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的关系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主要由两个地域性的集团构成，其一是淮泗集团，其代表人物有张昭、周瑜、鲁肃、吕蒙等；其二是江东大族，特别是吴郡四姓。《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三国之间，四姓盛焉。”有关孙吴政权中地域性集团的问题，颇引起学界的关注。有些治汉魏史学者认为，在孙权逐步使其政权江东化的过程中，淮泗集团不可避免地同江东大族发生冲突与矛盾。[89]笔者并不认同此说，因为在孙吴政权草创时期，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顾雍、陆逊、朱然、张温等人年龄尚轻，同时他们的资历、声望都无法与北方名士张昭、周瑜等人相颉颃，故对于孙策与孙权统治前期重用北方宾旅寄寓之士，吴郡四姓子弟并无怨言，相反，他们对张昭、周瑜等人杰出的将相之才倒是十分钦佩。周瑜以其杰出的雄才大略在赤壁之战中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曹操，在士人武将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淮泗集团的首脑、孙策时期的主要谋臣张昭，虽无显赫的战功，但在士大夫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孙权称王称帝时，两次在朝堂举行廷议，让众臣讨论丞相人选，令孙权感到意外的是，众臣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张昭是最合适的吴国丞相人选。《三国志·张昭传》载：

(黄武)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尽管孙权对刚直不阿的张昭心存芥蒂，始终不愿任张昭为相，但我们从上引史料中“众议归昭”、“百僚复举昭”的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出，孙吴政权内的江东大族与淮泗集团并无大的矛盾。相反，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因为作为位极人臣的政府首脑——丞相，历来是大臣们觊觎的重要职务，而在当时，居然能够做到在众臣心目中唯有张昭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见张昭完全能够协调淮泗与江东两大集团的利益。

如果说，仅从拜相来说明张昭在士人中的地位，还不够全面。那么，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佐证。例如孙权对张昭在诸多朝政国事上，同自己的意见相左，十分恼怒，他曾怒气冲冲地对张昭说：“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90]可见张昭在吴国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几乎同贵为一国之君的孙权不相上下。[91]

由于孙权大力推进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以吴人治吴，故最终不顾廷议，弃张昭而不用，而先后以江东大族顾雍、陆逊为相。顾雍担任丞相长达十九年，他不仅能巩固本人的政治地位，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化解南北官僚的地域冲突，从而使江东政权中淮泗旧人与江东新贵基本上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虽然张昭晚年退居二线，“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92]而顾雍成为首辅重臣，但有意思的是，在张昭一系列与孙权的分歧和冲突中，顾雍与张昭的政见总是保持一致。《三国志·顾雍传》的一则记载充分说明这一情况。“权尝咨问得失，张昭因陈听采闻，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权默然，顾问雍曰：‘君以为何如？’雍对曰：‘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于是权乃议狱轻刑。”张昭与顾雍分属两大地域集团，但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使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相互声援。张昭要求孙权减轻刑罚，权征求顾雍意见，顾雍与张昭不谋而合，迫使孙权只能同意“议狱轻刑”。

顾雍病逝后，陆逊继为丞相，他秉承顾雍的作风，与张昭、诸葛瑾等侨寓士族中的元老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要求推行儒家德政，轻徭薄赋，减轻刑罚。[93]不仅如此，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已开始通婚，如陆逊子抗便娶张昭孙女为妻。东汉以降，世家大族为了保持贵族血统，颇注重婚姻。婚姻不仅讲究门当户对，还是士族之间加强联系的政治纽带。魏晋之际的名门望族都是通过联姻通婚的手段，来扩大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陆氏是江东最有影响的第一流大族，吴四姓以顾、陆为著，陆在顾后，但陆氏更盛。陆逊更成为孙吴后期上游的军事统帅，孙权最为倚仗的重臣。张昭乃“彭城人也……博览群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94]策死，张昭受顾命辅孙权，人望所在，南北知名。赤壁战后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95]犹有使孙权“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之语。可见，在江东孙吴政权中，陆逊、张昭是当时南北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陆张通婚联姻，可见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在太子孙登的僚属中，也是南北才俊兼有，他们互相题拂，激扬名声。故孙权统治时期并未见到南北士人相互排挤、倾轧的典型事例。孙吴后期，北来的宾旅寄寓之士日渐江东化，淮泗子孙有不少人已改注江东籍，如彭城张昭曾孙张闿生于吴世，《晋书》本传谓为丹阳人，而且累官为丹阳郡中正。沛郡薛综及其子薛瑩两代仕吴，薛瑩子薛兼生于吴世，《晋书》本传说他是丹阳人，且与顾荣、贺循、纪瞻等南士齐名，号为南金东箭。这就使得南北士人间的地域隔阂日渐淡化，以至于到了难以区分的程度。另外，在孙权立嗣后的“二宫构争”中，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成员从不以地域来区分党派，例如，诸葛恪一门则是父子异党，恪附太子和，恪子绰附鲁王霸。所以以“地域论”来划分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恐有目不见睫之虞。

由此可见，在整个孙吴政权的历史上，江东大族与淮泗集团虽分属南北两个地域，但并无大的利益与矛盾冲突，故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党争。

2　孙权立嗣引发的“二宫党争”

有吴一代的党争并不在前期，而在孙权统治的后期。孙权晚年，“嫡庶不分，闺庭错乱”，以致造成“殃流后嗣”[96]的严重后果。统治者立嗣，本是其家事；但在君主专制、家天下的社会背景下，帝王选立世子常会引发激烈的党争，甚至连历史上一些贤君明主也不例外，如汉武帝、魏武帝、隋文帝、唐太宗、清圣祖等，都曾在立嗣问题上优柔寡断，以致引发严重的朝臣分化和倾轧。孙权也是如此，在立嗣过程中迟疑不决，嫡庶不分，遂导致了“二宫党争”的局面，朝臣分成太子党和鲁王党两大阵营，纷争不已。

应该指出，孙权早年是很有作为的。在立嗣问题上，起初他还比较清醒。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七子亮。但孙权长期未立皇后，故诸子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分，而只有长幼之别，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太子，并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为他精选师傅和宾友，又令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在陆逊及宾友的辅佐和熏陶下，孙登无论从德行修养、从政能力还是其太子身份来说，都无愧于是一个合格的孙吴政权的皇位继承人。宋人叶适评论孙登云：“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指孙登临终时上书给孙权)，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曹丕)、子建(曹植)，何足道哉。”[97]检之史实，叶氏此语有据，并非溢美。可惜的是，孙登“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98]未能登上大位。

孙登既死，次子孙虑又早亡，故季子孙和便在赤乌五年(242)获得太子之位。据《三国志·孙和传》注引《吴书》说，孙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蔡)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讲校经义，综察是非，及访咨朝臣，考绩行能，以知优劣，各有条贯”。看来，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太子人选。但是，仅仅过了八个月，孙权就无端生事，制造了新的继嗣斗争。赤乌五年八月，孙权封四子孙霸为鲁王。作为皇帝封儿子为王乃是封建王朝的惯例，本不足为奇。但孙权对鲁王的封赐却超出了常规，史书记载孙权对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异”。[99]“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100]众所周知，太子乃国之储君，日后将位登九五，其尊荣非其他人臣可比，孙霸虽封鲁王，但毕竟是藩臣，与太子之位不能以道里计。但孙权给予鲁王与太子完全一样的礼遇，说明他对太子孙和的不满，传位给谁尚未拿定主意，这就犯了封建时代帝王立嗣的大忌，很快引起具有儒家正统思想大臣们的不满。尚书仆射是仪当时兼领鲁王傅，甚感孙权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妥，他上疏劝谏曰：

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101]

是仪上了三四次奏疏，孙权不听。有了孙权的撑腰，鲁王地位不断上升，其礼仪服饰同太子不相上下，孙霸有恃无恐，开始觊觎储君之位，史书记载：“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孙权装聋作哑，只是将和、霸兄弟“禁断往来，假以精学”。[102]但此举根本不起作用，兄弟阋于墙的局面开始形成。

在“二宫党争”的过程中，孙权之女全公主也在其中推波助澜，起了极坏的作用。全公主乃孙权之妃步夫人之女。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骠骑将军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于孙权，宠冠后庭”。[103]孙权曾一度欲立步夫人为皇后，然而因朝臣一致反对而未成。后因步氏年老色衰，孙权移情于王夫人。王氏乃琅邪人，“生和，宠次步氏”，特别是孙和立为太子后，“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104]显然王氏与步氏争宠后来居上。步夫人生有二女，长女名鲁班，先嫁周瑜子循，后改嫁全琮，故称全公主；次女名鲁育，先嫁刘纂，后改嫁朱据，故称朱公主。孙权对二女十分宠爱，尤其是长女全公主出入宫闱，参与朝政，颇有野心。孙登死后，孙权立三子和为太子。但太子和母王夫人曾与步夫人争宠，引起全公主嫉恨。于是，全公主一方面陷害太子和子母，一方面则劝孙权提高鲁王孙霸的地位，与孙和争夺继承权。在“二宫党争”中，全公主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全公主对太子和子母的迫害，《三国志·孙和传》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鲁王霸觊觎滋甚。

在这场宫廷斗争中，全公主的阴谋完全得逞，王夫人不仅失宠，而且“忧死”，王夫人死后，太子和“俱于废黜”，其太子之位已岌岌可危。在“二宫党争”中，全公主不仅本人全力参与，而且还动用夫族的力量，她唆使丈夫全琮及其子全寄全力支持鲁王霸，《三国志·陆逊传》载：“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卫将军全琮与上大将军陆逊本是好友，黄武七年(228)的魏吴石亭之战，两人并肩作战，大败魏大司马曹休。但在“两宫构争”中，他却让儿子全寄党附鲁王霸，陆逊致函劝说，全琮不理不睬，与陆逊反目。全琮立场的转变，显然与其妻全公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仅如此，全公主还有更深一步的政治安排。她预计鲁王霸与太子和争嗣必然会两败俱伤；孙权在废黜太子和后，也不会轻易任用鲁王，否则东吴政权将难以稳定。基于如此的考虑，全公主将其夫全琮的侄孙女嫁给孙权幼子亮，想借此影响孙权，使父皇立孙亮为太子，以便她从中取利。《三国志·孙亮传》载：“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尝谮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为亮纳。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全氏为妃。”孙亮年幼，被立为太子时年仅八岁，这对颇有野心的全公主来说比之年长的鲁王更便于操纵和掌控。

孙权病重时，忽然省悟到孙亮年幼，难以掌控朝政，于是又想恢复孙和的太子之位。“权寝疾，意颇感悟，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105]可见。孙权临死前，吴国的皇权已不掌握在孙权手中，而为全公主及其党羽所控制。孙和复辟之事，虽由于全公主等人的极力阻挠而未果，但此事不啻给全公主敲响警钟，即不除去孙和，终究是个祸根。于是她和孙峻决定痛下杀手，“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106]至此，全公主将太子和的问题彻底解决了。(www.daowen.com)

毫无疑问，从吴国宫廷党争的角度看，全公主是“二宫党争”中的一位关键性人物，而孙氏宗室的一些野心家如孙峻等人皆聚集在全公主身边，兴风作浪。孙亮即位后，他们一度操纵大权，全公主夫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及魏大将诸葛诞以寿春来附，而全怿、全端、全祎、全仪等并因此际降魏”。[107]孙权嫡庶不分、宫闱错乱酿成的政治危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需要指出的是，朱公主鲁育在“二宫党争”中支持太子孙和，而与全公主对立。《三国志·孙休朱夫人传》载：“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看来朱公主亦非寻常女流，她积极参与宫廷政治，和其夫朱据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朱据是孙吴政权后期的重要将领之一，赤乌九年，朱据任骠骑将军，在“二宫构争”中，他坚决“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108]孙权立嗣，与朱、全二公主本无关系，但二公主为何会如此热衷于这场政治斗争呢？我以为，这和孙氏的家风颇有关系。富春孙氏起自下层，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故素来不甚重视诗书礼义之族倡导的女子当遵闺门之训。孙氏女子干政始于孙策、孙权之母吴太夫人。早在孙策创业时期，因孙策果于杀戮，策母常常加以劝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吴太夫人拼死保护孙策功曹魏腾：

策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遽释腾。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109]

建安七年(202)，曹操欲使孙权质子，张昭、秦松等诸臣犹豫不能决，而周瑜则坚决反对，孙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周瑜诣母前定议”，最终吴太夫人拍板，说“公瑾议是也”，[110]于是孙权决定不遣质子，可见，吴太夫人在孙吴政治上的重大作用。再如，孙权之妹孙夫人乃妙龄少女，竟然嫁于年届半百的刘备，亦为孙吴政治需要所致，后来，她在孙刘联盟与败盟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可见，孙氏与儒学世族崇尚礼法、家教严正不同，公族女子不仅尚武，[111]而且与士大夫一样，积极参与政治，对朝政国事颇为热衷并发挥作用。

全、朱二位公主，虽为一母所生，同胞姐妹，但因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最终也难免反目。朱公主因坚决反对全公主废太子和的图谋，故而遭到全公主的嫉恨。孙亮即位后，她竟借权臣孙峻之手，杀害亲妹朱公主。“五凤中，孙仪谋杀孙峻，事觉被诛。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112]全公主之所以要杀朱公主，不仅是因为在处置太子和的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而且全公主认为，其妹受到父皇的特别宠爱，在诸多事情上可以与自己抗衡，故必欲诛之而后快。[113]

孙吴五凤三年(256)，孙峻病死，其堂弟孙执掌军政大权，此时吴主孙亮年已16岁，开始亲政。孙亮“知朱主为全主所害，问朱主死意”。全公主害怕，说：“我实不知，皆朱据二子熊、损所白”，[114]全公主害死了自己的亲妹妹，却嫁祸于朱据的二子。孙亮也是一个不明是非的昏君，遂不分青红皂白地诛杀了朱熊、朱损二人。却不料因朱损之妻是孙峻的妹妹，故孙与全公主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全公主与吴主孙亮联合起来欲除掉孙。《资治通鉴》卷77载，“吴主阴与全公主及将军刘丞谋诛。”孙趁机发动兵变，废吴主孙亮为会稽王，并“迎琅邪王(孙休)于会稽……徙全尚于零陵，寻追杀之，迁全公主于豫章”，全公主及其家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不久，全公主之子全怿在奉命援救魏国大将诸葛诞时，临阵叛变，投奔司马昭，全公主也随其子北奔。《晋书·文帝纪》对此事的记载颇为清楚：“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随着全氏家族的降魏，不可一世的全公主及其势力退出了吴国的政治舞台。

由于全公主染指孙权立嗣及干预朝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孙吴后期的政局变化，故导致“二宫构争”更为错综复杂，其范围已不局限于宫廷之内，而波及吴国整个朝廷，几乎所有的吴国朝臣都被卷入其中，形成阵线分明的两个政治集团。《三国志·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叙述了这一严重情况：

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二宫党争”导致孙吴“举国中分”，可见事态的严重性。其实，殷基所录的仅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主要代表人物，两党的实际官员远不止此数。检索《三国志·吴书》及裴注等史籍，两派其他主要官员录之如下：

除了殷基所记之外，拥护太子和的朝臣还有陆胤、顾悌、张纯、吾粲、姚信、纪陟、是仪、张休、屈晃、羊衜等人。而支持鲁王霸的朝臣除步骘、吕据、吕岱、全琮、孙弘之外，还有全寄、孙奇、吴安、杨竺、诸葛绰、孙峻等人。当然，支持鲁王霸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此事前已论述，此处不赘。

两大政治派别形成后，围绕着孙权的继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孙和传》载：“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由于孙权十分宠爱鲁王孙霸，鲁王礼秩等待遇与太子几乎没有区别，这就造成了孙霸夺嫡的可能，作为上大将军兼丞相的陆逊对东吴的“国本”大事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陆逊上疏说：“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陆逊还表示要亲自“诣都”(逊时在武昌)，前往建业，面见孙权，当面和权“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孙权不仅不听，反而严厉地惩处了陆逊的亲属，“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115]孙权还多次派遣中使去谴责陆逊，陆逊气愤得疾，忧恨而死。三国时期，智谋才略堪比蜀相诸葛亮的东吴名将陆逊因维护太子的正统地位，而遭迫害致死，可见这场政治斗争的残酷。

因陆逊是东吴名将，曾在夷陵之战中大破刘备，在石亭之战中重挫曹魏大司马曹休，是东吴最具声望的重臣，故孙权对他尚有顾忌，不敢直接杀戮，而仅是“累遣中使责让”。但对于其他党附太子的大臣，孙权就毫不客气了。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诛戮手段。太子太傅吾粲“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因此“为(孙)霸、(杨)竺等所谮害，下狱诛”。[116]

顾雍之孙、太常顾谭上疏说：“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117]鲁王孙霸及全琮父子由是嫉恨顾谭，时时在孙权面前进谗言，顾谭遂被流放交州，死于交趾。谭弟承因亲附太子和，同时被流放致死。

吾粲下狱死，顾谭兄弟流徙交州以后，孙权“沉吟者历年”，考虑了一段时间，决心“改嗣”，遂将太子“幽闭”起来。朝廷上下顿时大乱。《孙和传》载，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领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求解除对孙和的幽禁。孙权登“白爵观”俯瞰请愿的人，见状“甚恶之”，敕责朱据、屈晃等不顾后果，带头闹事。

朱据、屈晃等人的据理力争，不仅没有能够起到任何效果，反而是帮了倒忙，更加强了孙权“改嗣”的决心。由于反对声太高，孙权不敢立鲁王孙霸，而是“废和立亮”。孙亮是孙权的第七子，年龄最小，只有八岁。因此，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引用了“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的故事。朱据、屈晃也“固谏不止”。[118]屈晃谏曰：“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峙，实不宜动摇太子，以生众心。愿陛下少垂圣虑，老臣虽死，犹生之年。”[119]以致叩头流血。孙权更加震怒。遂于赤乌十三年(250)八月作出决定：族诛陈正、陈象，把朱据、屈晃拉入殿内，各杖打一百。并将骠骑将军朱据贬为新都郡丞，并随之赐死。屈晃“斥归田里”。接着又将党附太子的张昭之子张休赐死。少与陆逊齐名，时任太子和都尉的张纯亦被斩首。“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120]

在大肆惩处杀戮太子党的同时，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徙于故鄣(今浙江安吉)。出乎意料的是，鲁王孙霸也没有好下场。他“结朋党以害其兄”，[121]又勾结全公主，使用大量的阴谋手段，连孙和夫妇外出祭庙也派人监视。鲁王的所作所为，也未瞒过孙权。孙权一旦洞悉内情，对鲁王“心亦恶之”，又恐其危害新太子孙亮，因此在流放孙和的同时，便将孙霸赐死，诛其支党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至此，两党斗争暂告一段落。

此次围绕太子和与鲁王霸争嗣所展开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危害之重，实在是汉魏史上所少见的。作为三国时期雄略之主的孙权，也隐约感觉到了吴国的统治危机。他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122]殷鉴三国前期的“袁氏之败”，孙权内心惊恐不安，为了避免“为天下笑”，孙权以残酷的杀戮手段平息了“二宫党争”，但其遗患则很难根除。孙权“废立”失度，自酿家祸，削弱国力，为吴国的政治动乱伏下了祸根，为魏国入侵提供了契机。就在孙权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后不久，魏征南将军王昶便向魏主上言：“孙权流放良臣，嫡庶分争，可乘衅击吴。”因此，司马懿即派三路军袭吴，“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王昶向荆州”。[123]吴军大败，大将施绩夜遁，将军钟离茂、许旻等阵前被斩。太元二年(252)，孙权病死，孙亮继帝位，然亮仅十岁，年幼无知，只是权臣诸葛恪、孙峻、孙操纵的傀儡，以致孙吴政权日益衰败，最终为西晋所灭。

关于孙吴的“二宫党争”，不少旧史家觉得难以理解，一味指责孙权昏聩，如裴松之就认为孙权晚年连袁绍、刘表都不如：“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以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124]孙权昏聩固然甚矣，但关键是要分析他这样做的原因。我以为孙吴的“二宫党争”如此激烈并非偶然，乃是孙权同江东世家大族在国本问题上存在矛盾冲突以及孙权嫡庶不分、后宫制度紊乱的结果。关于孙吴后宫制度紊乱，以及孙权长期不立皇后的问题，王永平先生已作了充分论述，[125]故不再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