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之所以有“小东林”之称，主要是因其继承了东林党“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传统，在崇祯朝及南明弘光时期，继续与阉党斗争。复社的政治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和三个主要对手：前期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是温体仁，中期是薛国观，后期则是阮大铖。温、薛两人在任首辅时念念不忘扶植阉党余孽以压制对其不满的清流人士，复社自然亦包括其中。考察复社的政治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与温体仁、薛国观的斗争是初露锋芒。而与阮大铖的斗争，特别是《留都防乱公揭》的颁布，则奏响了复社历史上最华丽的篇章。

崇祯朝内阁辅臣频繁更迭，17年内更换阁臣计有50余人；阁臣大都任期较短，任期较长且也是最主要的首辅为周延儒、温体仁与薛国观。周延儒执掌内阁时，复社还处于草创阶段，但其通过崇祯三年的乡试和四年的会试的巨大成功，已经声名鹊起。张溥、吴伟业等人进入官场，并与东林人士如文震孟、姚希孟等人交好。而此时的首辅周延儒是张溥、吴伟业的座主，因为周在内阁中的对手温体仁不断扩大势力，对首辅之位虎视眈眈，因而周延儒从自身利益上考虑，极力提携复社名流进入朝廷，以扩大声势，为己所用。正是因为周延儒的大力扶植，复社在扩大自身组织以及在朝廷里的影响都有所增强。

1　与温体仁的对抗

崇祯六年，周延儒被罢，温体仁得以独掌内阁，平衡局面被打破，朝中局势变得复杂起来，而复社也被牵连其中。温体仁排斥周延儒后，就希望能长期独掌内阁，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削弱反对力量，二是增强自身实力。而这两个方面都是和发展中的复社有严重冲突的。针对前一方面，温体仁决定排斥东林人士，首当其冲的便是与己矛盾很深且为东林领袖的文震孟、姚希孟。[65]二孟被温体仁排斥后，刘宗周、黄道周等清流士人也很快被罢官。这种明显的排斥异己行为自然激起与东林关系甚密的复社的强烈不满，张溥授意吴伟业参劾温体仁结党营私，吴伟业权衡利弊后没有正面弹劾温体仁，而改参温的心腹蔡弈琛，从而形成了复社与温党的正面冲突，温氏自然也开始把复社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

对温体仁而言，其欲打击继东林而起的复社等清流势力，自身实力的加强也是必须的。温放眼朝廷，对清流不满的只有阉党余孽。魏忠贤垮台后，阉党余孽十分渴望能找到新的政治靠山，温氏的人品则似乎很对他们的胃口，于是便投靠温体仁，朝中便形成了围聚在温体仁周围的一股势力。阉党余孽的重新起用，不仅壮大了温党，也更加激化了复社与温体仁的矛盾。

从表象上看，复社与温党的矛盾在前期只是少数几位复社领袖与温体仁的个人冲突，即温体仁在吴伟业会试录取上的多方刁难，同时对张溥的仕途设置重重障碍，冀图逼其辞官。但实际上，复社在宗旨上是与温体仁为代表的阉党余孽有着难以避免的矛盾。复社之所以在明末声名大震，正是因为其高举清流大旗，从一开始就把阉党余孽作为斗争对象，在温体仁开始起用阉党余孽并试图加强自己及削弱清流势力后，这一矛盾便进一步突出起来。

复社与温党的直接较量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朝中支持复社的文震孟、姚希孟等人被罢官，加之复社羽翼未丰，自身立足未稳，结果自然不是温氏的对手，温体仁毫发未损，而张溥则被逼致仕回乡。但张溥的被迫辞官也并非全是坏事，因为他是带着和阉党斗争失败的那种悲壮色彩，所以在其回到太仓老家后，反而为地方缙绅及清流名士所敬仰，影响力不减反增，而他也利用声望广收弟子，交好名士。于是那些自视为清正之士都来与之交游，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江南等地的众多官员也纷纷与之联系，以求为时论所称许，上述这些都使得复社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崇祯七年，复社在会试中再次大获全胜，这引起了温体仁的高度警觉。薛国观以会试名单比对相当于复社名录的《国表》，发现中式者多人出于其中，[66]薛汇报给温体仁后，温氏大惊失色，大量复社成员入仕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面对复社的威胁，温体仁通过以下几个事件来打击和压制复社。

其一，保举令。

因为复社在科举应试方面有着相当突出的实力，大量复社成员通过科考来得到官职，温体仁便试图改革科举考试来改变官员录用制度，以堵塞复社进取之路，“思变取士之制，以禁其将来”，[67]于是他上表奏道：

臣观今之守令，大半出于进士。盖进士出身，但凭三场文字取中，房师主试不能豫知其人之长短，未免贤愚互收、贪廉杂取。况人才之生，迥不如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则当今取人之法，不可不思变通之计也。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一举制科后，以其徒有文词而鲜实行，六年即罢科学，端用征辟。有经明行修、怀材抱德、贤良方正之人才，孝弟诸科，郡举于朝，以次除用。盖荐举，亲见其人之才品而后荐之；非真实贤，不轻荐也。故其时，得人为盛。但国初风俗淳厚、人情谨愿，所誉无不得当；今法纪凌夷、人情习玩，而贿赂在所宜防。臣请易其名为保举，其所举之人果称任使，即谓所保得当；如本人一有过犯，即谓所保不当，举主一体连坐：庶人心悚惧，莫敢行欺而滥荐也。所举得人，则守令皆贤，而百姓安全；百姓既安，即驱之为盗，臣知其不愿矣。

对此，崇祯皇帝并不赞同，表示：“科举从来已久，岂能遽废!卿当更熟思之”，而温体仁并不甘心，又上一表言道：

国家科目用人，行之二百五十余年；一旦议更，人情必然不欲。但今请求变通之法，故不得不出于此耳。臣以为科目虽未能遵废，保举请暂一举行。俟其考成，以两者相校，若科举得人多而保举少，则请仍行科举；若保举得人多而科举少，则请专行保举。[68]

此奏说得好像义正辞严，一副改革家的模样，最终急于求才的崇祯同意了温体仁的建议，下了保举令。

但这次变革的结果却并非如温体仁所愿。复社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传示各邑社长，推择经济博达之士能兴道致治者与材力智术能排斥异己者，汇造一册”。[69]张溥等复社领袖多方联络各地名流，推荐本社人物，于是复社有多人被推举。[70]待各地推举结果上报到温体仁处，其党成员蔡弈琛以这份名单再次比对《国表》后，忙向体仁报告“大半”人物为复社所保举，体仁怅然叹曰：“念不及此”，[71]后悔不已。这是复社与温体仁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其二，陈启新的上书。

就在温体仁担心复社因此次保举大胜而实力壮大的时候，淮安武举陈启新上书崇祯，言此时天下有三大病：第一，科举取人；第二，只重进士；第三，由推官和知县中选科道官。主张停止科考，多途选科道官。其主张颇合温体仁之意，因为这几项建议几乎处处于复社不利，对于阻止复社成员进入朝中尤其是防止他们获得负责纠察弹劾的科道官职位非常得力，于是，温体仁支持陈启新的建议。在得到温体仁支持后，陈启新很快得到崇祯的赏识，层层提拔后进入了六科，大有重用之意。

此举触动了复社的切身利益，复社自然不能坐视，故立即予以反击。一方面，复社领袖联络朝臣不断弹劾陈启新破坏祖宗法制，称其“非参科目也，是伤国脉也。非参科目诸臣，参孔孟也”。[72]另一方面，在朝廷中孤立陈启新，“启新入垣，同官交弃之，即公会无与接谈者；科道中公务，亦绝不与闻”。以至陈启新入朝两年，毫无建树，最终，“上以陈启新自破格特用后，军国大事竟无一言陈奏，着降二级”，不再重用，复社再胜一场。

其三，陆文声告复社结党。

到了崇祯十年，就在温体仁苦苦寻找机会对付复社的时候，发生了陆文声告复社结党事件。陆文声本与复社组织者之一的张采同受业于周文潜，但两人后来产生矛盾，陆文声因要求加入复社而被拒，一气之下，找到“蓄怨复社久矣”[73]的王时敏，告之自己有意上京告状，王时敏面授机宜：“相君(指温体仁)仇复社，参之正当其机。但相君严重，不轻见人；而主局者惟德清(指蔡弈琛)为政，宜就商之。”陆文声于是上京呈疏状于蔡弈琛，蔡弈琛告之体仁，温氏大喜，言文声如“能并弹治(张)溥，当授官如启新也”。蔡弈琛便与陆文声修改疏奏后上表崇祯，称：“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74]告复社结党。对结党极为敏感的崇祯很快下了圣旨，严令查究，“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所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着倪元珙一面查究惩饬，据实回奏”。

复社接到圣旨后，张溥忙与社中魁首商量应付之法。一方面，复社决定由享有声望的徐汧面见负责此次查办究察的倪元珙，倪元珙本就为亲复社的官员，他对徐汧说：“须得生徒主名数人，然后可以塞清议。否则，恐得罪词臣。”表示可以抓几个人应付一下，估计可以过关。徐汧大喜，对元珙曰：“社中有杰才，科名恒出其中。但使社局得无恙，公祖目前虽暂屈，后必大伸”，表示感谢。于是倪元珙回奏道：“臣受命督江南学政，奉有复社一案。夫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不应以此为罪。陆文声挟私憾抵欺瞒，故奏事不以实，荧惑上听。臣昧死据实以闻。”[75]同时，抓了几个已废弃学籍的废生顾敏思、陶镕、江德淳、董士镕、钱度等人上奏了事。结果正如徐汧所预测的，倪元珙被降级处分，崇祯用山东的方玮时任督学继续调查此事。

因为陆文声是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所以在应付调查的同时，复社还必须解决好陆文声的问题。张溥很快派人找到陆文声之子陆茂贞，告之以理，说道：“忝在同里，与尊君素昧平生，若因他人负罪而无故加兵，是城火池殃也，如阴隙何。”陆茂贞于是上京找到其父，转述张溥的话后又言：“复社党羽半天下，独不为子孙计乎”，文声于是同意不再与复社为难。

与此同时，温体仁作为此次陆文声事件的幕后指使者，自己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复社“诸公疏参温相无虚日”，于是，温体仁便让蔡弈琛催促陆文声上第二疏，但此时陆文声已无意与复社为敌，所以再三推脱，并很快以选湖广定州府道州吏目的理由离开京城。失去陆文声的支持后，温体仁、蔡弈琛迫切需要新的攻击利器才能击垮复社，便重提了周之夔事件。

其四，周之夔事件。

周之夔与复社翻脸完全是因为其个人的私怨，本来他与张溥是同年进士，也是复社的第一批参加者，与复社诸人关系不错，“与社局诸人雅相善也”。周之夔在苏州任推官，而当时任太仓州知州的是另一复社成员刘瞻文，刘瞻文与张溥、张采关系很好，“受先及天如告假归里，尝与瞻文密相左右”。癸酉年为科考之年，周之夔本已预定担任乡试考官，但任期临近时，两张在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支持刘瞻文担任此职，周之夔对此大为不满，曰：“若我故人，遇事不右我而众辱我。”[76]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当年末，太仓出现饥荒，刘瞻文建议用军储来济民，周之夔便利用这件事情奏告朝廷，云刘瞻文以此“行媚乡绅”。旨下，刘瞻文果然被降四级离任调用。这一事件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张溥、张采在大会上公开责问周之夔何以如此？以至周之夔几无容所，随后，海内名宿黄道周、蒋德璟，文震孟等，也都纷纷指责周之夔无端倾陷循吏，其房师许士柔也写信给之夔，嘱其改过，否则为时贤所摈，仕途难自振。之夔看到如此局面深自愧悔，但也无法挽回，复社整体对周之夔的批判已经形成，生员们广制檄文以驱逐周之夔，见面即鼓噪而逐之，最终迫使周之夔请辞离职。

以上事件是崇祯七年的事。温体仁、蔡弈琛在崇祯十年重提此事的目的，便是为了配合崇祯所要求的对复社结党一事的调查。接替倪元珙负责调查复社的官员是方玮时，但不久方玮时便因丁忧去职，由济南人张凤翮替代此职。张凤翮也倾向于复社这一派，对于对复社的指控以拖延应付。温体仁与蔡弈琛计无所出，便鼓惑周之夔再告复社。而周之夔辞官后，心中大恨复社，得到温体仁的支持后，便上“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一疏，告复社结党，崇祯命严查此事，但张凤翮依然如故以拖延之，结果被调离转外任，复社的处境再次变得十分不利，究查一事仍继续进行。

其五，徐怀丹攻复社。

与此同时，据说也是受温体仁的支持，有托名徐怀丹的人作十大罪檄以攻复社，其文曰：(www.daowen.com)

复社之主为张溥，佐为张釆；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愚衷哀痛。尝著其论于数年之前，而因循莫悟；今复举其十罪，开诉四方，共祈鸣鼓焉。一曰僭拟天王。春秋之法，诛心为烈；素王之政，正名为先。惟天王至尊，称天以临之，莫有匹也。今张溥何人，敢僭号天如？其心之妄肆可知矣!且世有鹿马之指，而溥公然任之。张王治、张源、张质先、张浚等十人，时称十常侍，谚呼十大王；挟以江南小天子之威，聚财纳叛，隐姓埋名(一名李楢，一名沈景应)；意欲何为？此罪之一也。一曰妄称先圣。夫仲尼，万世莫京。而溥、釆何人？窃其位号。并以赵、张、王、蔡名四配(赵自新、王家颖、张谊、蔡申)，孚、肇、敬、焕等称十哲(吕云孚、吴伟业、周肇、孙以敬、许焕、金达盛、吴周鼒、周群、吴国主、穆云桂十人)。其诞妄如此，罪之二也。一曰煽聚朋党。夫大道为公，而溥、釆惟私声气。至于千里赴会、万艘停桡，僧道优倡俱入社中，医卜星相莫非友人。其品行如此，罪之三也。一曰妨贤树权。夫赏罚为君柄，今溥、釆擅之，入其社者功名可操，在社外者摈逐迭加，使人俱震其权；罪之四也。一曰招集匪人。夫实行之士，杜门自守。今溥、釆社中，或号神行太保(孙孟朴)，或称智多学究(曾同远)，种种奸匪，聚匿为群，有司莫敢过问，罪之五也。一曰伤风败俗。夫圣王首重彝伦。今则托名士子，熏心利欲，富贵是图，子可以逐其父；名势相轧，弟可以倾其兄。其余长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知乎!习以成风，恬不知怪，其罪六也。一曰谤讪横议。夫有言责者，自当建议。今复社中同己者则亲之，异己者即谤之。遭其诋毁，虽公侯可骤失贵；邀其盼睐，虽寒畯可立致身。嘻!盟社如此，使人有履霜之警矣!罪之七也。一曰污坏品行。夫士为四民之首。今社中游博马吊之戏，老传而童习；中冓贾竖之言，途诵而口占。夸豪举于一掷，锱铢动兴诟詈；买欢笑于千觞，别袂巳见睚眦。其劣薄如此，罪之八也。一曰窃位失节。夫有才干者，必建功名。今复社自称名士者几数万人，未见文追管、乐之猷，武比颇、牧之绩；以致有志之士，不肯与社中人同应制科，盖羞与为伍也。其为人所摈如此，罪之九也。一曰召寇致灾。夫灾盗贵乎能弭。今社党布结，横于朝野；主司无非社友，道府多是社朋。苞苴所遗，不问而收；拳勇之徒，不呼而集。大则肆其愤毒，小则开其衅端。故愆阴伏阳之变，有召而来；近日风蝗，亦由其所感，罪之十也……嘉定徐怀丹布。[77]

此檄的出现，使复社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那些对复社不满的人士将此檄广为传诵，以至复社要同时应付来自朝廷及民间的双重攻击。撇开此檄中夸张的成分和过分的用词，实际上其所列举的所谓“复社十罪”十分形象地刻画了复社，其对张溥地位的认识，对复社在科举考试中的垄断，对复社成员的良莠不齐，对复社的议论朝政、结朋聚党等情况的概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晚明的舆论话语权毕竟还是掌握在复社人士手中，他们一边批判，一边销毁，此“十大罪檄”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同时，在此年六月，温体仁结党一事为崇祯皇帝所察觉，被迫辞去首辅一职，由其门人薛国观代其位。薛国观上任后，忙于内部事务，并没有继续追究复社，复社面对的压力减小。随后，应天巡抚张国维就周之夔告复社一事回奏崇祯，称张溥、张采并无朋党，周之夔是以私愤而告讦，这次回奏使得崇祯帝对复社的态度有所缓和，这才基本上缓解了复社所面临的危机，使复社渡过了一大难关。很快到了丁丑殿试。结果一出榜，状元为刘同升，榜眼为陈之遴，探花为赵士春，都是复社中人，以至时人称此榜为社榜，复社声势再次大振。同时，由于朝中温体仁这一敌对势力的削弱，复社所受的压力也减小许多。

2　《留都防乱公揭》的发布

崇祯十一年，清军分兵四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地，明军死伤达十余万人。名将卢象升也战死于巨鹿，复社人杨伯祥收其尸骨，加以厚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舆论抨击的人物一是杨嗣昌，另一人则是直接导致卢象升战死的宦官高起潜。不知兵事的高起潜以宦官身份充当监军，胡乱指挥，以致卢象升兵败身死，这让复社十分愤慨。复社与宦官、阉党，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结下了仇恨，如今明朝国事日艰，而阉党势力又有抬头的征兆，这些都让心忧国家的复社人士深感有必要进行一场针对阉党的行动。

此时，复社中很多人聚集在南京周围，而在天启朝奉迎魏忠贤迫害东林人士的阉党余孽阮大铖此时恰巧也在南京。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又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中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所以在清查“阉党”逆案时只不过将其作为从逆分子而已。阮大铖极有才华，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颇获好评。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对阮大铖这个人物的出现是这样叙述的：“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崇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78]

阮大铖这样的人当然不甘心永远淡出政坛。当农民军逼近安庆一带时，他为躲避战乱，来到南京这个政治舞台，充分表观自己，招纳游侠，虚张声势地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看得出来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东林遗孤与复社名士。他企图利用世交侯方域(朝宗)，以及晚明四公子(归德侯方域、桐城方以智、阳羡陈贞慧、如皋冒襄)这些复社名士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为此，他不惜重金，撮合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复社人士察觉阮大铖的政治野心，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于是一场针对阮大铖的运动便酝酿展开，这就是复社颁布的轰动一时的《留都防乱公揭》。

复社骨干吴应箕曾向其友人解释《留都防乱公揭》发布的宗旨，吴应箕说：“夷狄必不可款，流贼必不可抚，逆党必不可容”，[79]吴应箕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整个复社当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所谓夷狄，是指关外的清军；流寇则是指农民军；而逆党就是名列逆案的阉党余孽。复社代表了整个士大夫的清流阶层。他们忧国忧民，平时谈论得最多的，抑或最为关注的就是夷狄、流寇、逆党这三大问题。然而复社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士人学子，平时只能动动笔杆子，耍耍嘴皮子，他们对前两者无能为力，抗击清军和镇压农民军不是他们这些读书人所能做的事，而阉党本来就是东林党的死敌，复社认为阉党是导致明王朝祸乱的最主要原因，阉党不除，则国无宁日。而阉党余孽阮大铖不知收敛，反而四出活动，结交社会名流，这自然成为复社攻击的首要目标。

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子顾杲谈及此事，东林遗孤顾杲大义凛然地表示：不惜斧钺，为南都除此憝。随后吴顾两人在陈贞慧寓所议论此事，一致认为应该点破阮大铖“逆案”身份，提醒与其交往的士大夫。于是陈贞慧起草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吴应箕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杨廷枢、方以智、周镳等复社成员的意见和支持。崇祯十二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会议公推周锤、徐孚远等为盟主，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142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天启罹难诸家代表黄宗羲。值得注意的是，对是否声讨阮大铖在复社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复社另一重要骨干杨廷枢起初并不赞同对阮大铖的过度攻击。他在与吴应箕交换意见时对这件事的后果作了忧虑的预测，杨廷枢认为，目前局势混乱，朝廷里阉党尚存，对阮大铖这样一个人物的攻击可能会遭到日后的报复，使得本已内忧外患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然而，杨廷枢的看法遭致大部分人的反对，通过讨论，最终杨廷枢也同意了对阮大铖的攻击计划。

《留都防乱公揭》如同匕首一般，击中了阮大铖的要害。复社抨击了阮大铖在魏忠贤乱政时期献媚求官，残害忠良，在魏氏败后仍骄奢狂妄，不知收敛。揭文曰：“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揭文的最后言道：“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贼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谨以公揭布闻，伏维戮力同心是幸。”[80]防乱公揭揭露了阮大铖逆案祸首的老底，以慷慨激昂的气势向世人宣布：“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防乱公揭张贴后，在整个南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阮大铖吓得要死，为躲避锋芒，不得不到南京城外牛首山寺庙中躲避了几年，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了。

《留都防乱公揭》的发布是复社利用舆论的力量发动的一场针对阉党余孽的斗争，这既是对以往阉党迫害东林一事在行动上的报复，也是复社在明朝严峻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作出的救亡手段。复社人士认为正是由于阉党余孽势力的死灰复燃才导致了朝政越来越腐败，大明社稷堪忧。他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铲除阉党才是明朝摆脱危机局面的关键。这种认识既是复社以“清流自居”定位下的产物，也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在面对王朝危机时所作出的普遍反应。

3　倒薛保周

应该说温体仁罢相后复社的形势好了许多，接任首辅的是政治谋略远逊于温体仁的薛国观，其在朝廷中一直没能握有对复社等清流势力的优势。随着明朝在抗击清军和镇压农民军军事行动上的节节失利，复社等清流力量不断对此大作文章，攻薛无虚日，薛国观地位愈发不稳。为了彻底击垮薛国观，复社进行了详细的规划。身在苏州的张溥秘密约了马士奇、徐汧、钱谦益等几人在虎丘商议，最后决定由复社成员吴昌时实施除薛计划。吴昌时此人机智过人，善于谋略，且在朝廷中已居礼部侍郎的要位，与薛国观也有私恨，他在得到张溥的授意后，安插亲信于薛国观门下，在获得薛国观收受贿赂的证据后上奏崇祯，果然，崇祯大怒，下旨令薛国观自缢，以致薛国观临死之际还不忘言道：“吴昌时杀我。”[81]

薛国观的死使得被温党控制近八年的内阁首辅之位空了出来，而此时朝中，复社与东林的清流势力已居上风，同时又有朝外舆论的支持，而薛国观一派则由于受贿案的影响，弄得人心惶惶无力争夺。如此一来，首辅之位很有可能会落入复社等清流人士手中，若如此，复社将会迎来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最好机会。但是最终，复社选择支持了既非清流也非阉党的周延儒做首辅。

这一选择看起来很让人费解，周延儒身上有很多让复社不信任的地方。首先，周延儒与宦官阉党关系不错，还在崇祯二年周延儒即将出任首辅时，就有官员担心“延儒与冯铨(周的同年)密契，延儒柄政，必为逆党翻局”。[82]其次，周延儒与阮大铖的关系也很不一般，据说周延儒曾向阮大铖承诺，如果自己再相，就要起用阮大铖。这对猛烈抨击阮大铖的复社来说决非好事。再次，周延儒自身的形象并不好。在周延儒初任首辅时，就因自己招权纳贿、使用私人、放任家人任意妄为等事不断被人上章弹劾。崇祯四年，他又在黄道周疏救钱龙锡一案中得罪了东林士人。但是，复社最终还是支持了立场模糊的周延儒，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复社本身没有人能成为首辅的合适人选。崇祯时期的首辅自温体仁起，至薛国观倒台，八年里阉党势力膨胀，清流多被关押或放逐外用，整个政治空气十分浑浊，整治这种风气需要一个强势而有威望的人。而复社里缺乏这样的人物，张溥为官时间甚短，完全没有资历。而东林有名望的人物如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均因罪被关在牢中，一时难以复出。

第二，明朝内忧外患紧张形势的结果。面对明王朝前所未遇的困境，复社认为首要的是需要协调好朝廷里各种政治势力。清流与阉党泾渭分明，互相攻击，政策难以下行。复社认为用一个中立身份的人可以最大程度地平衡两派的争执，周延儒既非复社东林人士，也非阉党一派，是合适人选。

第三，复社与周延儒的关系。周延儒并非复社成员，但他与复社的交情应该还是不错。崇祯四年，当时的内阁首辅周延儒任该科会试主考，录取了张溥、吴伟业等一干复社名流为进士，并且还在吴伟业中状元一事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在崇尚师生情义的晚明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关系。而在周延儒罢官乡居期间，据说其“颇从东林游，善姚希孟、罗喻义”，这种示好于东林的做法也为周争取了不少声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延儒和复社进行了政治谈判，复社表示了支持周延儒再相的意愿：“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而作为对复社支持自己的报答，周延儒接受了复社提出的几项要求，《明史》中载，“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83]按吴伟业的说法包括“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84]等几方面，从后来周延儒的实际行动上看也基本是按照上述几点做的：

第一，起用东林党人，并打击宦官势力。随着周延儒重任首辅，东林党人郑三俊被起用为吏部尚书，刘宗周任都御史，黄道周也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任少詹事，与此同时，周延儒上奏崇祯废除了宦官控制下的东厂和锦衣卫的缉捕权，削弱宦官势力。

第二，不庇护阉党特别是阮大铖。考虑到周延儒和阮大铖关系不错，复社特别强调不能使用阮为官。在周延儒复职后，阮大铖的确找过周延儒求官，以洗刷自己名在“逆案”的耻辱。周延儒拒绝了其要求，但同意使用其所推荐的马士英，[85]此人后来在南明弘光政权呼风唤雨，与阮大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迫害复社，为复社始料所未及。

第三，维护复社根基地苏松常嘉湖等地人的利益。周延儒上任伊始就上奏朝廷，说苏松常嘉湖等地受大水侵害，要求以夏麦充漕粮。周还扩大科举录取人数，因言事获罪的人亦被赦免，史载其“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并“复诖误举人”，[86]即复有错之人的举人籍，其中受益者多为复社人士。如此一来，复社迎来了其鼎盛时期。

4　张溥之死与复社衰弱

复社作为一个松散的团体，如果要说谁是这个组织的领袖的话，那此人必是张溥。张溥之所以名震天下，并非全在于他的文章学术，而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魏忠贤败后，鹿城顾秉谦也被削籍，在家乡为邑人所逐，避居娄中。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自京城南归后，与张采“率诸生驱之，檄文脍炙人口”。郡中五十余人敛赀镌石以记之，“由是天下咸重天如受先两人矣”。[87]顾秉谦无处藏身，献窖藏银四万于朝，寄居他县而死。这是二张直接领导的一场政治斗争。《明史》评价张溥：“四方噉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88]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张溥领导复社进行斗争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学术成就。陈子龙认为张溥政治上的才略胆气要远远超过文章，因此他在《七录斋集序》中慨叹：“世有奇伟之士，而仅号曰文士者，岂独古人之人不幸乎？”他认为“文士”这一名称远远不能涵盖张溥的贡献。张溥先是创立了应社，又一手组建了复社，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扩大了复社的影响，他在士子心中的地位如泰山北斗一般崇高。张溥辞官回到苏州，主盟虎丘大会，使得复社名声远播四海，他利用各种人际关系，推荐了众多复社成员入仕为宦，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奔走于东林复社之间，协调各派利益，使得清流势力作为一个整体在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就在周延儒出任首辅后不久，年仅四十岁的张溥便突然去世了。

关于张溥之死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其一，张溥确实为病死；其二，周延儒下药毒死；其三，吴昌时下药毒死；其四，吴昌时与周延儒合谋毒死。[89]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很难辨其真伪。

总之，张溥的逝世对于复社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和致命的打击，复社不仅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袖，更严重的是失去了一位凝聚复社向心力的关键人物。本就因规模庞大而难于整合和管理的复社因张溥病逝变得更加松散，尽管在张溥逝世后不久，复社便由几社领袖李雯在苏州召开了另一次大会，试图重新聚集成员的向心力，但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后，复社再也没有召开过大规模的集会了，蒸蒸日上的复社未及大展拳脚便开始迅速地衰落。

张溥死后，周延儒内阁渐渐失去东林和复社的支持，因其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便遭致阉党的猛烈攻讦。崇祯十六年，清兵大举入侵，周延儒自请率师迎战，但因惧敌，“驻通州不敢战，惟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90]蒙骗崇祯。后又因其涉及吴昌时案而遭人弹劾，崇祯最终将周延儒赐死。延儒死后，后继的首辅更加不堪重用，一年后，李自成便攻克了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崇祯失国这段时期，复社基本上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继续活动，我们只能在复社的个别成员身上去寻找复社的痕迹。甲申事变后，复社人士大多作出了两种选择：其一，明亡时以身殉国者，如马士奇、徐汧等。其二，投奔南明政权，抗击清军，如陈子龙、吴应箕等，这是复社面临国破时的主流选择。但是，也有部分留在北京的复社成员投靠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这其中便包括复社创始人之一的周钟。周钟的失节对复社名声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周钟的问题不能代表复社整体，并且很多复社成员在此后也都表示要与周钟断绝关系，但是周钟事件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复社一直宣扬的儒学伦理纲常，强调的士人节操因周钟降“闯贼”而大遭世人诟病。而且，周钟失节也成为阮大铖日后制造“顺案”的主要依据，直接导致后来大批复社成员被株连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