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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臧否，学界与媒体一向争讼纷纭。诸多热点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1958年至1961年，即俗称的“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 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有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此说遭到多位参与撰写此书专家的批驳。

　　以我目前所见，早在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就早已公布过相关数据。另外，在薄一波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亦有类似说明。本次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万”，“9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七十年》和《党史第二卷》两书中所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指1960年一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来源。“1000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的数据则来源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中国人口》。

　　其实《党史第二卷》涉及建国以来29年间的大量历史数据，但全书对这些数据罕有详尽注解，相形之下，著者如此对待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颇显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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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饥荒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这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在许多著述中都有所反映。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其近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以上三条数据只是我从手边现有的几本通史性著作中的“顺手牵羊”。另外，还有很多专攻“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举不胜举。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A.J.科尔（Coale A.J.）教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时段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李成瑞认为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对其进行技术性修订后，按其计算方法，非正常死亡人口应为2158万，但两者相比，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www.daowen.com)

　　近年来，我读到的最新的，也是我最为信服的，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研究，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曹树基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他采用了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250万。

　　现实中，相对于多数人“纠缠”数据的准确与否，还有一种“异类”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上千万根本就是一个愚弄世人的弥天大谎。《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即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援引孙景泽等人的说法，认为《党史第二卷》中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严重夸大，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甚至还“增加115万”。

　　对于想要了解历史真相，又觉得“正襟危坐”的学术研究读来寡然无味的读者来说，还有一类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可供参考。

　　在此推荐两位“杨”姓作家：杨继绳与杨显惠。杨继绳原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他广泛搜集了“大跃进”时期的原始档案、回忆录等，在其于香港出版的专著中，他用较为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地反映了那一非常时期的种种“非常”，保存了最为鲜活的“历史记忆”。杨显惠，天津作家，从2000年开始，他接连发表多篇纪实性小说讲述了“大跃进”时期甘肃夹边沟等地的故事，后结集为《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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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很令人遗憾，对此问题，尚未有“众口一词”的答案。

　　《党史第二卷》中仍然沿袭《七十年》中的表述，无疑也是此种人言人殊困境的一种反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得出更权威的数据，撰写者们曾无数次讨论，但永远统一不了，引用任何一种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袭用《七十年》中的表述。但我以为，《七十年》中的表述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回避了1958、1959、1961这三个关键年份的数据，即使是1960年的“1000万”也是笼统的，没有做出更细致的“正常”与“非正常”之分。

　　为何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如此难以得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发表文章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点出了部分困境所在。他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虽然“非正常死亡”是研究“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所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一个无法严格操作化的概念，沿此思路本身就难以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果。再加上建国初期人口统计体制屡经变动，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干部的素质，数据可靠性较差，关键年份数据缺失等等诸多客观原因，困难之大，显而易见。

　　无论“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在《党史第二卷》中，对“大跃进”的历史有着客观地描述，对引发“大跃进”的原因亦有切实反思，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回避，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地应被我们后人铭记与反思。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经济学良心”之誉的阿玛蒂亚·森，在对世界各国的大饥荒现象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而新闻能否自由，很显然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阿玛蒂亚·森特意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援引了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这也许可以是我们反思“大跃进”的起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