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是东晋朝的头号门阀世族，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诗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桓氏家族地位起初无法与王、谢相比，然而桓氏集团却后来居上，桓温、桓玄主宰东晋政局数十年。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安帝，登上九五之位，几乎完成易代鼎革。对桓氏家族的考证及桓温北伐等问题，前贤已有研究，其中尤以田余庆用力最勤。[98]但以军功起家的桓氏如何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的特殊关系，以及西军为何败于北府兵，导致桓氏集团灭亡的原因尚无人深入探究。笔者就此展开检讨，以补东晋士族党争之阙。

1　“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

桓氏为东汉桓荣之后，家族代为九卿，世为冠族。但由于桓荣六世孙桓范作为曹魏谯沛集团的重要人物，是曹爽的心腹，为曹爽划策，故在高平陵政变中被司马懿所诛杀。桓氏虽未灭族，但门户顿时衰落。东晋初年，桓氏家族不为世人所重。在门阀士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东晋王朝，桓氏走上东晋政治舞台的途径就不能倚靠家族在朝廷立身，而只能倚仗军功这一特殊途径。桓氏家族势力的中兴以桓彝为开端，通过几代经营，不断强化兵权，逐步重返政治舞台。桓彝在东晋朝廷平王敦之乱时建功，后死于苏峻之乱，但由此奠定了桓氏家族的地位。桓温是桓彝之长子，在承袭父位后，借执兵权而行西征北伐之事，再借北伐树立威望，最终确立了桓氏在东晋政坛上的崇高地位。桓玄更是在一系列权力斗争中急速扩张其兵权，使桓氏集团势力达到巅峰，几乎完成了禅代鼎革。

龙亢桓氏势力的崛起是倚仗军事力量，东晋一朝桓氏的兵权最重。桓氏所掌握的兵权就是当时的荆州军，因荆州在“国之西门”，故时人将荆州军亦称之为“西军”。稽考史实发现，西军对于桓氏而言，就犹如项羽麾下八千江东子弟兵一般，始终效忠追随于桓氏，即使在桓玄败亡时，也不肯叛逃背离。桓玄篡晋称帝后不久，刘裕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战败，部下将领众叛亲离，士卒大多逃散。唯其由“西人”组成的精兵——“羽林射手”犹紧紧相随桓玄。《资治通鉴》卷113载：桓玄“闻桓谦等败，率亲信数千人，声言赴战，遂将其子昇、兄子浚出南掖门，遇前相国参军胡藩执马谏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驱令一战，一旦舍此，欲安之乎？’玄不对，但举策指天。”所谓“义故西人，受累世之恩”，胡三省加注曰：“桓氏世居荆楚，西人皆其义旧，此盖从玄东下，玄既篡，因以为羽林。”由此可见，在桓氏的部队中，由西人组成的西军精锐“羽林射手”是桓氏的老部下，受桓氏累世之恩，对桓氏忠心耿耿，且有较强的战斗力。但桓玄此时已穷途末路，主力部队丧失殆尽，即用西人组成的羽林射手亦难挽回败局，故其未纳胡藩之谏，仅“举策指天”，胡三省注曰：“玄举策指天，亦项羽所谓天之亡我之意。”从“义故西人”一词的来历，就不难看出，由“西人”组成的西军与桓氏家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西人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桓氏对其的“累世之恩”。

史称：“江东立国，以荆、湘为根本”。[99]自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建立以来，作为“国之西门”的荆楚地区就历来是军事重镇。《通典·州郡典》曰：“荆楚风俗……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对于江左政权来说，荆州是防范北方胡族南下的最重要的方镇，故朝廷常派大将领重兵驻守，东晋朝的征西、镇西、安西、平西等将军府常设于此，“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100]士卒以勇悍著称。东晋前期，西征巴蜀，北伐中原，主要依靠荆湘地区的西部兵力。然荆湘兵力过强，极易造成尾大之势，东晋一朝，举凡荆州的镇将，均拥兵自重，或以兵权控制朝廷，或起兵叛乱。如王敦镇荆州，“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101]后来果然起兵反叛。陶侃晚年镇荆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102]陶侃死后，庾亮为荆州刺史，镇武昌，史称：“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居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庾亮之字)尘污人。’”[103]桓温以荆襄为据点，北伐西征，灭掉益州成汉割据政权，收复洛阳，率兵进入长安东边的灞上，声名大著。后坐大于荆、梁八州，都督中外诸军事，专制朝政，逼加九锡。对位于东部的建康来说，西部荆州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但是由于荆州的重要军事地位，朝廷为维持南北朝对峙局面就不可能削弱荆州镇将的军权。正如洪迈在《容斋随笔》卷8“东晋将帅”条中所云：“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80余年中，东晋镇守荆州的大将共有8人，桓氏占了一半，自庾氏后，桓温掌握荆襄兵权，开始了桓氏集团对西土的累世经营。王夫之说：“王导且卒而荐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温以荆梁军事；所以夺庾氏也……导修私怨而充怙之，以贻桓温之逆，而终成桓玄之篡。”[104]王夫之认为桓温是通过执掌荆襄军权，才得以坐大，最终酿成桓玄篡位的恶果。

严格地说，桓氏集团对于荆襄地区的影响，早在桓温之前桓彝时期就开始了。桓彝从原来的江北一个小小的逡遒(今安徽肥东县)县令，逐渐进入东晋统治集团的上层，就是因为他参与了明帝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的密谋。东晋初期，南渡的流民帅并不能得到司马睿的信任，往往被阻于江淮之北，如祖逖即是典型之例。但是王敦之乱时，朝廷无可用之兵，只能用流民帅去对抗，这时桓彝在江北为逡遒县令，他以寻找亲旧为名，盘桓于广陵一带，所起的作用就是联络流民帅，使其为朝廷所用。镇压王敦的叛乱，东晋朝廷最终取得胜利。这次事件的成功，不仅为桓氏奠定了在头等门阀士族中的基础，也为桓氏在流民帅(其中不少流民帅后迁徙至荆、湘地区)之中留下深刻的影响。桓彝任宣城内史时，“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郡人和其部将因感其恩德，遂成为桓彝的义众故旧，甚至不惜以死相报。苏峻发动叛乱时，“桓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勤王”。他遣将军俞纵与苏峻交战，“俞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后桓彝为苏峻叛军所害，“宣城人纪世和率义故葬之”。[105]庾翼死后，桓彝之子桓温出任安西将军，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朝廷委以西方军政重任。桓温全力经营荆州，对当地士人极力加以笼络，史载，桓温“在州宽和，百姓安之”。[106]“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107]如果把荆州作为建康的“西门”，位于西南地区的巴蜀更是正宗的“西土”了。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求伐蜀，不等朝廷回音，当月出兵，势如破竹，攻克成都。灭掉成汉后，桓温即援引蜀中贤才，为己所用。他“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108]

桓温死后，桓冲出任荆州刺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军事，朝廷几乎将整个西部地区全部交给桓冲掌管。桓冲为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继续施恩于西人。他“谦虚爱士……命处士南阳刘辚之为长史，辚之不屈，亲往迎之，礼之甚厚。又辟长沙处士邓粲为别驾，备礼尽恭。粲感其好贤，乃起应命……言不及私，论者益嘉之”。桓冲死后，左右将其灵柩送回至江陵，“士女老幼皆临江瞻送，号哭尽哀”。[109]其得西人之心由此可见一斑。桓氏其他子弟在荆州亦甚得人心，为荆人所敬服，如桓石民为荆州刺史，因“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110]安帝时，司马道子父子专权跋扈，然他们独惧桓玄拥重兵对其构成的严重威胁。“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以刀笔之才，为元显谋主，交结朋援，多树亲党”，他对司马元显(道子之子)说：“桓玄承籍门资，素有豪气，既并殷、杨，专有荆楚，且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他建议：“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斩之，以孤荆楚之望。”[111]司马元显权衡利弊，虑之再三，终不敢对桓氏轻举妄动。不久，司马元显“以桓氏世为荆土所附，桓冲特有遗惠，而谦冲之子也，乃自骠骑司马除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欲以结西人之心”。[112]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桓氏集团在西部地区的军事实力。荆楚直至巴蜀一带几乎成了桓氏集团的独立王国。史载，桓温与天子“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113]东晋西部地区等于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其军赋甲兵士马皆为桓温所控制，而不受朝廷调遣。东晋朝廷“所控引，止三吴耳”。[114]甚至在桓玄之乱被平，桓氏被灭族后，数十年间，在“荆州、湘、江、豫，犹多桓氏余烬，往往屯结”，[115]其影响仍然存在。由此可见，在桓彝、桓温进驻荆州后，桓氏家族开始了对荆、湘等西部地区长期的控制，这也就是西人所谓受桓氏“累世之恩”的由来。

受桓氏集团“累世之恩”的西人中还应包括被其笼络的次等士族，这些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的门阀政治中往往不被重视，所以在适逢桓氏这一较为特殊的头等门阀士族后，便投入其怀抱之中，输诚尽忠。为桓氏集团效忠的次等士族大致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敌对势力中的投诚者，受桓氏之恩，感恩戴德。如朱龄石家族，史载“朱龄石，家世将帅，祖腾，建威将军，吴国内史。伯父宪及斌，并为西中郎袁真将佐”。桓温北伐失败后，诿罪于袁真，袁真愤而叛变。“大司马桓温伐真于寿阳，真以宪兄弟与温潜通，并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攻战常居先，不避矢石。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温怒，将斩之，温弟冲苦请得免。绰为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参冲车骑军事，西阳广平太守，及冲薨，绰呕血死，冲诸子遇龄石如兄弟。”朱龄石“常追随桓修兄弟，为修抚军参军”。桓玄篡晋称帝，刘裕起兵讨伐，桓氏大败，朱龄石无奈之下投奔刘裕。刘裕以龄石为部将，乘胜追击桓氏。“将战，龄石言于高祖(刘裕)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高祖义而许之。”[116]可见，朱龄石身在曹营心在汉，始终不忘桓氏之恩。第二种是一些晚渡的流民旧族门户，不被信任的流民帅，尤其是襄阳的流民。由于桓氏本身不受朝廷中枢的信任，流民帅亦遭朝廷猜忌，两者在相似的境遇下，就容易结成一定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因此流民群体就成了桓氏集团的附庸力量。荆襄地区在苏峻之乱后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这个基础是作为桓氏家族的旁支桓宣奠定的。史载，“陶侃使(桓)宣镇襄阳，以其淮南部曲(按：皆是渡江之流民)立义成郡。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锄耒于轺轩，或亲耘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117]后来庾翼驱逐桓宣，却未长久，后继的桓温紧紧倚靠流民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桓氏集团在荆襄地区的实力。

总之，桓氏通过施恩泽惠，笼络西人，借此巩固本集团在荆襄军事重镇的统治地位，并以西军的实力威逼朝廷。而西人由于被排斥于门阀政治之外，只能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通过与桓氏集团结合，以附庸的形式，登上东晋的政治舞台。

2　西军、禁军、北府兵之盛衰

曹魏及西晋实行世兵制。兵户另立户籍，由中央政权及各级军府直接管理。兵户子弟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但是到了东晋，世兵制遭到破坏，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只能采取补充方式：一是发奴为兵，如元帝为防止王敦叛乱，以戴若思为征西大将军，“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118]以后荆州刺史庾翼欲率兵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119]以充兵役。二是以漏籍或逃亡户为兵，如庾冰辅政，“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120]毛璩为镇北将军谯王司马恬司马，率兵围攻海陵县界逃亡农民聚居的青蒲，亡户被迫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121]三是以各种罪名将编户农民降为兵户。“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衍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122]魏晋时期，兵卒地位身份本来就低下，再加上大批奴仆和犯罪者发充兵伍，兵士地位更为下降。因此兵士逃亡现象极为普遍，这就造成中央的军事力量异常薄弱，正如《文献通考》卷151《兵制》所云：“元帝南渡，调兵不出三吴，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征，多取奴兵。”

与东晋朝廷相反，桓氏集团却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西征北伐，扩充势力。桓氏集团大规模的用兵主要是在桓温时期的四次征伐。桓温任镇将之初，西征成汉。“朝廷以蜀险远，而温兵寡少。深入敌场，深以为忧。”可见桓温集团当时的兵力还不充足。其后的三次北伐，兵力有所增加。第一次北伐，桓温不待朝廷允诺，“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第二次北伐的起因是由于“殷浩至洛阳修复园陵，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桓温趁机“奏废浩，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温遂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第三次为“太和四年，又上疏悉众北伐。平北将军郗愔以疾解职，又以温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骑五万北伐”。然而这次北伐，桓温大败于枋头，“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123]元气大伤。桓温死后，桓冲统领军队，其实力有增无减。淝水之战前，“晋车骑将军桓冲率众十万伐苻坚，遂攻襄阳，遣前将军刘波、冠军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诸城……冲别将攻万岁城，拔之”。[124]据此估计，桓冲统领军队之总数当不下于十五万。桓冲从江陵移镇至上明时，朝廷“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125]朝廷供给粮饷军资如此丰厚，桓氏集团拥兵之众可想而知。桓氏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史籍上却不见奴兵、谪兵的记载。且奴兵、谪兵参差不齐，绝无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单靠奴兵、谪兵无法取得西征北伐的胜利，以及日后抵御苻坚百万大军的南侵。实质上，桓氏集团的核心力量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西军。西军的聚合方法与世兵制大为不同，而与后来的北府兵颇为相似，这就是说西军的聚合组织方式以招募为主，这些西军兵士在闲时被安置在固定的地点，战时就有可调之兵。这一方法在桓宣时就曾采用，桓宣在襄阳之北立义成郡安置其部曲。与此同时，魏该在雍州也设始平郡来安置部曲、流民，而后桓冲、桓豁、桓温部将毛穆之均在此任职。西军中还有“沮漳蛮”，桓玄“遣桓振、皇甫敷、冯该等戍湓口，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更招集流人，立绥安郡”。[126]桓温曾自领平北将军，徐、兖州刺史，以统领京口之兵，并招募流人为兵，当然除了招募以外，还有一部分“受桓氏累世之恩”的次等士族的追随。几种力量的结合就构成了桓氏朋党集团的政治军事力量。桓玄镇荆州，“兵马日盛”，桓玄“自谓三分有二，势运所归”，遂敢打破“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废晋建楚，自立为帝。然而桓氏代晋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桓氏亦遭灭族之祸。桓氏集团失败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却与东晋兵制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晋的兵制可分为禁军、都督区军两种。西军与北府兵同属都督区军，但两者也存在着差异。西军的势力范围在荆、郢、湘、江、梁等州(其地皆为汉代之荆州，东晋南朝时分成数州)，即桓氏集团控制的区域之内，其中虽然桓氏势力有所消长，然总体而言，西军的势力范围变化不大。荆襄为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强悍，自东汉末年以来，就是用武之地，桓氏集团就是倚靠西军的兵力，以下制上，威逼东晋朝廷。但是其最终的易代鼎革却未能取得成功，这和中央禁军的实力由弱转强，以及北府兵的建立和日渐强大有直接关系。

东晋禁军兵力在开国之初极其薄弱，中央政权几乎没有一支可直接控制的强大军队，朝廷只能倚仗荆、江、豫等州都督区的地方军队来维持统治或组织北伐，因此就极易造成弱干强枝、尾大不掉之势。明帝时，朝廷的兵力状况依然十分困难。拥兵士族朋党除王敦外，还有陶侃、祖约等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镇广州，未能参与荆、扬对抗。祖约在豫州，继统祖逖军队，屯驻寿春。这支军队历来不服王敦，但是祖氏与朝廷亦有矛盾，朝廷欲用祖约的豫州之师来对抗王敦，是不可能的。王敦举兵叛乱，明帝下诏讨伐，诏书曰：“朕亲御六军，组甲三万，总统诸军，讨钱凤之罪。”[127]可见禁军总兵力仅三万余人。朝廷军既寡弱，又乏粮廪。《晋书·食货志》云：“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看来无兵可用，军食艰难，是东晋朝廷前期面临的最大困难，解决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于江北。而作为南北要冲的荆、江等州则是流民集中聚居之地。如成帝时，“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128]东晋朝廷为扩充兵力，就尽量征发流民为禁军。到孝武帝时，随着皇权的逐渐增强，禁军兵力也出现了由弱转强的趋势。如太元十年，“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129]安帝时，宗室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专擅朝政。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130]又两次发兵各数万置于京师，禁军的武装力量大为加强。在执掌禁军兵权的人中，晋宗室成员不多，门阀士族是禁军兵权最重要的执掌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禁军仍是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的一支武装力量，那么朝廷是如何来控制禁军的呢？《晋书·郭默传》中有一段材料对此作出了诠释。朝廷征郭默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及赴召，谓平南将军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郭默所言的“将卒无素”，是指朝廷临时派来的将帅与士卒之间无故旧之关系，彼此隔膜，故乏恩信。《太平御览》卷238职官部“右将军”条引《晋中兴书》云：“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配给，兵将无素，是谓弃之，安得不乱。”与郭默所言，其意完全相同。东晋朝廷为了避免干弱枝强、尾大不掉，只得通过“将卒无素”的方法来确保中央的兵权不为士族朋党所夺取。但有其利必有其弊，“将卒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禁军的战斗力。后来桓玄举荆楚之兵，讨伐司马元显，结果禁军不敌荆楚军，司马道子、元显父子被擒，应与此有一定之关系。由此可见，尽管朝廷中央禁军的实力有所增强，但仍不能成为抑制和对付桓氏朋党集团的有效力量，于是作为另一支都督区军队的北府兵便应运而生。北府兵以郗氏集团经营下的京口兵为基础，极具战斗力。后由于桓温兼并郗鉴集团，北府兵遂不复存在。淝水之战前，北府兵在谢安、谢玄的率领下得以重建。北府兵既是胡族对东晋构成巨大威胁，南北对峙矛盾加剧的产物，但同时也是桓氏集团与谢氏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北府兵既用于决定东晋朝命运的淝水之战，又用于解决东晋朝内部的党争，桓玄集团篡位之所以未能成功，是由于北府兵的战斗力略强于西军，最后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战胜了西军，使桓玄皇袍加身的美梦终成泡影。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北府兵所起的既能攘外又能安内的双重功能。

北府兵组建的主要形式就是招募京口等地的流民，再加上刘牢之等一批在江淮活动多年的武人的参加，遂成为东晋后期战斗力最强的军事力量。《晋书·刘牢之传》云：“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谢玄多募劲勇，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可见，北府兵战斗力之强，为东晋后期的绝对主力。与西军相似的是，北府兵也是由头等门阀士族集团与次等士族集团相结合并统率的一支军队。谢氏集团利用北府兵来维护和提高其家族的地位。北府兵打败苻坚，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后，谢氏声望如日中天，形成和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同等并列的门阀地位。不仅如此，谢氏还通过北府兵的力量来与桓氏集团抗衡。而作为北府兵的高级将领刘牢之等次等士族，则冀图通过借助谢氏等大族的支持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田余庆曾指出：“北府兵的组成主要在募将，与后世常有的募兵者不同。且所募的北府兵将领可能自有兵众。只须授予军号或刺守名义，或者略作兵员补充，就能用于战争。”[131]北府兵本来就取自京口一带流民，因此北府兵将领应属流民帅性质。从桓氏朋党集团得失利害的角度来看，在中央禁军不足为虑的情况下，唯一所惧的对手就是北府兵。其实西军与北府兵有着相似共通之处，且两支军队实力难分伯仲，要以西军来压制北府兵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桓玄起初采取的是拉拢北府兵的策略，而刘牢之也寄希望于借助桓玄势力，两相联手，实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但是这一西军与北府兵的联合策略，因为桓玄禅代称帝一时成功而头脑发昏，遂不计后果地杀死刘牢之及诸多北府兵将领，意欲彻底铲除北府兵。结果事与愿违，桓玄自掘坟墓，北府兵最后为刘裕所利用，成为铲除桓氏集团的主要力量。从利用北府兵到图谋消灭北府兵，这不能不说是桓氏策略上的最大败笔，直接导致了自身的毁灭。桓玄以西军而代晋称帝，也希望以西军的军事力量来控制整个局面。但随着他的失败，西军也就日渐式微，或成四散之势，或另投新主。桓玄死后，刘毅为荆州刺史，“至江陵，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132]冀图以西军之残余兵力与刘裕抗衡，结果被刘裕所杀。刘裕灭刘毅后，西军兵力更加衰弱，北府兵一家独大，在此基础上，刘裕代晋，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

最后，我们对桓氏集团的兴衰存亡作一个小结。桓温在西征北伐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进逼建康，掌握朝政，欲加九锡，几乎取得江左司马氏天下。但是，桓温与桓玄父子两人策略上的最大差异，就是对门阀政治的认识。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基础，就是皇权与士族集团共同执政。在对待皇权的态度上，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东晋皇权虽然比较衰弱，但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却起着稳定和平衡作用。桓温虽然把持朝政，有问鼎之心，却并未行鼎革夺位之实，因而保全了桓氏。但桓玄却打破“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平衡，废晋建楚，登基称帝，一家独大，这就摧毁了门阀政治存在的基础，使自身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导致桓氏集团覆灭。从军事层面上来看，在桓氏集团掌兵权前，朝廷通过几家大族集团轮流担任荆州镇将来保持对荆楚的控制。但随着桓氏朋党势力植根于荆襄后，朝廷只能培植新的武装力量来与之抗衡。朝廷在加强禁军力量的同时，组建了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北府兵。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府兵与其他侨姓门阀士族势力的联合，和西军与桓氏集团的联合有共同之处。两股力量相互抗衡，也是东晋朝廷求得自保的一种策略。尽管皇权与头等门阀士族相互较量，此消彼长，但最终胜利的却是次等门阀桓氏集团。然而，这样的胜利并不能持久，桓氏依靠西军灭亡了晋室，而刘裕却依靠北府兵铲除了桓氏。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桓氏势力被消灭，东晋门阀政治也逐渐衰落，南朝的皇权在不断强化，这样北府兵也最终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和形势。北府兵从晋孝武帝太元初年重建，到宋文帝元嘉后期渐趋衰落，存在时间仅为半个多世纪，与西军式微可谓是殊途同归。

[1]房玄龄等：《晋书》卷45《任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同上。

[3]《晋书》卷40《贾充传》。

[4]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晋书》卷31《贾皇后传》。

[7]《资治通鉴》卷79。

[8]《晋书》卷40《贾充传》。

[9]《资治通鉴》卷79。

[10]《晋书》卷34《羊祜传》。

[11]《晋书》卷34《杜预传》。

[12]《晋书》卷34《羊祜传》。

[13]《晋书》卷34《羊祜传》。

[14]《晋书》卷40《贾充传》。

[15]《晋书》卷34《杜预传》。

[16]《晋书》卷36《张华传》。

[17]《晋书》卷40《贾充传》。

[18]《晋书》卷36《张华传》。

[19]《资治通鉴》卷80。

[20]《晋书》卷39《冯传》。

[21]《晋书》卷34《杜预传》。

[22]《晋书》卷2《文帝纪》。

[23]《晋书》卷3《武帝纪》。

[24]《晋书》卷38《齐王攸传》。

[25]《晋书》卷4《惠帝纪》。

[26]《晋书》卷39《荀勖传》。

[27]《晋书》卷36《张华传》。

[28]《晋书》卷38《齐王攸传》。

[29]《资治通鉴》卷81。

[30]《晋书》卷50《庾纯附子旉传》。

[31]《晋书》卷38《齐王攸传》。

[32]《资治通鉴》卷79。

[33]参见《晋书》卷45《任恺传》。

[34]参见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

[35]《晋书》卷40《杨骏传》。

[36]参见《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

[37]《晋书》卷57《胡奋传》。

[38]参见《晋书》卷31《武悼杨皇后传》。

[39]《晋书》卷31《贾皇后传》。

[40]《晋书》卷31《后妃传》。

[41]《晋书》卷34《惠帝纪》。

[42]《资治通鉴》卷83。

[43]《晋书》卷50《传论》。

[44]《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45]陈寿：《三国志》卷1《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46]《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

[47]《廿二史札记》卷7《魏晋禅代不同》。

[48]《晋书》卷37《安平献王司马孚传》。

[49]《资治通鉴》卷81。

[50]《晋书》卷40《贾充传》。

[51]以上见《晋书》各人列传。

[52]《论语·为政》。

[53]《晋书》卷40《贾充传》。

[54]《晋书》卷42《王浚传》。

[55]《晋书》卷35《裴楷传》。

[56]《晋书》卷45《刘毅传》。

[57]《晋书》卷3《武帝纪》。

[58]《资治通鉴》卷79。(www.daowen.com)

[59]《晋书》卷40《贾充传》。

[60]《晋书》卷50《庾纯传》。

[61]《晋书》卷40《贾充传》。

[62]《晋书》卷40《贾充传》。

[63]《晋书》卷36《张华传》。

[64]《晋书》卷33《石苞传》。

[65]《晋书》卷40《贾充传》。

[66]《晋书》卷39《荀勖传》。

[67]《晋书》卷40《杨骏传》。

[68]《晋书》卷40《杨骏传》。

[69]《晋书》卷3《武帝纪》。

[70]《全晋文》卷127干宝《晋纪总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1]《晋书》卷40《杨骏传》。

[72]《晋书》卷31《惠贾皇后传》。

[73]《晋书》卷31《武悼杨皇后传》。

[74]武帝临终前，曾授予宗室司马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的崇高职务，冀图通过宗室力量的内外呼应，形成与外戚杨氏之间的政治平衡，共同辅佐太子继位。但侍疾于武帝身旁的杨骏竟然矫诏，命司马亮出镇许昌，督豫州诸军事，以便自己独揽朝政。

[75]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9《晋书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76]参见[日]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六朝政治史研究》；[日]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

[77]《晋书》卷3《武帝纪》制曰。

[78]《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9]《晋书》卷10《安帝纪》。

[80]《晋书》卷4《惠帝纪》。

[81]《晋书》卷59《齐王囧传》。

[82]《资治通鉴》卷85。

[83]《晋书》卷89《稽绍传》。

[84]萧统：《昭明文选》卷49《晋纪总论》，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

[85]《晋书》卷45《刘毅传》。

[86]屠隆：《鸿苞节录》。

[87]《晋书》卷92《王沈传》。

[88]《南齐书》卷32《王琨传》。

[89]《新唐书》卷103《韦云起传》。

[90]《三国志》卷56《朱治传》。

[91]《三国志》卷58《陆逊传》。

[92]《三国志》卷59《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93]《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94]《晋书》卷65《王导传》。

[95]《晋书》卷92《王沈传》。

[96]《晋书》卷98《王敦传》。

[9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98]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3。

[100]《宋书》卷51《刘义庆传》。

[101]《晋书》卷98《王敦传》。

[102]《晋书》卷66《陶侃传》。

[103]《晋书》卷65《王导传》。

[10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3。

[105]《晋书》卷74《桓彝传》。

[106]《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温别传》。

[107]《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温别传》。

[108]《晋书》卷98《桓温传》。

[109]《晋书》卷74《桓冲传》。

[110]《晋书》卷74《桓石民传》。

[111]《晋书》卷64《司马道子传》。

[112]《资治通鉴》卷112。

[113]《晋书》卷98《桓温传》。

[114]《晋书》卷64《司马道子传》。

[115]《宋书》卷51《萧道规传》。

[116]《宋书》卷48《朱龄石传》。

[117]《晋书》卷81《桓宣传》。

[118]《晋书》卷69《戴若思传》。

[119]《晋书》卷73《庾亮附庾翼传》。

[120]《晋书》卷73《庾亮附庾冰传》。

[121]《晋书》卷81《毛宝附孙毛璩传》。

[122]《晋书》卷75《范汪传》。

[123]《晋书》卷98《桓温传》。

[124]《晋书》卷114《苻坚载记》。

[125]《晋书》卷74《桓冲传》。

[126]《晋书》卷99《桓玄传》。

[127]《晋书》卷98《王敦传》。

[128]《晋书》卷81《刘胤传》。

[129]《晋书》卷29《五行志下》。

[130]《晋书》卷64《司马道子传》。

[13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3—214页。

[132]《晋书》卷85《刘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