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为旗帜的复社，不仅改变了明末学术的发展方向，而且还突破了传统文社的模式，对国家政治进行干预，逐渐演化成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政治参与活动，彰显出近代政党的某些特征。

1　成员认定

研究复社，弄清其成员情况应该是首要的问题。但前人的研究对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复社成员名录记载的资料有陆世仪《复社纪略》、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吴应箕《复社姓氏》三本。《复社纪略》卷1载：“天如(张溥之字)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目其集为国表，受先(张采之字)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云。”由此可见，成为复社成员在程序上首先其名要收入《国表》，换言之，如果在复社集会所作的《国表》上列名，就可以被认为是复社成员。复社的政敌温体仁和蔡弈琛也都是以《国表》中的姓名来核查复社成员。正如《复社纪略》所云：“同帘薛国观出告(温)体仁，以其《国表》姓氏查对，见中式者多出复社。”[1]“甲戌会榜发，弈琛以《国表》姓氏查对，见新进士多出社局，大异之。”[2]诸如此类的记载均可证实此论。

制定《国表》是在复社举行大会之时。复社先后举行五次大会，便当有五次人员的统计。陆世仪《复社纪略》所录最早，为复社第一次大会的统计，可将其视为复社名录第一集，其所列复社成员共有七百多人。吴山嘉为复社创始人吴翱五世孙，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出自吴翱所作的《复社姓氏录》，录名2240人，[3]比陆世仪《复社纪略》所录名单多出数倍，这说明复社的组织在不断地发展与壮大。吴应箕《复社姓氏》列名有2400多人，但与吴山嘉本出入不同的有五六百人。朱希祖所撰的《明季史料题跋》认为：“吴翱本盖出于国表一二集，吴应箕本盖出于国表三至五集。”表明了二者的区别所在，而吴应箕孙吴铭道也说：“昔复社之兴，大会吴门者数，论次一时之文，为国表一集二集，则诸君子共定，而三集至五集实先公独主其事。”[4]吴山嘉在《复社姓氏传略》中写道：“两家多少异同之故，别有取舍之见存也。录中低一格者相传为第二集。复社有伊山、虎丘、金陵三人(大)会，或曰是册即金陵、虎丘两会时所甄录。”[5]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辨明陆世仪本和两吴本各自的特点，陆本是复社第一次集会所收录名单，为复社最初期的参加者，后人也以复社第一集视之，《静志居诗话》便有“周之奎在复社第一集”的说法。吴山嘉本所列的复社名单是复社前两次聚会的到会者，即当以崇祯六年虎丘大会列名成员为主，因复社初期门户尚严，其列名者当为复社的主要参与者。而后期复社门户大开，入社极为容易，其中不乏沽名钓誉，以加入复社为荣者。吴应箕本比吴山嘉本多了一百六七十人，其中有出入者达五六百人，所增加的当为后三次参加复社大会者，而有出入的则可能是第一次大会列名而后几次会议不再列名之人，另外，对于已有功名的成员，吴应箕本也是不载名的。相比较而言，吴山嘉本是复社稳定时期的名录记载，应为复社名录最主要的依据。

除了这些列名《国表》的2000多名士子以外，现在有些学者把参与复社活动的一些东林人士也视作复社成员。[6]因为复社与东林的关系十分紧密，时人以“小东林”视之，[7]很多复社骨干都是东林后裔或者东林弟子，如顾宪成与顾杲、黄尊素与黄宗羲、魏大中与魏学濂等的父子关系和周延儒与吴昌时、高攀龙与华时亨等的师弟关系，而且《明史》中也称周延儒“取士张溥、马士奇等，又皆东林也”。[8]考虑到这种继承关系，把他们视作复社成员亦未尚不可。他们数量虽不多，但大都为明末有影响的著名人物，如文震孟、钱谦益、刘宗周、黄道周等。

概而言之，复社最主要的参加者为生员阶层，且集中于江南。[9]这些生员多以读书为业，等待通过科举应试而走入仕途，他们整日揣摩各地选文，互相切磋，从而结社为友。同时，他们又素来敬仰东林名宿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视其为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正统。而且，复社中有很多成员出身于仕宦家庭，以江南为例，那里众多世家望族的子弟都为复社成员。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一书中，所介绍的江南望族中有很多家族显然与复社关系密切，如吴中大姓吴氏、沈氏等。

2　复社的缘起

有明一代，文人结社风气浓厚。谢国祯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仕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他们结社会朋，动辄千人，白下、吴中、松陵、淮扬，都是他们结会之所。秦淮河畔，桨声灯影，虎丘池边，塔影夕阳，桃叶问渡，小院留人。”[10]一派自由结社的欢乐景象。正是在晚明这样的宽松政治环境中才出现了思想活跃，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而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更是文人结社最为集中的地区，几乎无地无之，无日无之，结社成为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是江南士人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也是江南士人政治与文化活动的一个平台，为明清之际风云变幻的历史增添了一笔丰厚的政治与文化遗产。

毫无疑问，江南最为著名的文社当数复社。对于复社的组合过程，学者多有论述。但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或者误认为复社就是由江南应社联合其他文社而成。实际上，复社虽主要缘起于应社，但复社这个称呼其实本已有之，是由吴郡人吴翱、孙淳等四人首创，张溥而后才以应社合之。笔者在搜索材料中发现以下几则史料。王应奎《柳南随笔》云：“天启中，吴中诸名士结文射(社)曰应社。大江以南主应社者：太仓张采受先、张溥天如、吴郡杨廷枢维斗……迨崇祯庚午，楚中熊鱼山先生开元自崇明令调吴江，最尚文章声气。时吴江诸生孙淳孟扑、吕云孚石香、吴翱扶九、沈应端圣符辈附之，号召同人，创为复社，颇见嫉于维斗。孟扑至吴门，怀刺揭杨，再往，不得见，曰：我社中未尝有此人。我社者应社也。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11]《静志居诗话》也有“崇祯之初，嘉鱼熊鱼山宰吴江，进诸生而讲义，于时孟扑里居，结吴翻(翱)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端圣符等肇举复社。”[12]这里，王应奎所提到的崇祯庚午即崇祯三年，然这一时间恐怕有误，据《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所记，熊开元调任吴江令当在天启六年(1626)。[13]而复社举行的尹山大会是在崇祯二年(1629)召开。[14]抛开时间之误不谈，复社为吴翱、孙淳等人所创的事实是有根据的。在吴、孙等人创复社不久，极具领导能力的张溥即统一应社和包括复社在内的诸分社，在取社名时以“兴复古学”为宗旨而采用复社这一称号。

复社作为一个组织，是合并了众多分社而成，《静志居诗话》卷21载，有云间几社、匡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朋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等。[15]又据《复社纪略》载，还有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和江南应社等，共有来自十五个地区十七个地方社团，各分坛站。复社有着自己的条规与盟约，其条规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16]从张溥定的条规来看，复社成立的主要动机还是在对文学的改造上，其组织当是一个以文会友的文人集团。

复社尊经复古，匡正时俗。其盟约是：“毋从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17]显然，其盟约乃是冠冕堂皇之辞。由于晚明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复社与东林的特殊关系等原因，复社有着区别于其他文社的政治色彩，之前的文社多处于社会较安定时期，醉心于以文会友的传统结社方式。而复社的创立者，则更关心时势，渴望为朝廷所用，因此在做学问上力求经世致用。联系后来复社成员在政治上的所为，其强调的所谓“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实在就是其装饰之辞。复社成员议论时政，品评人物，参与党争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后来复社支持周延儒，扳倒薛国观，颁布《留都防乱公揭》等，与其初衷大相径庭。

3　社长之设

在众多社团合并后的复社，影响地域立刻扩大，“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秦、晋、闽、广多有以其文邮致者”。[18]规模上的扩大、内部社团的增多，显然会带来很多组织上的问题。一方面，复社是一个对外而称的社，在其成立后那些原来的分社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同这些分社之间的联系就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复社影响地域如此之广，如何保持交通顺畅和成员联系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为此，复社成立时就订有条约，规定这些工作由各社长负责，“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19]这样，社长在复社中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www.daowen.com)

但社长之设并非是复社的独创，复社前身——应社也是一个影响大江南北的大社，也设有社长。尚在应社兴起之时，就有“三吴社长传单各邑共绝之”[20]的行动。对于谁是复社的社长，从史料上直接看到的名单只有三个人：赵自新、商周祚和陈大士。但复社如此一个庞大的组织，又言每郡邑中推择一人，社长之数必然不止这几人。《七录斋集国表四》选序有一份重要的记载：“往者始事之秋，予与介生约四方之文，各本其师，因其处。于是介生、维斗、子常、麟士、勒卣主吴，彦林、来之主越，眉生、昆铜、伯宗、次尾、道吉主江之上，大士、文止、士业、大力主豫章，曦侯主楚，昌基、道掌、仲谋主闽，澄风主齐鲁之间。”[21]“主”即为主持之意，作为主持者即是一方的负责人。所以，尽管这份材料没有明说这些人即为社长，但我们仍可判断这些人很可能即是负责各方的社长。

复社以文章自负，操一地文章之选的人必然为复社地方之魁首。我们且看上述的这些主持人：介生即周钟，镇江府人；维斗即杨廷枢，吴县人；子常即杨彝，常熟县人；麟士即顾梦麟，太仓州人；勒卣即周立勋，华亭县人，由他们五人主吴地。彦林即钱栴，嘉兴府嘉善人；来之即吴昌时，浙江秀水县人；由他们二人主越地。眉生即沈寿民，宁国府宣城县人；昆铜即沈士柱，芜湖县人；伯宗即刘城，池州府人；次尾即吴应箕，池州府贵池县人；道吉即万应隆，泾县人。此五人主上江，主要是安徽地区。大士即陈际泰，文止即罗万藻，大力即章世纯，士业即陈宏绪，此四人除陈宏绪为南昌府新建人外，另外三人都为江西临川人，且列为江右四大家，为豫章派的代表人物。曦侯即易道暹，黄州府黄冈人，由其主湖广之地。昌基为陈肇曾，福州府长乐人；道掌即陈元纶，仲谋即陈燕翊，两人也都是福州府人，由他们负责福建地区。澄风即宋继澄，登州府莱阳人，主山东地区。

从地域上看，这二十余人分处不同的府县，十分有利于复社同各地的联系。从声望上看，这些人又都是当地十分有名望的人士，如杨彝与顾梦麟，《明遗民录》称：“万历之季，士子喜倡新说，畔传注。彝与太仓顾梦麟力倡先儒之说，天下翕然从风，称‘杨顾学’。”[22]他们的弟子多达百人。至于周介生、杨廷枢、罗万藻等人，都是“天下献之如神仙”、[23]“尊之如泰山”[24]的名人。再从经历上看，这些人在复社成立前就已经是一些文社特别是应社的重要领袖或成员。据《七录斋集刘伯宗稿序》记载，应社的主持也分江南和江北，江南应社由张溥、周钟、张采和杨廷枢等主持，江北应社则由万应隆、刘城、沈寿民和沈士柱等主持，复社起于应社，应社的地方主持人也理应成为复社的一地主持人或骨干成员。另外，陈际泰为禹门社创办人，万应隆、吴应箕和沈寿民为南社倡办人，这些人作为社长，富于声望、交际广泛，又经营社事日久，由他们负责复社的各种活动，十分方便复社的交通联络和组织工作。复社举办的几次千人以上的大会，正是通过社长“先期传单四出”，才会有“四方士之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25]的盛况。另外，社中联系有专人负责，湖州孙淳专司传递，“寒暑无间，凡天如、介生游踪所及，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26]张溥曾说他“忘其身惟取友是亟，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三年之间，若无孟朴，则其道几废”。[27]复社的几次大会，“名动朝野”，孙淳也是劳苦功高。

上述是关于复社社长具体人员的情况略述，而对于这些社长所负的职责我们从史料中也可以略窥一二，除要约中所言的“纠弹、要约、往来传置”等责任以外，社长还负有推荐人才的职责。

在科举考试上，复社作为主要由生员参加的组织，在帮助士子科举成功上可谓不遗余力，社长作为地方上极有声望之人，人脉资源极为丰富，疏通关节的能力也十分了得。《复社纪略》载：“三吴社长更开别径，关通京师权要，专札投递。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学宪，牒文直书‘仰甘学润当堂开拆’，名为公文，实私牍也。独荐者，公荐虽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乃投专札。尔时有张、浦、许三生卷已经黜落，专札投进，督学倪元珙发三卷于苏松道马元扬达社长，另换誊进，仍列高等。”[28]崇祯八年，首辅温体仁嫉恨复社科举太盛，意欲抑制科举，请崇祯皇帝下了保举取士的诏书，复社立即采取对策，“传示各邑社长，推择经济博达之士能兴道致治者与材力智术能排斥异己者，汇造一册”。于是复社又有多人被推荐。以致温体仁无可奈何，不由怅然叹息道：“念不及此。”[29]

由此可见，复社社长为复社组织中的关键人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复社能在晚明有那么巨大的影响，与组织上的严密有序是分不开的，这种严密有序突出地反映在社长的设置上。社长作为上传下达的纽带，推动了复社整体的发展。同时，他们作为复社的领袖，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联络朝廷权贵，提携组织成员，不仅使复社这一组织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使士人学子迅速步入仕途。但有得必有失，复社中人中式者极多，“及榜发，十不失一。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30]这就使得复社成员参差不齐，鱼龙混杂。

4　组织中的问题

复社组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成员进退自如，约束很少。晚明社会中，士子崇尚个人自由，加入或退出文社、诗社十分随便，复社也不例外。尽管在气势和影响上复社非以往的任何文社可比，但成员的这种个人习性还是难以改变。他们对所谓的条约并不在意，也自然没有把复社当作自己唯一的组织，参加复社的人士在原来的文社中都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而且似乎更加积极，在他们心目中，占第一位的或许仍是原来参加的那个文社，而非复社，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各自仍然属于当地的文社。这种情况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使得复社作为一个广大的文人联盟而迅速的扩充，而弊端则在于，复社的凝聚力会受到影响。

因此，即使在复社名声大振的时期，仍有很多成员另行组织结社，如侯方域早年加入复社后，崇祯十三年又和贾开宗创雪园社；[31]黄宗羲早年即入复社，但后来又加入星社和证人社；吴应箕和陈贞慧在崇祯十二年在南京创国门广业社，却不用复社原来的大旗。甚至，当阮大钺于安徽结中江社欲于复社分庭抗礼之时，在皖的有些复社成员居然也加入其中，直至后来方以智婉言相劝，钱秉镫等复社人士才退出该社。

虽然这种结社的自由性无可厚非，但毕竟反映出复社组织性不强，这也造成了复社组织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其成员太杂。复社前期还门户尚严，有“天如于是裒十五国之文而诠次之，目其集为国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之说。若要进入复社还需通过审核，“贤士大夫，必审择而定衿契，然后进之于社”；[32]吴山嘉也称：“入复社者皆端人正士”，[33]但随着复社声势的壮大，士子以不入复社为耻，纷纷寻求加入，以至张溥尚在京师时，四方士子就遥拜行师弟礼，然后，“浼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34]而到了后期，很多文人甚至写篇文章即可加入复社，“咸以文邮至焉”，而不必见面后，办理登录手续，由此可见入社之易。黄宗羲对此就有批评：“崇祯间，吴中倡为复社，以网罗天下名士……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人士奔走，辐辏其门。蓬荜小生，苟能分句读，习字义者，挟行卷西棹娄江，东放慈水，则其名成矣。”[35]只要能分句读、习字义的人就可借入社而成名，可见复社后期成员之滥。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复社是一个对外而称的大社，内辖十几个独立的社团，其中著名者如几社，这些分社与复社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对外共用复社大旗，对内则自我发展；复社没有名义上的领导机构，组织中掌握话语权的人多是凭威望获得，而张溥一般被认为是复社的最高领袖；同时，复社势力主要在江南地区，但成员遍及全国，为方便联系，便按照地域划分，设置社长来负责各地成员间的联系，从而保证了整个复社组织的行动统一。

综合东林党与复社的思想主张和实际斗争的作用，可以看出他们与专制皇权体制相分离的趋势。东林党和复社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东林党人有自觉联盟的形式，复社有较为成型的组织系统和基本的章程与社规。他们都有起支撑和骨干作用的有权威和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而且都力图掌握国家的权力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些都构成了从传统文社向政党方向转化的基本要素。复社在组织上还存在很多问题，还不能以现代的政党及社团组织情况来比拟复社；但放在晚明的那种特殊的大背景下，考虑到各地交通旅行的困难，复社联合全国士子，大规模集会讨论国家大事，这种组织力量还是十分惊人，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