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圣经”

　　 世界上一切宗教都建立在自己的“圣书”基础之上，但它们并不是立即具有像《圣经》或者《可兰经》那样的形式。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世界意识形态也都是建立在其创始人的著作和说教基础之上的，他们在极权的意识形态运动和政治机构中产生了某种新的“圣书”。他们向世界或者某一国家提供这样的书本，企图揭示和解释一切，从而成为社会意识的基础、公民行为的规范、某一政权制度的辩护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是在斯大林领导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参与下编制出来的。这本书在不同程度上伴随着我们中每一个选择历史和哲学为职业的人，终身如此。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作为建立在正统思想和个人崇拜基础上的极权的宗派，而是作为新的经济和哲学构想和社会政治运动出现的，其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在这个运动中有自己的创始人和权威，有导师和学生，但没有垄断，没有独裁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追求自己构想的科学性，追求客观真理，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摒弃其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摒弃了宗教。研究马克思主义通常都从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然后是《资本论》，但那时谁也没有把这些书看作“圣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争论中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欢迎自己的学生和后继者在各个方面丰富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运用范围。然而就是在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科学上表现出对自己对手和“机会主义者”的敌视和不容忍态度，把马克思主义从开放的观点体系变成封闭的体系和教义。

　　 列宁也不认为自己的著作、文章和讲话是不可逾越的教条，他生活和工作在尖锐的争论和斗争中，他在斗争和革命政治实践中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成了他生命中的主要事业。列宁主义是20世纪头20年世界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但列宁并非唯一一个想成为马克思学说继承者的人，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也想创造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流派和政治运动，列宁主义是世界社会民主主义中的极左翼。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列宁是激烈的激进派，但他没有为自己提出建立极权的教条或政党的任务。

　　 列宁允许布尔什维克上层在一定范围内展开理论争论和政治讨论。甚至在20年代初列宁主义也没有成为像后来斯大林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样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垄断者，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说，《简明教程》正是一部“圣书”。它出版后立即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而在非正式场合往往被赞扬或者被讽刺为“共产主义的圣经”。在苏联，有15年此书实际上发挥了圣经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是一本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都必须熟知的书，对它的每一个原理都不能提出质疑，那样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历史中的一些情况

　　 列宁的去世使所有布尔什维克及其他国家的所有列宁主义信徒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俄国革命的成就激起世界各地的极大希望，引发对这一革命的领袖本人及其观点的极大关注。然而列宁从来没有试图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用某种系统化和简要的形式来讲述自己的学说，或将其发挥成新的《资本论》。不仅如此，无论列宁还是马克思或者恩格斯从来都没有一个作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清晰明确的构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声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将其改造为较为公正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必然性。19世纪，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思想，一种形象，它并不是像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那样可以进行研究的现实存在。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确实可以找到被他们叫做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100个甚至200个特征。这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社会生产的计划化和集中化，男女平等，消除城乡矛盾、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矛盾，废除国家强制，自由劳动，按劳动公平分配，等等。但所有这一切主要是假设，甚至是梦想，而不是立足于经验和分析的严格真理。某些学生和追随者企图详细描绘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他们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想详细讲述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甚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说得也不是那么绝对，远非后来强加于他们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看来，不把未来社会理想化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

　　 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对他本人和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批判”。当然，也有过个别的猜想，但整体上马克思有充分根据声明，他从来“没有抬高社会主义制度”①。就是列宁在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完全意识到这些思想的抽象性质。1917年初以前列宁还像俄国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坚信在俄国搞社会主义是“极其荒唐的事”，只应当宣传它，因为社会主义在俄国“不采取过渡措施”是无法“马上直接”实现的②。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已经是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者，列宁在党的第7次紧急代表大会上还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因为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③列宁追随马克思，只是指出社会主义最一般的目标和特征：公共福利；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拥有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大生产，它需要有国家计划和高度集中化。商品货币关系、雇佣劳动、剥削和市场是不能同社会主义相容的。他写道：“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④在英国在某个时候由于和平进化，社会主义也许能够成为现实，不过在俄国，在当代欧洲社会主义只有通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取得胜利。

　　 1918-1920年的现实比布尔什维克期待的要复杂得多，更富戏剧性。他们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却要面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普遍危机，只是走上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才得以阻止危机的发展。然而列宁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建议仅仅是他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探索社会主义的开端。列宁满怀疑虑和担心，他1924年1月去世时留给接班人和继承者的问题大大多于答案。

　　 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领域的理论工作并没有停止，然而在我国的条件下它们同尖锐的政治竞争和权力斗争交错在一起。基本工作在三个方面展开。需要把列宁的观点进行某种系统化，简明讲述“列宁主义基础”。必须找到一种形式和方向来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连接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最后，必须解决一些来自实际生活的，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也没有在列宁面前提出过的问题。这些领袖有无限威信，但现在谁能取代他们的位置领导党和国家继续奔向光明的社会主义顶峰？

　　 许多人认为，党的新领袖可以是托洛茨基。他在1924年写了几篇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在政治局委员里第一个开始出版自己的文集。然而托洛茨基的自负吓坏了其他领袖，他太频繁地使用行政命令手段，甚至暴力，而他的高傲甚至狂妄自大更增加了他的敌人，有造成党的分裂的危险。但最主要的是，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成为布尔什维克，而现在又竭力用自己的激进主义超越所有的人。季诺维也夫的觊觎之心也不小，他写作并出版了《列宁主义》一书和纲领性文章《时代的哲学》。甚至加米涅夫也出版了小册子《列宁和党》，他在1923-1924年间主持了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会议。最积极的是布哈林，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斯大林比其他人谦虚一些，他支持布哈林的理论追求。不过连斯大林也于192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莫斯科)讲课，后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文章。斯大林陆续做了一些补充并加进一些争论文章，把这一文集取名《论列宁主义问题》出版。此书每年增加新的材料，成为高校教师讲授“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不过斯大林那时既不是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垄断者，也不是独裁者。例如列宁格勒在党内是按照萨法罗夫的《列宁主义基础》来讲课的，此书仅1924年就再版了三次。

　　 在我国的历史中，1925-1929年不仅是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经济迅速高涨的年代，也是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得到迅速发展的年代。这些年苏联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关于国内战争历史、关于民族问题、关于革命历史和联共(布)党史的图书。党内斗争产生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党史问题的争论性出版物。在这一领域做得最多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他是党的职业工作者和宣传家，《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全苏流放者和政治苦役犯协会主席，列宁研究院院部成员。1926-1929年雅罗斯拉夫斯基编辑出版了四卷本《联共(布)党史》。雅罗斯拉夫斯基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和在伦敦举行的第5次代表大会上认识了斯大林。不过他没有进入党的高级领导层，主要是作为宣传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进行活动，同时作为《无神论者》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编辑而闻名。

　　 那些年代，斯大林还不算什么特别杰出的人物。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党内都还不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只是在“左”、“右”等各种反对派失败之后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时国内和党内的决定权才落入斯大林手中。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强制集体化、消灭富农和工业化，开始实施对“资产阶级”专家、“民族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第一轮大规模镇压。所有这些政治运动和镇压导致国内制度明显严酷化，也导致包括全部历史知识领域在内的所有人文科学的退步。

　　 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193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发表斯大林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此文形式极其粗暴、吓人，就内容而言也远不是无可争议的。主要打击对象是联共(布)党史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私贩”。也涉及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断定，他也没能摆脱“许多原则性和历史性的错误”。此文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新的镇压浪潮，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除工作和开除出党。一些历史学家被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外省。1931-1932年间斯大林亲自掌控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领域及其中的争论，以后实际上扩大到全部人文科学。早在20年代苏联的史学已经不是客观、自由创作的榜样。30年代初在此领域开始了从上而下的粗暴的伪造，从无限吹捧斯大林转变为个人崇拜。历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现在正式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它开始变成立足于领袖膜拜的苏联形式的宗教意识。正是在这些年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公式，还有“斯大林是当今的列宁”的说法。斯大林被宣称为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权威，因为他领导国家和党的强大机关，掌控庞大的残酷无情的惩罚机关系统的工作。

　　 30年代初期和中期，斯大林对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进行了干预，但通常干预并不是通过在报刊或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言论来实施的。斯大林采用的是间接方式，通过中央机关、自己的秘书或助手用书信和电话予以实施。他有时召见某些学术研究所的所长或者党的领导人、报刊的编辑来进行私人谈话，或参加政治局会议。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访问者中有当时著名的联共(布)党史专家们。例如通俗性的《联共(布)简史》作者Н.Н.波波夫在1932年曾4次被召到斯大林办公室。1932-1935年间斯大林8次邀请联共(布)历史的图书和小册子作者В.Г.克诺林到自己的办公室。1932-1933年雅罗斯拉夫斯基也8次受斯大林接见，不过此后若干年斯大林仅有时回复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件，却拒绝接见他。最常见到斯大林的是А.С.布勃诺夫，不过他不仅是联共(布)党史著作的作者，还是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⑤。

　　 30年代中期，苏联继续存在庞大的党的教育系统、党的干部学校，许多高校都讲授“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历史”。因此那时出版了不少关于联共(布)历史的著作和小册子。最流行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卷本《联共(布)历史》，其第1版于1933年、第2版于1935年出版。1936年年底政治书籍出版社开始准备出第3版。然而1937年2月出版社仅出版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教科书的第一卷。环境和方针都变了。

　　 30年代初出现了编写得到联共(布)中央批准的官方党史教科书的想法。1932年1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编写《联共(布)历史》”的决定。编委会成员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波斯蒂舍夫同志以及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阿多拉茨基同志”。教科书的编写者为克诺林、波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贝斯特林斯基，还有俄国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和斯克雷普尼克。托夫斯图哈任出版秘书⑥。工作开始了，但进展很慢。此外还计划出版多卷本的大型教科书。有很多有关此教科书的通信，包括同斯大林的通信，但到1934年底连个大致轮廓也没有确定，虽然编写者中增加了几名当时著名的人物如伊•德•奥拉希拉什维利。基洛夫遇刺后国内和党内形势开始发生迅猛变化，使得认真编写多卷本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成为不可能的事。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伪造和歌功颂德却变得容易了。1935年出版了贝利亚的关于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充满蓄意伪造的著作。1936年出版了第一部大力吹捧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其作者为法国共产党员作家巴比斯。

　　 1935-1936年数以千计的原各种反对派成员被逮捕，其中有数十名全国知名人物。举行了好几次秘密的和“公开的”审判：“工人反对派”案件、“克里姆林宫案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件”，等等。书报检查，特别是对政治书籍的检查加剧，开始从图书馆没收和销毁数百万册图书。不许正面提及的人员名单不断补充扩大，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拉狄克、叶努基泽、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科夫斯基、梁赞诺夫、克列斯廷斯基。

　　 对原各种反对派成员的非法镇压沉重打击了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端。从1937年头几个月开始，延续两年之久的镇压浪潮不断上涨，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对各种反对派的参加者以及他们过去的反对者，不做任何区分，其中不仅包括列宁的亲密战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的亲信，斯大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消灭党和国家的主要干部的行动。肉体消灭所有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机关的大部分领导人员，包括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党政机关领导。被摧毁的还有共青团、工会、法院和检察院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消灭了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其中包括国内战争中最著名的指挥员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柯尔克、加马尔尼克、叶戈罗夫、布柳赫尔。成千上万的著名文化活动家、作家、学者、工程师和发明家、“红色教授”和“红色厂长”、生产组织者都牺牲了。上述多卷本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撰写者和编者：波斯蒂舍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克诺林、波波夫、布勃诺夫、奥拉希拉什维利也从肉体上被消灭了。托夫斯图哈在1935年去世，而斯克雷普尼克自杀。现在应由谁来撰写新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呢？现在这本教科书中能写些什么，写什么人呢？国内充满恐惧、恐怖和混乱。毫无疑问只有一个作者——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本人了。

　　 《简明教程》工作如何进行

　　 苏联是意识形态国家，其政权的合法性不是由民主程序，也不是由君主制的继承原则决定的。苏维埃国家的首脑必须忠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方针，它不能不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和价值观而随意更改。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是其主要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他决不能放弃立足于基本教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继承性。因此我国不可能停止讲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共(布)党史和苏联史，也不可能关闭所有党和共青团学校的小组和培训班，国内大多数居民都在上述学校受过教育。意识形态教育也是中学和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是极其需要的，其编写不能再拖延下去了。30年代中期就有几十万没有受过严格意识形态培训的人员进入国家、党、经济和军队领导层。这里有不少追求升官发财者和骗子无赖，但更多的是不久前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一线工人、普通工程师和职员，他们没有参加过革命和国内战争，是一些没有什么功绩，在党史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也缺乏专门知识的人。

　　 1937年5月1日，《布尔什维克》杂志刊载斯大林的信《论联共(布)历史教科书——致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1937年5月6日此信略加修改在《真理报》转载。联共(布)中央党的出版社加上克诺林所写的说明，于1937年5月15日和20日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斯大林的这封信。斯大林在信中宣布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都不令人满意。这些教科书所叙述的联共(布)历史脱离国家的历史，只限于简单地描述各种流派斗争的事件和事实，没有做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这些教科书的结构和事件分期都有不正确的地方，结果它们变成了对往事的肤浅的和莫名其妙的叙述。接着斯大林对编写新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为：要讲述布尔什维克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流派斗争的历史，这是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否则布尔什维克党就会像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蜕化。斯大林指出：“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做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做是一些无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打架的人。”⑦接着斯大林提出来“可作为基础”的自己的联共(布)历史分期纲要。

　　 斯大林的纲要同先前被普遍接受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教科书中作为基础的党史分期根本不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教科书共26章。由党史研究所小组拟定的《联共(布)简史》(克诺林主编)把党史分为16个时期。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克诺林的出发点是认为不仅作为政治流派，而且作为政党的布尔什维克起源于1903年，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2次代表大会。列宁过去也是这样说的。雅罗斯拉夫斯基所著书第10章，克诺林所著书第7章写的是1911-1914年的事件。两位作者都把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定为1907-1910年，而1911-1914年为“新的革命高潮”。斯大林建议新教科书第4章标题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布尔什维克形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1908-1912年)”。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克诺林关于1912年1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写得很少，几乎忽略了。但斯大林突出了这次代表会议，他一直坚持认定会议具有正式的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正是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的。众所周知，斯大林是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缺席)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并进入人数较少的中央俄国局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分两章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斯大林把这一切合并成一章，只是在最后一节，即第5节，我们才能读到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崩溃和苏维埃的建立。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在二月革命那一章中讲述1917年4月的事件及代表会议的。斯大林建议把1917年4月的事件和争论放到准备和实施十月革命那一章中去。大家知道，1917年2月和3月初斯大林还在西伯利亚，他没有参与这几个星期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对联共(布)党史的专家来说，如此意味深长的区别和新东西还有不少。党史要适应斯大林个人传记中的事实。

　　 斯大林关于教科书新分期和新架构的建议立即得到政治局的赞同，编写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原先的那些作者中还处于自由状态的只剩下克诺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然而克诺林不久也被逮捕了。教科书的较早作者中还有一位38岁的党的工作者波斯别洛夫，时任联共(布)中央下属党的监察委员会中不起眼的报刊小组的领导人。这是一个小心谨慎的机关官员，没有自己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学术野心。然而正是这个斯大林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后来成为编写联共(布)历史新教科书的主要人物。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整个工作要在4个月内完成，换句话说，教科书要在1937年10月底完成。不仅克诺林和波波夫，而且还有许多名声较小的编写参与者的被捕妨碍了任务的完成。1937年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要会见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但没有时间会见波斯别洛夫或者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把监督和领导编写新教科书的任务交给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尽管日丹诺夫身处高位，拥有大权，但对教科书不能提出任何建议，解决任何问题，能做主的国内只有一个人——斯大林。

　　 从2002-2003年《历史问题》杂志公布的文件⑧可以看出，第一份打印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直到1938年2月底才完成。斯大林并不满意。波斯别洛夫太缺乏经验，胆小怕事，尽量避免做理论概括，尤其是没有列宁斯大林直接引文的地方。雅罗斯拉夫斯基也是整日提心吊胆，他在教科书中详细叙述斯大林革命前的传记，还有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传记。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统统删去了。直到1938年3月4日斯大林才同波斯别洛夫进行了详细的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次日继续。但没有邀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参与。斯大林解释了自己大量删除、修改和补充的情况，回答了问题并提出了建议。许多问题是口头决定的，没有任何文件记载。

　　 教科书的第二个打印本是1938年7月底8月初完成的。作者吸收了斯大林在3月份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1938年5-6月斯大林在第一个样本上逐章所做的修改和意见。这些意见通过中央机关传达给作者。斯大林对新的样本仍然不完全满意。8月份斯大林几乎用了14天时间来修改《简明教程》的新方案。这些天他一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工作，没有接见任何人⑨。斯大林修改编辑完一章就立即送交政治局委员们以及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一天一章。8月16日至9月9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收到他们的回复。回复照例都很简短：“我没有意见(赫鲁晓夫)”，“作品很出色(伏罗希洛夫)”，“令人惊异的好(加里宁)”，“同意(莫洛托夫)”，“读了(米高扬)”，“非常好，我不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加里宁)”，“非常满意地拜读了(赫鲁晓夫)”，“没有修改意见(叶若夫)”，“没有修改意见(日丹诺夫)”，“非常满意地全都拜读了(安德烈耶夫)”，“热烈‘赞同’(莫洛托夫)”，等等。在给斯大林的某些信中，政治局委员们提出一些小小的编辑方面的修改意见。他们的批评意见首先归结为书中对斯大林在联共(布)取得胜利和成就中的杰出作用表现得不够鲜明强烈。

　　 《真理报》刊载《简明教程》第1章的时间定在1938年9月9日。9月8日晚7点项目全体人员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在斯大林办公室开会，与会人员还有《真理报》编委罗文斯基。大约在晚上11点做出了最终决定。此后11天这些人不断地在深夜聚会以决定发表的次序。斯大林的某些修改已经不是写在教科书的样本上，而是在《真理报》的清样上⑩。

　　 《简明教程》于1938年10月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印数为600万册。在3—4周内全部售完，为此政治局两次决定追加印数，每次200万册。根据政治局的决定，1939年《简明教程》要翻译成所有加盟共和国及许多自治共和国的语言。1938年9月27日，政治局决定把此书译成法语、英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瑞典语、芬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汉语、日语、马来语、“印度”语、保加利亚语、“南斯拉夫”语出版。翻译工作迫在眉睫。共产国际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马努伊尔斯基建议三天内成立翻译小组和编辑委员会。翻译成“所有语言”的最后期限规定为1938年11月15日，即总共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不是由共产国际，而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负责监督选取和翻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不久这个以三人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加进了斯大林的名字。由政治局决定俄文本的价格为3卢布。这在当时并不贵。斯大林催促大家：“此事我们耽误了整整一年。”——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几乎所有的党组织以及共青团小组1938年9月就已开始根据《真理报》的文本阅读和研究新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

　　 斯大林——《简明教程》的“主编”

　　 无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还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和州党委都知道，斯大林亲自操作了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文本，他不仅修改了，而且亲自撰写了《简明教程》的许多篇章。不仅全书的框架，而且每一章、每一节的标题都是斯大林拟定的。涉及理论的章节都是他撰写的。那时候也只有斯大林能够对党和苏俄历史上的所有活动家做出官方的评价。只有他能对从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到集体化、工业化以及通过新宪法等历史事件的意义做出正式的评价。也只有他能对俄国各政党以及党内各流派、反对派、小集团的性质做出评价。

　　 国家革命博物馆馆长Ф.萨莫伊洛夫是老布尔什维克、原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就认识了他，1938年11月28日他曾给斯大林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写信说：

　　 “致联共(布)中央。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由于苏联革命博物馆需要展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能否请求斯大林同志赐予他所写的或修改的几页《简明教程》手稿，或者斯大林同志亲手修改过的条样。如果不能给予上述材料的原件，能否给博物馆提供其复制照片。展示这些材料对博物馆的参观者来说将是极其珍贵和有意义的。”

　　 几天后波斯克列贝舍夫把此信送交斯大林，斯大林直接在革命博物馆的公文纸上写上自己的答复：“萨莫伊洛夫同志：我没有想到您老了还搞这种无聊的东西。既然书已经出版了几百万册，您为什么还要手稿？为使您安心，我已经烧毁了全部手稿。此致敬礼!1938年12月6日。斯大林。”斯大林批示的这封信在1955年底准备苏共二十大的时候已经从档案馆提取出来。赫鲁晓夫根据这一文件指责斯大林几近剽窃，他说：“《简明教程》是集体写作的，而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亲手写下如下语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同志写作、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批准的。”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说：“你们看到，集体创作的成果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著作。”(11)

　　 赫鲁晓夫这里是错了。大家知道，手稿并没有全部烧毁。斯大林本人所做修改和补充的《简明教程》的打印稿保存下来了，这些材料公布在2002-2003年的《历史问题》杂志上。杂志公布了移交给俄国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РГАСПИ)的某些材料，其中许多材料之前就已经知道，但有许多是第一次发现的。不过公布者指出，这批文献并不全，就内容和日期而论还有大量的短缺。但根据这些文献已经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斯大林在《简明教程》编写中的作用，写作的时间和任务，以及他对书的样本所做修改的含意(12)。我们相信，斯大林不仅需要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作为共同的作者，而且需要他两人来“掩饰”真正的作者。用这种方式便于在教科书中大量使用他的引文并大肆吹捧自己。“特设委员会”的掩饰便于斯大林对某些党的活动家和党史中的事件给予与以往通行的评价不同的新评价。在新的党史教科书中可以找到不少直接伪造的东西和明显错误的论断。不过在多数场合对历史的歪曲是借助于所谓“沉默的人物”达到的。对不合适的人物，甚至对理解历史事件非常重要的人物干脆从教科书中除去。

　　 教科书书名的变化非常奇怪。书名的最早方案是“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编。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批准作为党校、团校、训练班和小组用书”。斯大林起初写成“通俗教程”，在编者名单中把日丹诺夫列入并放在首位。后来他涂去所有名字和“通俗教程”字样，改写为“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批准作为党校、团校、训练班和小组用书”(13)。最终方案删去训练班和小组字样。

　　 直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简明教程》的长篇序言，之前从来没有公布过。除了其中几段，都是斯大林亲自写的。斯大林显然很认真地写作了此序言。打字稿上有斯大林本人以及德温斯基的批注，后者是斯大林办公室的总书记助手，此办公室从1934年起取名中央特别部。序言共25页打印纸，分为4节：1.联共(布)的历史作用与意义。2.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党的正确指南。3.为什么我国成为列宁主义的故乡？4.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14)。斯大林最终从样本中删除了此文，没有分送给政治局委员。没有迹象表明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看到过此序言。这是试图给《简明教程》加上较为简短的浓缩的联共(布)历史的理论。毫无疑问，斯大林本人也认为这个尝试是不成功的。

　　 在公布的材料中没有斯大林对《简明教程》第1章和第2章的意见和修改，虽然其中包含在那个年代只有斯大林才能做出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构想和评价。即使是我们这些当时的历史、哲学青年教员都完全清楚斯大林的风格和语言。甚至在外交文件或者其他官方文件和号召书中我们也知道某些句子或段落是斯大林书写或口授的。此类增补的语句无需做任何修订。斯大林经常把讲述的材料分为几个标题：“第一”，“第二”，“第三”。在某些复杂的文本中我们只要看到“三个特征”、“四个特点”、“五个原因”、“六个条件”、“八项任务”、“十个缺点”，就可以准确说出，这些都是斯大林本人所写或所说的。他的论断简短、清楚，甚至过于简单化。在叙述和评价的时候可以故意说得很粗鲁。斯大林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都喜欢教义问答式的风格，即一问一答，并且都使用极其通俗的语言，斯大林早在教会学校就掌握的这种风格。在文章中看到这样的短语：“这一定义正确吗？我认为是正确的。它之所以正确，第一是因为……”我们就能准确判定，这是斯大林写的文章。他有时直接向我们的脑海里输入这样那样的句子：“列宁这样做对不对？我认为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在《简明教程》头两章可以看到的恰恰是斯大林所喜欢的这种语句。在这里正是用这种教义问答式的风格讲述了民粹派的错误、普列汉诺夫的功绩、普列汉诺夫的错误、第一个工人组织的任务和目标、列宁反对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斯大林用6点讲述了列宁《怎么办》一书的内容和理论原理，又用4点讲述了此书的历史意义。用5点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2次代表大会做了总结并阐述了其意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记住的。斯大林用严格区分的4点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第1章和第2章都以“简短的结论”结束，其结论也分成几点。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我们可以完全清楚地做出结论，《简明教程》的编写是分阶段地在斯大林的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并且删去了许多页，换上自己写的文字。这样他得到了更新的版本，并在这里进行修改，等等。我们在《历史问题》杂志上看到的已经是经由斯大林修改的《简明教程》的最后版本。材料发布者认为，头几个版本可能还零散地保存在俄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不过斯大林也完全可能命人把它们都烧掉。

　　 虽然头几章没有保存下来，不过还存有1938年8月17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给斯大林的回复。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我读了寄给我的让我阅读和提意见的《联共(布)历史》的头两章。我没有修改意见。我感到非常幸运，教科书的编写已经接近尾声，并且由于您的工作教科书在用布尔什维主义教育群众方面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不过我有一个重要的意见。教科书的这两章甚至没有提到您的名字，没有关于您的工作的信息。这显示了您那为布尔什维克添彩的伟大的谦虚。但您是属于历史的，您参与党的建设一事应全面反映……您所完成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学校，有助于我和波斯别洛夫完成中央交给编写大型党史教科书的工作。”

　　 波斯别洛夫写得甚至更加明确，并饱含更多赞誉之词：“致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多次阅读和重读《联共(布)历史》头两章。首先我感到非常高兴：由于您的巨大工作，党现在拥有一部与其相称的历史书，在这里所有问题都被提到巨大的科学的理论高度，并且赋予水晶般明晰的形式，没有一个多余的文字……阅读并一再阅读头两章，觉得我们提交的清样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是多么粗糙。尤其感到原先的材料对党史的理论问题叙述得多么薄弱，这些问题经过您的修改现在被提到了首位。不过有一点是我不能同意的。修订后删去了涉及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然而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具有巨大的全党意义。”(15)显然，只有“低级的”作者和编者才会给自己的主作者和高级编者写出这样的信。不过斯大林没有把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工作的材料纳入头两章。因为这样就会破坏《简明教程》的一项重要原则——尽量少写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否则就应当也写乌拉尔、顿巴斯、莫斯科、顿河畔罗斯托夫、彼得堡组织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要比巴库和巴统的组织大得多和活跃得多。

　　 在《简明教程》第3章清样的最终方案上斯大林写了几段文字。涉及俄日战争和1904-1905年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事实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等人所写的。所有这一切在以往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然而分析和评价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策略分歧、分析和评价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以及分析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内容，毫无疑问都出自斯大林的手笔。只在《简明教程》第3章才出现斯大林本人的形象。这里讲了斯大林同志在外高加索从事的大量革命工作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在芬兰的布尔什维克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上的首次个人会见。

　　 第4章讲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活动。斯大林对这一章的文字做了大量修改，几乎完全改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6次布拉格代表会议一节，这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筹备和举办的。然而让《简明教程》所有编写者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提交的《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的新文本，它有一个不起眼的标题《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头到尾都是斯大林写的。斯大林的这一著作很快就出了单行本，有大量的著作论述此书。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对此书的赞扬和批评，有将其颂扬为“天才的著作”的，有对这本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做“通俗”但“粗糙”和“庸俗”阐述的著作提出尖锐批评的，斯大林在这里提出了辩证法的4个基本特点和哲学唯物主义的3个基本特征。我们同时也知道了生产的3个特点，它是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发展的主要力量。下面我只引述8月26日一天收到第4章文本的第一批读者的反馈意见。

　　 加里宁给斯大林写道：“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讲得更简单、明了和准确了。可以说，千百万人获得了清楚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莫洛托夫也写得很简单：“在所有杰出的各章中，本章特别有教益。可以说，孟什维克没有开展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倒是进行了斗争，但半途而废：…一莫洛托夫。”波斯别洛夫是最早回复斯大林的，他写道：“敬爱的斯大林同志：第4章与先前各章比起来，理论内容之丰富让人震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以及其他地方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原理的阐述有助于党的干部消除理论弱点。不过本章的意义要大得多：毫无疑问，它在克服我国人们意识中的各种各样资本主义残余上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最为动情：“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昨天收到《联共(布)历史》第4章，这天是休息日。我要对您说，我无法停止对这一章的阅读。与以往所有《联共(布)历史》相比，它充满对党史研究者来说十分新鲜的内容。读这一章的时候，我特别感到我在这方面的缺点。您知道，我不是个拍马屁的人，所以您不要认为我的赞扬是说假话。”(16)1938年8月17日和22日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信的抬头简单地写作“Сталин”，现在把领袖的名字用大写字母书写了：“СТАЛИН”。

　　 对第5章和第6章，无论政治局委员，还是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都没有大加赞赏，也没有提出重大意见。没有留下斯大林对这两章的意见和修改。这两章也很少提及斯大林。这两章包括1912年春至1917年春。大家知道，这期间斯大林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流放地。根据文风可以判断，第6章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出自斯大林。

　　 《简明教程》的第7章写的是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这是教科书中篇幅最大的中心章节。甚至在清样的最终文本上也布满了斯大林的批改。好多句子被涂去。斯大林插入的文字被写在文本的上头、边上和下面。这一章较早的打印稿没有保存下来。但显然此章的所有理论章节都是斯大林亲自撰写的。1938年9月4日波斯别洛夫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特别赞扬了第7章的理论部分：“叙述决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主要原因的部分在理论深度和清晰方面很棒。”波斯别洛夫把自己写的部分同斯大林写的部分严格区别开来，并对自己在叙述“实际材料”时的疏忽表示道歉(17)。

　　 第8章写的是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斯大林没有对这一章提任何意见，也没有做任何补充。他只是涂去第一节中关于1918年春德国占领乌克兰的片段。保存下另一句：“德国没有也不可能参加英法日美联盟所进行的这次武装干涉，因为——至少是因为——它同这个联盟还处于战争状态。”这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的语言。根据叙述的内容和风格可以判断，第8章是斯大林写的。波斯别洛夫在回应中写道：“第8章像前几章一样，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未必敢这样来评价自己的著作。波斯别洛夫只敢对第8章的事实部分提出两个“小小的意见”。第8章第3节援引了关于高尔察克的民谣：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叶，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波斯别洛夫给斯大林写道，这里应当写得准确一些，应是“俄国的肩章”，而不是“法国的肩章”。他的依据是193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国内战争的著作。波斯别洛夫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但斯大林关于高尔察克的民谣记得很清楚，所以没有做任何更改。

　　 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熟背《简明教程》中的许多章节，其中包括第8章结尾的第5节。这里讲了红军在国内战争中胜利的八个原因。如果不是准确相信这是斯大林写的，我们未必会去学习这些文字。并且除了斯大林谁能开出这样的国内战争中的英雄指挥员的名单，其中有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拉佐、恰巴耶夫和帕尔霍缅柯，却没有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菲利普、米罗诺夫。第8章中关于斯大林本人的作用讲得不太多。在分析红军胜利的原因时仅在“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者”的名单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一名作者——斯大林本人才能表现得这么谦虚。

　　 关于第8章所说的一切也可以用在第9-10章。这涉及新经济政策、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工人反对派”、苏联的成立、列宁去世、托洛茨基分子的活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不仅所有理论章节，而且所有的事实和例子，所有评价甚至口气，毫无疑问都属于斯大林。实际上斯大林对这几章的最终打印稿没有做任何修改，只是增加了几段列宁的引文。波斯别洛夫立即写了赞扬的反馈，并且当天(1938年9月4日)还写了对第7和第8章的反馈。波斯别洛夫的信充满了诸如“鲜明地展示”、“激动人心的斗争场景”、“精彩地指出”等短语。雅罗斯拉夫斯基只限于对第9-10章的事实部分提出某些补充和修正。这表明，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都不是《简明教程》这些篇章的作者(18)。

　　 第11章谈联共(布)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进行的斗争。此章解释和论证了全盘集体化以及消灭富农“阶级”的正确性。所有这些强制性改造被评价为“从上而下”的革命，“按其结果来说，与1917年10月的革命变革具有同等的意义”。第11章中非常简短含糊地谈到地方在集体化过程中“违背中央的直接指示”的“官僚主义的歪曲”和“过火行为”。多亏斯大林纠正了这些歪曲，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具有“极其巨大的政治意义，极其有力地打击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第11章谈到联共(布)第16次和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工业化的成就以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这一章非常简短，几乎是顺便提到最终粉碎党内的“右倾”，完全揭穿“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这一章还谈到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地下反革命集团中的恐怖分子“凶杀基洛夫”。按照此章作者的说法，“布哈林分子”在1934年堕落为“政治上的两面派”，而这时候已经是两面派的“托洛茨基分子”则堕落成为“白卫的杀人凶手和间谍”。完全应当把他们看作间谍和白卫分子。

　　 第11章很短，其中有许多尖锐的言辞，甚至威胁，充满了伪造。斯大林本人对这一章的清样做了约60处的批注、补充和删除——用普通铅笔、紫色墨水和红铅笔。不过很清楚，他修改的是自己先前写的文字。

　　 第11章所讲述的事件还太近，很少有人敢于同斯大林争论。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对这一章的文字提出任何意见。对30页的内容，雅罗斯拉夫斯基只请求将一处他认为不完全准确的句子“显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改为“到1933年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斯大林选用了自己的方案：“已经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提前完成。”波斯别洛夫在回复中谈到“第11章理论内容无比丰富”。他提出两个小修改，建议把集体化事业中的各种各样的“过火”归之为“伪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两面派的挑衅，他们故意破坏党的指令，以激怒中农并破坏集体化”(19)。不过连斯大林也认为这种修改是多余的。

　　 《简明教程》的第12章同样极其简短，共有20页。这里写的是1935-1937年的事件。涉及的内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斯达汉诺夫运动、成功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章的第3节讲述了第8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新的苏联宪法。《简明教程》最后一章第4节是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的余孽被消灭”。斯大林只列举了10个人名：皮达可夫、拉狄克、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罗晋哥里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把这些人叫作“恶棍”、“白卫虫子”、“小丑”、“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分子奴仆”。教科书写道：“他们忘记了，苏联人民只要动一动指头，就能把他们变成齑粉。苏联法庭把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恶棍们判处了死刑。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这一判决。苏联人民对消灭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表示赞许，接着转入当前的任务。当前的任务就是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并有组织地进行这次选举。”(20)第12章的最后几页叙述了1937年12月12日举行的这次选举的成功，这是《简明教程》的最后一章。(www.daowen.com)

　　 斯大林在阅读第12章的最后打印稿时，用铅笔在旁边和某页背面做了修改和补充。这些意见只涉及第1节——已经开始的战争。档案中没有发现政治局委员以及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的信和意见。这是《简明教程》中唯一的一章，参加编写的人员或者收到清样阅读的人员没有在这一章写上哪怕诸如“是的，同意”或者“不反对”等字样。1938年8-9月，国内的恐怖镇压还在继续。正是在此期间逮捕了不久前的政治局委员如柯秀尔、波斯蒂舍夫、丘巴尔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几乎逮捕和迅速枪毙了以科萨列夫为首的共青团中央的全部领导人员。

　　 对《简明教程》全书的“结束语”也几乎没有人议论。这些以“联共(布)的历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设问的文字在斯大林生前我们全都熟背过。“结束语”共分6点。在第2点我们可以读到下列论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之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21)莫洛托夫反对这一段，他建议《简明教程》要更为全面地反映斯大林在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雅罗斯拉夫斯基也表示反对。他建议在教科书中写上，斯大林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在列宁之后，而是“从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同列宁一道”。此建议没有被接受。根据已经公布的文献可以推断，早在1938年4月斯大林已经开始写作《结束语》，这时《简明教程》第一份打印稿已经送到他手里。对“结束语”所做的补充是在1938年9月，即《简明教程》在《真理报》发表之前(22)。

　　 如果我们想理解苏共1991年崩溃以及此前许多年苏共的其他许多失误的原因的话，“结束语”的许多页今天读起来也是有益的。首先是第5条，斯大林在其中写道：“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很有教益的还有第6条：“如果党在自己狭小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23)

　　 言行脱节是今天被称作“斯大林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种言行脱节是苏共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简明教程》的宣传

　　 《简明教程》头几章在《真理报》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积极的宣传。某些党组织从9月10-11日起已经开始逐章集体阅读新的党史。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以及社会科学教师对新的教科书不仅极其关注，而且还有些欢欣鼓舞。这是可以理解的。1937-1938年的镇压不仅造成党的干部短缺，而且明显削弱了负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基础使命且对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结构。我们苏维埃大船的底部出现了一个看不见但是很大的洞眼，而《简明教程》是能够很好地修补这个洞眼的填充剂，使这艘船不仅能够漂浮，而且还能够继续航行。这是几乎所有与意识形态相关人士的本能感觉。他们获得了某种新的支撑，不想提出多余的问题。1938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宣传工作者大型会议就笼罩着这种气氛。日丹诺夫在会上做了《论联共(布)历史的研究》的报告。报告后开始讨论，只有一片欢呼声。这可以理解，还因为在会议主席团席上坐着斯大林本人。他似乎有点恼火，突然起来讲话。他打断鼓掌问道：“为什么召开会议？你们全都赞扬这本书如何如何，等等。在这里我们需要的不是赞扬，而是帮助，如修改，提意见，根据你们的宣传经验做出的指点。这就是所需要的，而不是欢呼，鼓掌。”斯大林解释说：“出版的这本书仅仅是简明教程。此书倾向于理论问题。这是中央的专门出版物。迄今为止我们的党史是从另一个角度撰写的，我不想使各种历史教科书的作者受委屈，不想贬低他们……不过我们的教科书所走的那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是用人物，用追捧这些人来教育人的道路。给我们提交了教科书的方案，我们把它根本改造了……教科书方案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某人英勇，某人多少次从流放地逃脱，某人为了事业而多次遭罪，等等。教科书难道可以立足于这个基础吗？难道可以这样教育干部吗？应当用思想、理论来教育干部。而什么是理论？理论就是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有这种知识就有干部，如果人们没有这些知识，那就不是干部，而是空白地。”这个提法斯大林在讲话中以不同的表述说了好几次。他还强调，新教科书不是针对工厂普通工人的，也不是针对机关普通职员的。不过此书也不是仅仅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其阅读者首先应该是青年学生，他们是“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指挥人员”。所有在管理机关工作的人员、军队的指挥人员都应当阅读此书。尤为重要的是教师要阅读此书。“我们有50万名教师，这是培养人们意识的指挥人员。”斯大林指出，“每一个集体农庄要有5人阅读此书”。斯大林甚至提出“控制数字”——800万人应当拥有此书。“我们在这些人中间应当开展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在末尾说——暂且就讲这些，实质性问题以后再说。”这是即兴讲话，讲话的文本直到2003年才公布(24)。

　　 宣传工作者会议延续了几天，斯大林一直关注会议，出席会议或者看速记记录。斯大林在讨论过程中所做的札记和结束语的大纲保存了下来，斯大林对结束语做了认真准备。结束语是在10月1日发表的。斯大林在此表示了不满：　“会上提出一些不重要欠深刻的批评。发言流于浅薄。”不过斯大林立即驳斥了会上发表的浅薄意见。其中某些意见被他粗暴地称为废话。甚至对一些被认为正确的意见，斯大林也以篇幅有限为由予以拒绝：“教科书的篇幅不允许讲得更多了。”斯大林认为教科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消除1938年以前存在的列宁主义研究中的脱节现象。斯大林说：“以前你们把自己的纲要建立在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之上。现在这已经不够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任务较窄，而《简明教程》的任务要宽泛得多。”“列宁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膀之上。要理解列宁主义就必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斯大林按照自己的习惯列举出新版联共(布)历史教科书需要完成的六项主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叙述甚至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斯大林还谈了几个理论问题。其中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问题。他谈到恩格斯关于该问题的某些论述中的错误或不足，虽然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消亡”有类似的，甚或更为明确的论断。革命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纲领性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抛弃私有制和国家。这两者都是产生对抗性社会的祸害。现在斯大林说，单独一国或者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对听众来说斯大林的其他几个论断也极为重要：关于家庭的作用，关于准确使用术语“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力”问题。只有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才能在某处纠正三位以前的经典作家和创始者。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知识分子新作用的讲话对那个时候来说也极其重要。政权机关继续把知识分子看作某种半资产阶级“阶层”。现在斯大林建议改变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态度。他非常尖锐地指出：“应当终结对待自己知识分子的流氓态度。”(25)

　　 10月10日、1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简明教程》出版后的党的宣传问题。通常政治局会议是不做速记记录的，只限于做一个工作纪要。但这次是扩大会议，与会的有许多州委的宣传部部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的负责人。所以全部发言和报告都做了速记记录。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几次发言，向其他与会者提问。斯大林在此次扩大会议上发言的最重要部分直到2003年4月才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26)。

　　 斯大林多次重复说，不能孤立地研究联共(布)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声称，新《简明教程》的“好处是把所有这一切整合在一起。整个机关，全部秘密就在这里”。《简明教程》不是简单的历史，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和开列年表。“党史本身在这里只是在联系中叙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思想的形象材料。历史材料是服务性的材料。”所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人对这种大可质疑的说法只能随声附和。不大好理解的还有斯大林的某些其他公式：“理论，这就是历史规律”，“突出人物的历史对教育我们的干部没有任何用处，应当让历史突出思想”。斯大林要求“少一点对个别人物和领袖的兴趣”，虽然这时候国内党内已兴起对领袖的崇拜，对斯大林本人的崇拜。斯大林再次号召关心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斯大林指着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自己至今仍然是工人，而实际上他是知识分子，因为他是靠智力生活的，他靠脑袋工作，脱离了体力劳动，离开了工人队伍。”1937-1938年党和国家的干部遭受残酷的镇压，就在这镇压的高潮中斯大林宣称：“我们党的干部、苏维埃的干部和从事经济的干部，全都是优秀人才。”虽然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停止镇压的信号还不很清楚，镇压是在1938年11月停止的。然而称赞了党和国家干部之后，斯大林立即又骂起了他们，说在这些干部中间有许多暗害分子和特务。“我们争取到了人民、农民、工人阶级……就因为这个，我们能够轻易地除掉原先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我们争取了人民，却漏掉了干部。应当承认这一事实，需要纠正这个错误。如何纠正？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培养我们的职员干部。”“此事从出版历史简明教程开始。”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成了联共(布)中央相当广泛的专门决定《关于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相关的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该决定在所有党的报刊上刊载，还出版了单行本，印数达130万册。该决定的文本由日丹诺夫和波斯别洛夫领导的相当庞大的一个委员会起草。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文件，篇幅达23个印张。其中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联共(布)中央提出了6条任务，指出了先前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的3个主要缺点。提出16条改正局面和改革党的宣传工作的措施。从决定的风格和性质可以看出，斯大林本人起草或者口授了这一文件的许多页。其中关键词是：“党史教程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历史。……必须使党在党的历史方面有统一的指南，这一指南作为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正式解释，可以杜绝任意解释的现象。联共(布)中央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将结束从前一些党史教科书中胡乱阐述党史以及对于党的理论和党史中重要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任意解释的现象。”(27)该决定的正式签署时间是1938年11月14日。但从1938年9月起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的图书和教科书都从图书馆下架了。在许多年间只有《简明教程》是唯一的党史教材，书中每一句话都应当被看做终极真理。这样我们国家就产生了新的“圣书”，“圣经”，“共产主义的圣经”。

　　 据图书局统计，1938-1953年间，《简明教程》印刷了301次，共4280万册，译成67种语言(28)。印数最多的自然是俄文版，用的是最普通的纸张、最便宜的装帧。不过也发行过印数不多的《简明教程》的馈赠版。历史学家Б.伊里扎罗夫见证说，此书大开本，用漂亮的大型字母印刷在珍贵的铜版纸上，用暗红色锦缎做封面。斯大林用一本这样的书作为18岁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儿子瓦西里。用红铅笔书写的题词“送给瓦夏。斯大林”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在这本书上，斯大林用红铅笔在涉及列宁的地方画上红道道。所有涉及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反对派分子的地方则用深紫色的铅笔画上道道。其余部分则相应地用紫色、蓝色、绿色等铅笔画上道道。在书上，主要在页边和下面斯大林画了各种各样的符号、线条和圆圈。他不辞辛苦地用不同的铅笔画满了全部300页，直到书的末尾，为此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伊里扎罗夫把画的这些东西叫做“奇物怪事”(29)。也许斯大林想用这种方式强调此书的性质及其像圣经里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公式。善当然是布尔什维克，恶则似乎是背叛了共同事业的原社会主义者，原布尔什维克。

　　 全体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州委书记、各民族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以及外国共产党的领袖都得到这种礼品装的《简明教程》，但已经没有斯大林画的图画和记号。斯大林喜欢这本书。对多数党员来说必须用这本书取代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联共(布)历史的书。斯大林本人说了，只有党的高级干部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其余人来说，新的“圣书”足矣。实际上，从出版《简明教程》之时起，从1937-1938年实行大规模恐怖之时起，可以称之为“列宁的”党的历史就已终结，而可以称之为斯大林党的新党形成了。甚至在许多官方文献中这个党现在被叫做“列宁斯大林党”。

　　 斯大林死后

　　 斯大林死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简明教程》不再出版，也不再被列入研究之列。20世纪60-70年代对此书的批评时而尖锐，时而克制。然而就是在这几十年里研究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仍然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原则性改变，大多数反对派领袖没有得到平反。出版了各种版本的联共(布)和苏共历史的新教科书和新教程。但对苏联史、俄国史和党史总的框架和对基本事件的评价主要仍然来自《简明教程》。用来教育苏共党员的仅仅是苏共的成绩、胜利和伟大成就，重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全部基本教条。要不然就需要建立某种新的意识形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

　　 但50-60年代在苏共领导中没有一人能够解决或者理解并向党提出这样的任务。斯大林方案的全部“联共(布)历史”是建立在描述和解释布尔什维克怎么能够粉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政党就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活动，把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阶层推向资产阶级的怀抱。其次，布尔什维克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投降主义分子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斯大林在《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写道：“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是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的历史……如果不打败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们就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30)然而，如果不摧毁《简明教程》的整个体系、全部主题和全部主要原理，那怎么能够改变这些极端僵硬和伪造的系统呢？谁能做到这一点？

　　 到50年代中期苏联不仅出现了一支相信斯大林及其《简明教程》正确无误的宣传员和教员大军，还形成了有其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关于联共(布)历史的完整科学。研究联共(布)历史的最大中心设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正如米丘林生物学一样，斯大林的党史学也有配备了大批学者的庞大队伍——几十名苏联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几百名博士和几千名副博士。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平反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就相当于对李森科的追随者来说为经典的遗传学平反、承认基因的存在及其在遗传中的作用那样。

　　 早在1956年，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就编写了新的大型苏共历史教科书，其中对许多论调和评价做了修改，但不触及《简明教程》的本质和主要原则。不是用12章，而是用13章讲述1937年以前的党史全部事件。还有5章讲述1937-1957年的事件，包括苏共二十大，不过讲得非常简短。新教科书为集体编写，由鲍•尼•波诺马廖夫院士牵头，他在30年代中期是莫斯科州委联共(布)历史研究所所长，是协助克诺林写作系列联共(布)历史图书和教科书的“红色教授”“团队”的成员。现在波诺马廖夫不仅是院士，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他领导了苏共中央特别部的工作，这个部的任务是领导和协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然，苏共二十二大之后，波诺马廖夫教科书的许多章节需要重新编写，这时候此书已经成为国内各高校和整个党的教育系统的主要教学参考书。

　　 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和谴责其“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给苏共历史教科书的作者和编写者造成了新的困难。60年代中期出版的六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是在几年间陆续问世的。这个版本分10册出书，直到70年代初才出齐。波诺马廖夫的教科书每年发行100多万册，而多卷本的新教科书总共只印了7.5万册——供学者和党的积极分子使用。参加此教科书的作者队伍和编委会的都是当时最权威的党史专家：费多谢耶夫、波诺马廖夫、马斯洛夫、明茨、伊利切夫、布加耶夫、库金等。不过此版本的主编委员会主席仍然是波斯别洛夫，时任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这时候他不仅是苏共中央委员，而且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作为苏联科学院的领导人之一，波斯别洛夫能够控制人文科学领域所有研究所的工作。他领导着编写新版列宁传以及多卷本《伟大卫国战争史(1941-1945)》的学术团队。波斯别洛夫在党史领域有极大的影响，其影响的主要根源在于编写《简明教程》时与斯大林的密切合作。毫不奇怪，他极其谨慎，不愿意在理论和历史方面发生任何新的转折。他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援引《简明教程》。不过1981-1985年的党史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简明教程》的引文及对其的吹捧，这时候波斯别洛夫已经去世。

　　 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和公开性政策的宣布，以往所有党史教科书显然都完全过时了。在苏联，苏共历史早就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角，人文知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同义语。《党史》和“科学共产主义”课程不仅在大学讲授，而且在所有技术或医学专科学校讲授。不通过这一课程的考试，就拿不到高校的毕业文凭，拿不到任何知识领域的副博士学位。然而这些意识形态的超科学的教条性质甚至引发大学生们的抗议。社会科学的大量教研室威望急剧下降，这给苏共中央造成严重问题。

　　 1987年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关于编写和出版新的社会科学教科书的决定。这指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苏共历史的新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新教科书作者团队的领导人是瓦•安•梅德韦杰夫。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团队由伊•季•弗罗洛夫领导。《苏共历史教程》编撰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本人领导。亚•尼•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副主任。工作进展缓慢。各种各样的手稿和样本很快超过千页，但无法把它们整合在一起。甚至与1905-1907年俄国革命有关的内容在委员之间的争论也陷入了死胡同。到1988年上半年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以前没有得到平反的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数十名联共(布)其他著名活动家获得了正式平反。托洛茨基也获得了非正式平反。现在我们知道了斯大林的新的罪行，包括在卡廷枪杀几万名波兰军官，消灭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家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1988-1989年对过去所有意识形态观念和评价几乎都做了重评，包括集体化、工业化、斯大林的作用、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十月革命本身的意义和性质、国内战争的重大事件。然而此项工作进行得过于混乱，几乎是自发进行的。大胆地撕去我们巨大的以意识形态为托架的苏维埃大船这本来已经极度虚弱的躯体上的所有旧的补丁，拆除其原有的支架，揭示我们党史的“黑”点，消除“空白”点，这样做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去关心保存以往甚至做得稳固的好东西。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部门还在继续工作，虽然经常更换领导人和观念。1989年10月全体参加新的党史工程的人聚集在苏共中央出席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一个大型会议，与会的还有卢基扬诺夫、雅科夫列夫、比克宁、法林、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等等。戈尔巴乔夫在会议开幕时说：苏共历史需要重新梳理，要客观、科学、立足文献。我们主张社会主义选择，这是国内各族人民1917年做出的。我们也不应当害怕各种力量的斗争和观点的交锋(31)。谁也没有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说法，但谁也不知道如何付诸实施。最后决定以系列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教程。记叙十月革命之前事件的头两本准备于1989年6月出版。但作者团队没有完成任务。

　　 1989-1990教学年度的苏共历史和科学共产主义课程改为“20世纪社会政治史”。苏共中央就此做出指示说，只允许有能力创造性地接受生活中的变化的高校社会学科开课。戈尔巴乔夫本人摆脱了制定苏共历史新观念和新教科书的任务，把它交给了А.雅科夫列夫。各种手稿和建议纷至沓来。开始出版新的月刊《苏共中央通报》，其中公布大量历史档案信息。1990年夏《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雅科夫列夫的方针性的文章《敢于创造的时代》，苏共新的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写道：“不能欺骗历史。要认识它必须讲真话。历史必须有事实，有人物。应当考察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精神的、政治的和实践的根源，给予其主角以应有的地位，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而不管其最后政治命运如何。应当从科学的立场出发书写党史。”(32)

　　 话说得很好，但仅仅是话语而已。雅科夫列夫提出的任务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学术团队来说是无法完成、不能完成、不现实的任务。不过1990年秋开始了新一轮的会议，甚至笔者也参加了其中的一次会议，还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并忝列中央的一个意识形态委员会。《共产党人》和《真理报》曾邀请笔者为其撰稿。此时此地没有任何人发号施令和强制干什么。然而哪儿也没有出现敢于创新的现象。党的报刊编辑部、苏共中央机关弥漫着不知所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在成千上万名从事党的意识形态教学和宣传的人员面前出现了他们所习惯的概念和价值迅速崩溃的时代。当然在苏共历史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东西，戈尔巴乔夫也不停地重复，“过程动起来了”。不过在1990-1991年另一个过程动得更快——苏共本身和整个苏联开始崩溃了。结果苏共历史的新教科书终究没有编写出来。

　　 注释：

　　 ①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 19, С. 172.

　　 ②В. И. Ленин. ПСС, т. 31, С. 56；《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9卷第54页。——译者注

　　 ③В. И. Ленин. ПСС, т. 36, С. 48, 65-66；《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4卷第60—61页。——译者注

　　 ④В. И. Ленин. ПСС, т. 17, С. 127：《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7卷第111页。——译者注

　　 ⑤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Алфавитный указатеь//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8, №4.

　　 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11.

　　 ⑦К изучению истории ВКП(б). М., 1937, С. 4.

　　 ⑧《斯大林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工作》，载《历史问题》2002年第11-12期；2003年第3-4期。泽列诺夫公布。

　　 ⑨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1.

　　 ⑩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 №11.

　　 (11)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3.

　　 (12)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11.

　　 (13)Там же.

　　 (14)Там же.

　　 (15)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3.

　　 (16)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3.

　　 (17)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3.

　　 (18)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3.

　　 (19)Там же.

　　 (20)История ВКП(б),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1945, С. 332.

　　 (21)История ВКП(б),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С. 34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3页。——译者注

　　 (22)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1.

　　 (23)История ВКП(б),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С. 345-34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398页。——译者注

　　 (24)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4.

　　 (25)Там же.

　　 (26)Там же.

　　 (27)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7-е издание. М., 1954, часть 3, С. 316；《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版1957年版，第501-502页。——译者注

　　 (28)Маслов Н.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ВКП(б)-экциклопедия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уровая драма народа, М., 1989, С. 334.

　　 (29)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4.

　　 (30)История ВКП(б)…, С. 344-34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5—396页。——译者注

　　 (31)Медведев В. А. Прозрение, миф ил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М., 1998, С. 292-299.

　　 (32)Коммунист, 1990,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