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的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复社研究目前是晚明史研究和文学关注的重点，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复社人物的个案分析、政治活动、文学活动、组合过程等方面，对复社科举情况还尚未涉及。

1　复社科举之成功

考察复社的科举情况，首先我们要论及复社主要成员的身份，复社成员主要是各地生员，其士子学人的身份，必然使得他们把科举当成唯一的出路，复社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与科举考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复社纪略》中言道：“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以此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36]可见这些士子首先是因科举这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

复社的前身应社即是一个十分注重五经课艺的文社，其成员对五经研习各有分工，《七录斋集》卷二《五经微文序》载：“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麟士主诗，维斗、彦林、来之主书，简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礼，溥与云子则主易。”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复社的魁首，而其中亦不乏成为当地著名的房选家，如周介生，其选出的文章就广为应考士子所欢迎，“房选华锋出，时尚一新，天下竞称之。由是，向日推豫章者，相率而推金沙(周介生)矣”。[37]

复社运动的中心地区——南直隶为明代科举录取人数最多的地区，同时其生员人数也最多。据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所整理的“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表记载，南直隶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乡试中参加人数达6025人，远远高于其他地区，那里有着大量生员等待通过科举应试而改变命运，他们整日揣摩各地选文，互相切磋，结社为友，对江南等地享有声望尤其是那些选文名家十分敬佩，以至有“天下羡之如神仙”的说法，正是他们才成为复社组织的主力。

复社在崇祯朝科举考试上的成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在这段时期里，其组织中有大量的成员考中进士或举人，笔者主要依据记录崇祯二年复社名单的陆世仪《复社记略》和记录崇祯六年复社名单的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两本史料，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配合，列出下表：

此表统计的是崇祯四年至崇祯十七年的复社科举录取情况，以地域划分，得出复社在崇祯时期的科考中，至少有193人中进士，215人中举人。其中，南直隶最多，有85人，而若以府计，苏州府则居第一，高达29人。

谈到复社科举录取，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问题，即有些举人或进士可能是在举业成功后加入复社的，对这些人如何统计。笔者以吴山嘉本作为主要参照，所统计的所有复社成员都是在崇祯六年左右加入复社，而复社科举的计算则是从崇祯四年开始，我们可以这样区分：崇祯四年的科举主要以陆世仪《复社记略》所记载的名录作为参照，而崇祯四年以后的科举统计则以吴山嘉本作为统计来源。这样就最大程度地排除了有些举人或进士可能是在举业成功后加入复社的情况。

崇祯朝共有六次科举考试，除崇祯元年的科考因复社尚未成立而不予统计外，余下的五次科考共有1643人被录取为进士，加上崇祯十五年特赐进士263人，总计录取1906人。[38]而复社就有193人被录取为进士，录取比率高达10％，复社的成员有2000余人，那么就占了复社成员的进士录取率的9％左右，而举人中式率则高达19％左右。换言之，崇祯朝10个进士里就有1个是复社出身，而10个复社成员里，就有1个是进士，2个是举人。一个文社，能有这么高的科考录取比例，能有这么多的成员接连中式，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

复社在科举上的突出表现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陆世仪在《复社记略》中曾这样评价复社：“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39]事实的确如此，在复社参加的五次科考中，其组织中共有6人中了甲科前3名，占总共15人中的40％。吴伟业、夏曰瑚在崇祯四年分别中了榜眼和探花，刘同升、陈之遴、赵士春在崇祯十年囊括了该科三鼎甲，陈名夏则在崇祯十六年得了探花，特别是崇祯十年的丁丑殿试，复社一举包揽了前三名，声势之猛令人瞠目结舌，以致当时的应考士子称这一榜为社榜。[40]

而复社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乃是崇祯三年的乡试和四年的会试，这是复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结果，在三年的乡试中，复社至少有近百人中了举人，其中杨廷枢等4人还高中解元，复社的骨干人物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人也都在这年中了举。到了崇祯四年的会试，除了上文提到的吴伟业、夏曰瑚中三甲外，复社还有张溥、马世奇等57人中了进士，结果造成了“复社声气遍天下”。[41]

崇祯四年复社中进士数目表

说明：资料来源于《复社记略》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除进士之外的崇祯三年乡试中举数目表

案：为了使数据更直观，那些中进士的复社成员皆不统计在此表内，如吴伟业虽也在此年中举，但考虑到其次年中进士，故此表并不统计。

复社在会试中屡屡大获全胜甚至引起了其政治对手内阁首辅温体仁的警觉。如崇祯七年会试，中式的302人中约有30余人为复社成员，占了十分之一强。试后，温党成员薛国观以会试名单比对复社名录，发现了这种不寻常现象，连忙报告给温体仁，温氏大惊失色，“因思变取士之制，以禁其将来”，为了阻止更多的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朝廷，甚至建议崇祯皇帝下达保举令以取代科举，[42]由此也可见复社科举之盛况。

2　科举对复社及晚明政局之影响

复社科举的成功，无论是对复社自身的发展还是对崇祯、弘光的政局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对复社来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举成就了其空前的规模。复社最主要的参与者为数量众多的生员，而生员尤以举业为人生最重，他们加入复社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通过复社，一方面提升自己的地位，晚明吴麟徵就认为“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便只一半身份”；[43]另一方面则期望能直接得到复社的提携和推荐，为科考官所录用，而后者是对大多数士子的最大吸引力，“后生一经品题，便成佳士”。[44]当这些生员们发现只要加入复社，自己中式的把握就会成倍增加的时候，他们怎么会不纷纷加入呢？

对照复社的发展史，其成立于崇祯二年，最初的参加者只有680人，[45]而到了崇祯六年，参加者就已有2200多人，[46]短短4年，复社人数就翻了3倍多，一举奠定了复社庞大的规模。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复社在崇祯三年的乡试和四年的会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程度地提升了自身知名度，从而吸引了各地士子纷纷加入复社。

复社成员遍及江南地区，但其主要活动区域是在苏浙地区。下面以复社运动的中心苏州府为例作进一步的探讨。

苏州府共有86人在崇祯二年的复社成立大会上列名(即成为参加复社的首批人士)，而据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的统计，在崇祯六七年左右，苏州府的复社成员已达302人，在三四年中苏州府的复社人数增长了3倍多。导致入社人数猛增的原因，和苏州府复社成员在崇祯三年和四年的科考中取得巨大成功有密切关系。

苏州府复社成员在崇祯三年的应天乡试中可谓是一考成名。按明代举人名额分配，崇祯三年的应天乡试总录取人数为135人，而据陆世仪《复社记略》所列苏州府复社成员86人名单查对，复社在这一科共有杨廷枢、吴昌时等9人中了举，其中杨廷枢高中第一名。86人中9人，录取比例竟高达10％。据笔者统计，明末南直隶乡试录取率一般在2％到3％左右[47]，而单苏州一府的复社成员就占据了整个应天乡试录取人数的7％。到了崇祯四年的会试，苏州府复社成员继续创造辉煌，张溥、吴伟业、钱位坤、周灿、管正传等5人考中该科进士，吴伟业还中了会元和榜眼。(www.daowen.com)

张溥等人的中式对复社后来的成功至关重要。一方面，张溥、吴伟业师徒齐中试，“天下争传其文”，[48]形成了“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49]的局面。各地士子纷纷求拜张溥为师，以加入复社为荣，史书记载曰，“(士子)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面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50]士子们加入复社的积极性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

另一方面，张溥等人也充分利用科举成功所产生的效果来扩大复社影响。崇祯三年，复社在应天乡试中告捷后，便在南京举行了主要由南直隶一带复社成员参与的金陵大会，南京本是文人聚集的地区，复社在此举行大会，“诸宾兴者咸集”[51]，极大的扩大了复社的影响。随后，复社在会试中大放异彩，张溥又约社长举办虎丘大会，这次大会的规模更加庞大，“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52]复社名声响彻各地，各地争以复社命名，刻之碑额。这里举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复社活动地区多有水路，士大夫家备船出行，都喜悬挂写有“复社”两字的船灯，久而久之，整个郡邑都纷纷效仿，居然连河边的盗贼匪徒也都在船上挂起这种灯来，以躲避官府缉捕，结果搞得民间和官府都怨声载道。复社在这段时期所谱写的科考神话最直接的意义就是使复社的形象深入人心，也使自己的组织成倍扩充，“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53]，大江南北的士子们纷纷加入复社。

复社科举成功也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崇祯前期的政治，主要表现在以温体仁为代表的阉党残余势力与东林清流势力的对抗上。崇祯六年，温体仁排挤了周延儒，自己独掌内阁，清流力量遭到重大打击，东林人士文震孟、姚希孟、刘宗周、黄道周等均被罢官，阉党余孽大量被起用。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以“小东林”自居的复社人士通过科考大量进入仕途，在朝廷和地方上重新集结力量，义不容辞地接过对抗温体仁和阉党的大旗。

复社通过科举介入政治给温体仁一派施加了巨大压力，温氏后来所推行的许多政策都带有挤压复社的目的。如前文提到的保举令的颁布，后来还有唆使陆文声和周之奎告复社结党、逼张溥辞官以及起用陈启新等一系列事件，而复社则效仿东林党，联合清流力量坚决地与温体仁一派作斗争，如吴伟业参温体仁结党、联合朝野势力孤立陈启新、迫使薛国观下台、扶植周延儒担任内阁首辅等，都是复社力量的展现。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前后，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势力抬头，复社又领军抗击阉党，如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的发表，使得阉党阮大铖几无容身之所。

综观整个崇祯时期，大量的复社人士通过科举进入朝廷，使得朝廷里的清流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强。从这方面看，复社科举成功对复社涉足政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晚明政治局势的走向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3　复社科举成功之原因

复社的崛起与其在科举上的成功是紧密相连的。正因如此，复社组织以科举为自己强盛之基业，号召和鼓励成员参加科考，并动员整个组织，由上至下，揣摩科考题目，结交考官，充分利用了晚明舞弊成风的科举状况。最终，造成了复社在崇祯一朝进士和举人录取上的独秀局面。

首先，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权要，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晚明之际，科场已舞弊丛生，士子中式的人为因素大大增加。复社在此时期，一方面，结交海内名人，奉其为宗主以博人望。另一方面，加强与各地主考官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复社成员中式的机会。同时，复社领袖张溥等人又以提携复社后进为己任，大力推荐，甚至连已经黜落者都可以重新投进。

复社推荐其成员的方式，有所谓公荐、转荐、独荐等。公荐是复社最初采用的推荐形式，即列出考生的出身及师从，向考官公开地推荐，如在荐书上特别强调考生是张溥的门人，给考官施加压力。因为复社公荐考生过于频繁，遂引起那些非复社考生的强烈不满，以至告倒了亲复社的主考，“诸生噪鼓，生员黜革，应华(主考官)夺官，后学臣相戒不受竿牍”，迫使复社“三吴社长更开别径”。[54]因此，复社后来主要用转荐和独荐的方式。

转荐，即是不直接与考官接触，而通过那些与复社结交的名人来转送推荐书信，复社的社长就经常联系京师名流，代为投递文书。例如，复社社长商周祚秘密行文给南直督学，牒文直书‘仰甘学润当堂开拆’，名为公文，实私牍也。

独荐，就是张溥等复社领袖，对那些虽已经被公荐的复社成员，为保他们万无一失，专门给考官投递写有自己署名的荐书，此方式最为有用，考官们很难会驳张溥等人的面子，“及榜发，十不失一”。[55]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三位来自复社的考生参加科考，结果该科试卷改完后被认定落榜，但因为考前张溥以专札帮忙打点过，于是，督学倪元珙就把这三份试卷交给苏松道马元扬，马元扬又转交给复社社长，让人另外换了三份试卷重新投进，结果三人均高中。

张溥“一言以为月旦”，[56]其声望如同东汉末年月旦评的主持者许劭，一言九鼎，《明史》这样评价他：“四方噉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接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57]他利用各种关系帮助复社成员科举中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58]

甲戌年科考，张溥向该科主考官湛持推荐复社人士，他说：“今海内举子不愧会元者，惟陈大士暨杨维斗(两人都为复社成员)二人耳。幸留意!”湛持表示同意；张溥又向另一考官项煜说：“然则维斗乃公责也”，项煜亦首肯。待考试结束后，湛持、项煜两人批卷，湛持先找到陈大士卷子，随后，项煜也找到杨维斗的卷子，两人商量后决定让陈大士谦让杨维斗，由杨维斗做该科会元。但榜文一出，会元却是李清，原来项煜居然是误将李清的试卷当作杨维斗的卷子，结果，湛持十分生气，对项煜正色曰：“此举不惟负大士，并负张天如(张溥)矣!”[59]实际上，这种现象不断成为那些攻讦复社者的口舌，复社也因此屡次被朝廷查处，但终崇祯一朝也未能改变。

第二，复社科考成功，还在于其成员本身有着良好的素质。参与复社的人士大多是在地方上小有名气，享有声望的读书人，所谓“入复社者皆端人正士”，[60]换言之，就是那些读书人中比较有理想，有抱负，且较有能力的人。一时俊彦，如张溥、陈子龙、黄宗羲、吴伟业、冒襄、侯方域、陈贞慧等人都是复社成员。复社后期成员确实良莠不齐，但中前期的参加者的确是学人士子中比较优秀的人选，而奠定复社科举大盛的即为这些早期加入复社的成员。

第三，复社科举的成功离不开崇祯皇帝铲除阉党后，营造出来的较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崇祯以前，代表北方贵族大地主利益的阉党控制朝政，而阉党对东林的镇压，使江南士大夫集团遭到严重打击，在崇祯帝诛锄魏阉，革故鼎新后，江南士大夫集团势力重新恢复。复社成员大部分来自江南地区，他们是江南士大夫集团中的中坚力量，崇祯朝初期的良好政治环境有利于他们在科举考试上的良好发挥。

第四，复社科举大盛的原因还离不开复社本身文社的性质。复社的初衷并非针对于政治，而在于以文会友，切磋学问，讨论举业。复社的盟誓中就强调“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61]把读书看作头等大事，并鼓励成员练习八股文写作。同时，复社的早期参加者中有很多都是当地有名的科考应试范文的选家，他们擅长于指导复社成员学习应试文章，例如，当时的选文名家艾千子就这样称赞复社创始者之一的周钟，“今日制艺一道，赖兄主持，真如日月之中天，万物皆睹”。[62]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复社成员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

第五，复社兴盛地区有较好的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准。复社的影响遍布全国，但其成员主要集中在南直隶、江西、浙江三个省(这三个省的复社成员数量总数一直占据复社整体的四分之三左右，其中南直隶又占一半以上)，特别是以环太湖周围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等江南六府为复社主要活动地。

这些地区首先有着良好的经济状况，为明朝重要财源之地，同时又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密集地区，市镇繁荣，商业发达。据统计，在万历六年，苏州府总人口即超过了两百万，[63]在全国同级地区中居首位，并且超过了福建、云南、广西、贵州等省的人口。不仅苏州，松江、湖州、杭州等地也都是人口相当密集的地区，均超过百万。[64]另外，这些地区宗族势力强大，宗学盛行，其中很多世家望族的子弟都是复社成员，在吴仁安所撰的《明清江南望族》一书中，所介绍的江南望族中有很多家族与复社关系密切，如吴中大姓吴氏、沈氏等。繁荣的经济、密集的人口以及强盛的宗学，共同促进了这些地区传统教育的发展，使得当地的文化水准很高。自南宋以来，南直隶、江西和浙江是科举大省，教育实力雄厚，有明一代，三省中进士的人数高居全国前三强，地域科举优势也自然体现在复社进士的录取上，从前文的表中可以看到，出自南直隶的复社进士有85人，来自浙江的有29人，而江西有23人，三省录取数加起来超过复社进士录取总数的70％。而如果只计算环太湖周围的江南六府，则可统计出有75名复社进士来自该地区，占了复社总进士数的40％。

南直隶、江西、浙江三省主要城市人口与复社进士录取数目表

说明：人口资料来源于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的统计。

一个地区的人口优势和经济优势就会决定这一地区的文化优势，同时也会加速此地区的人员流动和社会活动。复社主要活动的地区恰恰是这样的类型。复社组织的扩大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南直隶、江西、浙江特别是环太湖地区复社组织的扩大带动起来的，而这些地区复社组织的发展又是与其在科举上的成功分不开的。一个文社，凝聚力、吸引力强弱与其在科举场上的作为是密切联系的，复社正是以上述地区为主要发展地，以科举考试为社事之重心，从而号召并吸引了广大士子加入，并最终造成士子在意识形态上以不入复社为耻，和在实际利益上只要加入复社即有希望中式这样的局面，复社最终凭借在晚明的科考中让人震惊的表现，得以使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一个文社的极限。复社与科举如此紧密的关系，无疑是我们在考察复社或者研究科举时都应该十分关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