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30周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一份有着重大意义的文件，涉及对“文革”及毛泽东的评价等重大议题，《决议》草案讨论的见证者郭道晖回忆了当年激烈的争论过程

　　饭菜上桌已久，老伴张静娴教授催了好几遍，郭道晖还是端坐在电脑前。

　　83岁的老先生健朗睿智，与江平、李步云并称“中国法治三老”。持续不断地思考、写作，是他对身心的特殊保养，“写作也是一项实践，我鼓励年轻人多写写东西，一方面能让人家了解你的思想，另一方面你也能通过写作梳理自己的思想，甚至通过写的过程，通过笔下自然的逻辑推导，发展自己的思想。”

　　在这个安静的书房里，老先生每天工作6个小时以上，出版、发表个人著述超过400万字。“我立论行文，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竭力为人民的权力和权利鼓与呼。为人民争民主，为国家行法治，为社会求正义。”

　　近年来，他从法学界的学术刊物转战于一般社会公共刊物，“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现在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 2010年发表在《炎黄春秋》第四期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正是在这里写就的。

　　1980年10月，郭道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人小组秘书的身份，亲历了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中央机关干部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党员也参与讨论，实际参与人数约5600人。

　　“我做秘书主要是整理我们本组的简报，有时候还要代这些老同志起草发言，其他组的简报也发给我看，因为做秘书要了解全面的情况。我这个人还算有心人，我一看，哎呀，这么尖锐！这些闻所未闻、使人拨云见日的发言应该把它记下来。”30年后，凭着当年的笔记，他披露、还原了彼时党内高层干部对党史和毛泽东功过的激烈讨论和真实评价。

　　此文既出，读者喝彩一片，认为这些老干部“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公开揭示。读后振聋发聩，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对于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会产生重要作用”。 “30年前四千多高干评议党史的那些正义之声，今天读起来依然正气凛然，铮铮作金石鸣，而且经过历史印证，更显其光彩照人。”

　　但这篇文章也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在“乌有之乡”里，他被人骂作“狐狸”、“兔子”、“走狗”，甚至被人诅咒“不得好死”……

　　也有两位清华哲学教授，“经清华大学离退休老同志理论学习组讨论”，著文痛批郭道晖。称郭文 “以颠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己任”，“把内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公开抛出来作为颠覆党最后的正式决议的根据，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在性质上已属反党行为。”

　　“他们其实并不是坏人，主要是思想僵化，中‘左’毒较深，积习难改。” 郭道晖说起这篇檄文的作者，言语平静。

　　1928年出生的他，经历过建国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和“革命”。“作为一个党龄已超过一个甲子、年龄已登耄耋的老人，作为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奋斗过，现在对党的生死存亡和国计民生仍常怀殷忧的共产党员，我坚持所应保有的党内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我也坚持做人应有的政治操守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

　　他笑着说，别人说我的文章厚重犀利，但“我可不是‘愤老’”，在提笔回应那两位昔日的清华老同事时，他援引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为纪念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遇难的人们所说的一段话：

　　“对民族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让我们好好想想吧，数百万人因恐怖手段而丧生，而他们的罪名均是谎言。……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这样的说辞，说那些众多的牺牲品是为了某种国家的最高目的。我坚信，无论国家需要什么样式的发展，无论他的成就如何，狂妄的自尊自大不能以人的痛苦和伤亡为代价。任何东西都不能高于人的生命价值。因此，镇压是有罪的。”

　　对毛的评价，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各行各业都已深入推进拨乱反正。人们迫于政治高压而被冰封的思想也开始解冻。对于建国30年来党和国家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社会上流传着各种猜测和议论。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与法拉奇先后谈了七八个小时，通过这位意大利风云记者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和态度。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这是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

　　“永远要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说，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邓小平如是总结这次对谈。事实上，他准备充分，立场鲜明。在与法拉奇会面前数十天，由他牵头主持的《决议》起草工作早已推进了5个多月，第二稿（又称1980年8月8日稿）已经完成。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一连有9次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胡乔木、邓力群等起草小组成员：

　　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郭道晖所看到的《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是以《历史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为蓝本的，这次讨论从1980年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

　　讨论情况以简报、快报等形式及时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有关领导人，一些重大的问题则写成综合报告、意见汇编上报中央政治局。

　　据统计，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讨论中的争论焦点。

　　许多老干部直言，不赞成讨论稿中将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党的错误。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泽东的十大片面性错误，如“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等。

　　对于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科学的体系”，“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提法，也有很多干部提出质疑。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还找郭道晖，让他写个材料，要他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张爱萍、李锐、胡克实、朱德秘书陈友群等人则以亲历亲闻指出毛泽东为人行事的种种问题。

　　邓小平在“四千人大讨论”进行中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一方面肯定大家畅所欲言，另一方面重申利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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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6月27日《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大讨论中所提到的对毛的许多负面评价意见没有被采纳。《决议》写道：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在《历史决议》通过后仅10天，即1981年7月7、8两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这个决议实际上可说是主持起草的领导人根据当时时势的需要，‘力排错议’的产物。”郭道晖说。

　　30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个历史决议？

　　“应当充分肯定‘四千人大讨论’是党内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决议》对上世纪80年代推动改革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郭道晖特别强调《决议》对“文革”的定性，“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毛左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极左思潮不得逾越的底线。”

　　当年对《决议》草案的讨论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引发激烈争议外，对“文革”前的历史评价也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最后《决议》给出了定性，“如认定‘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断定‘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导致的……”

　　张爱萍之子张胜主张以历史的眼光看待30年前的《决议》，“什么是历史的眼光，就是要把它放在当时历史的环境中、历史的框架中去看。”

　　当年他父亲也参加了“四千人大讨论”，国家机关第14组第3期简报上，记载了他和同组人员的发言：

　　张爱萍同志：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

　　孙冶方同志：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农机部宋敏之同志：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

　　尽管这些发言以及主张对毛泽东做出更加客观评价的要求被“集中”掉了，但张胜认为这其中的“妥协、退让、放弃”，是审时度势、综合分析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稳健选择。“我们第二代领导人跟毛泽东的感情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他们共同打下了江山，毛泽东是他们的导师，他们敢于反思他，提出自己的东西，这个勇气是需要我们今天汲取的。”

　　不让党史泯灭

　　那些被“集中”掉的声音始终在郭道晖的笔记本上铮铮作响。

　　“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铁道部慕纯农；

　　“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夏衍用16个字概括毛泽东的错误。

　　李锐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其中谈到，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

　　郭道晖在1979年调到刚成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时，就听到时任法委主任的彭真同志亲口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彭真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30年后的今天，郭道晖目睹毛泽东语录变身《毛泽东箴言》大热于市；韶山冲里万人跪拜伟人神像；“红色经典主题餐厅”里80后、90后的服务员把忠字舞、样板戏跳得有模有样、一板一眼……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30年前听到的那些声音传播出来，帮助人们“拨开迷雾、了解真相”。

　　“我也毫不讳言我赞成、拥护这些老干部所说的许多（不是一切）观点，并对那些敢讲真话、坚持真理的老一辈革命家对党负责、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崇高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发表后，有人质疑他“泄密”、“严重违纪”，他深为这些中毒过深，时刻准备着高举大棒打压异见、压制言论自由的人感到遗憾，他说：“会议从来没有宣布禁止抄录，有些参会者至今还保存了原始简报，它们只是一些思想观点，并不涉及什么重大机密，也不神秘。何况我当时也从未擅自公开和传播，而是在事过30年后的今天，基于一个暮年老人对党对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为免我所知悉的一些党史情况泯灭，才择要公示于人。”

　　“再则，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通过的《保密法》第15条规定，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不超过10年，必须解密。所以我现今将它发表，既不犯国法，也不违党纪，而是对广大党员和公民的知情权的尊重。”

　　“现在要做的不是要修补决议，也不到重写的火候。当前，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重点要做的是‘三开放’：

　　首先，根据《保密法》，开放建国以来以及建国前的历史档案，包括涉及毛的有关档案和1980年四千老干部讨论决议草案的简报；

　　其次，开放对建国后的前30年的党史问题和全面评毛的大讨论；

　　第三，开放对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大讨论。这些开放的成果应当吸纳和体现于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

　　他的意见和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清华大学教授李楯说，“党史上已经不新的史实在公众看来还是很新鲜，很多人对于党史的了解还停留在初中阶段。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把人民看成小孩子，给人民看（经过修饰的）教科书，不认错，中国就没有前途。”（参考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历史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型，建设宪政社会主义——纪念历史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发言》；沈传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等文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