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26日，孙中山亲自主张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在广州创办国民党军官学校，并拟由孙中山亲自兼任校长。军校的招生对象面向海内外，凡有中学文化程度、立志献身国民革命的青年都可以报名应招。

因为孙中山的工作非常繁忙，军官学校的筹办工作便主要落在苏联派来的总顾问鲍罗廷和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的身上。当时，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鲍罗廷和廖仲恺正全力以赴帮助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也无暇顾及军校开办之事。孙中山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把筹办军校的工作交给即将归国的蒋介石。谁知道，从苏联考察回来的蒋介石却给孙中山来了个避而不见，径自躲回溪口老家去了。

军官学校的筹办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亟须有人去主持工作。蒋介石的不辞而别，迟迟不归，令肩负重任的廖仲恺心急如焚。为了国民革命大业，也为了替孙中山分忧，他连连发急电催促蒋介石速来广州赴任。告诉他鲍罗廷正等待与他商量开办军校一事。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在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内，廖仲恺接连给蒋介石发了六封电函，言辞诚恳，苦口婆心对他进行劝说，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对于蒋介石不辞而别的无纪律行为，熟知其秉性的孙中山并没有过多责备，但严厉批评了他撰写的《游俄报告书》。原来，蒋介石在《游俄报告书》中不仅对苏联进行了诋毁和攻击，还反对孙中山推行的“联俄、联共”政策。对于利用苏联的援助和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办校建军，蒋介石还是赞成的，但是，他认为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他还歪曲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认为俄国与英、法、美、日等国一样，都是为了“投害他国”，区别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些荒谬观点，一一进行批驳，批评他“未免顾虑过甚”。

1924年1月20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他的座位是39号，他多次发言，不但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了自己的主张。

1月28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现实、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对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毛泽东也作了发言，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月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由于当时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处在反动军阀的控制之下，黄埔军校无法在全国各地公开招生，于是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到各地代为招生。

会议期间，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也是在繁忙的1月底，在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陪同下，孙中山接见了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苏联顾问小组。苏联顾问小组成员有尼古拉·捷列沙托夫、雅可夫·格尔曼、弗拉基米尔·波里亚克、亚伊·切列潘诺夫。

孙中山反复强调，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他也要求苏联顾问：“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

与孙中山的谈话，使苏联顾问们清楚了解国民党建校建军的根本目标和努力方向。在孙中山接见后，鲍罗廷告诉四位苏联顾问，未来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很快就会与他们接洽见面，然后他们就可以参加建校工作了。然而，让几位苏联顾问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约定与蒋介石的见面被一再推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推迟会面的原因。原来蒋介石跑回家没有回来。

2月1日，孙中山又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七人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在蒋介石领导下负责军校筹办事宜。李济深当时担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军务繁忙，由邓演达代替他参加建校工作。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在广州市南堤2号设立办事处，开始筹备工作。2月8日，蒋介石从老家回来，主持召开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筹委会下分设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军医部，推选王柏龄、邓演达、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分别担任上述五部临时主任，分工负责，各司其职。

蒋介石虽被委派担任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但他态度并不积极，也不做实事。真正负责实际工作的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孙中山在筹备军校之始，就委托大本营秘书长廖仲恺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廖仲恺不但日夜为筹措办校经费操劳，也为特色办校的人才费心。他听说粤军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才，便邀请他来参与办校。

叶剑英从第八旅来到筹备处报到，被分配到教授部。筹备处刚刚成立，千头万绪，事如乱麻。叶剑英刚开始接手工作，就遇到各种阻力。他逐渐感到，有些阻力来自国民党内部。当时在创办军校问题上，真心拥护孙中山主张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而国民党内有些右派分子，不但不予支持，反而阻挠破坏。孙中山、廖仲恺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以极大的耐心和魄力克服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困难，为建校铺平道路。邓演达、叶剑英等奉命奔走于粤军各军、师之间，想方设法抽调人员、借款借枪，以应急需。

2月10日，筹备委员会议定了分配全国各省区的招考学生名额。黄埔军校第一期准备在全国招录学生324名，其中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各12名。湘军、粤军、桂军、滇军、豫军各15名，国民党烈士子弟20名。此外，还准备招“备取生”30至50名。

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集中在南堤2号（今广州沿江路239号）的西欧古罗马圆柱式的三层小楼房办公。这里是广州最热闹、最繁华的去处之一，在南堤的码头斜对面。

蒋介石任职后不久，召开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一次人员比较全的会议，按照当年的文献记载，为第七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大元帅府任命的原大本营高级参谋、粤军监军王柏龄，原粤军第八师师长兼参谋长、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原粤军西江讲武堂总教练林振雄等人，还有从粤军第八旅调来的原参谋长叶剑英，经李济深邀请同来参加校筹备工作的原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曾在讨伐陈炯明叛军为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立下汗马功劳的粤军骁将邓演达，原与邓演达同在一团的粤军中校团副兼第二营营长严重，原保定军校第八期第四队队长钱大钧，原东路讨贼军总部副官顾祝同等。

廖仲恺作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受孙中山的委托，一直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也列席了当天的会议。

正当廖仲恺介绍创办国民党军官学校的宗旨时，楼下传来一阵轻微的刹车声，顷刻，孙中山在汪精卫和副官马湘的陪同下，忽然来到会场。

孙中山问蒋介石：“军校开学后的课程有计划了吗？”

蒋介石答：“我这几天正在准备。”

孙中山说：“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已经来广州，他们在建设苏联红军军官学校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应该多向他们请教，有些问题可以与他们一起研究制订。用苏联建设红军军官学校的经验，建设我们的军官学校，造就一支我们中国的革命军。我们军官学校的教育，总的说应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强调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并重。俄国政治军事就是并行的，而且是摆得一样重要，既不能偏重军事而轻视政治，也不可偏重政治而轻视军事，偏重哪方都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军官。要精于武，又明了我们的主义、我们宗旨。”

廖仲恺这时插话道：“学校的政治工作，一开始，先由戴季陶兄负责。将来，我是想请共产党方面派出人来，具体负责这方面工作。前不久，张申府给我推荐了一位法国留学的中共党员周恩来。据说担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是一位很能干、很有经验的年轻共产党人。经联系，他已经回电，近期即起程回国。”

孙中山听后，立即表示：“好，好，如果周恩来回来的旅费有困难，我们可以立即给他汇旅费去！”

接着，负责军需的俞飞鹏汇报了构想中的军服和军帽设计。

廖仲恺表示：“在财政上，大元帅府现在虽也很困难——以广州市为例，许多税收都还为这军那军把持着，但诸位尽管放手去筹备，学校的费用由我负责想办法。”

孙中山说：“还有一件最为紧急的事，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址，究竟设在哪里。这件事要立即定，再不可耽误了。原先定西路讨贼军后方病院，觉得不理想。后来，大家又先后提出了几处地方，也看法不一。现在，我要对你们说一个地方，即广州郊外的黄埔岛，距广州40里路左右，岛上留有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旧址，其房屋如今虽因年久失修多已破损倒塌，但只要稍加修缮，仍可用。且其他诸方面都极为合适，你们现在即可去岛上实际勘察，并在那里抓紧进行准备。”

大家一听，顿时兴奋起来了。送走了孙中山和汪精卫，蒋介石立即带李济深、王柏龄等人，就近在门外的码头租了条小汽船，沿珠江径直往黄埔岛驶去。汽船行驶了约一小时，前方，远远看见黄埔岛正静静地卧在珠江之中，岛周围长约20里，南连虎门，扼珠江要冲。岛上林木葱茏，水烟连天，当中一座山峰名拔旗山，四周有若干早年被废弃的炮台，果然是一处既为军事要枢，又极利于兴武讲学的好地方。

最终，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址就定在这里。后来，人们习惯称设在这里的军校为黄埔军校。

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先后返回各地，至关重要的招生工作，也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分散在南方一些大城市的共产党员，也在尽心尽力地为军校招收最优秀的青年。

这些学生名额，除广州南堤2号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筹备处为公开报名招考，其他各地，均是经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代表回去后通过秘密渠道，在那些“有志于拯救中国于危亡”的青年中宣传和推荐的。

中共中央为配合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工作，专门向全国各地的基层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发出了第62号通告。

到广州去！顿时成了当时全国各地抱有爱国理想的热血青年的呼声。

在上海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正埋头清理满桌子的废报纸和文件，门外出现了几个衣衫单薄、农民打扮的青年人。其中一个探头问：

“毛泽东部长是在这里办公吗？我们想见他！”

毛泽东当时不仅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长，而且担负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的初试与招生工作。他放下手中的文件说：“我就是毛泽东。你们从哪里来？”

那青年一听，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采，扭过头望了望身边的几个同伴，一起走进了办公室，对毛泽东说：“你就是毛泽东部长？我们都是从太原来的，我们想报考广州国民政府陆军军官学校！”青年人边说边从贴身的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双手递到毛泽东面前，并自我介绍道：“我叫徐向前。”说完，又把身边的几个伙伴向毛泽东作了介绍。(www.daowen.com)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从抽屉里拿出一份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简章，递给徐向前，又关切地说：“你们住下没有，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并且，报考的人数很多，标准很严格，要凭考试成绩录取。过几天，我们这里将要进行初试。内容包括中学的代数、几何、三角、理化，还有作文，都要考。通过后，还要到广州参加复试，你们要赶紧准备。”

毛泽东又嘱咐：“你们在上海期间，不要到外面去走动，更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你们到上海来是做什么的，行动要尽量保密，以免发生意外！”

徐向前接过招生简章，和几个伙伴又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家乡山西五台县农民外出逃荒的多不多，给东家种田一亩能打多少麦子，以及为什么要来报考陆军军官学校，知不知道孙中山是个什么人，陆军军官学校是个什么样的学校，等等。然后，毛泽东热心地送他们离开了执行部。

徐向前等人辞别毛泽东后，住在上海的一个同乡家里，在那位同乡帮助下，找来一些中学教材、旧作业和各种报纸复习。3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和几位伙伴按时来到环龙路44号执行部接受了初试，结果，五人全都通过。毛泽东给他们开具了初试通过的证明，每人发了12元路费，交代了一些路上注意事项，就让他们乘轮船往广州去参加复试。

同样，在广州的招生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拥挤而并不繁华的大东路31号，在办公楼二层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给苏联总顾问鲍罗廷任翻译的共产党员李之龙，正与桌子对面的张太雷商量自己去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的事。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张太雷，一到广州就开始了筹备军官学校的工作。

这时，鲍罗廷走进来，李之龙朝张太雷挤挤眼睛，想请张太雷再为他向鲍罗廷说说情，实现报考陆军军官学校的愿望。

张太雷会意地笑了笑，说：“我刚才已经为你向总顾问同志说过了，现在你自己直接问总顾问吧。”

鲍罗廷不懂中国话，问张太雷在说什么。

张太雷看了李之龙一眼，只好用俄语把李之龙的意思向鲍罗廷说了一遍。

鲍罗廷认真地听完，笑着说：“之龙同志，目前我刚到中国，这里确实很需要你协助我工作。但你希望到军官学校去学习，这很好，不能因为我这里而耽误了你。我对你的想法给予支持，你可以报考黄埔军校。同时，我们许多苏联同志也将到那里去工作，将来，你可以一边在军校学习，一边在学校为我们苏联同志担任一些翻译工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有什么意见？”

李之龙一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总顾问，这就是说你同意了，我如果能考入军校学习，一定好好完成你的任务。”

随后，李之龙与其他人员交接了工作，由张太雷亲自介绍，立即到南堤2号黄埔军校筹备处报名去了。

此时，还有很多有志青年正往广州赶来。陈赓和宋希濂从长沙乘坐既拥挤又肮脏不堪的火车四等车厢到汉口，在汉口挤进一艘客轮的大统舱里到上海，再由上海转船往香港，最后挤进“广福”号客船到达广州。可是，尽管陈赓和宋希濂投考黄埔军校的心情十分迫切，到广州后，他俩却又偏偏投错了地方。

陈赓和宋希濂都是湖南湘乡县人，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从不同途径听到广州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后，经人介绍，就一同来了。陈赓比宋希濂大三岁，一路上照顾他。

两人到广州以为有人接待，安排住宿。不料到了码头，并没人来照应，真是大失所望，又听不懂广东话。两人茫然不知所措，七问八问总算找到了一位会讲普通话的本地人，他看两人穿着和行李十分简朴，便介绍他们到华宁里的客栈去住，说那里便宜。军校就在旁边，正在招生。两个人住下，后来长沙又来了不少人，大家等了几天，没有动静，都有些急，就派人去军政部打听消息。军政部很热情，就把他们安排到关帝庙住，说是确实军校要招生。

当时，全国各地奔赴广州，在黄埔学校筹备处报了名的就有1200余人。两人到了南堤2号大门外，看到人头攒动，操湖南、河北、陕西、浙江等地口音的都有，并且都是在各地经初试，有的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保举和推荐的，有的是大元帅大本营重要人员亲自介绍的。陈赓和宋希濂看罢墙上的招生布告，再向旁边操湖南口音的同乡一打听，这才恍然大悟。陈赓和宋希濂他们本意来广州投考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与军政部程潜招生办讲武堂绝非一回事。他们在等待和焦急之中，后悔实在不该被别人带到程潜军政部所在的关帝庙那边去。幸好湖南那边开出的推荐信尚带在身上，还没有交给程潜的军政部，他俩经过商量，立即沿原路返回，前往关帝庙取出自己的行李，取行李时，没敢对程潜军政部负责管理的人说，唯恐被扣留在那里。他们两人气喘吁吁来到南堤2号，登上三楼，这才找到黄埔军校筹备处有关人员报上了名。

报了名，就要参加在广东高等师学校举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考试。宋希濂说：“太仓促，简直一点儿都来不及复习和准备了。”

陈赓说：“事情已经这样，只有先去参加考试再说。”

几天后参加考试，主要是政论合一的作文“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两个人都答得很好，经过体检后双双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后，陈赓和宋希濂成为敌人，前者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后者当了国民党的兵团司令。两个人20多年后再见面时，宋希濂已经在解放军的俘虏营里。

笔试之后，在面试时，有个浙江口音的小伙子因个子矮被淘汰。他急了，喊道：“小个子就不能革命？”

当时廖仲恺正在面试现场，矮个子的喊声引起他的注意，他摆摆手让他过来。问道：“你以前做什么的？”

矮个子回答：“在浙江家乡教书。”

廖仲恺笑笑问：“不在家乡教书，为什么来报考军校？”

矮个子高声回答：“为了革命，打倒军阀。”

廖仲恺看他这样坚决，对负责面试的军官说：“录取他吧。”然后又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矮个子回答：“胡宗南。”

胡宗南被录取为黄埔第一期，他训练刻苦，心计颇深。一天晚上，吹过熄灯哨，大家躺下准备入睡，可还有人在说话。胡宗南说：“已经熄灯了，不要说话了。”一个叫马志超的高个子学员生气了，说道：“谁要你管，找挨打呀！”

胡宗南因为怕挨打，就不说话了。此事在学员中传为笑谈。十几年后，胡宗南担任了西安绥靖主任，拥兵40多万，控制了陕、甘、宁、青四省的大部，成为“西北王”。他的同学马志超为西安警备司令。胡宗南到任后，马志超赶紧去拜见。胡宗南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事，说：“你在黄埔的时候，可是够厉害的！”一句话说得马志超面红耳赤，回去后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陆军军官学校在廖仲恺的主持下，筹委会成员监军王柏龄、粤军师长李济深以及王柏龄邀请来的叶剑英等人紧锣密鼓地张罗筹备，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仍不见踪影。

从苏联考察回来的蒋介石，大闹个人情绪，擅自离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1918年蒋介石辞去粤军作战科主任到这次的不辞而别，短短六年间，他以各种借口辞职又复职，来来去去前后共达十几次。蒋介石频繁辞职，每次都有不同的原因和借口。这一次，他之所以递交辞呈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蒋介石后来分别写给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一年多来的施政方针不满。在蒋介石看来，大元帅府重建后，内政设施，简直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并且看不到有改进的希望。其二是对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以新生力量取代旧的系统不满。其三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继续持怀疑态度，对廖仲恺坚定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政策也十分不满。

这次导致蒋介石大闹个人情绪的最直接原因，是他不满意国民党“一大”的人事安排。在国民党“一大”推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41名委员和10名监察委员中，并没有蒋介石的名字；中央党部下设的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九部中，也没有蒋介石的职位。2月3日，孙中山仅任命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对刚从苏联考察回来，准备在党务、政务和军事上全面施展身手的蒋介石，无疑是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于是，他故伎重施，不辞而别，径自跑到上海。

2月23日，孙中山就任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以免筹备工作突然中断。为了办好黄埔军校，廖仲恺组织筹委会着重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严格考核和挑选基层军官，举贤任能，建立一支精干的基层干部队伍。筹委会决定，凡分队长以下的干部都采取推荐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挑选。经过考试、审查、复试，录取了50名分队长以下军官作为军校学生的表率和带头人。二是采取组织介绍和文化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择优录取学生。到3月27日，全国各地前来报考的学生总数已达1200余人。虽然蒋介石还未复职，孙中山还是于3月21日任命他为入学考核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5月5日，黄埔军校开课。6月16日正式开学。从全国各地考取的600多名有志于革命的热血青年陆续跨进校门，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学校组织机构陆续健全起来。孙中山亲自兼任学校总理。他确定，军校的办校宗旨是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倡导“团结、奋斗、牺牲”三大精神。他非常强调学习经验，在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建立了党代表制度。5月9日，他特别任命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并规定，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由党代表签署，交由校长执行，否则无效。这样就保证了党的新三民主义精神的贯彻和实施，使军校真正成为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基地。军校的机构是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设六个部，即政治部、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军医部。教授部由王柏龄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并兼任教官。另外，又聘请了钱大钧、沈应时、顾祝同、刘峙、胡树森、陈继承、文素松、严重、王俊等为教官，还有五名苏联教官，一名日本军官，组成了一支可观的教员队伍。作为副主任的叶剑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他除了完成王柏龄交办的杂七杂八的事务性工作以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教学业务方面。凡各学科、术科的课程安排、协调和联络，教学生活保障，以及课前备课，课间听讲、课后检查、学期测验等活动，叶剑英都要积极参与并组织实施。当时教授部管四个队的八个班的教授。每一堂课都要下发油印讲义，每天要刻印讲义达100页以上，由七八个同学分送到各班学生手里。每天操课时间为九小时（术科五小时，学科四小时），还有晚自习两小时。学生的作息制度、活动情况，叶剑英都要过问和安排。除此之外，他还直接担任几个队的兵器学等课程的讲授。兵器学原理涉及的数理化知识较多，又无现成教材。为了教好这门课程，叶剑英温习过去在云南讲武学校所学的知识，同时补充新的资料，认真备课，细心讲解。当年听过他讲课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后回忆说：“我们在军校听叶剑英的课，都是讲的兵器学，讲兵器的性能和如何使用等。他讲课，十分吸引人，一点也不枯燥，很风趣，大家都很愿意听。”

当时，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很赏识叶剑英，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那时王柏龄是教员，两人也算是有师生之谊。王柏龄对叶剑英的工作态度是满意的，但也逐渐觉察到他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和一些共产党人关系甚密。对此他不无忧虑，并多次劝阻叶剑英不要对政治太热心。叶剑英对王柏龄是否器重自己并不介意，只是心里有数罢了。他看不惯王柏龄甘当蒋介石“奴才”的嘴脸。他一心按照孙中山、廖仲恺确定的办校方针办事，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一点给军校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堤2号的这座三层小楼，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召开筹备会议32次，完成了从制订招生简章、修整校舍，任免职员到考录学生、编制教练计划等有关军校开办的诸多事项，保证了黄埔军校的顺利开学。军校开学后，筹备委员会和筹备处自行撤销，南堤2号改作黄埔军校驻广州市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