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本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曾任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助编、中共北方局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中共河南杞县县委书记、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教务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并担任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可以说，依照传主本人几十年体制内的丰富经历再加上真实的言说，这部回忆录应该有它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不只仅仅是这些年常说的反思二个字，而是在还原历史，让后人看看，几十年来，我们一向视为高尚的、神圣的中国革命，到底经历着怎么样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又是充满着那样野蛮的、缺乏人性的封建色彩。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些野蛮的、甚至是丧失人性的东西，依旧如影相随般地萦绕在我们所生活的中国社会之中，依旧被某种意识形态夸张或扭曲为圣洁般的革命理想。要说缺憾的话，这也是一部不完整的回忆录，如1937年到1940年之间，本是作者奔赴延安后新生活重大转折的开始，他更名为李新也应在此时，但书中恰恰少了这一段。还有1966年“文革”中的经历，本书也付之阙如。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而中共北方局整风高潮，是在1943年。李新当时在北方局青委工作，目睹很多整风时期的事情。当时，北方局的书记一职，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来的一切指示，都奉命惟谨，如《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得到重视时，北方局就已经认真的学习了。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开全分局的高干会议，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北方局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对此，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但会议上的这些争论没有结果，闹得不欢而散。随后，中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彭德怀为此受到“围攻”，也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对毛发脾气所讲“延安整风，你操了我几十天娘，我操你几天娘还不行！”的由来。不过，当年的薄、安等人，并没有提到“百团大战”，因为那时候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说打日本打错了，特别是像“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要是说它错了，这不就是汉奸思想了。谁也不会想到，这在今后竟成了彭老总的一条主要罪状了。

　　彭德怀走了，来了代理书记邓小平，此时北方局的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这年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所以在备战声中加紧了清查内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十多天时间就抢救出1400多个“特务”，为了加强反内奸的领导，还成立了一个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邓小平是1943年10月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清查混进党内的反奸斗争。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代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邓小平的说话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的敌工部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他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李新认识张义权，觉得这样的同志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是不会有问题的。

　　此时，中央又发来一个针对领导干部的电报，电文称：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们身边。一看这口气，就知道是毛泽东的口气。就在人人自危、个个紧张的时候，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跑步到村外的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准动！并要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接着便把每个人的衣服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看有什么信件和文字之类的东西。搜查完毕，才宣布解散。各人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背包都已被搜查，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书信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片纸不留，都成为审查思想和行为的最好材料。后来才知道，这时候搜查女同志的情况，更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

　　当年把审干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个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得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身体的紧张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象。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只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在革命阵营里永无立足之地。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为“半条心”，敌特分子是“两条心”。无论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代”，只要坦白交代了，才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以暴易暴 千刀万剐

　　1946年，李新就任冀南永年县委书记，甫一上任，就碰上开展反奸清算大会的群众运动，即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宋本人在日本占领时期充当宪兵队队长，作恶多端，人人恨之入骨，所以参加斗争会的群众数以万计。

　　会场上宋品忍从头到脚被几根绳子紧紧绑着，不要说全身四肢不能动弹，就连脑袋也不能转动一下。在“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控诉会上，先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老太太掏出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刻刀，嚓的一声把罪犯的一只耳朵齐齐切下，鲜血飞溅，全场高呼“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接着又有两个被杀害了父兄的青年人上台诉苦后，把宋的一只手给剁了，说要拿回去祭典自己的父兄。后来又上来一个女人，拿着一把刀喊着要把这汉奸的黑心挖出来看看。此间，李新怕影响不好，立即打电话请示上级批准枪毙宋品忍。其实这时宋早已断了气，所谓枪决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但很多群众还不解恨，纷纷涌向刑场，争着把死尸的肉给分了。李新在行刑处看到一个晚来一点没分到肉的汉子气冲冲跑来，只好拣一两块骨头回家，边走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这次生剐活人、凌迟罪犯的残忍事件，并非偶发。一年后在解放永年县城时，也把投降的国民党班排级以上的军官拉到会场上让群中给活剐了。李新认为，上次属于群众自发行为，而这次活剐匪军军官，却是出自领导的决定，并有领导出面主持，纯属农民狭隘的报复主义思想。这样不讲政策，言行不一的做法，一定会招致不利的结果。果然，永年城的个别匪军跑到元氏敌人据点后，大力宣传不能投降八路军，投降了也要被杀掉。这样就使后来解放元氏时，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残酷虐杀俘虏的行为，不但会丧失社会同情，而且是帮助敌人巩固其部队，是在帮助敌人杀害我们的同志。

　　刘少奇批评聂荣臻

　　1947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李新也参加了此次会议。7月17日会议开始，会议没有一定的议程，只发了一些文件让大家学习，要大家自己提问题，自己讨论，自己解决。到了8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做报告，在对晋冀鲁豫的大大表扬一通后，而对晋察冀则作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右倾，相信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满脑子和平幻想，一直让一部分军人复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土改很不彻底，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有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扰土地改革，这些人是抗日干部，很难过土改这一关，是半截革命者。刘少奇越批评越生气，说他到这里看到土改不彻底，批评了右倾偏向后，这里的干部不服气，于是来个处处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吊人打人，乱斗一气，这是对批评的对抗嘛！而领导呢，毫无办法。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说这些话时，刘少奇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坐在李新旁边的晋察冀团长聂荣臻很沉痛地低下了头，全场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在此之前，聂是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做笔记，再听到刘的粗话批评后，他不由地低下头，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

　　见此情景，作者的心里也很难受，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服。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之后，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央提出来的，晋察冀只是复员一些老弱，并且是经过批准的。为什么刘一点不做自我批评，却这么严厉地批评下面呢？是的，晋察冀在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打好，土改没有搞好，受批评时应该的，但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能是这样粗暴的吗？本来对少奇同志十分敬仰的李新对这样的批评感到不是滋味。

　　任弼时曾提出过政党经费问题

　　书中记述，自参加革命后，连续三天仅有两个人作竟日长谈的，却只有一次，就是在1948年8月与任弼时的谈话，毕生难忘。

　　其中，任弼时具体问到永年全县党务工作干部的情况，县委多少人，常委几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县委机关多少人，每年需多少经费，全县共有几个区委，每个区委有多少脱产干部，不脱产的又有多少；全县共有多少个党员，多少个支部；乡村支部是否有脱产干部，支部书记是否脱产，不脱产他们的生机又怎样解决；全县共有多少个脱产的党务人员，全年党务工作的经费大约是多少，等等。任弼时问得极为详细，并做了一一记录，而且把数字记得很清楚。随后，又问：“你们现在的党务工作不很多，全县只有几十人，开支也不太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给，自己搞生产，能解决问题吗？”李新以为，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要停止对下面的供给了。

　　任弼时解释：“现在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共产党，而且有各党派；到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共产党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李新说：“将来新政府成立，对各党派也给点经费不就行了吗？”任弼时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给他们多少？给共产党多少？谁来决定？而且，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

　　今天看来，不仅共产党庞大的经费由政府负担，严格说来由纳税人负担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国”和“党天下”了。而且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也是由人民来养活着的。这就是具有讽刺的“鱼水关系”了，但是谁是鱼，谁是水，谁在养活谁，这个简单的道理，到现在竟然也说不清楚了，这与国内的公仆能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反倒像奴才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道理一样。

　　彭子冈被“引蛇出洞”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人大新闻系曾召开了一次“引蛇出洞”的北京新闻界座谈会。当时还没人认识到“引蛇出洞”策略，发言异常激烈，对共产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这种情绪鼓舞下，新闻系主任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李新暗中连扯他几下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安岗兴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李新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接着，校外的彭子冈起来发言了，说话时慷慨激昂，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全场为她热烈鼓掌。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冈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发言记得很少。彭子冈是校方请来的名记者，讲得最多最激烈，记录的也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自然无法逃脱了。李新认为，自己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子冈呢？倘若事先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让她免遭大难吗？对此，传主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www.daowen.com)

　　林希翎与葛佩琦

　　人民大学素称中共的“第二党校”，在反右期间有400人被打成右派。在有些系，由于领导干部心胸狭窄，借机整人，把一些不沾边的人也打成右派。如经济系有一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结果招致系领导的嫉恨，几次送校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人认为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是反党，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戴上了右派帽子。

　　在高潮中，斗争的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专门从全校找到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这个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没法子了，只得领着群众高喊口号，才能将她压倒，这样的情况十分可笑。据说当时北大斗争谭天荣时，也是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被打成右派后，当然都是劳改，甚至受到异常残酷的对待。右派平反时，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的平反决定派人给她送去，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予理睬，于是平反决定又给带回来了。就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平反的右派之一。

　　当时，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是个老党员，对党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经反复动员后，5月24日他参加了一个党外人士座谈会，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如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要生活特殊化。三天后的5月27日，他的发言被刊登在《人大周报》上，变成了“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到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动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的。”其实，无论葛佩琦的发言还是《人大周报》的刊登，都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于是，全国大小报纸纷纷转载，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之后，葛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无期徒刑，从此受尽折磨，家破人亡。

　　“四清”见闻录

　　1964年夏天一个闷热晚上，作者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按时到会后，看到在京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心想是谁做报告呢，这么严肃，原来是刘少奇讲话。桌子上有扩音器，但刘并未坐下来讲，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待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眼，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也没想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略一迟疑，马上起来圆场：少奇同志讲话虽然简短，但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做报告嘛。接着对台下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做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整个会议，连头到尾不到一小时，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听到有人在议论：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听到两三个军队干部也在骂娘。

　　李新所在的近代史所“四清”的地方是甘肃张掖的乌江公社。进村后就开始访贫问苦，其实这里的贫苦一看就知，何待访问：每个家庭都一无所有，床上有条破被就是比较富裕的了。太阳出来，南墙根就有一群“日光浴”的，老头老太太光着上身，十二三岁以下的男女小孩，全是赤身裸体，为什么，没有衣服穿。还有两三个小队，十几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一家人合穿一条，谁出门谁穿，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四清”工作队必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三餐都是稀的，一大盆粥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面条，老乡们肚子大，能吃三四大碗，可怜城里人吃上两碗肚子就撑得鼓鼓的，两三次小便后就空空如也、饿得不行了。当大家饥肠辘辘、唉声叹气时，作者念了一首河南信阳关于公社大食堂的顺口溜给大家听：“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到了文革时期，这首顺口溜还成了作者污蔑“三面红旗”的罪证。

　　历史研究之荒谬

　　回忆录说，“四清”时期，每次进城开会，都要去看看历史学家黎澍，因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指示，特别是有关历史方面的指示。例如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这分明是批评范文澜和翦伯赞的，因为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为农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被迫对农民让步，总要采取一些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向前进步，汉唐初期的盛世就是这样来的。

　　而毛泽东根据解放区土改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的事实，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乃至一切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都只有仇恨与斗争，不可能有让步与妥协。这是他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必然发展，再往后就发展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黎澍在私下谈到这个问题时，不住地摇头，大声说道：“他老人家为什么在20年代和30年代要去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呢？没有让步能有统一战线吗？”李新也认为：“大跃进饿死了人，农民有意见，他老人家还是让步了，连食堂也不坚持了。看来世界上天天有斗争，也天天有让步，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他们对最高领导的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又感到忧虑，当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已经够紧了，如果再绷紧一点，岂不要绷断了？

　　接着，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从北京回来，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者搞“新四史”（家史、村史、公社史、工厂史），并严厉批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指示。刘大年对毛泽东很崇敬，但对如何搞“四史”也很茫然。以张掖来说，虽然接触到不少贫下中农的家史、村史和公社史，但这些材料怎样写进书里去呢？如果让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可现在看到的都是贫穷、落后。“四清”中查出来的种种材料能如实写出来吗？高明的历史学家如刘大年，对此也是摇头叹息、一筹莫展。

　　如以前李新所编的《中国心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遇到平江起义，彭德怀的名字不写，连滕代远、黄公略也略去了。到了八路军，只写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不写，新四军只写军长叶挺，忽略副军长项英。有人说编者“用心良苦”，可作者自认为心是苦的，也是良的，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出来的新中国，书写历史竟是这样困难呢？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了今天这种情形呢？

　　为红四方面军抱不平

　　过去教党史，知道西路军是在高台地区被马家军打败的，现在来到了位于张掖的高台地区，当地还有不少当年失散下来的红军，作者就做了一番实地考察。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军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东征。东征军虽然对阎锡山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却招致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了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红军便称为西路军。他们是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事的，决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释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还有中共中央的决定。作者考察时，对其中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到80年代才搞清楚。但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可以想见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情形。

　　在作者弄明白了这次战斗的时间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后，又让人心中极为愤懑。《毛选》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是这样写的：“为敌人吓到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竟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失败呢？很显然，这时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作者在60年代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西路军都是按照这些指示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的失败算在张国焘头上呢？尽管张国焘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还有两万多西路军战士呢！党内斗争如此复杂而残酷无情，此时才有所领悟，发人浩叹。（原载《湘声报》）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