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这天是两年前军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公然发动叛乱的日子。孙中山把开学的时间定在这天，就是要广大师生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创建一个革命的军校。

临时搭起的检阅台虽然不够高大，但主席台上方横幅“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几个字格外醒目。两侧伸出的横标上分别写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和“赴义蹈仁，奋斗牺牲”。

上午10点左右，全校各部门领导、教官、学生开始集合。口令声、跑步声响彻操场。不一会儿工夫，六个方队就集合完毕。600多名教官、学员穿着崭新的灰色国民革命军军服，头戴大檐帽，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地站在操场上。

随着集合完毕，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走上主席台。跟着他们走上主席台的还有国民党中央的主要人物胡汉民、汪精卫、张继等。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外交部长伍朝枢、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等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分别站在孙中山的两侧。

主席台前，从左至右是一溜方队，最左边的方队为大元帅府刚刚任命的黄埔军校校本部人员，分六个部。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官梁广谦、钱大钧、张元祜、邹竞、沈应时、顾祝同、刘峙、胡树森、陈继承、文素松、陆福廷、严重、王俊、黄香蕃、黄思基、廖斌；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邓演达，总教官何应钦；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卫兵长胡公冕；乐队队长杨维一。

另有政治部领导周恩来和教官聂荣臻等正在欧洲返回国内的途中，尚未到达。

在本部方队的右方，依次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学生方队。

600名壮士，身着崭新的灰色国民革命军军服，大盖帽，打着一式的绑腿，随着现场指挥何应钦一声洪亮“立正”口令，“唰”地一下，如平地一片挺拔的森林，那般精神，那般英武豪气，令台上所有的人都看呆了。

十三门礼炮响了，激昂的军乐声随着奏响。

何应钦大声宣布：“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现在开始。首先，全体向本党党旗和国旗，敬礼！”

台上台下所有的人，同时向置于主席台正中的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庄严地举起了手。

何应钦下达口令，分别指挥全体台下的黄埔师生向元帅孙中山敬礼，向夫人宋庆龄敬礼，向校长蒋介石和校党代表廖仲恺敬礼，向台上台下的所有来宾敬礼。

然后，学员队向学校的全体官长和教职员工敬礼。

敬礼完毕，在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神采奕奕走到主席台前，致训词——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革命有十三年的历史，现在的结果只有民国年号没有民国事实……孙中山越说越激动，他的声音嘶哑了，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紧握的拳头在胸前抖动着。他的话间刚落，台下响起了如雷般的口号：“大元帅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随后，由大元帅府总参议胡汉民宣读祝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并观看由何应钦指挥，军校将士表演的雄壮的分列式和阅兵式。

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了，训练不但强度大，而且非常紧张。他们在何应钦、李济深、邓演达、叶剑英等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和苏俄顾问的共同策划下，要将国外正规军事院校通常三年才能完成的训练内容，压缩在半年之内完成，努力用最短时间收最大效果。而在课程设置上，又首先选定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学科方面，最初教学生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继则教以四大教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和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以及豪绅地主、国民党右派的极大仇视与反对。帝国主义者认为，就此下去情形对他们极为不利，于是便开始想方设法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干涉。

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势力也是在广东发展起来的，锋芒直指英国帝国主义者。所以，英国政府为了保住其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便绞尽脑汁在广州本地扶植反动势力来抗衡和压制革命。陈炯明就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他们一方面从香港偷偷运送军械给陈炯明，并把香港作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中心地，妄想借助陈炯明的力量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另一方面，英国又加紧勾结利用广东买办豪绅阶级，竭力把他们控制的商团和乡团变成一支反革命的别动队，以便策动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

在广州市内各商店只要出资40元，便可领到一把日本造“村田”式步枪和100发子弹，还发黄斜纹布制服一套、硬边帽一顶、黄布绣白字“广州商团”的号带一条。商团服装比较新潮漂亮，比当时正规军队的军服还要鲜艳，所以当地老百姓戏称他们是“洋兵”。商团的领导成员大多是拥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和众多人手的资本家。小商小店则提供“月费”来维持商团。商团每星期都集操数次，主要是队列和射击。但有钱人往往请人代操，所以商团的战斗力并不很强，苏联军事顾问称其为“纸老虎”。

1919年陈廉伯继任商团团长，掌握了广州商团的实权。

陈廉伯与英帝国主义可谓是渊源甚深。他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到英帝国主义最有实力的机构汇丰银行广州支行工作。当上洋买办之后，他大兴土木，在广州西关建了英式大厦，过上了荒淫无耻的生活。此外，他千方百计地与军阀、官僚、政客狼狈勾结，以抬高自身身价。英帝国主义很快“慧眼识珠”，将他视为推翻广东国民政府的走卒。陈廉伯野心勃勃，他首先改变了广州商团的自卫性质，使其变为反革命武装组织，随后是利用沙面租界作为反革命力量的根据地，不择手段地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

在英帝国主义的教唆和支持下，广州商团组织迅速扩大，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地趋向反革命。1923年，商团向加拿大购买步枪数千支，由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陆军部发给入口护照，海关由英国人把持，上下串通一气，将枪弹和其他装备运进来。陈廉伯按着英国主子意图，肆无忌惮地扩大商团武装组织，且与地方豪绅武装组织乡团勾结起来。到商团叛乱前，广州商团已发展到10个分团，形成了一个由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构成的三位一体反革命联盟，成为全省实力最强的商团武装。

之后，英帝国主义者更是明目张胆地告诉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如果你能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昏了头的陈廉伯秉承英国主子的意图，操纵商团制造各种反革命舆论，恶毒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肆意污蔑共产党。陈廉伯还买通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东联陈炯明，企图与他们内外配合，共同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1924年5月，为摆脱财政窘境，广州市市政厅财政局决定向商家征收铺底捐。陈廉伯以此为借口，公然与广州革命政府发生冲突。他联合全市商人并联络附近的商团和乡团，酝酿于5月26日举行总罢市，向政府示威。各地的商团和乡团在陈廉伯的鼓动下，纷纷向广州集中，为数达98团，共有常备武力4000多人，后备武力4000人。后经过各方调停，广州政府决定取消征收铺底捐，罢市风潮得以平息。

陈廉伯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又召集商团各分团的代表于5月28日秘密举行所谓团务会议，决定成立广东商团联防总部，作为全省商团的统帅机关，并推定陈廉伯为联防总部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和广州市大商人邓介石为副总长。为取得合法身份，他们还向省政府递交申请，请求成立商团联防总部，但遭到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的断然拒绝。

事情看似结束了，可谁知又发生了扣械事件，陈廉伯更是借题发挥，直接导致商团与革命政府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

陈廉伯在筹备成立商团联防总部的同时，私自筹集百万元巨款，向香港南利洋行购买了大量的德国枪械，准备发动反革命暴乱。为了使计划顺利进行，陈廉伯贿赂买通了粤汉铁路局局长许崇颧，由许崇颧通过胞兄、大本营军事部长许崇智，从大本营军政部骗取了军械入口护照。商团护照载明枪械在40天内运到，但他们骗取执照后的第四天，即1924年8月8日就将这批枪械由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了广州的虎门，停泊于沙角炮台附近。虽然陈廉伯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但还是被驻香港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察觉到了。当“哈佛”号停泊在沙角炮台时，一位参加商团的理发工人发现“哈佛”号上运载有大批枪械，马上报告了国民政府。孙中山得到这些情报后，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查办“哈佛”号。但早已被买通了的杨希闵和刘震寰“奉令而不照行”，根本不听指挥。孙中山拿这班军阀也是毫无办法，遂于8月9日命令黄埔军校校长兼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查缉“哈佛”号，将船上所载军械全部扣留，封存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派出“永丰”号和“江固”号军舰将“哈佛”号监押到黄埔岛，又动员军校学员将船上的武器搬运到军校封存。军校学生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将这批枪械卸运完毕。

8月11日，孙中山指示大本营军政部吊销了陈廉伯骗取的护照。这就是“广州扣械潮”的开端。

当时黄埔军校枪弹奇缺，学生们徒手操练已好几个月了。许多师生看到这一大批崭新的枪械无不心动，纷纷要求动用这批军械把自己武装起来。校长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向全校师生训话：“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要始终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军的模范给大家看，这是我对于扣械的主张。”

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在如何办理黄埔军校的问题上不能说不用心良苦。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对他启示很大，他认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学习苏联红军，建立起一支区别于当时任何军阀的、新式的、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所以，在平时对军校学生训话中，他经常有意地向他们灌输“党军”“革命军”等概念。意图通过信仰将军队凝聚起来。他的这种建军思想，无疑比那些军阀略高一筹。

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非法购买的大批军火，是保卫广东革命政府的必要措施。但是，对于蓄意谋叛已久的陈廉伯等人来说，扣械事件正好成为他们大乱广州的一个借口，扣械事件发生后，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头目，一方面与军阀暗通声气，互相勾结；另一方面有意扩大事端，猖狂反扑。孙中山当机立断，以“贿赂官员、偷运武器”的罪名，下令逮捕陈廉伯。陈廉伯感觉事情不好，于8月11日晚逃往香港遥控指挥。

8月12日，近2000名商团团员徒手列队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愿”，名为请愿，实为要挟。他们要求退还枪械，并扬言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商团就发动总罢市，以抵制政府。孙中山亲自出面向“请愿”的商团团员演说，斥责了商团头目们的种种流言，充分说明了政府扣械的理由，表示非彻底清查不可，还宣布政府将查究陈廉伯策划颠覆政府的罪恶阴谋。许多商团团员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听了孙中山的演说后，他们自觉理亏，便自行散去。

8月13日，不甘于坐以待毙的陈廉伯，策动商团公然举行所谓的庆祝联防总部成立活动。花县、三水、佛山等十四县商团均持武器集中到广州。陈廉伯还秘密与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和第二师师长廖行超相勾结，筹谋在倒孙之时能获得更多的内应。

孙中山与商团买办之间的谈判也由此时开始了。谈判持续了10天，事态日趋恶化。8月23日，气焰嚣张的商团又向政府提出三个条件：允许成立联防总部、无条件发还扣械、取消对陈廉伯等人的通缉令。

与此同时，商团买办四处威逼利诱各城镇商户集体罢市，以达到对孙中山施加压力的目的。到8月25日，广东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陆续罢市，造成了广东民众的生活不便和恐慌。(www.daowen.com)

8月26日，大本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解决商团罢市问题。此时，广州商团的要挟逼迫和帝国主义的恐吓讹诈，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以武力制止罢市，解散商团。

于是，孙中山在接见商界代表时宣布：“目下枪械一支亦难发还，须明日开市始有商量余地。”

虽说孙中山态度明确，但国民党内部在处理商团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对商团采取果断措施，他们主张“和平审慎”，鼓吹要“和平解决”。而滇军将领范石生等人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公然反对孙中山强制商团复市的正确主张。他们一面暗中勾结商团反对政府，一面又与政府敷衍，假意责备商团，达到从中牟取私利的目的。在这次会议上，范石生自告奋勇出面充当政府与商界的调停人，却趁火打劫，向蒋介石诈去了存在黄埔的长短枪2000余支。

正当广州商团加紧进行叛乱准备的时候，1924年9月初，江浙战争和直奉战争相继爆发。孙中山认为南北军阀的大混战为北伐提供了良机。9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事宜，同时决定把大本营迁到韶关，在广州设留守政府，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9月13日，孙中山在廖仲恺、谭延闿、李烈钧等人陪同下来到韶关大本营。蒋介石特派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生护送孙中山前往韶关。9月18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布《北伐宣言》。

在广州革命政府面临商团叛乱威胁的严重形势下，孙中山采取北伐的决策是不适宜的。当时，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商团和国民党右派军人的压力下，产生了必要时放弃广东根据地，通过北伐寻找出路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对如何处理商团问题一度陷于犹豫、迁就、妥协，作出一些失误的决策。廖仲恺因严办商团的主张受到阻挠而提出辞去广东省省长职务，孙中山竟然准予所请，另委胡汉民继任。在他准备北伐时，便把商团问题交留守广州的胡汉民、汪精卫去处理。至于究竟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

当时社会上到处盛传商团即将暴动，陈炯明部即将向广州反攻的流言。而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态度却十分暧昧。爆炸性的突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笼罩在广州上空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就在这时，周恩来从欧洲回到了广州。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回到他已经别离四载的祖国。他住在了广州文德路广东区委办公地的小楼里。在那里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进行了一席长谈。张申府告诉他，陈独秀已经任命他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并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去工作。因为张申府一直在广州，还时常跑去黄埔上课，对情况较熟悉。他连日向周恩来介绍了军校情况和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经过长谈，周恩来对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四年的时间，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为全国人民希望所系的革命根据地。

同时，周恩来以他敏锐的观察力看到，广东的政治风云又异常险恶。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地区其实只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段。富庶的东江流域在陈炯明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逐出广州的。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部队。他们盘踞广州市区，各自为政地向当地百姓收税，横征暴敛，为非作歹，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孙中山曾经沉痛地对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商团的威胁。他们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正密谋以武力推倒孙中山的政府。这时，孙中山所能指挥的主力部队已开往粤北，分路向江西、湖南推进，进行反对当时统治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的北伐战争。

这是1924年11月的一天，廖仲恺和蒋介石迎来了到黄埔军校工作的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在黄埔岛码头上，廖仲恺把周恩来介绍给校长蒋介石。两人客气地握手，这是周恩来、蒋介石这对世纪对手的第一次见面。这一年，蒋介石37岁，周恩来26岁。

周恩来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黄埔军校礼堂向全体学生发表演讲。周恩来英俊潇洒的外貌，雍容典雅的举止，广征博引、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演说，一下子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学生，学生们用如潮的掌声欢迎他的到来。

商团是当时对广东革命政权威胁最大的敌人。如果不把这个心腹之患铲除，要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但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幻想同商团实行缓和与妥协。胡汉民等人原本就主张与商团妥协、求和，孙中山不确切的态度无异助长了他们靖和的念头。9月18日，胡汉民派人偕同商团代表到黄埔军校察看被扣押的枪械。9月20日，胡汉民又取消了对陈廉伯的通缉令，发还了他们被查封的财产，并同意发还一部分枪支。

相反的，蒋介石却如坐针毡，此前，他不时地向韶关的孙中山去电，催促孙中山以武力强行夺回政权，并在广州实行戒严。廖仲恺也电令军校先派出第三、四队学生开入广州，准备对付未来商团可能的罢市和阴谋暴乱。然而，这时孙中山却迫于压力，将一部分武器发还给商团。这使蒋介石内心恐慌不已，他一直认为广州根据地是国民革命军的地盘，不能轻易让人。

得到纵容的商团头目们非但毫不收敛，反而磨刀霍霍。10月4日，广东省188个商团于佛山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停止纳税，封锁革命政府的经济，并再次准备举行大规模罢市。10月9日，商团发出了第二次罢市的通牒。这样，由广州商团发动的一场反革命叛乱已迫在眉睫。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浑浑噩噩的胡汉民还一味对商团退让。商团拿到武器后，便立即露出了凶恶的嘴脸。

这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3周年，当时称作“国庆”。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三四万人。刚到广州的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名义，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通通都是革命的对头。”他号召：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他的讲演，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共鸣。

下午3时，集会中情绪激昂的群众走出公园示威游行。当游行群众行进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的时候，与全副武装的商团相遇。突然，商团不顾一切后果，竟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施放排枪，当场打死20多人，打伤100多人。凶狠的商团将一个名叫黄驹中的油业工人打死后，又惨绝人寰地剖腹示众。接着，商团连续逮捕许多工农群众，进行非法拷打，并派出分队在广州街道上武装巡逻，强迫商店休市。再往后，商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公开打出反叛旗帜。他们占据了西关一带，架设天桥和炮台，修建木栅，筑起街垒。荷枪实弹地在街头横冲直撞，并封锁市区。他们还在西关一带张贴要求孙中山下野的布告，明目张胆地邀请陈炯明回广东主政。

孙中山获悉“双十惨案”的消息后，非常愤慨，但他心中已萌生了放弃广州的念头。蒋介石向孙中山发过几次电报，请其班师。而孙中山在获悉广州各方面的恶劣情况后，打算舍弃广州，他要蒋介石将学生和枪械器材迅即运去韶关。蒋介石一再请求孙中山回师平乱，他直言不讳提醒孙中山：“早日回省，是为今日成败最大关键也。”蒋介石的电报发出去两天了，却不见回音，这让蒋介石坐立不安。他指令升旗山架起了瞭望哨，加强了黄埔军校四周的警戒。蒋介石还由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陪同，到黄埔四周视察。他披着一件黑呢斗篷，想以沉默表示严肃，但仍掩饰不住恐慌的心情。这晚，蒋介石回到校部，解下黑斗篷，一边用手梳理稀疏的平头，一边对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我委托你做代理校长，如果守卫本岛和军校需要发布什么命令，你有权以我的名义发布。”

“你要到哪里去？”切列潘诺夫诧异地问。

蒋介石扬了扬手，不置可否。沉默了许久，才说：“我是假定我不在岛上的话，这些军阀王八蛋欺人太甚。你没有听说，杨希闵反对我出任司令，参与平息‘纸老虎’的叛乱。他声称要解除黄埔军校的武装，枪毙我！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切列潘诺夫穿着一套中国军服，没有军衔。他劝勉道：“你无须担心，我国支援的枪支即将运到，‘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正停泊在黄埔码头。”

这艘小小的巡洋舰，其实是用民船改建的炮艇。因为没有所需型号的炮弹，舰上使用短野战炮炮弹。而且，孙中山政府的金库也在这艘快艇上。蒋介石听完他的话，皱着眉头不说话了，这几天对于蒋介石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啊。

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武力平定商团叛乱。他们吁请孙中山“立刻以少数可靠的革命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总攻击，以决死战”。

在廖仲恺、蒋介石和共产党人的多次劝说下，孙中山终于决定“先将北伐各军调回广州肃清内乱，再行北伐”。

10月13日12时，孙中山电令李福林宣布广州商团的罪状，电令湘军总指挥宋鹤庚迅速聚集得力军队1000人，赶赴西村一带驻扎，担任弹压，以便策应广州平叛军队，又电令粤汉路沿路各部一律警戒。

13日下午5时，孙中山命令胡汉民接济回省听候调遣的林虎部，又命令警卫军及湘、粤各一部，连夜赶回广州。当时北伐军入赣部队前锋已抵达赣中泰和、万安一带。孙中山又写信告知滇军将领范石生，应坚决拥护革命委员会的命令。14日，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宣布解散广州商团，并勒令商团军缴械。一场平息反动势力暴乱的斗争开始了！

10月14日，孙中山下达了平定商团的手令。

蒋介石接到电报，看到任命自己为总指挥，他热血沸腾，迅速在公文上签了字，然后走到电话机旁，猛地抓起电话，强忍着激动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向有关部队、军校传达命令。

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协助下，黄埔军校紧急成立了一个14人的机枪队，配置了两个炮兵连。由于缺少山炮弹，他们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同样口径的野战炮的弹筒截短，勉强充作山炮弹使用。全校师生动员起来，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蒋介石与切列潘诺夫等人商定，将机枪队、炮兵连和两个学生队留下，守卫黄埔岛、长洲要塞和军校，防备军阀部队可能发动的袭击。

下午1时，蒋介石带领着学生第三、第四队乘船在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准备参加平叛战斗。

实际上，归属蒋介石指挥和调支的兵力并不很多：黄埔军校学员800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320人，湘军讲武学校学员220人，滇军干部学校学员500人，拥有250人的铁甲列车两列，吴铁城率领的警察部队约2000人。而广州市的商团军却有1.2万人。兵力对比是悬殊的，但蒋介石所指挥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平叛军士气高昂。

猖狂的商团军占据了政府机关周围的高大建筑，居高临下，用机枪向政府机关射击，彻夜不停，10月15日凌晨，忍无可忍的孙中山下达总攻击令。蒋介石指挥各部投入了战斗。

15日凌晨4时，蒋介石下令炮击西关，黄埔军校学生队充当了作战先锋。打了六发炮弹，有几处起火，火势蔓延。商团军被迫西撤。退却时，他们把俘虏不分青红皂白全杀了。

陈赓便在14人组成的机枪队里。随着响起机枪射击声，商团军开始退却。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战斗，商团军溃退到西关。这时，躲在沙面暗中指挥的陈廉伯，眼见大势已去，自己偷偷溜上英国军舰，逃到了香港。商团军大多由商店职员组成，平时缺乏严格训练，虽然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但并没什么战斗力，可以说是一触即溃。

午后1时半，学生军越战越勇，围住西关，并占领了商团总部。在对射和失火中有100多名市民死亡，“纸老虎”商团伤亡近百人，西关地区有三分之一烧成灰烬。到下午5时，已溃不成军的商团军派副团长李颂韶为代表，到蒋介石的指挥部请求停战谈判。蒋介石一口拒绝，声明商团军必须全部缴械，方可谈其他问题。战斗开始后一直坐待观望的范石生、廖行超等眼见商团大势已去，也加入了攻击行列。各军分五路包围了商团在西关的大本营，商团全线瓦解，迅速被歼。各地商团均被迫向政府缴械。至此，平定商团叛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