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制社会前期相权极重，“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1]举凡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宰相都拥有十分广泛的发言权。宰相辅弼天子，参决机要，综理全国政务，在紧急状态下，还有生杀之权，对违法官吏可先斩后奏。宰相平时便宜行事，皇帝并不干预。宰相施政行事，代表着整个朝廷，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长、政府首脑，充当皇帝的副手。相权如此之重，不仅为其在各个部门安插亲信，组成以其为首的朋党集团带来很大方便，而且也会给皇权造成潜在的威胁。在君弱臣强的情况下，往往出现相权超越君权的局面，甚至发展到取而代之的地步。所以宰相历来是皇帝重点防范的对象。历代凡有作为、有魄力的“英主明君”大多采取措施，削弱相权，防范宰相结党。

魏晋隋唐时期，逐渐推行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制度，中书拟旨，门下审核，尚书执行，使不同的官僚部门在权力分配上保持平衡。宰相权力被一分为三，相互制约，谁也不能独揽大权。因为三省长官位尊望重，皇帝不愿将此职轻易授人，往往以他们的副手尚书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行使三省长官职权，还经常给品秩较低的官员加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称，让他们担任宰相职务。宰相人数也不固定，少则三四人，多则十余人，唐玄宗即位时竟有宰相十七人之多，可见其时实行的基本上是集体宰相制，使相权变得异常分散。然而，尽管皇帝竭力分割相权，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但官僚政治毕竟是滋生朋党的土壤和温床，朋党势力还是很难得到遏制，派系斗争依然十分激烈。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宰相结党擅权成了皇帝的心腹之患。

唐代幼童入学，就受到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教育。清代学者王夫之指出：“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苟资望之可为，皆垂涎而思得。”[2]这就决定了官场中争夺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唐玄宗时，宰相张说与宇文融之间相互排斥，势不两立，两人都援引党羽以自助。如张说朋比张九龄等人，而宇文融则勾结崔隐甫等官员。史载，张说“素恶融之为人”，特别当宇文融“既居风宪之地(即御史台)，又贰户部”[3]时，张说“患其权重”[4]，遂利用手中的相权，千方百计予以打击。宇文融是个善于权谋的人，对张说的压制自然不能忍受。他经常揣摩张说的用意，以便“先事图之”。不久，宇文融串通御史大夫崔隐甫、李林甫等人，联名弹劾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5]结果张说被捕入狱，多亏高力士说情，张说才幸免一死，但其亲信党羽“连坐迁贬者十余人”。[6]然而，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张说下台而平息，宇文融担心张说会东山再起，故“数奏毁之”，以阻止他再度任相而掌握重权。以后唐玄宗得知宇文融朋比党援，“上恶其朋党”，亦将其贬为魏州刺史，崔隐甫则被革职。斗争的结果，可谓是两败俱伤。

玄宗中后期，争夺相权的斗争更为激烈。李林甫(？—752)为人阴险狡诈，善于结党营私，他“面柔而有狡计，能窥视人主意……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7]开元二十三年(735)，得与名臣张九龄等同时拜相。翌年，李林甫被授为中书令、集贤殿大学士。李林甫第一个目标实现之后，下一步便筹划独占相权。他表面上对张九龄曲意逢迎，暗中却竭力加以诋毁，并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给张九龄安上“阿党”罪名，使玄宗将其罢相。李林甫独揽大权之后，为了防止别人夺走他的相位，凡“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8]即使是其亲戚、亲信，“不由其门”，而得到玄宗宠信，他也必欲除之而后快。例如，李林甫与韦坚为表兄弟，韦坚之妹为太子李亨妃，李林甫乃“引(坚)居要职，示结恩信”，借以扩大自己的朋党势力。后韦坚以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身份，在咸阳附近开渠道漕运至长安成功，深得玄宗赏识，遂有入朝拜相之可能。李林甫深感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乃升任韦坚为刑部尚书，罢其诸使之职。韦坚明为升官，实则“夺之权也”。[9]李林甫还不肯就此罢休，他派亲信杨慎矜监视韦坚及其同党的活动，诬陷韦坚以外戚身份与边帅皇甫惟明相勾结，谋立太子为帝，玄宗听信李林甫谗言，竟然将韦坚贬往岭南，随后又派人将其杀害。此后，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便同另一亲信王密谋予以陷害。“乃遣人以飞语告慎矜隋炀帝孙，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上大怒，收慎矜系狱。”李林甫又派爪牙卢铉去抄杨慎矜家，“铉袖谶书入暗中，诟而出曰：‘逆贼深藏秘记’。”[10]李林甫通过亲信爪牙，以诬陷、栽赃的卑劣手段，强加杨慎矜私藏违禁图谶、阴谋复辟隋朝的罪名，结果杨慎矜兄弟三人皆被赐死，连坐者有数十人之多。

李林甫妒才忌贤，不择手段。如兵部侍郎卢绚，“风标清粹”，才能卓越，玄宗对他十分赏识。李林甫怕玄宗重用他，威胁到自己的相位，遂对卢绚之子放口风说，交、广之地正缺长官，令尊素望清崇，皇上很看中他。言下之意是要派他到远离京师的交、广去。吓得卢绚只好请授太子詹事一职，跑到东都洛阳去了。又如玄宗曾向李林甫打听严挺之的状况，说此人有才，可以大用(挺之时为绛州刺史)。李林甫退朝后对严挺之弟弟说：“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挺之兄弟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李林甫设下的圈套。当他们照办后，李林甫便拿着严挺之的奏状对玄宗说：“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11]玄宗不知李林甫做了手脚，对严挺之的疾病深为叹息，只好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去东都洛阳养病。总之，以口蜜腹剑著称的李林甫为了达到长期把持相权的目的，屡兴大狱，玩弄权术，迫害异己，上自宰执大臣，下至参佐小吏，一个个都在劫难逃，成了屈死的冤鬼。

韦坚、杨慎矜被杀，卢绚、严挺之被贬逐后，又爆发了李林甫与杨国忠两派势力的冲突。杨国忠(？—756)，原名杨钊，山西人。此人从小不学无行，纵酒嗜赌，被乡里人视为无赖。因其家境贫困，无以为生，年轻时曾到蜀郡当屯田兵。自杨玉环当上贵妃后，杨国忠便时来运转。他靠着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堂兄妹)的关系，当上了监察御史。杨国忠入仕后，凭借贵妃及杨氏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一方面以贵妃为后台，竭力巴结朝中权臣；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博取玄宗的欢心和信任，玄宗赐其名为“国忠”，迁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这个无赖之徒步步高升，一跃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的新贵显要。“开元已来，豪贵势要，无如杨氏之比也。”[12]从此，杨氏兄妹内外呼应，与专断朝政的李林甫分庭抗礼。李林甫原以为杨国忠虽是外戚，然而毕竟出身低微，无才无德，成不了大气候，“故善遇之”，想加以利用，以为臂助。不料“养虎为患”，随着杨国忠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他与执掌军国大权的宰相李林甫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李林甫与杨国忠都是腐朽的贵族官僚代表，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李林甫代表旧贵族官僚的利益，杨国忠则代表带有外戚色彩的新贵族的利益。一个要保住相权，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一个要夺取相权，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僚，按照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参加或依附李、杨党派，展开了一场杨李党争。

天宝八载(749)，原为李林甫党羽的吉温，目睹杨国忠“恩遇浸深”，遂见风转舵，脱离李林甫朋党而投靠杨国忠，他建议杨国忠先设法剪除李林甫的羽翼，逐步削弱其实力，然后才能取李林甫相位而代之。杨国忠深以为然，他在玄宗的支持下，不断打击李林甫朋党势力。天宝十一载，李林甫病死，杨国忠终于如愿以偿，登上宰相之位，并随之对李林甫及其党羽进行清算。史载：“杨国忠使人说安禄山，诬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上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为所累，附国忠意，证成之。时林甫尚未葬，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给随身衣及粮食，自余赀产并没官，近亲及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13]斗争的结果，李林甫一党彻底失败，杨国忠取得了胜利。

杨国忠执掌大权之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他“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14]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吏部选官不论贤否，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任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视精明，“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明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15]把朝廷选官当成儿戏。杨国忠注官时，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一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杨国忠一人垄断。从此门下省不再复查选官，侍郎仅仅负责试判，致使选官质量大幅下降。由于杨国忠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而颇得众誉。为此，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16]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向杨国忠献媚，便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唐廷中央政府的台省官员中，凡有才行时名，不能为杨国忠所用者，皆被清除，真是一副“顺杨者昌，逆杨者亡”的嘴脸。

唐代宗、德宗时，相权之争更为激烈，元载先为李揆所排斥，做了宰相后，他就反过来打击李揆；其后元载得罪，刘晏为主审官，元载被处死。及至杨炎为相后，欲为元载报仇，遂进谗言使唐德宗杀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天下人都为他呼冤。不久卢杞当了宰相，又为刘晏报仇，杀死了杨炎。他们这样彼此倾轧排挤，冤冤相报，相互残杀，无非是为了争夺相位，抑或独揽宰相大权。

唐代牛李党争兴起后，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为了争夺相权，排斥异己，双方展开了更为酷烈的斗争。唐武宗时，李德裕入朝为相，即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迫不及待地对牛党首领李宗闵予以痛击。起初，他借口李宗闵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朋比结党，将宗闵贬为湖州刺史。刘稹(刘从谏之侄)叛乱被平定后，又借题发挥，上疏攻讦道：“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17]其实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牛僧孺、李宗闵虽为宰执，怎能未卜先知，预测到十年之后刘从谏侄子刘稹要谋反呢？为了置牛、李两人于死地，李德裕又派人到潞州搜寻牛、李与刘从谏通同谋反的书信，找不到就叫刘从谏部属谎报刘从谏已将罪证烧毁。结果在不到六十天之中，李德裕连续三次贬牛僧孺、李宗闵官职，分别将他们流放到潮州和开封。未几，唐宣宗即位，牛党头目白敏中执政，遂对李党大加报复，“凡德裕所善，悉逐之”，[18]并罗织李德裕罪状，贬其为潮州司马，继而再贬为崖州司户。李德裕经不起接二连三的打击，最后竟死于贬所。平心而论，李德裕不失为唐代中期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力主革新朝政，削平藩镇叛乱，抵御回纥入侵，功不可没。可是被党派斗争迷住了眼睛，他借刘稹谋反之事来诬陷牛僧孺、李宗闵，颇为人所诟病。闹派系的结果是既害人，亦害己，到头来李德裕反而自食其果。(www.daowen.com)

牛李党争时，党人的命运亦系于本党的首领身上。如身为宰执大臣的首领得势，则可加官晋爵，平步青云，而一旦首领倒台，他们就会大难临头。如李党成员李让夷靠同党引荐，得为中书舍人，以后李德裕失势，李让夷亦遭贬斥，终文宗之世，官职不得升迁。武宗初，李德裕复相，李让夷便一下子连升三级，至尚书右丞，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如牛党成员李汉，“尤为李德裕所憎”。在牛党李宗闵掌权时，“用为知制诰，寻迁驾部郎中”，转“吏部尚书”。正当其春风得意之时，党魁“李宗闵得罪，罢相，汉坐其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贬，汉亦改汾州司马，仍二三十年不得录用。会昌中，李德裕用事，汉竟沦踬而卒。”[19]可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宗闵一旦失势，李汉也跟着倒霉，直至被贬而死。这种凭派性排斥异己的做法，不仅施之于党人，而且还波及党人后代。牛李党争到最后，李党完全失败。李党中不少人被流放到崖州，党人子孙也遭株连，被禁锢而终身不得起用。

牛李党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有时竟不分青红皂白，对并不结党的士大夫也加以排斥。如著名诗人白居易一向洁身自好，并未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但他以诗文会友，与牛党成员有过交往，不料这就招致了李德裕的嫉恨。《白居易文集》问世之后，海内文士争相传颂，有人将文集赠送给李德裕，李竟不屑一顾。唐武宗深慕白居易之才，欲拜其为相，李德裕效战国时赵国奸佞郭开陷害廉颇之故伎，谎称白居易有重病，遂使武宗改变了主张，白居易再也得不到重用。

侯外庐指出：“党争的后面，还有宦官在牵线，从中替专制主义皇权掌握着支配和操纵的权力。宦官本是皇帝这样国家主权者的家奴，由于帮助皇帝左右各派势力，而权力渐重……从皇帝家奴的地位转而具有控制皇帝的地位了。宦官既然是专制主义皇权力量的支持人物，他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就代表皇权的利益，特别在党争厉害时，或利用这一党以打击另一党，或利用另一党打击这一党……汉代如此，唐代如此，明代也如此。”[20]侯氏所言甚是，唐代自李辅国以降，宦官就掌握了大权，甚至连皇帝的生死废立都操纵于其手，故唐代牛李两党为了争夺相权，都依附于宦官，借宦官势力来剪除异己。如牛党首领李宗闵勾结宦官王践言来排斥李德裕。李德裕则讨好宦官杨庆义；杨庆义为枢密使，即引李德裕为相，两人一起贬逐牛党，腐朽的宦官势力参加并左右党争，使朝政更趋腐败。唐代的藩镇之乱与朋党之争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朋党后面有藩镇的支持，而藩镇后面也有朋党的鼎助，他们相互利用，互为依靠。以杨炎和刘晏的党争来说，就和藩镇叛乱结合在一起。自刘晏诛杀元载后，杨炎就将其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数进谗言于唐德宗，德宗遂贬刘晏为忠州刺史。刘晏眼看形势于己不利，即“与朱泚书，祈救解”，[21]并勾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以为臂助。但远水毕竟难救近火，不久，刘晏被杨炎所杀。卢龙节度使朱泚与李正己声称为刘晏报仇，起兵问罪朝廷。唐德宗无奈，只得借卢杞之手诛杀杨炎。但藩镇并不罢兵，一场战祸就此爆发。唐人韦处厚指出：“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22]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宰相为了对抗宦官，遂依靠强镇悍藩的支持与宦官争夺权力，由此出现“南衙北司”之争。宰相、宦官、方镇三股势力各因利益需要，有时相互勾结，有时互相斥逐，拉一派打一派，党派关系错综复杂，致使唐王朝政局极为混乱。党争、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恶性循环，绵绵不断，使唐朝元气大伤，统治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

在通常的情况下，封建王朝的人事大权总是操纵于皇帝之手。然而，在朋党势力膨胀的唐代中晚期，朋党就可以干预皇帝的用人大权，同党者，“一好恶，相异和”[23]，“异党者，往往语相侵短”[24]，这就使皇帝在宰相的任用进退上无所适从，出现“是非蜂起，上不能决”[25]的局面。如牛党首领李宗闵被贬后，唐文宗想重新起用他，恢复其宰相职务，李党闻知后，便吵闹不休，坚决反对。文宗无奈，只得用商量的口吻对李党官僚说：“与一郡可也”，并随即作出让步，拟改封李宗闵为州刺史。岂料李党还是不允，这样牛党急了，杨嗣复说：“大和末，宗闵、德裕同时得罪。二年之间，德裕再领重镇，而宗闵未离贬所。陛下惩恶劝善，进退之理宜均，非臣独敢党庇。”他们援引当年李德裕遭贬复出，也是任地方刺史的故事，要皇帝公平对待。结果以两党妥协了事，“翌日，以宗闵为杭州刺史”，[26]皇帝只当了和事佬。有时皇帝偏袒一方，另一方则以辞职相要挟，皇帝只得屈服。如唐穆宗欲用诗人元稹为相，但裴度三次上表竭力反对，并声称如元稹拜相，他即刻辞职。穆宗不得已，只得收回成命。事后他哀叹道：“朕枉为天子矣。”作为一国之主，连任命宰相都要受到朋党势力的掣肘，可见皇帝在党争中，显得无能为力，用人之权几被削夺殆尽。

牛李党争结束后，唐朝的统治危机四伏，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然而正如俗语所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黄巢拥有百万大军，甚至一度占领了唐都长安，却并不具有亡唐的力量。流亡在蜀的唐政权又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很快地镇压了新建立的大齐农民政权。但幸而复存、劫后余生的唐王朝并未汲取教训，统治集团重操旧术，仍然在一个劲地窝里斗。宰相柳璨一党为了排斥异己，竟勾结藩镇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引狼入室，导致实力最强的藩镇——梁王朱温进入长安。朱温野心勃勃，一心想夺取皇位，而唐朝统治集团的内讧正好给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一进入长安，就立即杀死了唐昭宗，完全控制了朝廷。时任宰相的柳璨不仅死心塌地投靠朱温，还冀图借朱温的手来剪除异己。他开出一张政敌的名单，对朱温说，这批人喜欢结朋聚党，制造是非，自诩清流，都该处死。朱温的心腹李振“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遂对朱温言道：唐朝之所以败坏，都是朋党紊乱朝政的缘故，大王要办大事(指灭唐)，就必须除掉他们。“太祖笑而从之。”[27]遂把那些自称“清流”的朋党全部丢进黄河的“浊流”之中。在柳璨、李振等人的策划之下，朱温大肆杀戮朝臣，史载：“唐天祐三年，梁王(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是岁四月，彗出西北，扫文昌、轩辕、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归其谴于大臣。于是……凡搢绅之士，与唐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28]翌年三月，唐哀帝逊位于梁。欧阳修在《唐六臣传》之首，有一句感叹的话：“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白马之祸”后，朱温胁迫柳璨撰写禅位诏书，称帝建梁朝，煊赫了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与朋党集团同归于尽。五代后唐史学家刘昫说：“祸始于开元，极于天祐，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29]清代学者王夫之亦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已。”[30]在唐亡的同时，那个排斥异己、借刀杀人的柳璨最后也做了朱温的刀下之鬼。他在临刑前，不无忏悔地大呼：“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31]可见，闹朋党的人不仅祸国殃民，到头来也是作茧自缚，自害其身。

有唐一代诸帝中，唐文宗最痛恨朋党，他对牛李两党间相互攻讦、倾轧、扰乱朝政十分恼火，故欲寻找一个与朋党绝缘的宰相来主持朝政，但实践的结果，仍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唐文宗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凡牛李两党的“宿素大臣”一概罢斥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32]文宗认为新进之士根基浅薄，比较孤立，自然不会结成朋党。结果五品小官李训、郑注被皇帝看中，一下子就破格提拔为宰相，用以取代牛李两党的宰执大臣。皇帝不拘一格，起用新进，并非坏事，问题是应该注意被起用者是否交结朋党，而不应凭自己主观臆断来决定。事实证明，唐文宗完全看错了人。李训、郑注专靠阿谀逢迎而得到皇帝的宠信。史载：李、郑“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煊赫。郑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33]他们执政后，便呼朋引党，勾结宦官，制造冤狱，陷害忠良，又打起反对牛李党争的旗号，大耍政治阴谋。他们针对牛李两党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李训、郑注首先利用牛党打击李党，唆使文宗召还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来对付李德裕，等到将李党贬斥殆尽，李宗闵这块打人砖也丧失了作用，于是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逐出朝廷，贬为潮州司户。宰相路隋，因上疏为李德裕辩护，也遭贬逐。史载：“李训、郑注连逐三相，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34]牛李两党鹬蚌相争，使李训、郑注大得渔翁之利，还乘机扩张自己的权势，不择手段打击异己，凡他们所憎恨的朝中官员，都斥为牛、李朋党，“贬逐无虚日”，以致朝中“班列殆空，廷中恟恟”，官僚机构运转不灵，连唐文宗也惶惶不安，终日发愁。以后李、郑两人为了进一步扩充势力，遂引用自己的亲信王涯、贾、舒文舆为宰相，又以郭行余、王璠、李孝本、罗立言、韩约等人分据政府要职，这样在宦党、牛党和李党之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朋党。

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李、郑朋党又和宦官集团发生激烈冲突。大和九年(835)，李训令其党羽韩约上奏，诈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天降甘露，文宗令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前往察看。事先李训等已在院内埋下伏兵，准备将宦官一网打尽。仇士良等入院后，发现伏兵，急忙退出，劫持文宗回宫，并派神策军捕杀李训、郑注及其同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李训、郑注之死固不足惜，但朝中士大夫六七百人受其株连，而惨遭宦官杀害。“仇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皆死。”各衙门官吏及商贩百姓罹难者又有1000余人，以致长安城中“横尸流血，狼藉涂地”[35]。宰相舒元舆便装单骑出逃，被禁兵追擒，年已70岁的宰相王涯也被逮入狱，屈打成招，一家全被逮捕。禁军借机烧杀掠夺，整个京师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酿成了晚唐历史上又一次政治大动乱。

由此可见，唐文宗所擢用的新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训、郑注正是利用皇帝欲除牛李朋党的急迫心情，为自己执掌权力清除障碍，铺平道路，并组成以他们为首的新朋党，只是由于在同宦官斗争中遭到失败，图谋才未能得逞。“甘露事变”后，李宗闵、李德裕都相继回朝，重新任相，并将被李训、郑注罢免的牛李两党的官员全部起用，从此牛李两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文宗欲除朋党，煞费苦心，但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任用牛李朋党的老路上来，他自己也不胜感慨地说：“去河北贼(指藩镇割据势力)非难，去此朋党实难。”[36]司马光对此作了如下评论：“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由执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间而入也。”[37]其实苛求文宗“执心不定”，似乎大可不必，因为朝中非此党即彼党，皇帝不用也不行。文宗既要利用官僚士大夫来治理国家，又害怕士大夫朋比结党，使其陷于极其矛盾的心理状态和难以摆脱困境的苦恼之中。

唐代建立三省制度，实行集体宰相制，冀图形成相互制约的官僚体制，结果反而造成大臣各立门户，政出多门的局面。凡为宰相者，均可培植亲信，网罗党羽，结成朋党，均可利用皇帝猜忌的心态，借皇帝的手来诛锄异己。在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朝中有几个宰相，就有几股朋党势力，宰相越多，朋党闹得越凶。可见，唐代帝王虽然不遗余力地强化中央集权，但并不能遏制朋党势力的发展，相互制约的官僚体制，更易引起党派纷争。为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不妨在下一节中以典型个案来专门探讨唐代永徽六年的皇权与相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