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的皇权与相权之争，即立武则天为皇后事件，历史影响颇为深远。武则天由此才进而临朝称制、废唐建周，登基称帝，并波及其子孙中宗、睿宗、玄宗当政，此事件影响唐前期政局几达百余年之久。由于册立武则天为皇后之事关系重大，故史家颇为重视，对其原因作出不同的探讨。古代有姿色与权术之论；建国初，又有关陇门阀与山东寒族矛盾之说流行于世，今之治唐史者颇沿其说。然而笔者皆不同意上述观点，兹据史实辨析之：

1　废王立武并非是关陇与山东集团的斗争

旧史家解释武则天被立原因，归之于姿色。征之史实，并非无据：“太宗闻(武)士彟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38]“上(李治)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39]李治一见倾心，为武则天立为昭仪得宠张本。《新唐书》的作者更进一步发挥为“女宠祸国论”，《新唐书》说：“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40]笔者以为，帝王后宫佳丽上千，皇帝身处宫闱，耳闻目睹，大多数属于好色之徒，高宗李治亦不能例外。武氏得立为后，其姿色虽起了一定作用，但不能任意夸大，说成是女宠狐媚惑主。李治的政治才能及文治武功虽不及其父李世民，但也绝非是淫乱昏庸之君，他在位期间，勤勉执政，颇有作为。在其统治下，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击灭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平定高丽。其时边陲安定，百姓阜安，唐朝取得了超越贞观之治的永徽之治，高宗不失为具有中主素质的一代守成之君。由此可见，所谓武则天以姿色惑主，贻祸邦家云云，无非是“女子祸水论”的翻版。

旧史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王皇)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41]后来施展权术，取得皇后地位。武则天固然善用权术，为己谋私，然而，在帝王后宫尔虞我诈的角逐场中，运用权术以谋私利是司空见惯之事，决定历史走向亦并非完全凭藉阴谋诡计，故权术取胜，同姿色奏效一样，均乃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将武氏立后归于山东寒族士人集团与关陇军事贵族利益之争，似乎占大多数，立论者考证了武氏立后赞成派与反对派的身世家系，提出了士庶集团之争的见解。属于赞成派——山东集团的有李、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王德俭等人；属于反对派——关陇集团的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来济、韩瑗、上官仪等人。

笔者以为，衡量集团利益的标准，虽应依据其言行而定，但隋唐之际仍沿袭魏晋门阀郡望遗风，故极重视出身地域。所谓代表山东寒族者，不仅要观其言行，而且要考其地域，以赞成派为例，许敬宗并非属于山东庶族士人。《旧唐书·许敬宗传》说他是“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之子也。其先自高阳南渡，世仕江左”。敬宗曾祖许懋、祖父许亨仕梁陈清要之职，父善心历仕陈、隋显宦。许敬宗由隋入唐，初为秦府十八学士，后历仕贞观朝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给事中、黄门侍郎、中书侍郎，贞观晚年一度担任相职。视其仕历，多属文学词翰，与其直系先世以经史知名于世，有家学渊源有关。许氏门第虽不能与侨姓王、谢以及东南土著朱、张、顾、陆等甲门同侪，但亦属南朝次等门阀，与山东庶族士人绝非同一门第层次。如因许敬宗支持立武则天为后，而把他强拉硬扯到山东庶族士人集团，则不能以理服人。虽然许敬宗与关陇集团的领袖长孙无忌有隙，但这不能作为他就是关陇集团对立面的依据。许敬宗为人品格卑下，爱财贪贿，无形中得罪了长孙无忌。如他为了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风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42]为此得罪无忌，无忌衔恨报复，故许敬宗贞观永徽之际仕途不畅。敬宗以李世民秦王府学士之尊，却位居疏远，永徽朝更受压抑，凡有所请，无忌无不疾言厉色面折之。以许敬宗为人之秉性，岂甘长期屈居于长孙无忌之下。既然无忌与他素有嫌隙，水火难容，那么只有投靠后台更硬、又属无忌的政敌才有出路，而武则天正是这样的人选，许敬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武则天集团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他拥立武则天是出于个人利益所需，而并非是山东庶族集团的利益。

赞成派中的李虽出自山东庶族士人集团，与长孙无忌出自关陇贵胄世家有别。但唐代门阀观念已与魏晋时期“士庶之际，实自天隔”[43]的特征有了明显区别。唐太宗为了压抑山东士族，抬高关陇贵族地位，曾确立“尚官”的修谱原则，老牌山东士族因无显赫军功担任唐朝高官，自然降低了原先的社会地位与高贵身份。而不少山东寒族士人或因帷幄划策，或因沙场建功，由一介寒士或草莽英雄跻身统治阶级的核心集团，成为“新官之辈，丰财之家”，[44]根据“尚官”的修谱原则已位列上品了。如魏徵、马周、李等就由原先的寒门庶族上升为唐初新贵。这与魏晋单纯地看重血统的门阀制度相比，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按唐初的新门阀观来看，是新旧士族的糅合。高宗仍然继承太宗的新门阀观，他于咸亨二年下诏云：“百官家口，咸预士流”，申明官员及其家属都厕身士籍。若官员前为布衣，又出身庶族，一旦为宦，就承认其为新士族了。

按照唐初士庶合流整合成新门阀的状况，说李与长孙无忌之间构成士庶两个集团斗争的理由似也难以成立。李之所以支持武则天为皇后，也自有道理。太宗弥留之际曾以他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但特别倚重的是后两人，其原因是李在太宗朝不介入皇子党争，在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只是因他曾担任过并州大都督(为李治遥授之衔)辖下的长史，名分上与李治有上下级关系，太宗才任命他为顾命大臣。由于他在废立太子中支持李治不力，故太宗怀有戒心，曾授意李治施展权术笼络他。但高宗在废立皇后时，李却非常果断地站在高宗这一边，态度变得明朗起来。李为何会一反故态呢？因为论军功，李并不在长孙无忌之下，但论亲疏，无忌因有其妹长孙皇后作靠山，自然在他之上。其时开国元勋相继病故，无忌以元舅又兼李治继承皇位的后台身份居文臣武将之首，加上褚遂良的政见与无忌一致，两人遂结为一党，于是李在三个顾命大臣中较为孤立，处于劣势。无忌以太尉、元舅身份独揽大权，李虽居司空之位，却无实权，不免心生怨望。然其颇多谋略，善于随机应变。李为唐初名将，战功显赫，唐太宗认为他才智有余，内心难测，太子李治于他无恩，将来恐难驾驭。为考察他对大唐王朝是否忠诚，遂突然宣布李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去边地任叠州都督，[45]并暗定李“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李看破唐太宗的险恶用心，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贬谪非但毫无怨言，反而在“受诏”之后，“不至家而去”。这样，才逃脱了一场厄运。史家对此作出了如下的评论：“太宗以机术御李世，世亦以机心而事君。”[46]

在皇后废立的政治斗争中，李进一步显示了他的智术，他起初窥测方向，迟迟不作表态，后见高宗废立之心虽定，但缺少大臣的鼎力相助，遂在关键时刻进言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47]李之语看似简单，但着实利害，其不仅暗含离间高宗与无忌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且也把自己支持拥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想法披露出来。从此，三个顾命大臣正式分道扬镳。李公开站到无忌的对立面，反对长孙氏独擅朝廷大权。由此可见，李与长孙无忌的冲突与斗争，并不是出于新旧贵族的门户之见，而是出于权力分配不均所致。

至于李义府的门第，亦应视为唐初新士族，他之所以支持武则天，当与长孙无忌排斥异己有关。李义府是刘洎引荐的，而刘洎在贞观晚期的太子废立中属于李泰一党。无忌鼎力支持李治继位成功，刘洎身处嫌疑之地。褚遂良乘机诬陷他“欲行伊(尹)，霍(光)故事”，[48]致被唐太宗诛杀。褚遂良为何有如此胆量，敢于诬告刘洎谋反，这恐怕与他背后有长孙无忌支持、指使有关。从其两人坚决主张立李治为储君以及高宗初年一致反对废王立武的政治立场来看，极有可能两人早已结成朋党。刘洎既遭冤杀，被刘洎引荐的李义府岂能不被猜疑？故贞观、永徽之际李义府屡遭打击。永徽初无忌擅权，大力清除李泰党羽的残余势力，严厉打击房遗爱之变就是显例。作为李泰一党的外围成员，李义府素为长孙无忌所恶，并被无忌“左迁壁州司马”，此亦是朋党相倾的意料中事。李义府为了不被外贬，只有采取顺承旨意，取悦高宗的做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建策”高宗拥立武则天为皇后。史载，左迁李义府的诏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49]可见，李义府之所以站到武则天这一边，是因长孙无忌将他作为李泰党羽而予以打击，他在无奈的情况下，才投靠武氏集团的，其矛盾的渊源是贞观晚期李泰与李承乾、李治皇储党争的余波。

唐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因而失宠。幼子魏王李泰受太宗偏爱，乘机阴谋夺嫡，遂以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宗楚客为谋主，“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50]李承乾为此恐惧不安，便暗中勾结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驸马都尉杜荷及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人结成太子党，阴养刺客、壮士百余人欲谋杀李泰，并企图发动兵变抢夺帝位。这就几乎导致“玄武门之变”事件的重演。事败后，李承乾被废，同党皆伏诛，太宗面许李泰为太子，于是魏王党势力进一步膨胀起来。但是，太宗另一皇子晋王李治得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批重臣元老的支持，结成晋王党，同魏王党抗衡。由于皇室内“诸子相争，竞引凶人”，朝廷“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政局开始出现动荡。唐太宗见此情景，痛苦万分，“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51]然而李世民毕竟是开国之君，富有一定的政治远见，当李泰夺嫡阴谋逐渐暴露之后，他已预感到如将其立为太子，就可能在自己死后爆发一场皇室朋党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样一来，他南征北战、辛苦缔建的大唐江山，以及“贞观之治”的政绩就会毁于一旦，为此他终于忍痛割爱，立李治为太子。

其实，在皇储争夺中落败的李泰集团也不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的利益，因为在该集团的成员中，既有刘洎等山东庶族士人，也有岑文本等南方士族士人，还有房遗爱、柴令武等关陇贵族子弟。武则天本人虽出自山东庶族，但其父的继室杨氏系关陇杨隋宗室，故武则天亦多少沾上了隋帝室的旁系血统，当然其直系先世并不华贵。所以，来济、褚遂良讥刺她并非出身“礼教名家”、“天下令族”是有依据的。据武则天出身，以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的党争，很容易使人误解她代表的是山东庶族集团利益。若果真如此，她应拉拢山东庶族集团，打击关陇或河东、南方门阀才是，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如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所择的夫婿是薛绍，薛绍先世出自北朝的河东大族，家世显赫。后来，武后得知薛绍兄妻萧氏、弟妻成氏门第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另择女婿，后有人提醒她：“萧氏，瑀之侄孙，国家旧姻”，[52]才作罢。萧瑀先世为南朝名门，由隋入唐，又历任显宦，太宗曾嫁女于其子，所谓“国家旧姻”即指此而言。治唐史者悉知，唐太宗制定的皇族通婚政策是“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53]武则天继承了太宗的皇室通婚政策，当知道己女与“国家旧姻”的萧氏为妯娌，就打消了退婚的念头，这说明武则天的联姻观是注重门阀的。后来，她又规定武氏与李唐皇室联姻，这说明她并不反对关陇贵族。在她心目中，凡是支持她的，不管出身山东寒族或关陇贵族、南方士族，都在网罗之列；凡是反对她的，不管什么集团出身，都在打击之列。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建周称帝时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她与长孙无忌的关系，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起初她想拉拢无忌，故与高宗双双登门拜托，后又转托亲母与许敬宗向无忌送礼求情。在一切努力皆归失败以后，她才痛恨无忌。这也说明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一开始并非势不两立，如同水火，故不能简单地以双方各自代表两个集团利益的观点来说明这场斗争。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唐高宗本人的门阀观。高宗出身关陇帝胄，身居九五之尊，是关陇集团的总代表，他与长孙无忌同属关陇贵胄世家，按理皆有浓厚的关陇门阀观，但两人为何在皇后废立的问题上大相径庭，长孙无忌极力拥戴王皇后的母仪天下地位，而高宗却反其道而行之呢？可见，纯粹从士庶集团矛盾论或关陇、山东集团冲突论的框框去解读永徽六年围绕皇后废立的党争，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其实，反对废王立武并非都是关陇地域中人；反过来说，凡关陇地域中人，如宇文节、李道宗等亦并非都是废王立武的反对派。至于出自关陇，或不出自关陇地域的拥立王皇后派，也因各人的利益不同而有所区别，现择其要分述如下：

王皇后本人为西魏大将王思政之曾孙女，王氏又系唐室的国家旧姻，高祖之妹同安长公主即王皇后之从祖母。王氏外家柳氏也曾与李唐联姻，王皇后舅柳奭的叔母是高祖的外孙女。考其血统，王皇后当属关陇贵族集团。作为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与王皇后及其母家柳氏的关系自然较武则天来得密切，为此支持王皇后亦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长孙无忌支持王皇后并不是单纯出于关陇门阀观，而是因为王皇后为人懦弱，便于其控制。王皇后无子，就协同长孙无忌、褚遂良、柳奭等人合谋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陈王李忠为太子，目的是“冀其亲己”。无忌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同王皇后保持一致呢？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高宗体弱多病，一旦夭亡，陈王李忠继立，无忌集团即可以进一步擅权，王皇后也将升格为皇太后，两人即可各得其所。

褚遂良之父禇亮为唐初名臣。其先世出自南朝侨姓名门，世代历仕南朝。遂良家世当属南方士族，其地域及血统与关中贵族并无关联，把他划入关陇贵族集团实为不妥。立论者可能指遂良与无忌政见及立场相同。当然，这两人关系确实密切。贞观十七年废立太子时，他们一致主张立李治为皇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际以他们为顾命大臣，并对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54]然而，这两人尽管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看法一致，但出发点并不相同，如废立太子时，褚遂良之所以坚决主张立李治，是出于防范“玄武门之变”事件的重演，而无忌竟无一语及此，他主张立李治，是了解高宗性格懦弱，容易被其控制的弱点。　　　(www.daowen.com)

无忌与遂良在永徽年间皇后废立事件中的态度虽然一致，但两人的思想动机并不相同，无忌为人圆滑，高宗与武则天亲临无忌宅邸指望他废王立武时，无忌竟不置可否。后在议立皇后时，他表面上保持沉默，却扮演了幕后支持王皇后的角色。褚遂良在廷议中慷慨激昂，似乎给人以骨鲠大臣的印象。其实，遂良虽以直谏著名，但亦非正人君子，他诬告刘洎，是出于揣测唐太宗的意旨。在皇后的废立中，初虽表现出置生死于度外的凛然之气，但一旦流放边地，却又上表乞哀求怜，可见顾惜生命甚于气节。从褚遂良为人来看，他之所以密切配合长孙无忌，恐与谄谀献媚无忌，力图保持个人扶摇直上的官位有关。论资历，禇遂良远在许敬宗之下，但升迁却在许敬宗之上，如无权势显赫的无忌强有力的奥援，遂良是难以升任宰辅，受太宗皇帝顾托之重的。所以，将褚遂良纳入关陇集团的说法似也难以成立。

于志宁虽出自关陇门阀，但他于太宗朝曾任皇太子李承乾的东宫官属。承乾被废，太宗迁怒于东宫官属失职，张玄素、赵弘智等皆除名不用，于志宁虽不见除名，但亦遭猜忌，故太宗改任他为皇太子李治的官属时，职责不重。在永徽六年皇后废立之争中，他不敢表态，以示中立。尽管武后上台时将他贬任，但仅出于许敬宗“诬构志宁党附无忌”，[55]既云“诬构”，当系无有其事。从他的仕历来看，他应属于与无忌对立的承乾党人。因此，把他列入关陇集团，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至于把来济列入关陇集团更为不妥。来济为隋大将来护儿之子，但来护儿并非关陇军事贵族。《隋书》卷64《来护儿传》曰：“来护儿字崇善，江都人也……护儿所住白土村，密迩江岸。于时江南尚阻，贺若弼之镇寿州也，常令护儿为间谍，授大都督。”可见来护儿出身江北扬州农村，其家世代无名。“炀帝即位，迁右骁卫大将军，帝甚亲重之。大业六年，从驾江都，赐物千段……十三年，转为左骁卫大将军，进位开府仪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江都之难，宇文化及忌而害之。”可见，来护儿迹近于南朝的江都派系，与北方的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是有嫌隙的。“江都之难”时，宇文化及发动随驾的关中禁军兵变，缢死炀帝，来护儿亦同遭厄运。为何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时，要诛杀来护儿？究其原因，是来护儿曾两度从驾江都，受到炀帝的殊宠，而且来护儿又系江都人士，炀帝久居江都，不肯返回关中，当与来护儿有关，这就触怒了宇文化及等禁军将领，故遭到杀害。来济为来护儿少子，是“江都之难”中来氏家族唯一的幸存者，与关陇军事贵族怀有家仇宿怨，即使已经易代，但隋唐的关陇门阀仍一脉相承，来济怎会忘怀杀父之仇，而投靠关陇集团呢？至于他上表进谏，不同意废王立武，是出于贞观朝的进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门阀利益着想，故他与武则天并非势不两立。当武则天立为皇后将他左迁时，他就转而表示效忠武氏，自请带兵抵御突厥，表曰：“吾尝挂刑网，蒙赦性命，当以身塞责，特报国恩”，[56]最后来济战死沙场，朝廷“赠楚州刺史，给灵舆递归乡”。死后得以荣享，显然与无忌、遂良等以罪囚致死截然不同。其实，来济反对废立皇后的表谏，仅是“与褚遂良朋党构扇”，[57]并没有与无忌发生直接联系，仅凭这一事，就断定他属于关陇集团，未免武断。在上述几个主要人物的辨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窥见永徽六年反对皇后废立出自关陇集团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史书还有一说，认为高宗在废立皇后时，因担心重臣反对而犹豫不决，后经李义府、许敬宗相激才下决心。《新唐书·王皇后传》云：“李义府等阴佐昭仪，以偏言怒帝，遂下诏废后、良娣皆为庶人，囚宫中。”《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说：“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及(来)济濒死固争，帝犹豫，而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素险侧，狙势即表请昭仪为后。帝意决，下诏废后。”所谓“偏言怒帝”，可能是指许敬宗之语：“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58]

皇后废立虽涉皇室家事但必涉及外廷之争，因废立的背后有政治集团的介入，就不是单纯的家事，而变成国事了。李义府、许敬宗为武则天收买，作为其代言人就足以说明斗争的复杂性。但高宗决心废立，决非李、许片言只语激怒才作出决定。史书把废立皇后说成并非出于高宗本意，而是外廷奸邪所为，实是为尊者讳的曲笔书法，不足为训。其实，许敬宗等人“怒帝”的“偏言”，始出自李。《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六年九月纪事云：“他日，李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通鉴》随之把许敬宗的“偏言怒帝”接续于下，故史家评论，皆认为李起了关键作用。李的资历、地位、威望当然远在许敬宗、李义府之上，发言自然举足轻重。但说李一言便成定局，恐亦未必。理由是，在三个顾命大臣中，李处于少数派地位；论实权，无忌与遂良大权在握，李有名无实。但为何无忌、遂良两人的多次进谏不能使高宗打消此意，而李一语就能使高宗决意废立呢？所以，我们应着重从内因上进行分析，也就是说，高宗本人决意要废立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试看下面一段史料，便可一目了然：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59]

废王立武的“上意既决”，连褚遂良也了如指掌，岂待李、许的“偏言怒帝”？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高宗听了李、许的激语之后始下诏册立武氏为后的。不过，从高宗的意决到下诏册立只是履行礼仪手续而已，有无激语只能提前或推迟下诏册封的时间，而并不能决定废立事件的本身。永徽六年九月内殿发生的高宗与褚遂良之间激烈的言辞交锋，把四大臣的态度区分得泾渭分明。于志宁表示中立，李刻意回避，留下死硬派无忌与遂良进行应付，无忌退居幕后，遂良则慷慨激昂，可见两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他们身上。

从赞成派来看，高宗与武则天也有区别，武则天巴不得马上册立己为皇后，高宗则还留有余地，这些由人物言行反映出来的心理状态，表明这场斗争决非仅仅是皇室家事，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从这次摊牌性的辩论中，可知高宗立武之意也是迫不及待的。他接连两次召集顾命大臣决定废立，初次，褚遂良反对已使高宗“不悦”，次日褚遂良进而以掼纱帽相要挟，迫使高宗在立武为后或驱逐顾命大臣之间迅速作出抉择，致使高宗“大怒”。这是自高宗即位以来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双方各不相让，最后高宗在盛怒之下，逐出遂良。这意味着他作出了宁可不要顾命大臣，也要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选择。可见，高宗欲废王立武是关键所在；李、许敬宗的激语仅起了打消高宗残留的顾虑而已。可以设想，若无高宗的决意废立，即使有十个李从中离间鼓动，也是枉然。

因此在探讨永徽六年皇后废立事件时，不能夸大李或许敬宗片言只语的作用。不过，从李此语，也能窥见某些信息。为人深沉莫测，随机应变，事情非到了明朗关头，他决不会轻易表态。他回避了廷争，又从廷争中掌握了政治气候，所以当高宗单独征求他意见时，他才作了如此表态。为何李不在廷争中陈词而在事后表态呢？这绝非是无关轻重的时机抉择，而是他摸准了高宗决意要立武则天的心理之后，才敢于作如许表态。这是李三思而后行地稳操胜算的韬略运用。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李此语最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立武为后的问题上高宗已下了决心。

2　高宗与长孙无忌君相间的政治博弈

从上述中可知，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之争，并非属于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斗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斗争如此激烈呢？笔者以为，这是皇帝与宰相朋党矛盾发展的结果，具体表现在唐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的权力争夺。

唐初中枢实行三省制，三省正贰长官都是宰相，中书草诏，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互相制约，难以个人专权，故三省制是进一步加强皇权，实施中央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举措。但是，长孙无忌在贞观后期，特别是在永徽年间的擅政已达到宰相专权的地步了。那么，无忌何以能专权呢？事实上，唐太宗应负部分责任。唐太宗基于“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60]的见解，过分宠信长孙无忌。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为表彰玄武门之变的勋臣武将，封无忌为齐国公，食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元年，又封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担任宰相直至高宗显庆四年被贬流为止(627—659)，共达32年之久。史载，“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太宗特殊恩宠的做法，是违反常规的，故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因召百僚谓之曰：‘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61]可见，无忌权势隆盛早在贞观前期已逐步彰显。贞观后期，太宗鉴于皇子争位，大臣朋党，己身欠佳，愈益宠信无忌，无忌的权势也随之加重，已有左右朝政之势。一个显例是当太宗将立李治为太子，又担心外界物议时，无忌竟敢打保票说：群臣“必无异辞”，[62]从中可以窥见群臣百僚慑于他的权势，多唯命是听。无忌为了巩固与发展自己的权势，必须能有效地操纵太宗百年之后的嗣君人选，为此，他需要扶植一个懦弱、听话的，而不是干练、倔强的外甥来继承帝位，这是他不立难以驾驭的太宗四子李泰，而立他认为较易控制的太宗第九子李治的奥秘所在。当太宗考虑到李治仁弱，不堪守成而再次动摇时，无忌又极力美化李治，坚定太宗的立嗣决心。太宗也只好因势利导，冀望无忌忠心辅政。太宗临终之际，选定无忌作为首席顾命大臣，且对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示意李治登基后要委政于此两人。通过成功地拥立李治为太子，无忌的权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高宗即位，以无忌立储定策之功，进封“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63]集军政大权于无忌一身。史载：“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64]高宗即位之初，对无忌言听计从，无忌有恃无恐，擅权自不待言，甚至有将高宗操于股掌之中的趋势。与此同时，无忌的权势触角伸向朝廷的各个方面，他以修撰《永徽律》的领衔身份攫取了立法权与司法权，还控制了官僚的任免权，任用一批关陇贵族进入中枢机构，并贬降、除掉了一批异己势力。可以说当时长孙无忌已达到相权独揽，甚至凌驾皇权之上的地步了。一个显例是，高宗降尊纡贵地乞求他允立武则天为皇后，而且重金赏赐，几同于皇帝向大臣行贿。[65]然而，无忌虽接受了皇上的贿赂但并不买账。无忌的专权也引起了皇室、大臣的不满，如受诬屈死的吴王李恪骂他“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66]许敬宗斥他“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67]

在帝制社会里，君臣关系莫重于君相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既微妙又复杂。君重相轻，则易致君主专制独裁；相重君轻则易使君主大权旁落。大凡君权旁落者，总想重振君威。永徽初年，高宗初临大宝，根基未稳，故他急于寻觅心腹，以为臂助。然而朝廷中的宰辅大臣皆为先朝老臣、开国元勋，不太把他这个性格懦弱的新君放在眼里。故高宗一时难以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之人，所以他把目光转向内廷。其时宦官权轻，无奥援之力，可谈心者，唯有内宫后妃，但并非所有后妃都能堪此重任，如王皇后、萧淑妃就无政治才干。武则天除有姿色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有出色的政治才干与文化素养，因此在武则天从感业寺还俗，再次入宫之后，高宗与她不仅情投意合，而且两人在政治上还紧密合作，联合起来对付朝廷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宰执大臣。有唐永徽一朝，在巩固皇权、削弱相权上，武则天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武则天的政治野心驱使她想取得皇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武则天的政治才干出类拔萃，《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后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这虽指的是武则天立为皇后之后的事，但她早已在永徽五六年间就介入政治。当四大臣争议皇后废立时，她就隔帘窃听，甚至破口大骂诸遂良。可以说，武则天的政治野心与才干对无忌的擅权构成了巨大威胁。所以废王立武并非仅仅是宫廷内的后妃之争，而是高宗与长孙无忌君相之间的政治博弈。如以武则天为皇后，高宗必会减少依赖无忌的可能，也就会改变相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局面。

由此可见，从皇后废立的实质来看，绝不是地域或门第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而是涉及君权与相权的权力分配之争。面对相权凌驾君权之上的现实，高宗当然不甘心自己处处受制于无忌，为此，必须削弱相权，才能加强君权。至于如何削弱？颇费周折。因为高宗与无忌在血缘上是甥舅关系，在政治上是君相关系。无忌既是高宗的舅舅，又是立嗣的恩人。对这样一个长辈兼恩人的宰相，既不能平白无故地剥夺其权力，也不能物色另一对象与之抗衡，只能通过特殊的手段来解决权力分配的矛盾。而废王立武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较好途径。

武则天的果断明决正好弥补高宗优柔寡断的缺陷，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武则天“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68]伪装自己听从高宗的旨意，使高宗视她为自己的贤内助。这样，高宗才下决心立她为后，这就使高宗与无忌间的矛盾由隐蔽转为公开，使君权与相权的斗争针锋相对，更加明朗化了。例如无忌憎恶李义府，要把他贬为壁州司马，高宗则因义府向他建策立武氏为后有功，除“赐珠一斗”外，还“留居旧职”，随之又赞同武则天“密遣使劳勉”义府，“超拜中书侍郎”。[69]这就意味着高宗已改变了原先“无不嘉纳”无忌的建言，与武则天配合默契，对无忌恩宠已一笔勾销了。无忌一旦被高宗疏远，顿失政治上的权威。无忌一党圈子小，树敌多，群臣早已对他不满，本根不固，一旦失势，很快垮台。但可悲的是，无忌自视甚高，丝毫没有盈满为患的预感，自以为大权在握，高宗拱手，可以高枕无忧。其实患自内起，祸从中来，皇室有高宗的不满，内廷有武则天的挑唆，外朝有李义府、许敬宗、李的配合，都在长孙无忌的垮台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可以说，永徽六年以废王立武揭开了君相权力斗争的序幕，又以显庆四年(659)长孙无忌流放黔州，投缳自尽，[70]宣告了皇权的最终胜利，无忌朋党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