宗南排解不开心头的苦闷，便于1924年春天离家出走，在上海同乡的资助下，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

虽然见过些世面，听说蒋校长找他谈话，胡宗南心跳得还是十分厉害，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福还是祸。进了校长室，胡宗南由于过度紧张，手脚都变得不太听使唤了，身子歪歪扭扭，想向校长敬礼，手指却怎么也贴不到帽檐上。

在学生面前总是故意摆出一副威严神态的蒋介石，看见胡宗南那副滑稽样，忍俊不禁，竟被他逗得“扑哧”一声乐了。嗔骂道：“胡宗南，本校长又不是老虎，不会吃了你，你紧张什么？快坐下吧！”

胡宗南答应一声，小心翼翼地把半个屁股放在椅子上，燥热的天气，再加上神经绷得太紧，胡宗南满头大汗。“给你。”蒋介石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白手帕递过去，受宠若惊的胡宗南急忙用双手接了过来。

蒋介石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从当黄埔军校校长起一直到当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同第一次与他见面的部下谈话时，几乎总是先问这句话。这样问，往往能找到拉近乎的由头。

“浙江湖州孝丰人。”胡宗南毕恭毕敬地回答。(www.daowen.com)

“孝丰？不过，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宁波一带的人嘛！”

“不错，不错！校长听力真好。我是在宁波镇海出生的，7岁时才随家父搬到孝丰。”

“就是嘛！这么说，你和本校长是同乡！本校长是浙江奉化人，这你是知道的。镇海、奉化就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算是真正的同乡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我们要相互提携……”玩弄这套江湖术语和手段，对于同青红帮渊源颇深的蒋介石来说，自然是十分娴熟。

“宗南不敢，今后全靠校长栽培。”已揣摩出蒋介石心意的胡宗南，立刻放松下来，头脑也清醒了，嘴皮子也利索了。

“当然，当然。本校长是一定要栽培提拔你的。”

从此，胡宗南就成了蒋校长家的常客。再后来，他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晋升上将军衔，第一个担任战区司令，一度拥兵50万，掌管陕、甘、宁、青数省的生杀大权，人称“西北王”。

用类似的手法，蒋介石确实笼络了一批黄埔学生，其中以胡宗南、贺衷寒、曾扩情、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人最为受宠，人称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他们都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

蒋介石不仅使用各种手段拉拢黄埔军校的学生，对军校教官和基层军官也大施怀柔之术，费尽心机地想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服过来。

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起床号还未吹响，蒋介石就来到校园巡视。到一个宿舍门前，他发现有一青年教官正襟端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读书，这个人是上尉军衔，但蒋介石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便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青年教官抬头见是校长，忙立正回答：“陈诚。”

蒋介石拿起他看的书，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意问道：“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还记得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

陈诚记忆力很好，口齿伶俐，很快复述了孙中山讲话的要点。

蒋介石非常满意，连连点头。临走时他拍拍陈诚的肩头，勉励他说：“时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他记住了这个人。这个青年教官陈诚此时绝对想不到，他这一生的命运将会同校长蒋介石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休戚相关。

蒋介石回到办公室后，立刻吩咐人给他找来了陈诚的档案。

陈诚，字辞修，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一地主家庭。1917年，陈诚从浙江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军校毕业后，陈诚被分配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二旅第六团第三连担任少尉排长。干了两年职务没有得到晋升，他觉得前途无望，决计另寻出路。邓演达在保定军校时担任过陈诚的区队长，与他有师生之谊。陈诚便追随邓演达来到广东，后转到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候差），不久升任炮兵队区队长。

蒋介石对陈诚晨起苦读的印象非常深刻。没过多久，蒋介石就把这位小同乡招至麾下。陈诚同总教官何应钦、战术教官顾祝同、周至柔、刘峙和兵器教官钱大钧、区队长蒋鼎文以及后来担任入伍生队代理总队长的张治中，成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所倚重的左膀右臂，被人称作蒋介石的“八大金刚”。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历任军长、兵团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军政部长、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要职，被授予一级陆军上将，成为国民党党、政、军首要人物之一。陈诚军事集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精锐和中坚。国民党兵败大陆后，陈诚还历任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高职。

除了拉拢一些中立学员和国民党党员之外，对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学生，蒋介石也是极尽能事地拉拢。

这天，年轻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被招到校长会客厅。这是一幢修缮一新的房子里的一个大房间。墙上挂着一排镜框，中间一溜长桌，围着一圈藤椅，什么豪华的设施都没有。蒋介石身着军装，平头，背后的衣架上挂着他的军帽和黑绒斗篷。一见蒋先云，他就用那双深邃的目光一直盯着他的面孔。蒋先云在校长的目光扫视下，并不紧张。他平稳地上前几步，一个敬礼，大声报告：“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第二区队学生蒋先云前来报到。”

蒋介石的目光一下温和了，说了声：“请坐。”

蒋先云走到蒋介石对面的椅子旁坐下。

蒋介石和颜悦色地开口说道：“我找你来随便谈谈。你可不必拘束。我听人说你学习成绩第一名，在最近的结业考试中又得了第一。我喜欢你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你近来都看些什么书？”

蒋先云回答：“《向导》《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蒋介石说：“很好。我每天都读10分钟报纸。”说着，指指桌上摊着的一本《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这部书我几乎天天必读。我先送你一本，以后我准备给每个学生都发一本。这是强兵治国治军的精髓。”

蒋先云接过书，翻了一下，沉思着提出一个问题：“校长，我想在军校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把热血青年组织起来。”

蒋介石眼睛一亮：“很好。你不但要联合本校革命师生，还要联合粤军、湘军、滇军……所有广州乃至全国军校的学生，组织一支救国救民的生力军！好，我亲自给你写一个联合会的序言。筹备人员我看就由你负责，再加上李之龙、曾扩情、贺衷寒，四个人够了。”

蒋先云建议道：“让陈赓和我一道筹建吧。”

蒋介石说：“他军事成绩优秀，为人侠义聪慧，我很喜欢他。他可以在军事方面多发挥作用。”蒋介石突然话头一转，问：“听说你入校前领导过工运，不知结婚没有？”

“报告校长，还没有。”

“像你这样的风云少年，给你说媒的一定不少吧？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

蒋先云脸先红了一下，接着坚定地说；“报告校长，军人总该先国而后家，等学生毕业后，奔赴疆场，干出一番事业，再请校长给学生介绍……”

蒋介石边听边笑，连连点头：“有志气！真不愧是我的学生。”说着站起来。“好吧，等我们统一中国，我给你介绍个漂亮的。我听说你与贺衷寒之间还有些摩擦，同学之间还是精诚团结为好。”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右派之间政见分歧在军校已初见端倪，蒋介石已经看在眼里，足见他的政治敏锐性之强。

这几个人果然活动能力非凡，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时竟然有2000多个会员。参加的单位有陆军军官学校、粤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福安兵舰、飞鹰兵舰、军用飞机学校等。以后经过发展参加的单位有湘军讲武堂、大本营卫士队、滇军干校教导团、飞机掩护队、粤军宪兵营、黄埔军校入伍生队，以及驻扎在黄埔的广北、永丰、江国等兵舰。

1925年5月1日，联合会决定扩大本会活动，拟设东北组织部、西北组织部、西南组织部、中原组织部、长江组织部。联合会会员达2万余人，成为革命军人中的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尽管参加联合会的单位很多，它的核心仍是黄埔军校的学员。青年军人联合会选出来的干部主要的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其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也可以说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是联合会的领导核心。黄埔军校一共有八名学生被选为联合会的干部，其中有六名是共产党员。蒋先云是常务委员，他是联合会当时最主要的负责人。军校中教职员中的许多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周恩来经常找蒋先云研究情况，给他出谋划策。可见，青年军人联合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许多右派分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就退出了这个组织。

青年军人联合会队伍的迅速壮大及其政治影响的迅速提高，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嫉妒和恐惧。他们担心“长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替代国民党了”。为了缩小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们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于是，“孙文主义学会”应运而生。

孙文主义学会，其前身叫“中山主义研究社”。1925年4月24日，该社改组为孙文主义学会，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东征。在东征的行军作战途中，部分军队党代表和军官、同学交换过意见。大概是4月间在梅县开筹备会议，接着在潮州正式成立。当时参加的人数不多，当第二次东征结束，部队回到广州以后，人数有了较大的增加。12月27日，孙文主义学会在魏芳廷家开了一次会，到会就有200多人。12月底在广东大学操场上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1926年2月又召开会员大会，正式选举领导机构，选出执行委员九人，其中有冷欣、杨引之、陈诚、潘佑强；候补执委五人。秘书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

孙文主义学会是个反共团体，它的成立是西山会议派活动的结果。黄埔军校开学时，谢持由上海来到广州，极力拉拢王柏龄及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人，造谣煽动说：“共产党虽名为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其危言耸听，激起王柏龄等人对共产党的仇视。

面对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纷争，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哪一方他也不表示出不满，常常左打一下，右打一下，欲将两个组织都拢在翼下，建立起校长和学生间的特殊关系。

蒋介石热衷于玩弄权术，在黄埔军校推行曾国藩、胡林翼的那套封建式的治兵思想。1924年10月30日，他亲手编辑成一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发给军校师生人手一册，作为“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曾国藩等人治兵，中心就是练成一家之兵。所以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竭力想建立起校长和学生间的特殊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共同工作，蒋介石与周恩来逐渐熟识起来，两个人在一栋房子里办公，工作时进进出出经常见面，蒋介石对周恩来非常客气，周恩来对蒋介石也很尊重。蒋介石逐渐感到政治部给军校带来的变化，很快，蒋介石认识到周恩来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天晚上，蒋介石来到灯火通明的图书馆，看到很多学员俯在桌前看书，也有人站在书架前找书、看书。他不作声走进去，看到屋里一张桌子前，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见习参谋胡宗南、学生陈诚正在热烈地讨论什么问题。胡宗南正严肃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根据苏俄的经验，对帝国主义是不能妥协的，即便是暂时妥协，也要对他们提高警惕，他们和我们革命者不是同路人……

周恩来听了，不住点头，他觉得胡宗南这个学生有些正义感，思想也比较进步。他表扬说：“你说得很对，看来你最近读了很多书……”

蒋介石在门口站住了，他有些犹豫，是过去与周恩来说几句话，还是悄悄离开。正在犹豫，被学生周士第看到了，他“刷”地起立，在桌旁边看书的陈赓、黄维看到校长到来，也按照军校的礼节迅速起立。蒋介石正准备离开，一看这个样子，也不好走了，他摆摆手说：“学生们请坐下，继续读书吧。”

周恩来也看到蒋介石了，他微微一笑，站起来。蒋介石赶紧走过去。图书馆归政治部管，看样子很红火，他赶紧表扬周恩来：“你来政治部时间不长，成绩很大，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孙大元帅特别重视主义的教育，总算被置在了军校应有的位置。这个，你很辛苦。”

周恩来谦虚地说：“学生们，包括各级官长、教员，到这里学习的目的，也是要提高素质，做一个有用之才。政治部的工作有起色，也是靠了校长的支持。我从欧洲回来时间不长，入校时间也很短，还望校长多给予批评。”

蒋介石赶紧说：“这个，也太客气了。”说到这里，他话头一转：“听说你府上祖籍也是浙江，这么说，我们还是同乡。”

周恩来解释道：“我祖籍是浙江绍兴，我本人出生在江苏淮安。我跟着父辈去过浙江绍兴几次，我对绍兴和淮安同样有感情。”

蒋介石听到这里，非常高兴，觉得拉上了乡党。他故作思索片刻，说：“我看上次政治部公布的那个服务细则很好，不仅政治部的工作，其他各部、室的工作也要规范化，各个部、室都要制订细则。如果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按法规和制度办事，那就好办了。前一段时间，我同仲恺商量过了。我一直想在黄埔军校建立一个军法处。我看，由你来兼任这个军法处处长吧。”

周恩来是个干工作不怕劳累的人，他笑着说：“既然校长委派，我就干好了。”

蒋介石怀着满足走了，他以为给了周恩来一个职务，又拉了同乡，两个人关系就近了。其实不尽然。蒋介石后来的用人策略，一是对自己绝对忠诚，二是浙江籍的老乡，三是从黄埔学校出来的。这三个标准，说到底还是军阀的做法。

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也找一些信仰相同的学生谈话，根据国民党“一大”规定，可以“跨党”活动，发展了一些热血青年入党，如后来曾担任红军第一任参谋长的黄埔一期学生王尔琢，就是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的；红军第二任参谋长，黄埔军校三期学员朱云卿也是在军校入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