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基础的动摇是在隋朝，其动摇的原因是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废除。门阀士族视九品中正制为其政治上的命根子，因为有了这一制度，才能保证他们世代垄断政治大权。但到了北周，苏绰推行“擢贤良”政策，主张“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71]这是对九品中正制的挑战。隋文帝即位后，正式废除了相沿数百年的九品中正制，代之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

科举制虽创建于隋代，但隋国祚不长，故科举制尚未有效施行。唐太宗广开科举，几年后便大见成效。贞观年间，在职官员中有科举功名者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按李世民的说法，天下英雄已尽入其“彀中”，他们为贞观之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遗憾的是，唐太宗在面向庶族实行科举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门荫制，保留了士族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唐高宗虽为平庸之君，但亲睹科举之实效，亲历贞观之盛世，因此即位之后全力推行科举制，永徽时期科举颇盛。名相薛元超认为平生第一憾事就是没有科举功名，可见科举影响之大。到了武则天时期，高门巨姓博陵崔氏子弟也来参加进士科考试。庶族出身的狄仁杰通过科举之路，不仅贵为宰相且身系天下之安危，被武则天尊为“国老”。中宗和睿宗享国日浅，科举制无大发展。开元年间，科举发展到了高峰，玄宗不仅从制度上发展了科举，且进一步将科举面向社会、面向庶族子弟。从玄宗即位到开元二十四年，执政宰相依次为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彀、萧嵩、张九龄。其中姚、宋、三张等五人均为庶族且都有科举功名，其他另有七位宰执大臣也都是科举出身。当时的地方刺史百分之六十八都有科举功名。[72]在朝为丞郎官者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开元盛世既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盛世，也是科举兴旺的盛世。士族势力虽然存在，门荫制度虽然实行，但已大不如前。

科举制的实行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它对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构成具有重要影响。一些庶族出身的士人由科举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跻身于官僚之列。而大批世宦之家因失却了九品中正的“命根子”，以致“其族绝矣”，沦为布衣。所谓“士大夫承家百年而不毁者寡矣”。[73]例如，山东门阀的首领崔、卢、李、郑等大族，在北朝本是不得授以卑官的，但到唐太宗时，就“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74]唐宪宗外甥刘得仁醉心于科举，但一连考了三十余年，仍未中第，他伤心地说：“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这说明科举制度对门阀士族的沉重打击。总之，通过科举制等方式的吐故纳新，便自发地淘汰了一批衰朽的门阀官僚与纨绔子弟，而把一批来自民间的士人选拔上来，使唐王朝的统治机构不断地吐故纳新。

旧的门阀士族虽遭到打击，但他们决不甘心。早在隋炀帝时期，旧士族就力图挽回其日益衰落的地位，其时“朝廷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明经出身的韦云起大声疾呼，如不对山东士族朋党“抑其端，必乱政”。[75]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隋炀帝虽然昏庸，但对士族朋党破坏科举制的活动也不能容忍，为了保护新建立的科举制度，炀帝对山东士族朋党集团进行猛烈打击，免官流徙多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旧士族虽日渐衰落，但毕竟历经数百年，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唐初，士庶界限和门第观念在社会上仍有相当力量，唐太宗修《氏族志》，武则天撰《姓氏录》便是以朝廷官爵为标准向士族门第争高低的一种表现。其主旨在于提高皇族勋贵和庶族地主的门第，贬低南北朝以来旧士族的门第。但是门第既已形成，观念的力量很难动摇，单凭修改谱牒，提高或降低某姓或某族的次序，是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它的。唐初世族子弟以门第得官者仍然不少，其仕进亦较进士科容易。但是科举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优越性，它作为一种新的选官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终究占了上风。唐代中后期，庶族子弟通过科举制而取得政治权力，特别是以进士获得高官显职者越来越多。反之，科举制对门阀士族的打击也越来越大。唐文宗时，社会上普遍认为，“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是公卿子弟，“议不可进”。可见，豪门世族在科举上的影响力已有所削弱了。武则天以后，有时甚至“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76]朝廷中不少宰相都是由进士出身的士人担任，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构成了一个新官僚集团。

隋唐实行科举制，扩大了寒门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但录取的人数毕竟有限，即使在科举盛行的盛唐，“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77]可见竞争极其激烈。在唐代，若要科举考中，必须有当权官僚向主考官推荐，考生才有及第的希望，一些士子为了能够通过科举获得官职，也纷纷投靠达官贵人。他们贿赂权贵，四处奔走，叩拜公卿，请求荐举自己，而朝中公卿大臣为了扩张权势，也趁机拉拢这些举子士人，从而发展自己的帮派势力。每次科举考试以后，凡被录取的考生都要去拜见主考官，并把主考官尊奉为“座主”，自称是“门生”。同榜登第的考生则互称“同年”。

门生不仅敬重座主，而且还要以实际行动对座主进行报恩。白居易在晚年写了一首名为《重题》的诗：“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78]白居易把未能报答座主高郢之恩作为终身憾事。陈寅恪先生指出：“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倦倦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79]可见，门生报答座主之恩已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通过科举制度而形成的座主与门生，极易形成新的朋党。唐宪宗时，崔群任宰相，他利用担任知贡举(即科举主考官)的机会，与一批在他手里录取的门生结成了师生关系。他的夫人李氏利用闲暇的时候常常劝他购置庄田，以为子孙长远之计，崔群笑着回答说：“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复何忧？”[80]李氏惊问道：“我还从来不曾听说过你有这样的家业。”崔群说：“我前年当知贡举的时候录取了30名进士，分布各地，犹如庄田收取租谷一样，子孙们可以藉此谋生立业，何用发愁。”若座主一连几任知贡举，则门生更多。这样，主司与举子也就极易在政治上结成一体，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唐代中后期的朋党之争，便是与这种科举考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鉴于晚唐党争激烈，且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唐政府遂采取有关措施，企图割断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卷17“座主门生”条云：“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所以时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议，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敕：‘宜依。’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及以及第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颜、闵、游、夏等并受仲尼之训，即是师门。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但此时已是唐末五代时期，党祸早已酿成国祸，再杜绝座主门生之称又有何用。

门生与座主的关系非同一般，同年之间的关系亦非同寻常。“同年”之称始于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进士)俱捷谓之同年。”同年会也始于唐代，时称“蹙鞠会”。据载，唐咸通年间，新进士“集月灯阁为蹙鞠会，四面看棚栉比，同年肆览”。[81]宋代，同年交契，风气犹盛。苏东坡《碧溪诗话》云：“通家不隔同年面(自注：二守同年家)，得路才知异日心。”元代萨都剌《送郑天趣进柑入京》诗曰：“同年若问侬消息，为说愁来奈病何。”可见当时同年往来，情义深厚，不减家人亲友。按照常理，同年只不过是同榜登第的举子，他们之间并无沾亲带故的特殊关系，所以唐宪宗好奇地“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然穆宗欲诛皇甫镈，而宰相令狐楚、萧俛以同年进士保护之矣”。[82]于此可见，同年之间的鼎力相助，非同小可。对皇甫镈而言，在即将被杀的生死关头，幸亏同年令狐楚、萧俛出手相助，才救了他一命。

新进士之间，通过同年关系，友情与日俱增，甚至发展至“譬如一家子，肺腑亲兄弟”。[83]同榜考取的进士、举人彼此以年兄相称，其子女则称对方为年伯。这种关系不仅同年在朝为官时要维持，甚至还会传至子孙，使同年子孙也以兄弟相称，这就是吴宽所说的：“盟在久要，其子孙之亦讲。”[84]赵用贤也说，同年情义最厚，“即身没已久，而子孙犹有蒙庇者”。[85]这就使同年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更加牢固。

在同年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同门关系。同门就是同一个主考官所录取的考生，据归有光言，所谓同门，即“主司分经考校，同为一人之所以取者，既于主司有师生之分谊，视他同年，会聚犹数，情谊更笃”。[86]假如同年会的官员生同时，居同乡，仕同朝，再加之同志、同道，即所谓“五同”，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了。总之，座主与门生，同年、同门等官场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都是伴随着科举制度而出现的，这些关系的产生为新官僚结成帮派提供了土壤。

科举制度的诞生，庶族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对于凭借门第荫封取得官位的权贵不啻是个严重威胁，士族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仍然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出身的新官僚。从唐代中叶开始，凭仗门荫的官僚贵族与依靠科举入仕的新官僚各自结成朋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朋党双方的政治利益不同，对于科举制度，尤其是对进士科的态度也就截然不同。士族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庶族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87]魏晋以降的门阀以经术传家，推崇经术也就等于重视门第；诗赋辞章是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推崇诗赋也就是重视科举。由于科举制度对于大官僚贵族依靠门荫把持选官权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而不断地遭到旧士族的抨击。李德裕认为：朝官应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进士多是寒士出身，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才干，总不及门荫子弟熟习政事。李德裕主张重用公卿子弟，他曾在武宗面前直言不讳地说：“然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自熟也。”[88]这是明显地压制庶族地主，维护豪门贵族世代相袭制度。大和七年，李德裕入朝执政，他立即向文宗建议，进士科停试诗赋，改试议论，最终说动文宗下令施行。武宗在位时，李德裕开始逐步否定当时的科举尤其是进士科。会昌二年(842)，下令“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力图从资历和制度上限制进士的仕途。会昌四年，下令加强经学地位并严格限制进士考生的报考资格。至于庶族士人和下层知识分子，当然拥护科举制度，因为这是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主要途径，尤其是进士及第更可以使他们日后飞黄腾达，取得高官厚禄。进士出身的新官僚认为“进士为士林华选”，[89]拼命吹捧和抬高进士的地位。总之，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唐代新官僚集团与旧士族集团间的党争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关中大族宇文融和山东著姓崔隐甫都是朝廷显要人物，他们结成朋党竭力排斥出身寒微的张九龄、张说等人。两派斗争时，各引党羽自助。其党羽也是按照科举与门荫出身而排队站位的。科举出身者大都支持二张，门荫入仕者则党附宇文融、崔隐甫。可见他们完全代表着新官僚与旧士族两个集团的利益在进行斗争。

安史之乱后，党争进一步发展。代宗、德宗时，属于陇西望族的李揆主持朝政，他拒绝任用元载。元载“家本寒微”，以明经科入仕。李揆对元载的出身极为蔑视，他嘲讽元载是“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90]不料元载却大受皇帝重用，一直做到宰相。元载为相时，与进士出身的常衮、杨炎等人结成一党，共同倾轧打击李揆，并“排摈非辞科登第者”，[91]以泄旧恨。但李揆亦不甘心任人宰割，他在朝中朋比党援，也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不久和李揆同派的刘晏掌权，借机诬杀元载。杨炎为相后，独揽大权，他为元载报仇，处死刘晏。以后范阳大族卢杞做了宰相，又杀死杨炎，替刘晏雪恨。德宗建中年间，杨炎等人掌权时，提出一些改革措施，推行两税法，试图缓和赋税不均的矛盾，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在朋党纷争中终于遭到失败。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相互倾轧，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唐代历时最长、斗争最烈、范围最广的是“牛李党争”。牛李两党由科举取士事件而开始结怨。事情发生于元和三年(808)，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在参加制科考试中，直言不讳地指斥时政之失，要求改革政治。担任主考官的是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主考官对于牛僧孺等人的对策十分赞赏，故把他们取在上等。但当时的宰相是门荫势力的代表人物李吉甫，他认为牛僧孺等人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就到皇帝面前哭诉，诋诬主考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同阅卷有关的大小官员都贬逐出京，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宪宗元和九年(814)，李吉甫去世，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仕途上不再有阻力，两人因此而慢慢进入朝廷并获得高位。与此同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亦获得重用，从此，以李德裕、郑覃、李绅为首的门阀势力与以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杨虞卿为首的新官僚集团之间便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党派斗争。当一派得势时，另一派就要遭殃。他们相互报复，迭相起落。在党争中，李德裕、郑覃等人拼命反对科举制，强调门荫取士的好处，李德裕本系赵郡士族，祖父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是宰相，他自己凭门荫得官，少年时就“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92]郑覃也是属于荥阳大族，父亲郑珣瑜官至宰相，他自己长于经学，以父荫得官，所以最反对进士的“浮华”，“稍析文章之士”。郑覃曾屡次请求文宗废除进士科，但文宗认为“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93]才未被取消。不过，在李党当政掌权时，采取许多措施来防止进士的聚朋结党，李德裕说：新进士“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94]李德裕做宰相后，指责新科进士们的各种集会庆贺是“附党背公，自为门生”。[95]故他下令，把进士及第后的门生拜座主、曲江会、慈恩寺塔题名等尽行罢去。李党冀图用这种办法来削弱牛党势力。牛党的牛僧孺，本为寒门子弟，伪托隋朝吏部尚书牛仙客之后。实则，牛僧孺出身胥吏，“少孤贫”，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连庶族出身的张九龄也瞧不起他。李宗闵是唐王室的支裔，他“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96]两人即由进士科结合起来。杨嗣复则与“牛僧孺、李宗闵、权德舆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97]牛党的人员一般都是科举出身，他们相互援引，利用科举制结成朋党。(www.daowen.com)

牛李党争十分激烈，同派人相互提挈，对异派则排斥打击。两党势力的盛衰消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皇帝对科举制的态度。例如武宗喜用门荫之士，故他用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尽逐牛党，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但唐武宗死后，形势发生逆转，继位的宣宗是个科举迷，他曾自题为“乡贡进士李道龙”，并且“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必大喜”。[98]这自然使他同牛党情趣相合。在宣宗的支持下，以进士为主体的牛党立刻得势，牛党骨干白敏中被擢为宰相，他将李党概行斥逐，李德裕被贬死崖州。这样，前后持续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以代表世族利益的李党彻底失败而告终。白敏中尽废李德裕所为，科举更为兴盛。综观牛李党争的过程，科举的兴废变革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

总之，贯穿唐代中后期的朋党之争，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新官僚集团与依恃门第的旧士族集团之间的斗争。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中指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是“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然而，有的治唐史的学者不太同意这一论断，他们对牛李两党的首领和主要骨干的出身作了详细考证，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牛李两党都是官僚贵族的政治代表，并无士族、庶族的区别。唐代牛李党争的性质究竟如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轻易下结论。

其一，笔者认为判断两党属性，不能单从两党成员出身的成分上来考虑，因为在这场长达百余年的权力纷争中，朋党双方的成分也在相互转化。有些庶族科举出身的官员在掌握大权后，也就成为大官僚，逐渐身份化了，而士族中也有不少人向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转化。所以这两个政治集团成员的身份也不能截然划分，他们之间的身份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集团来说，士族与庶族的政治利益是不同的，但其中个别成员的政治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有时和其出身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的人虽然由科举出身，但却站在旧士族的立场上来反对科举制度。有的人虽然由门荫入仕，但却赞成科举取士。这些情况在唐代朋党斗争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要判断他们是新官僚集团还是旧士族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准，还是要看朋党双方对待科举制度的不同态度。从总体上说，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主张朝廷选官通过进士及第，基本上代表了庶族士人的利益。而李德裕一方，则主张以世族门荫取士，基本上代表了门阀士族利益。但在牛李党争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既要看到李党重门第，牛党重科举，又要看到李党有科举出身的成员，牛党也有世家子弟。不能因两党中各有出身不同者，而否定两党的属性。同时，唐代士族和魏晋士族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南北朝后期，士族地主已走向衰落，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对士族地主的沉重打击，以及武则天时期又一次大规模诛杀，使其社会势力大为削弱。由于衰落的世家大族不断遭到新官僚集团的排挤，遂和在野士人有了共同语言，李德裕在和牛党对抗时，就提出了“奖拔孤寒”的口号，以拉拢庶族士人。后来李德裕被贬到崖州，居然使得“八百孤寒齐落泪，一时回首望崖州”，[99]赢得了庶族士人对他的深深同情。可见李党在代表士族的同时，和庶族士人也有广泛的联系。

其二，关于唐代庶族代表进步势力，士族代表腐朽势力的观念，我认为很有必要作具体分析。唐代的牛李党争是历史上士族与庶族斗争的延续，但在唐后期，新官僚集团早已压倒士族地主，掌握了大权，已经转化为社会腐朽势力，这时期士族与庶族的斗争，在性质上与以前有所不同。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李党和牛党，无论谁掌权，都不可能较大地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从这点来看，牛李党争在政治上并无多少积极意义可言。但在具体问题上，牛党作为新官僚集团支持科举选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因为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用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进行考试，士人可以公开参加竞争，不受门第限制，考试录取权和任用权均归中央，既有利于全国人才的选拔，促进政治、文化、思想交流，也有利于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科举制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显得进步、合理和公平，它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三，在肯定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必须指出，有些奸佞就利用科举制营私舞弊，结果使许多能人智士的仕途被扼杀，才能被埋没，失去了治国理政的机会。天宝六载(747)，唐玄宗曾想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的人皆可到京师长安参加考试。李林甫唯恐草野之士对策时，指斥自己的奸恶，遂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下令郡县官吏先从严挑选，然后送至尚书省，由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试，取名实相副者，方奏皇上。这样一来，考试便完全控制在李林甫手上。其结果，虽试以诗、赋、论等，竟无一人能够中选。李林甫这样做，不仅不感到对不起朝廷和参加考试的士人，还厚颜无耻地上表祝贺，说什么皇上圣明，“野无遗贤”。[100]

在朋党操纵、货贿公行的科场，举子如不请托权贵，没有人为其牵线搭桥，即使有满腹经纶也很难及第。唐玄宗时，科举制度逐渐完善，然而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各自朋比结党，竭力排斥文士，因而使一些胸怀大志，欲治国安邦的士大夫，很难登进仕途，或虽出任一官半职，但也很难崭露头角。像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等人便多次在天宝年间的科举考试中碰壁。李白的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便是在这种境遇下内心苦闷的发泄。盛唐诗人孟浩然以及稍后的吴筠，就因为找不到请托的门路，终身潦到场屋，他们只能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感叹。相反，只要在朝内有靠山、有奥援，或其亲属之中有人为达官显贵，那么求取功名以至日后升迁就易如反掌。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因其学识浅陋，没有及格。主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便派儿子达奚抚去探听杨国忠的口气。一天，达奚抚见杨国忠正准备上马入朝，便急趋至马下，杨国忠还以为自己儿子已经中试，达奚抚是来讨好的。达奚抚说：“大人(指他父亲)白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杨国忠听了顿时转喜为怒，骂道：“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101]说完，策马而去，达奚抚碰了一鼻子灰，赶快写信劝父亲道：“彼恃挟贵势，令人嗟叹，安可复与论曲直。”[102]达奚珣无奈，只得让杨暄中上第。后来，杨暄又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户部侍郎，而曾做过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就这样，杨暄还不满意，埋怨自己还不如达奚珣升迁快。又如文宗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举子裴思谦打通关节，得到大宦官仇士良的推荐文书，要求作状元。高锴无奈，不得不从。《唐摭言》载其事云：

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仇士良一缄入贡院……白曰：“军容(仇士良任观军容使)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指状元)。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

可见，裴思谦无赖至极，其借大宦官的权势，强行向主考官索取状元。

牛李党争时，也时常把科举取士搞得乌烟瘴气，甚至变为党派斗争的工具。牛党骨干杨虞卿、杨汝士、杨汉公兄弟三人一手操纵选举，“士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士人如欲科举得中，必须向杨氏“输金袖璧”，否则就会落第。杨虞卿通过“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网罗了一批党羽。于是“凡在朋党四十余人”。如此龌龊卑劣的小人却深得牛党首领李宗闵的器重，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103]又如唐穆宗长庆元年(821)，牛党骨干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杨汝士主持科举。这时李党成员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请考官钱徽照顾自己的亲属。放榜以后，李绅和段文昌推荐之人名落孙山，而考中者有牛党首领李宗闵的女婿以及主考官杨汝士的兄弟。于是段文昌奏称钱徽考试不公，买通关节，科场舞弊。李德裕、元稹、李绅也都支持段文昌的上疏，因此穆宗决定复试。复试的结果，把已经及第的进士淘汰了十余人之多(大约一半左右)，并且贬了李宗闵、钱徽、杨汝士的官。从此，牛李两党的仇恨也越结越深。司马光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104]

其四，在唐代党争中，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相互排斥，相互争权夺利，意气用事，只知维护自己的小集团利益，以派系的观点代替正确的政策。牛李两党为了一些小事，可以在朝堂上吵闹不休，搞得皇帝无所适从，甚至于算旧账，争短长，那里管什么国家利益的需要。王谠在谈及两党对于朝政的争论时，批评道：“每延英议政多异同，卒无成效，但寄之颊舌而已。”[105]牛僧孺虽出身于科举，但他在政治上却投靠宦官，因循守旧，在对待藩镇割据和吐蕃入侵等问题上奉行姑息退让政策。唐文宗大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遣兵据其城，并飞章奏闻。文宗召集百官商议，朝臣皆请允李德裕所奏，但宰相牛僧孺却认为收复维州，“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唐文宗以为然，即诏李德裕将维州和悉怛谋及其部属皆送还吐蕃。吐蕃尽诛悉怛谋及维州降唐的士民，残酷之状，惨不忍睹。牛僧孺一手制造了维州事件的惨祸，但他还振振有词，似乎处处为朝廷着想。牛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曰唐朝和吐蕃已经盟好，不能失信；二曰吐蕃可能借此机会，兴师东下，兵扣长安。其实这完全是诡辩，维州本是唐朝领土，是吐蕃用武力侵占去的，唐朝收复失地完全是正义之举。所谓吐蕃军三天之内就可兵临长安，则更是危言耸听。李德裕镇守西川，吐蕃闻风丧胆，不敢来犯，何以有力量深入到京畿之地？吐蕃之状况，正如李德裕所言：“其地土旷人稀，每欲乘秋犯边，然须数岁聚食。臣得维州数月，未有一卒入疆，自此之后，方应破胆，岂有虑其复怨。”[106]

牛僧孺在处理维州事件上，如此违悖事理，完全是从党派利益考虑，以私废公，嫉妒李德裕建功立业。有的学者认为李党多主张用兵，而牛党则以“无为”而治国。其实不然，因为事隔十八年之后，当李德裕失势，牛党完全掌权之后，牛僧孺便积极主张攻取维州了。可见当初牛党之所以反对用兵，乃因用兵之策为李党所主张。再如，河北三镇是唐代藩镇割据的祸乱之首，但身为宰执的牛僧孺不仅不思铲除，反而说它“非朝廷所有”，公开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当河北藩镇自愿献出幽州，归附朝廷时，牛僧孺却说：即使河朔藩帅自愿献地归朝，亦有害无利，不如不纳，可代为捍边。牛僧孺之所以一再反对朝廷平定藩镇割据，说穿了还是派性作怪，他害怕一旦由李党中人收复河北三镇，就会威名大振，并因此获得皇帝的宠信，这样牛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就会动摇。

李德裕虽然代表门阀士族利益，反对科举取士，但在其他方面却不无可取。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掌朝政，竭力主张革新，抑制宦官势力，恢复社会经济，并坚决镇压了山西一带地区的藩镇叛乱，成功地解除了北方回纥的威胁，维护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使衰落的唐王朝一时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唐代党争中党魁与党羽的关系。由于唐代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实行，选官权力已完全集中到中央，士大夫被剥夺了辟除、察举之权，不能再和属下的官吏结成举主与门生、府主与故吏的关系。故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即便结朋聚党、组成帮派，党魁与党羽之间也很难出现具有君臣名分的主从关系。另外，自隋唐开始，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忠君观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朋党内部的人际关系也绝非是平等的，党魁与党羽仍然有主从关系。牛李两党的党魁分别为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郑覃。两党的价值观念、施政纲领、用人方针都是以他们的意旨为指南的。牛李两党也是在他们的支配下进行着殊死的派别斗争。两党党羽各自依附于他们的主子，为主子效犬马之劳，结果大批党羽都充当了党争的工具和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