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太康元年(280)，三国归晋，天下统一，接着又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太康之治”。但好景不长，晋武帝司马炎一死，便爆发了“永嘉之乱”，至建兴四年(316)，晋愍帝司马邺降匈奴族建立的汉国，西晋覆灭。论者大多把原因归诸西晋门阀政治的腐朽。此说虽不无道理，但还应看到门阀士族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朋党之争；西晋迅速灭亡同自始至终的党争有着密切的关联。

西晋一朝，朋党之争从未停止。但为何晋武帝在世时，党争虽然存在，但并不威胁到皇权，且能得到有效控制，但晋武帝甫死，党争会导致“八王之乱”，并加速西晋王朝的覆灭呢？本节旨在探讨晋武帝与朋党之争的关系，并从中寻求西晋灭亡的深层次原因。

1　西晋王朝的四次党争

西晋党争起源于魏晋禅代之时。由于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得到了士族门阀势力的支持，故晋朝建立后，对门阀士族极为优容，晋武帝司马炎采用九品中正制巩固士族的统治地位，颁布占田制来保证士族的经济利益，因此门阀势力急剧发展，形成了士族朋党集团。综合《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条分缕析，大致可以判定晋武帝、晋惠帝在位期间曾出现四次党争高潮。

第一次党争发生在西晋泰始七、八年间(271—272)。党争的一方是以贾充为首的襄助司马氏代魏的功臣集团，西晋的朝廷大权主要由他们掌控。这一方可以称之为“贾党”。贾党中的主要成员有荀勖、荀、冯、何曾、石苞等人。另一方则由任恺唱主角，“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1]同时他们还得到了裴楷、李熹诸人的配合。任恺字元褒，其父任昊曾任曹魏的太常，而他则尚魏明帝女，累迁中书侍郎。西晋建立，任恺任侍中，出入宫廷、应对顾问，“(武)帝器而昵之，政事多咨焉”。[2]尽管任恺颇得武帝信任，但毕竟不能同三朝元老、助司马氏弑君夺位的贾充相比，故任党在朝中的权势远不如贾党。

贾、任两党之争的核心是争夺中枢决策权。起初，任恺想把贾充排挤出朝廷中枢，贾充岂肯示弱，他在武帝面前进言，力劝武帝以任恺为太子少傅，从而剥夺其任职中枢的侍中之职。《晋书·任恺传》载：“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间言恺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划不行。”这一回合的较量以贾充失败而告终。接下来，任恺便予以反击。泰始六年(270)，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在凉州反晋，名将胡烈、石鉴前往镇压，均失利。翌年，树机能又击杀凉州刺史牵弘。由于“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任恺便乘机进言：“请充镇关中”，冀图将贾充排挤出朝廷，让他去镇守秦陇，对付鲜卑树机能。任恺排斥贾充的计划几乎成功，晋武帝接受了任恺的建言，下诏曰：“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使权统方任，绥静西夏。”[3]贾充没想到任恺会来这一手，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应对之策，只得求计于荀勖。史载，在贾充将出镇之时，“公卿饯于夕阳亭，充问计于荀勖，勖曰：公为宰相，乃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可不辞而自留矣”。[4]此时，武帝正欲为太子择妇，武帝以贾充之女短黑且生性嫉妒，司空卫瓘之女身体修长、肤白美丽，故欲聘卫瓘之女为儿媳，但卫瓘乃任党中人，如此事成功，必增强任党权势。由于婚姻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故贾充对荀勖之策心领神会。他派妻郭槐去贿赂武帝杨皇后的左右，“使后说帝，求纳己女”。[5]而杨皇后也有意组成贾、郭、杨氏联合集团，以巩固皇太子的地位。故“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初不允，元后固请。”[6]经不起杨皇后不断地吹枕边风，武帝终于改变初衷，再加之“荀、荀勖、冯皆称充女绝美，且有才德，帝遂从之”。[7]恰好其时“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尔皇储当婚，遂不西行，诏充居本职”。[8]于是，贾充仍在京师供职，任恺的调虎离山之计遂成泡影。

任、贾二党的斗争，从表面上看是力争同皇室联姻，骨子里还是围绕权力中枢而展开斗争。由于卫瓘曾劝武帝废太子司马衷，故引起贾党仇视，贾充“密遣语贾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要女儿贾南风伺机报复，加之杨皇后之父杨骏在武帝面前屡进谗言，故吓得卫瓘只得“告老逊位”。党争的结果，贾充复掌中枢。泰始八年(272)“七月，以贾充为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9]贾充进一步扩大了权势。他遂伪称任恺才堪典选，使武帝改授他为吏部尚书。任恺被免去侍中，改任吏部尚书，就失去了与皇帝经常接触的机会。不久，贾充、冯、荀勖又弹劾任恺生活“豪奢”，制造了一起御食器的冤案，任恺由此被免官。

任恺遭免后，庾纯成为该党的新首领，他利用贾充宴请朝士之机，借酒骂座。贾充之党何曾、荀、石苞纷纷上书要求武帝严惩庾纯，任党则极力维护辩解，双方在朝廷上展开一场大论争。最后经武帝裁决，庾纯被削职改授他官，事情才算了结。这次党争以任恺、庾纯等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党争发生在咸宁二年(276)到太康元年(280)间，党争的一方仍是以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党争的另一方是羊祜、杜预、张华等人。其中羊祜的地位较为特殊。“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10]祜姐嫁给司马师，司马炎建立西晋，司马师被追谥为景帝，祜姐亦被晋武帝尊为皇太后。羊祜的外祖父是东汉大学者蔡邕，所以羊祜既是名门望族之后，又是皇亲国戚。“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11]司马昭掌权时，杜预娶司马昭妹，拜尚书郎。后迁轻车将军，羊祜死后，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张华为武帝朝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故羊祜等人的威望与权势与贾充集团大体相当。

党争的中心是围绕着西晋是否应挥师南下，平定东吴，统一全国而展开的。西晋立国时，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其时，蜀汉已灭亡，而东吴政治腐败，末帝孙皓滥施酷刑，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加之对军队指挥无方，士气低落，故“吴国将亡，贤愚皆知”。面对如此的局面西晋王朝该如何应对，以羊祜为首的伐吴派认为：西晋应该积极准备，待机灭吴。

咸宁二年(276)，东吴大司马陆抗病死，羊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向晋武帝上疏，疏中言道：“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12]平心而论，羊祜的分析非常有道理。综合晋、吴两国各方面的情况，无论是人力、物力、兵力、财力，晋都远远超过吴。特别重要的是，东吴的皇帝孙皓是一个暴君。所以羊祜指出，西晋必须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消灭东吴。“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矣”。[13]

羊祜上表之后，晋武帝让大臣讨论此事，“而群臣多以为不可”，特别是贾充更是极力反对。在西晋王朝中，贾充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曾经助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司马昭死后，又充当了司马氏逼宫的马前卒，迫使魏主曹奂将皇位让给司马炎。以后贾充又把自己女儿嫁给了皇太子，晋武帝封贾充为太尉、太子太保、录尚书事、鲁郡公，其地位之高，与皇帝关系之密切，朝中无人能与之相比。

由于贾充等人的极力反对，晋武帝也颇为犹豫，所以伐吴之事就拖了下来。天不假年，公元278年，羊祜一病不起，临终之时，羊祜再三叮嘱晋武帝赶快伐吴，并推荐杜预代替自己。杜预足智多谋，文武双全。

除了羊祜、杜预之外，张华也是坚定的伐吴派。《晋书·张华传》载：“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张华在晋武帝最后拍板，下决心伐吴的这件事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武帝伐吴，兵分六路，统率各路军队的都是当时的名将，但晋军的最高统帅却是贾充。贾充是朝中反战派的首脑，晋武帝却“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贾充推托道：“臣已老迈，非所克堪。”晋武帝硬要贾充上阵，他对贾充说：“君不行，吾便自出。”[14]在武帝的再三恳求下，贾充才被迫同意。贾充当大都督，实际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没有杜预和张华的抗争、抵制，西晋的统一战争几乎要功败垂成，化为泡影。

杜预领兵从襄阳出发，一路所向披靡，“吴州郡皆望风归命”。杜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向东吴首都建业进兵，在贾充的授意下，有人向杜预提出：“吴乃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杜预反驳道：“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15]

龙骧将军王浚从巴蜀进兵，东吴军队一触即溃，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但其时贾充主政，大臣皆有畏惧之心，故纷纷谄谀取容，“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张华独坚执，以为必克”。[16]贾充知道后，大怒，于是上表说：“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17]

张华在伐吴的问题上和贾充针锋相对，惹恼了当朝权贵贾充，贾充嫉贤妒能，为了摆出自己是全军主帅的威风，竟然欲使武帝腰斩张华以泄私愤。杜预得知这一情况，十分着急，赶紧向晋武帝上表，主张一鼓作气平定东吴，不让孙皓有丝毫喘息的机会。幸好，晋武帝这时的头脑还算清醒，他支持杜预、张华的战略决策，“贾充等奏诛张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18]命晋军继续前进。

晋军攻势凌厉，王浚的水军浩浩荡荡，所向无敌，直逼石头城，孙皓黔驴技穷，只得效仿蜀主刘禅，“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向王浚投降。当平定吴国的消息传到洛阳，晋武帝激动得泪流满面，说：“此羊太傅之功也。”诚如司马炎所言，如果不是羊祜实施正确的战略决策，不是杜预、张华与贾充等人作坚决的斗争，伐吴之战就不可能那么顺利，三分归一统的局面还得延迟。

事实证明，贾充等人反对平吴并非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考量。当时，晋强吴弱的局面十分明显，晋军伐吴纵然不获全胜也不会给西晋带来实质性的危害。很明显，贾充反对伐吴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羊祜等人成就统一天下的功业，若如此，羊祜、杜预等就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同自己争权。由于贾充集团力量实在太强，羊祜之策虽然可行并有武帝支持，但拖到咸宁四年(278)羊祜入朝病死也未能实行。《晋书·张华传》云：“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这段史料说明，在伐吴大计上，武帝、羊祜、张华只是少数派，所谓的“潜与”，就是瞒着贾充和群臣偷偷地谋划商量伐吴之事，可见，贾充在朝中势力之强大。继任的杜预也遭到了与羊祜类似的命运。咸宁五年，围绕着平吴问题的争论加剧了党争，幸而，张华有效地利用了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得以亲近天子的地位，才促成了武帝的决心。然而，贾党仍不甘心，“贾充、荀勖、冯固争之。帝大怒，充等免冠谢罪”。[19]平吴之役是羊祜等伐吴派的胜利，但这个胜利并不圆满，因为反对派的首领贾充居然被晋武帝委以重任，充当南征的主帅。贾充因有助司马昭亡魏成晋之功，故武帝对这位老臣不得不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平吴战争中，贾充还不断上表，要求召回诸军，腰斩张华以谢天下等等，由此也进一步说明朝中贾充一党势力的强大。

平吴之役获取全胜，似乎可对这次党争孰是孰非作出公正的结论，但结果出乎意料：贾充、荀勖、冯等人同平吴元勋杜预、张华、王浑、王浚等人一样也进行封赏，是非曲直简直没有标准。贾充、冯等开始还怀有一丝愧疚，继而有恃无恐，反而“疾张华如仇，及华外镇，威德大著，朝论当征为尚书令。冯从容侍帝，论魏晋故事，因讽帝，言华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20]张华因此被贬抑，不得入朝为相。战功赫赫的杜预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21]

杜预在平吴之后，为免功高遭人猜忌，决定急流身退，此后他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专心致志研究《左传》。杜预“常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他晚年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释例》、《春秋长历》，成为“左传学”的创始人。

第三次党争的高潮发生在太康三年(282)到四年(283)之间。党争的中心是争夺皇位继承权。这次党争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贾充因两个女儿分别嫁于武帝同母弟司马攸和武帝子司马衷，二婿亲疏关系相等，故其处境尴尬，态度暧昧，不便明确表态。所以这一党实际上由荀勖、冯挑头。另一方的成员主要有张华、和峤、李熹、羊琇、王浑、王济父子，司马攸是该党的幕后人物，故可称该党为拥攸派。

司马攸曾经是司马炎争夺太子的主要对手，其缘由可追溯至司马昭秉政时。司马懿死后，曹魏政权先后由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把持。司马师废魏帝曹芳，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为司马代魏奠定了基础。司马氏兄弟关系颇为融洽，因司马师早逝无子，故司马昭将己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然而司马昭对攸“特加爱异”，他常说：“此景王(即司马师)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并打算在自己百年之后，将“大业宜归攸”，[22]也就是将江山社稷交给司马攸。在确立嗣子时，司马昭心腹重臣“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司马炎时任此职)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23]司马昭考虑再三，才最终确定立司马炎为“晋王太子”。

司马炎虽最终得以继嗣，并在其父司马昭死后，受禅称帝，但始终对其弟司马攸怀有戒心。

初，攸特为文帝(司马昭)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及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矣。攸尝侍帝疾，恒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24]

由于有父母的临终遗言，以及殷鉴曹魏皇室兄弟豆萁相煎的历史教训，司马炎即位初期，对其弟攸颇为重用，“武帝践祚，封齐王。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咸宁二年，代贾充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司马攸以帝弟亲王之贵兼司空、侍中等阿衡之职，董督军国，可谓位尊权重。

本来随着武帝世子地位的确立，进而完成禅让，其与司马攸之间的君臣名分已定，这件事情便已宣告结束，如果不是因为太子司马衷智力愚钝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齐王攸不可能再次被视为帝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他的驽钝成了朝中大臣普遍担忧的问题，伴随着关于太子废立的争论，是否以齐王攸为储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在武帝称帝之初的十余年中，虽然不乏质疑太子的政治能力，但是由于武帝春秋鼎盛，接班人的问题尚未凸显，朝臣也只是单纯地质疑太子的政治能力，最初并未将其和齐王攸的问题一并提出。而武帝与齐王攸之间虽然隔阂已深，表面上还是对其优礼有加。但是武帝咸宁二年(276)的意外病危，以及部分朝臣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遂将这一矛盾激化。从咸宁二年至太康四年齐王攸去世，这六年间，武帝釆取了一系列步骤，力图将齐王攸排除出西晋的政治核心。特别是太康三年，围绕着齐王攸之藩问题，朝野上下发生了激烈的党争。

武帝晚年在立嗣问题上伤透了脑筋，其子司马衷智商低劣。“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对。”[25]但后宫杨皇后等坚决主张“立嫡以长不以贤”，朝中荀勖等“盛称太子之德”，武帝终于还是违心地立司马衷为太子。从表面上看，武帝似乎已经决定了储君的人选，但他对这个近乎低能的儿子还是了解的，所以常常派心腹重臣对太子进行考察，以决定废立。这样一来朝臣就形成两派，荀勖等人拥护太子，和峤等人则认为太子不堪继承大统。“时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遣(荀)勖及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26]所谓“如初”，是和峤评价太子资质时，使用的较为温和的词语，意即太子还是当初的那个样子，没有大的长进。

既然太子不堪为社稷之主，武帝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他一直在废立储君之事上犹豫彷徨。灭吴之后，武帝曾问中书令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司马攸早就是司马家族继承大统的合适人选，只是因为当初何曾等人的反对，才未登上大宝。如今太子司马衷类似蜀汉的刘阿斗，故朝中的有识之士，如张华、和峤等人为西晋社稷长久计，皆劝谏武帝废太子，立德才兼备的齐王攸。但武帝早就对司马攸怀有戒心，张华所言“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27]故将其贬出中枢，出镇幽州。

荀勖、冯等人认为司马攸德高望重，又执掌中枢，须使其离开朝廷，之藩就国，才能确保司马衷的太子之位。《晋书·齐王攸传》载：

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皆谄谀自进，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又言曰：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者，宜先从亲始，亲莫若齐王。[28]

武帝从私欲出发，听从荀勖等人的建言，于是诏令齐王出镇青州。此诏一出，尚书左仆射王浑立即上书求留齐王。这次他不提改立太子，而是求留司马攸于京辅政，拥攸派纷纷响应。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切谏，武帝一概不听。拥攸派就动用同皇室联姻的关系网。王浑之子王济尚常山公主，甄德尚长广公主。他们就派自己的公主妻子去充当说客，“王济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涕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29]于是将王济贬为国子祭酒，将甄德左迁为大鸿胪，将羊琇左迁太仆。“琇愤怨，发病卒，李熹亦以年老逊位，卒于家”，拥攸派的行动再次失败。

太康四年正月，武帝迫令齐王攸就藩(即回到所封之国)，太常诸博士上书反对，起草奏疏的人是庾纯之子庾旉，“旉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30]武帝见书大怒，欲将他们以大不敬罪处死，但遭拥攸派的一致反对，武帝只得将庾旉等免死除名。然司马攸不愿之藩，他不断地向武帝请求，让自己留京郊守皇陵。武帝坚决不同意，司马攸气愤至极，生了重病，武帝遣御医前去诊治，哪知这些御医却说司马攸无病。这样武帝更为生气，连连派遣使者催促司马攸就藩。司马攸临行时，前去晋谒武帝，但他好面子，“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无疾，辞出信宿，呕血而薨，时年三十六”。武帝这才得知齐王攸是真病，故十分伤感。但冯到这时还不肯放过司马攸，他落井下石地对武帝说：“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日薨陨，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31]武帝觉得冯言之有理，故止泪不哭。司马攸病死，标志着拥攸派彻底失败，二党之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第四次党争爆发于晋惠帝初即位时。晋武帝在世时，党争虽然激烈，但他们还不敢公开仇杀。然而武帝去世不久，政局就完全失去了控制。贾充党与杨骏党在争夺统治权时矛盾激化，公开相互残杀，于是爆发了八王之乱前的第一个高潮——杨、贾朋党之争。

贾充死后，充女太子妃贾南风遂成为贾氏集团的代表人物，以后她又成为惠帝司马衷的皇后，组成了以她为首的贾氏后党。武帝死，惠帝即位，贾后掌权，形成以悍妇控制昏君、左右朝政的局面。对贾党阴谋得逞，贾南风作为太子妃之事，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注曰：“为贾氏乱晋张本。”[32]

贾皇后野心勃勃，欲临朝听政，但太傅杨骏、杨太后父女俩是她独揽大权的拦路虎，故贾后不惜发动宫廷政变诛灭杨氏。由于贾后在政变前后的一系列密谋都是通过宫闱内部的政治网络进行的，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于武帝时代后宫的政治生态作一考察，了解贾皇后与杨太后之间矛盾产生的过程。泰始年间，作为西晋开国的主要功臣贾充贵盛一时，而杨氏家族只是一个新兴的外戚家族，羽翼未丰，尚需贾充的庇荫，因此在晋初的纷争中，杨珧、杨济被认为是贾充的党羽。[33]而在武帝太子妃的选择过程中，杨太后积极进言，推动武帝选立贾充之女。通过太子妃的册立，不但离间了贾充与齐王攸之间的关系，使得贾充不得不通过嫁女的方式向武帝表达支持太子的政治立场，[34]同时也密切了杨、贾两家在西晋政治中的关系。咸宁二年之后，随着武帝对于贾充的日渐疏远，杨氏家族在政治上逐步取得了与贾充平起平坐的地位，伐吴之役以贾充为主帅，杨济为副帅的人事安排便是明显的例子。随着贾充本人于太康四年去世，贾氏家族在西晋政治中的势力中衰，而外戚杨氏家族的势力则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杨)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35]此时，杨、贾两族的关系与晋初恰好颠倒，贾氏从杨氏家族政治庇护者的位置上跌落，反居其下，倒过来托庇于杨氏。尤其是在宫闱内部，由于贾妃性格酷虐，武帝数欲废之，多赖杨皇后、杨珧、荀勖等人的救护方才获免。贾充死后，武帝多次流露出废黜太子妃之意，但杨珧、杨后皆以“陛下忘贾公闾耶”劝之，[36]意在提醒武帝不要忘记，没有贾充的支持，武帝当年不可能登上天子之位。

因此，从一般政治家族的联盟关系而言，杨氏家族多次援手贾后，可谓待其不薄，贾后理应知恩图报，维持两家亲密的政治关系。但武帝甫一去世，杨、贾两族之间的关系便宣告破裂，其中除了贾皇后极强的政治野心这一个人因素外，恐怕尚有其他原因作用其中。杨氏家族于武帝中后期的强势崛起映衬着贾充家族势力的中衰，尽管杨氏待贾氏不薄，但杨后当面严厉地切责督过早已在贾妃心中埋下仇恨。贾妃非但不领杨后援手之情，反而认为杨后凌驾其上。寄人篱下的滋味岂是权力欲望极强的贾皇后所心甘情愿的。同时，无论是武帝还是辅政大臣杨骏，都从未考虑过给予贾后一定的政治权力，这无疑也是激怒贾皇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杨氏兄弟在武帝后期的骄横跋扈，引起满朝文武的侧目与反感，而在宫闱之内，杨后亦有相似之举。

时杨骏以后父骄傲自得，(胡)奋谓骏曰：“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代，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观卿举措，适所以速祸”，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损益。”[37]

在与杨骏的对话中，胡奋所谓“我女与卿女作婢耳”固然有夸张之嫌，但多少也能窥见杨氏在宫中的势力。《晋书》关于杨后“又数诫厉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谓后构之于帝，忿怨弥深”的记载，[38]固然是站在杨后的立场上的叙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杨后在武帝宫闱中的统治地位。

惠帝即位，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预政事，为太傅杨骏所抑制，故日夜策划诛杨骏而废太后。元康元年(291)三月，贾后发动政变，杨骏兄弟及其亲信皆被夷三族，被杀者达数千人。杨骏死后，贾后又诬陷杨太后谋反，令后军将军荀悝押送皇太后杨芷到永宁宫幽禁，以便借机将其置诸死地。但这时杨芷仍是皇太后，贾南风不便骤下毒手，于是便暗中指使爪牙上表请废太后。随后，贾南风指使党羽上表，说杨骏妻庞氏必知其夫谋反内情，现在太后已因同罪被废为庶人，特请将庞氏正法。惠帝司马衷于是下诏将庞氏处死。“庞氏临刑，太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39]贾后不准。不久，贾后又废杨太后，囚之于金墉城，让她活活饿死。“贾后又信妖巫，谓太后必诉冤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40]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族灭杨氏后，惠帝用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卫瓘为太保，共同辅政。惠帝为太子时，卫瓘曾劝武帝废太子，贾后因此怀恨在心，她唆使惠帝下诏诛司马亮、卫瓘。两人被杀后，贾后又设计诬楚王司马玮伪造诏书，杀戮大臣，因而处死楚王玮。玮死，朝廷大权全部落到贾后手中。

自此，贾后独掌朝政，按她自己的说法是皇帝之“诏当从我出”。惠帝无能，诏旨出自贾后是意料之中的。贾后残忍凶狠，什么伤天害理、暴虐无道的事都干得出来。她不仅诛戮杨骏，囚死太后，废杀太子，造成西晋政局动荡，而且专横跋扈，残害黎民。在她擅政时期，西晋统治极端腐朽。史载，“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41]贾后还挑动宗室诸王互相残杀，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她一手挑起的。《晋书·后妃传》史臣说：

(贾)南风肆狡，扇祸稽天。初践椒宫，逞枭心于长乐；方观梓树，颁鸩羽于离明。褒后灭周，方之盖小，妹妃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于鸣镝，其兆彰于此焉。(www.daowen.com)

虽然《晋书》以“女祸”论的观点评述西晋的灭亡，并不可取，但贾后掌权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却是事实。而且贾后乱政和三代时的妹喜、褒姒完全不同。妹喜和褒姒仅是帝王的宠妃，夏、周王朝的衰亡和她们并无多大关系。贾后却是西晋惠帝时期皇权的实际操纵者，她对西晋的八王之乱以及稍后五胡十六国局面的形成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贾后死党赵王伦见贾党已失众望，便利用贾后残害愍怀太子之机，起兵诛杀贾后及其党羽，至此士族门阀朋党之争已演变为司马氏宗室诸王之间的党争，时“诸王方强、朋党各异”。[42]而昏庸无能的晋惠帝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政事，只得听任动乱愈演愈烈。贾党势力败亡后，赵王伦自称皇帝，结果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起兵讨伐，赵王伦被杀。以后，又有长沙王乂、东海王越参加党争。八王之乱是西晋王朝的“国家之祸，至亲之乱”，导致西晋政权“政乱朝危”，彻底崩溃。正如《晋书》所云：“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殒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43]匈奴贵族刘渊趁西晋党祸频仍之机，号召匈奴民众起来恢复旧业，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44]刘渊建立的汉国虽仅有一隅之地，数万之众，但却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地陷洛阳，破长安，覆灭了内耗已尽的西晋王朝。

2　西晋党争原因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王朝的统治并不算长久，从公元265年司马炎受魏禅算起，至公元316年晋愍帝出降，仅享国52年。然西晋党争却绵延不断，几乎与西晋相终始。细细分析，有如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西晋王朝的立国基础较为薄弱，其君弱臣强、大族林立的政治格局是朝臣结朋聚党的政治土壤。西晋之前的曹魏王朝对朋党是深恶痛绝的。曹操在攻克袁绍根据地邺城之后，就立即颁布了《整齐风俗令》。令中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45]曹操以降，文帝、明帝时期又一贯地实行裁抑豪强，打击朋党的名法政策。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曹魏政权内的朋党纷争形迹不显，但派系的活动从未停止，只是转变为一种隐晦的形式。然而魏明帝曹睿一死，党争便马上公开化。司马氏纠集朋党的力量组成强大的政治集团，不仅夺取了曹家天下，而且也把朋党活动作为政治遗产继承了下来。新建的西晋王朝带有极鲜明的世家大族联合政权的色彩。正如唐长孺所言：“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46]作为豪门贵胄之一的司马氏家族虽然凌驾于其他大族之上而成为皇室，但却没有在各方面表现出绝对的优势。司马氏建立的文治武功亦远不能同曹操相比，赵翼指出：“曹之代汉，司马氏之代魏，其迹虽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然(曹)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而语矣。”[47]可见其立国之基础是较为脆弱的。

早在司马懿掌握权力之时，就不能将曹魏的贵戚子弟完全排除出政治核心圈，到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执政时所信用的人，同样也来自自幼有着通家之好与婚姻联盟的曹魏贵戚家族。另外，在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下，司马氏想要完成亡魏成晋的事业，首先必须牢固地掌握政权，任何内部的动乱，都会招来吴、蜀二国的觊觎，在此形势下，司马氏深切地认识到门阀士族在西晋政局中具有盘根错节、不可低估的政治潜力，拉拢而不是打击贵戚及其子弟成了司马氏的既定政策。门阀大族在亡魏成晋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他们也因此坐大。西晋建立后，形成与中央皇权抗衡的离心因素。司马氏愈是对门阀士族优容，愈是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竭尽全力照顾大族利益，愈是使这种分权力量不断加强。西晋王朝的朋党集团就是从门阀世族的土壤中培养滋生出来的，只要王朝的政治格局不变，在尚未出现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以及军阀混战的形势之前，朋党纷争就不可避免。

第二，司马氏篡魏时的欺诈与杀戮手段，以及功臣集团大多数成员的人格卑下，使得西晋王朝和权力机构中的主要人物，从开国时起就威望不高，声誉欠佳，这也是西晋王朝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反对派的原因。

司马懿父子为夺取最高权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轮换使用背信欺诈和剪伐杀戮手段，残酷地消灭一切政敌，甚至对一些不愿合作的布衣之士都要屠戮。这类丑闻不但在当时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不满。甚至连司马氏家族内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当魏帝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后，百官莫敢奔赴，司马懿之弟司马孚跪在曹髦的尸体边，“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要求追查制造这起弑君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当太后下令以庶人之礼葬曹髦时，“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陈留王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后，司马孚前去与陈留王哭别，“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他在临终时，不用晋朝所封安平献王的爵位，更立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48]用独特的方式，既表达了对旧朝的眷恋之情，又流露出对司马氏运用阴谋手段篡权夺位的愧疚之感。

西晋覆灭，东晋王朝建立后，司马氏的后代子孙对祖辈在禅位之际所使用的阴谋手段仍然感到羞愧。《世说新语·尤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在任恺、贾充两党的斗争中，庾纯敢于公开骂座，质问贾充：“高贵乡公安在。”须知这一指责表面上庾纯是将矛头指向贾充，实际上是对西晋王朝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抨击。此种胆大妄为的言辞，晋武帝也并未严惩，只是将庾纯免职而已，而且不久又重新起复。

西晋功臣集团也主要由一些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品行恶劣的佞幸小人构成。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第一号心腹贾充，曾“抽戈犯顺”，是杀害魏帝曹髦的元凶。不仅西晋的士大夫看不起他，连当了俘虏的吴国降君孙皓也当面指责贾充。史载，“贾充谓皓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49]贾充当了西晋王朝的宰辅大臣后，亦“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故史家说他“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朝之罪人欤!然犹身极宠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际，没有从享之荣，可谓无德而禄，殃将及矣……嗣恶稔之余基，纵奸邪之凶德。煽兹哲妇，索彼惟家，虽及诛夷，曷云塞责”。[50]传统史学几乎把贾充视为魏晋之际诸种祸端的乱首来加以痛斥。

西晋的其他大臣，荀勖“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讥”；荀“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获讥于世”；冯亦是小人，其“外骋戚施，内穷狙诈”；王沈厚颜无耻，卖主求荣。甘露五年(269)，曹髦打算消灭司马家族，召王沈、王经、王业共商此事，王沈与王业竟密告司马昭。结果曹髦被杀，王沈因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入晋后出任尚书加散骑常侍，故“甚为众论所非”。石苞“好色薄行”；何曾“外宽内忌，卑贾充而附之”。[51]相对地来说，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反对派的成员羊祜、杜预，张华、司马攸等，为人都比较正直，而且其中不少还是学者。

中国古代的朋党，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朋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性情相近，志趣相投。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同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52]以贾充为首的西晋功臣集团为私利而朋比为奸，党同伐异；与他们为人处世，道德标准不同的反对派，也自然会在反对共同政敌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形成派系。

第三，晋武帝司马炎宽容大度，对朝臣结党并未严加阻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朋党势力的发展。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辈，是开创晋朝基业的第三代人。他与功臣集团成员的关系，同父祖两辈人不同。这些人名义上应算作他的长辈。司马炎在与其弟司马攸争太子位时，贾充等人都曾帮过他大忙。“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司马)攸。贾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贾充之字)也。”[53]蕴有托孤之意。因此，贾充与武帝之间虽有君臣之分，但在晋初的政治格局中却呈现“君弱臣强”的状况，缺乏政治根基的武帝需要仰赖功臣贾充的支持，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而贾充素有“媚上”的名声，善于逢迎新君的旨意，因此，在西晋初年，武帝对于贾充、荀勖等人优宠有加。总之，魏晋禅代，主要是靠功臣集团的大力鼎助。所以在开国之初，司马炎就未能形成驾驭贾充等人的绝对权威，相反倒有一种依赖感，甚至是负债感。另一派中也有不少人，如羊祜、杜预、张华、卫瓘、任恺等均为晋室立过大功。故对待他们之间的朋党之争，武帝的举措不得不颇费斟酌。

另外，司马炎本人的性格也决定他不会对朝臣结党聚朋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晋书·武帝纪》称司马炎“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太平御览》卷148所引王隐《晋书》也说他“宽仁厚德，深沉有智量风度”。史书的记载尽管有溢美之词，然其性格比较宽仁，也是不争的事实。庾纯骂座时讲出的过激言论，他并未深究；大将王浚在平吴之后，“自以功大，而为王浑父子及豪强所抑，屡为有司所奏，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如此无人臣之礼，武帝也每每“容恕之”。[54]武帝初登皇位，问裴楷“天下风声，何得何失”，裴楷答道：“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55]武帝亦不计较。平吴后，武帝得意洋洋，顾盼自雄，特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他仰首挺胸地等待刘毅的颂扬，不料得到的却是刘毅“可方桓灵”两帝的回答。武帝没有恼怒，辩解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待刘毅批评他卖官钱入私门后，仍自我解嘲地说：“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56]这种宽容的性格也使武帝很难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制裁和打击朋党。

晋武帝之所以容忍朝廷存在党争，还有出于政治需要的考量。如何处理皇帝同中枢权力机构的关系历来是一件棘手之事。在皇权强大之时，避免朋党纷争对皇帝集权和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能是有益的。但在皇权较弱的时期，中枢权力机构存在两派对立明显优于一派突出，这样就可以使朋党的双方互相消耗，相互制约，从而避免把矛头指向皇帝，威胁先天不足的晋王朝。

3　晋武帝应对党争之策略

晋武帝虽无父祖的创业之功，但在人文素养和权谋上并不亚于他的前辈。在对付党争方面，他的政治手腕相当高明，这也是西晋前期尽管朋党纷争，但政局基本稳定，且他本人能从容驾驭臣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史称其“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靖四方”。[57]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兹将武帝对付朋党的谋略叙之如下：

其一，平衡政策。允许朋党存在是西晋前期巩固皇权的政治需要，所以武帝对党争的双方一般不采取压制和消除方针，而是给予很大的宽容。例如对于贾充、任恺两党的明争暗斗，晋武帝眼开眼闭，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千方百计地予以化解。史载：

贾充与侍中任恺皆为帝所宠任。充欲专名势而忌恺，于是朝士各有所附，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之曰：“朝廷宜壹，大臣当和。”充、恺等各拜谢。既而充、恺以帝知之而不责，愈无所惮，外相崇重，内怨益深。[58]

贾、任两党“外相崇重，内怨益深”，但并不构成对武帝皇权的威胁，且贾充、任恺等人皆在武帝的掌控之中，故武帝乐得当和事佬，“知之而不责”。

前文述及的中书令庾纯借酒骂座，并非是一件小事。庾纯假装酒醉，当面对贾充说：“贾充，天下汹汹，由尔一人。”贾充不服气地答道：“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汹汹？”庾纯紧接着怒质道：“高贵乡公何在？”[59]庾纯所说的高贵乡公乃是曹髦，从表面上看，他是被贾充所弑，但背后的主使者，乃是武帝之父司马昭。司马昭、贾充弑君篡权是魏晋鼎革之际一件极不光彩的丑事。当时人颇为忌惮，不敢轻易言及其事。庾纯竟然在公开场合指责贾充弑君，则无疑将矛头指向了西晋王朝的开创者——文帝司马昭。作为西晋王朝的臣子而言，庾纯就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故“贾充左右欲执纯”，将庾纯交付廷尉论罪。司马炎对此事的处理颇为理智，在他看来，庾纯并非对朝廷不满，而仅是嫉恨贾充，此事究其实质，仍是党争。所以在庾纯上表自劾之后，武帝下诏曰：“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沉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60]武帝对矛盾着的双方，基本上是各打了五十大板，仅以酒醉之故将庾纯免官，但不久又“复以纯为国子祭酒”。

其二，倾斜政策。倾斜与平衡，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司马炎的平衡术，也并非在任何时候、处理任何问题上，对于对立的各方都完全公允。相反，在很多情况下，武帝偏袒亲信的做法十分明显。就西晋中央重要官职就任情况来看，功臣集团在决策和执行机构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使他们牢牢地掌握着西晋王朝的实际权力。这种情况在平吴战争中最为明显，在对待贾充和张华两人的态度和方式上，清楚地显示出武帝的这种倾斜政策。

从武帝受禅始，贾充便被授予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的职务，既参与机密又有军政实权。裴秀死后，他升任尚书令，并改常侍为侍中，车骑将军如故，成为荀勖所说的“国之宰辅”。伐吴之役，贾充极力阻挠，却反被授予南征大都督之职，优宠之荣，罕见于史。《晋书·贾充传》载：“伐吴之役，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给羽葆、鼓吹、缇幢、兵万人、骑二千，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贾充还不愿行，诏曰：“君不行，吾便自出。”[61]对贾充宠幸与迁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武帝虽然对张华亦颇信任，但毕竟同贾充不能相比，张华仅被武帝任命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负责后勤而已。杜预虽亦被武帝委以重任，但他所统之卒乃是六路伐吴大军中的一支，且张、杜二人并受贾充节制。战争中贾充一会要退兵，一会要腰斩张华。平吴后，贾充“大惭惧，议欲请罪。帝闻充当诣阙，豫幸东堂以待之。罢节钺、僚佐，仍假鼓吹、麾幢”。[62]武帝此举，对贾充未免宠之太过。

张华博学多才，平吴之役又立有大功，“名重一时，众所推服……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武帝对他的信任远不如贾充。荀勖、冯只略微做点手脚，武帝便将张华出为外镇。待到张华在幽州再建功勋，“朝议欲征华入相”时，冯又在武帝面前挑拨离间，诬陷张华日后会成为“钟会之徒”，这使武帝疑虑又起，“顷之，征华为太常”，虽为九卿，但权力已被架空。这还不算，不久又“以太庙屋栋折”[63]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罪名，将张华“免官”，而且“终帝之世”，张华只能“以列侯朝见”。可见，武帝在用人与两党之争中，感情的天平仍然是倾斜的。

其三，防范之策。同历代开国之君类似，司马炎亦善于驾驭群臣。他虽对亲信极力袒护，但深知他们的人品，所以在委以重任的同时，也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石苞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心腹重臣，在开创西晋帝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帝践祚后，“迁(石)苞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自从淮南诸葛诞叛乱被平定后，石苞便镇抚淮南，所部“士马强盛”。时有童谣说：“宫中大马(指司马)几作驴，大石(指石苞)压之不得舒。”从而使武帝对他有所警惕。淮南监军王琛“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这就使“武帝甚疑之”。恰好此时，石苞之子石乔迁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之必叛”。[64]为备非常，武帝遂调集重兵，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兵变。当然，最后的结果被证明这是一场误会，但武帝将错就错，命石苞“以公还第”，趁机解除了他的兵权。

武帝虽然给予了贾充很大权力和信任，但一旦发现贾充对己不忠，就采取断然措施。史载：“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及是，帝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65]武帝获悉在其病危期间，朝野上下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图谋，而关键人物贾充居然态度暧昧，当然十分震惊与恼怒，遂毫不犹豫地剥夺了贾充的兵权。武帝晚年，两派人物陆续病故，而荀勖、冯地位日渐突出。武帝对他们也不甚放心，在冯死后，武帝立即削夺荀勖的实权，由中书令改授尚书令。魏晋时期，中书典尚书奏事，掌军国政令，职权之重远在尚书之上，故荀勖被夺此职，大为怨恨。史载：“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邪。”[66]

其四，另树新人之策。为了维持朝廷的平衡与稳定，司马炎还努力培植新的抗衡力量，冀图把中枢机构内的两派对立转化为多极均衡，这主要表现在他从在位的中期就开始使用外戚和宗室。

武帝重用的主要外戚是杨骏。《晋书·杨骏传》载：“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弘农杨氏为世宦，东汉以来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是当时有名的大族。加之其女为武帝皇后，故武帝有意栽培于他。杨骏“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在武帝的扶植下，杨骏的权势越来越大，其弟杨珧、杨济也受到重用，杨氏兄弟三人“并在大位，势倾天下”，被称为“杨氏三公”。武帝临崩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67]成为总揽朝政，辅佐幼主的顾命大臣。

在重用外戚的同时，武帝还提高宗王的权力。他加封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侍中诸职。晚年病重时，“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68]又“迁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69]到武帝统治的末年，由外戚与宗室组成的新派系，已具备了能够抗衡甚至压倒原有党派的政治力量。正如《晋书·武帝纪》所说，武帝“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与晋初开国的形势已截然不同。

4　武帝的“成功”与惠帝的悲剧

西晋前期，司马炎对待党争的策略，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首先，终武帝之世，政局基本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70]这些记载，自然有溢美之嫌，但也不可否认西晋平吴之后，社会确实比较安定，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经济的发展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次，晋武帝在父祖辈数十年经营的基础上，最终消灭了南方的孙吴政权，结束了自汉末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司马炎欲完成一统的宏愿，从其即位之初就已产生。泰始五年，羊祜出镇荆州，既有其受党争排挤的因素，也有武帝用他经营荆襄，准备灭吴的安排。《晋书·羊祜传》载：“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在平吴的问题上，武帝虽有时也听听贾充等人的建议，但在关键时刻，仍与羊祜、杜预、张华等人保持一致。当羊祜病重，“帝欲使祜卧护诸将”，可见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态。通过平吴战争，强化了西晋王朝和武帝个人的权威，使西晋成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实现统一的王朝。唐太宗在《晋书·武帝纪》作制称赞晋武帝说：“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不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但是武帝的成功也是相对的，其中潜伏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危机。笔者认为，司马炎政策中许多重大方针只是敷衍一时的权宜之计，有些甚至是饮鸩止渴。他重用外戚与宗室诸王，就为西晋的灭亡种下祸根。前文曾经述及的杨骏，实际上是一个靠裙带关系而获武帝恩宠的无能之辈。杨骏取代才识在其上的杨珧、杨济，成了太康后期武帝最信任的大臣，最终成为武帝死后的辅政大臣。如果说杨珧、杨济尚知谦退而不至于揽权过盛的话，那么杨骏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暴发户，他的专擅与颟顸直接引发了八王之乱，最终导致了西晋帝国的崩溃。但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找不到足够的史料来解释为何杨骏能在武帝晚年跃居于杨珧、杨济之上，受托孤之命。当武帝册封杨骏为车骑将军、临晋侯时，就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夫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山涛晚年曾目睹后党专权，劝谏武帝不要专任杨氏；尚书郭奕等人认为杨骏气量狭小，不可委以社稷之重任，但“武帝不从，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71]

武帝一生中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错选了太子妃。当初可以作为太子妃的主要人选有两人，一是司空卫瓘之女，二是太尉贾充之女。二女孰优孰劣，朝中早有定论，连武帝自己也说：“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明知如此，武帝还是拿不定主意。杨皇后坚决主张立贾充女为妃，加之武帝宠幸的大臣，贾充集团的核心成员荀勖、荀、冯等“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72]尽管武帝最终确立了贾充女为太子妃，但事情并非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因为贾南风被立为太子妃后，其妒妇的本质不久就暴露无遗，“太子妃贾氏妒忌，帝将废之，后言于帝曰：贾公闾有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亲是其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73]经不起杨后的苦苦哀求，加之武帝一向偏袒贾充，最终武帝还是没有狠下心来废掉贾妃。

要理解武帝不废贾妃是其一生中最致命的失误，我们必须从西晋社会的基本矛盾来透析。西晋社会，有着深层的矛盾。第一层矛盾是民族矛盾，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差不多是从东汉后期开始，周边的游牧民族就渐渐迁徙到中原，长城以南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过程是漫长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了相当尖锐的民族矛盾。第二层，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片面地接受了曹魏灭亡的历史教训，给西晋的宗室诸王以很大的实权。他觉得让宗室诸王拥有一定的势力，甚至拥有军事力量，对保护中央政权的安全能起到作用，但宗室诸王权力过大，也给日后埋下了祸根。宗室诸王只要掌握了武装力量，就必然要形成对最高权力的争夺。还有外戚和司马氏宗室的矛盾，[74]皇室内部的矛盾，等等，好几个矛盾的炸药包搁在那儿。偏偏又遇到贾南风在那里不断激化矛盾，于是一个一个的鞭炮被点着了，最后引燃了最大的火药桶，那就是宗室之争和民族矛盾。八王之乱导致了五胡乱华，北方少数民族兴起，就把西晋王朝给灭了。汉族政权只好迁徙到南方，建立东晋。从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近四百年的南北大分裂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造成这样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贾南风。当然，历史既有一定的必然因素，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如果说贾南风的个人能量能大到改变历史的程度，恐怕有点言过其实。她制造不了这些“炸药”，但她能挑起矛盾，能引爆“炸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导致黄河流域的生产力和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死于饥冻及战乱者不计其数。贾后专权，祸国殃民，乃是千古之罪人。

在讨论西晋灭亡原因时，有些学者曾假设如果晋武帝不排斥齐王司马攸，抑或齐王不早死，或许就能避免西晋速亡。对于这点笔者很难苟同。宋人叶适曾指出：

晋武帝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为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昔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无慧，帝自知之，而终不决者，恃愍怀尔。又明见充女不可，然竟纳为妇以成愍怀之酷，实勖辈弥缝其间。末年恐攸挟众望而夺嫡，又为逐去速其死。帝本于一事不了，然四事无不然，遂至举天下而弃之。[75]

叶适此论，将晋初的政治争端合而论之，指出太子司马衷的废立是其中的根本所在，颇具见地，而与太子废立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政治人物便是齐王攸，因此，如何妥善地措置太子与齐王攸的地位，无疑是晋初政治中最大的关节所在。太子智商较低毋庸置疑，问题是齐王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晋书·齐王攸传》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身怀大才，深孚众望，却因长期被兄长晋武帝压抑排挤，赍志而殁的悲剧英雄形象，而武帝也因立子不立贤的自私选择，最终埋下了西晋王朝灭亡的祸根。但实际上，唐人所修的《晋书》中对于齐王攸的溢美之词未必可靠。初唐时代《晋书》编纂的史料来源虽承自诸家旧晋书，但在裁剪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唐初政治意识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诫鉴”色彩，此点已为诸多学者所揭橥，[76]唯这种唐初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晋书》的叙事，则尚须进一步检讨。可以确定的是《晋书》中关于齐王攸及其与晋武帝关系的叙事，是《晋书》中受到唐初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部分。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的地位，与齐王攸颇为相似。李世民一生遭遇过两次嫡庶之争，第一次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上帝位；第二次则是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储位之争。因此，晋武帝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在唐初具有当代史的特殊意义。

《晋书·武帝纪》论赞部分出自李世民的亲笔。李世民对于晋武帝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失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主张“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77]实际上李世民是借古讽今，直接指向了唐初的现实政治，蕴有为自己政治举措辩护之意。明晰了这一时代背景，我们即可知晓贬斥晋武帝压抑其弟、褒扬齐王攸实际上是《晋书》撰述的基本立场，因此我们对于《晋书》中对于齐王攸过分揄扬的空泛描写，不必太过当真，毕竟从齐王攸一生的政治履历来看，基本上没有特别称道的业绩，其本人是否真如《晋书·齐王攸传》所述的那样“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其实颇可以打上一个问号。而在另一方面，东晋时代的人们在检讨西晋灭亡的教训时，便已开始把问题归咎于晋武帝对齐王攸的压制。“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78]由于西晋的短促而亡，东晋南朝士人缅怀故国，检讨中朝政治得失时，不免会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非议武帝立嗣的选择，对齐王攸的命运抱有相当的同情，因此在诸家旧晋书撰作过程中，恐怕早已存在着为齐王攸作佳传的倾向。因而，我们今日对齐王攸政治形象的构建过程需保持警惕，对史料采取审慎的批判立场是极为必要的。

最后，要为司马衷的“白痴”皇帝的称号，作一点小小的辨析。惠帝智商确实不高，但绝非是晋安帝那样“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79]的白痴。有关晋惠帝“闻蛤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80]的记载，对于长于深宫，育于宫人、宦官之手的太子来说，缺少生活知识和对于百姓疾苦的不了解，并不足怪。相反，惠帝能读书、写字，还能对某些政治问题提出见解，都证明他绝非是白痴。太安元年(302)，齐王司马囧兵败被囚。“司马乂擒囧至殿前，帝侧然，欲活之。”[81]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征战。混战中，侍中稽绍“以身卫帝，兵人引绍于辕中砍之，帝曰：忠臣也，勿杀”。[82]几天后，惠帝获救，“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也”。[83]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此文处注曰：“孰谓帝为憨愚矣。”估计，惠帝的智商大概与蜀汉后主刘阿斗相似。西晋末年，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聪明神武及阅历丰富如武帝者尚不能应对自如，何况才智、资历与父相较不能以道里计的司马衷呢？武帝大错铸成，焉能不败？正如干宝所云：“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忧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