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汝颍固多奇士”

三国时期的曹操以善于用人而成就霸业，他提出的“唯才是举”政策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然而在探讨曹操用人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即曹操名义上虽然举天下之才而用之，但其初起兵时，网罗英才却不能不受到政治条件和地区条件的制约。操之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来历不明，“莫能审其生出本末”。[1]“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嘲笑曹嵩是“乞丐携养”，而曹操则是“赘阉遗丑”，强调曹操出身于大宦官家庭。这虽然出于政敌之口，但也足见曹操最初并不是一个具有特殊号召力的人物。操之家世与其早期活动区域，决定他选拔人才不可能面向全国。曹操的政治基础远不及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故用人只能偏于一隅。通过检阅《三国志·魏志》，把魏之将相大臣的籍贯罗列出来，作一排比，我们即可发现曹魏政权的组成人员大多来自汝南、颍川(今河南省境内)和沛国谯县(今安徽省境内)。曹魏一代，特别看重谯、沛和汝、颍。建安七年(202)正月，曹操大军驻谯，下令优恤“旧土”，令曰：“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校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2]；延康元年(220)七月，曹丕大军屯谯，下令“复谯租税两年”；黄初二年(221年)正月，曹丕下诏“复颍川郡一年田租，改许县为许昌县”，又“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3]

汉代谯县隶属沛国(西汉称沛郡)，曹操的家族即出自沛国谯县。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权势显赫，于是将原属沛国的谯、酂、城父等地划出，另置谯郡。曹丕即位称帝后，又特意将谯定为五都之一。然而，谯、沛的历史地理联系并未因设置新的行政区划而中断，相反，谯沛连称，成了约定俗成的地缘政治概念。曹操、曹丕尊崇优待谯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沛国谯县是操之家乡故里。但为何曹操父子又如此看重颍川郡呢？对此，曹丕代汉称帝时作出了解答：“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4]汉代许县隶属颍川郡，自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到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许、颍成为曹操的后方大本营。以后，曹丕又借用“许昌”的谶言，筑坛于颍川之颍阴繁阳亭，登基受禅。东汉名士大都出于汝南郡，因此，汝、颍地区的名士受到了曹操、曹丕父子的特殊尊崇和优待。

曹魏尊宠谯沛、汝颍，从表面看来是重视创业根本，但更本质的则是为了报偿“谯沛集团”、“汝颍集团”的创业功勋。

曹操起兵初期，其政治、军事活动的区域主要在汝颍及谯沛境内，故必须依靠这一带“名豪大侠，富室强族”的全力支持，才能在当地站稳脚跟。随着曹操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在他的政权中，明显地出现了两个以地域相结合的派别，一是以汝南、颍川地区士大夫为首的世家大族，包括依附于他们的一些庶族吏士，可称之为“汝颍集团”；二是以谯沛地区人物为核心的武将集团，亦包括依附于他们的士族、庶族士人，可名之为“谯沛焦团”。

先分析汝颍集团。曹操及后秦国主姚兴都曾说过“汝颍固多奇士”。[5]可见，汝颍地区在魏晋时期英才辈出。曹操手下著名的谋臣荀彧、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枣祗等，均为颍川郡人。和洽、应玚等为汝南郡人。其中，荀彧出身于颍川颍阴大族，“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有子八人，号曰八龙”。[6]荀氏家族社会影响很大。操出外征讨，常以彧主持中枢大政，对其极为器重。在曹操统治时期，形成了一个以荀彧为首的强大的汝颍集团。

汝颍集团的形成，可溯源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东汉时期的汝南郡、颍川郡是文化昌明、儒学高度发达的地区。党锢之祸发生时，汝、颍地区的名士陈蕃、李膺等人成为党人领袖，以他们为代表的汝颍士人成为反对宦官势力的核心力量，[7]一时声誉鹊起，名震天下。在接踵而来的汉末军阀混战中，各个割据势力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汝、颍名士则相继投奔曹操，并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备受曹操重用。或曰：东汉党人既与宦官对立，而荀彧，李瓒(李膺之子)等都是党人的后裔，他们怎么会俯首事奉宦官后裔曹操呢？其实这并不难求解，操祖父曹腾虽为宦官，但官至中二千石的大长秋，封费亭侯，其父曹嵩，位至三公之一的太尉，足见曹氏家族的仕宦经历与荀彧、李瓒等人并无多大差异。至于宦官与党人的关系亦并非都处于完全敌对的地位。赵翼说得好：“后汉宦官之贪恶肆横，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间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8]赵翼所举的“清慎自守”的宦官有郑众、蔡伦、孙程、良贺、曹腾、吕强等人，他们与清流派朝官及党人关系较好，曹腾甚至还举荐“海内名士”多人。汝颍士人之所以同曹操合作，除了操祖父与清流派官员关系较好外，抑或还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曹操使用武力镇压了汝颍地区的黄巾军，这对汝颍大族名士来说，曹操为他们解除了心腹之患，自然受到尊崇。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门大族各自拥戴一个军阀进行争夺，关陇大族拥戴董卓、李傕、马腾、马超，冀州大族拥袁绍，荆州士族奉刘表，南阳士族依袁术，幽州士族支持公孙瓒。而曹操先在汝颍地区镇压黄巾，后来又迎汉献帝于许昌，就区域而言，汝颍士人所拥戴的对象，自然非曹操莫属。

其二，以汝颍士族为主体的东汉党人，实际上是东汉朝廷的清流派，曹操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亦属于清流，他们在东汉政坛上的改革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曹操是一个早就被汝颍士族所赏识的人物。曹操还未步入仕途，太尉乔玄就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9]著名的汝南月旦评的主持者许劭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10]其治乱命世的才能得到充分肯定。李膺之子李瓒也认为“天下英雄，无过曹操”，临终时，再三嘱咐儿子：“张(邈)孟卓与吾善，袁(绍)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11]荀彧则认为曹操在度、谋、武、德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操“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12]在汝颍士人的心目中，曹操这样的人物，无疑是他们“治平天下”的理想政治代表。

其三，曹操欲在军阀混战中取胜，也必须取得汝颍士大夫的支持。为了得到汝颍士族的支持，阉宦出身的曹操远离宦官势力，在政治上向士大夫靠拢。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13]还捕杀灵帝爱幸的小黄门蹇硕的叔父。后拜议郎，又上书为党人领袖窦武、陈蕃鸣冤申屈。[14]曹操的上述举动引起了朝野的注意，其后冀州刺史王芬等图谋废黜灵帝，驱除宦官，事先曾同曹操密商，将其视作政治上的同盟军。曹操任济南相时，整肃吏治，“(济南)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15]表现得颇为出色。

其四，汝颍士人进入曹操幕府，是双方互相选择的结果。董卓之乱后，荀彧、荀谌、辛评、郭图等颍川士人前往冀州，投奔冀州牧韩馥，到达时袁绍已夺韩馥之位，但袁绍亦颇重视颍川士人，他“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然而“(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遂于初平二年，“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以为司马”。[16]荀彧遂成为第一个投靠曹操的颍川名士。继荀彧之后投靠曹操的有戏志才、郭嘉，而这两人也是由于荀彧的推荐。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更多的颍川士人陆续前来归附。其时许都是颍川属县，对于那些流移在外的颍川士人来说，他们可以把投曹操、归朝廷、返故里的目标统一起来，这自然成了不二之法门。《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记载：

(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

汝颍士人大量进入曹操幕府，对于曹操巩固政权和扩大政治影响力，对于他在政治、军事，包括经济斗争中战胜对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所说：“曹操的势力发展成为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从191年起支持曹操的荀彧和以荀彧为中心的清流势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事。这些士大夫，并不是在政权之外，向已建成的政权靠拢，寄生于其中，而是和曹操一起，积极主动地构筑政权。”[17]在曹操的争霸战争中，汝颍集团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其一，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面。汝颍集团在政治上的第一个贡献是帮助曹操夺取汉献帝，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最早向曹操提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建议的是毛玠。当时曹操任兖州刺史，而汉献帝正在长安，为凉州军阀李傕、郭汜所掌握，因而条件并不成熟。建安元年，汉献帝在“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制下由河东回到洛阳，曹操遂正式提出奉迎天子的议案；但谋士们顾虑“白波帅”势力强大，心存疑虑。最终是荀彧申明大义，晓以事机，促使曹操断然定下奉迎大计。

同袁绍争夺霸主地位是曹操前期事业的重心，而官渡之战则是决定曹袁双方生死成败的关键。在官渡决战前后，汝颍集团运用智慧，出谋划策，几乎在所有重大环节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曹袁决战之际，曹操所占据的兖、豫二州四面受敌，除正面来自河北的袁绍大军外，西面马腾、韩遂等关中诸将持观望态度，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因素；而在东南和西南面，刘备先是在徐州一带反叛曹操，后又受袁绍指使，勾结汝南郡黄巾余部刘辟和龚都，企图在曹操的后方开辟第二战场，给曹操以直接威胁；受刘备的影响，东南和西南诸郡背叛曹操的甚多。作为应对之策，曹操授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18]钟繇坐镇长安，迫使马腾、韩遂遣子入侍，暂时稳定了关中形势，从而为曹操解除了西顾之忧。曹操对钟繇的镇守之功予以充分肯定，把他比作为刘邦镇守关中的萧何。曹操建立魏国之后，钟繇“为大理，迁相国”，[19]成为魏国的首任首辅。

在东南和西南面，曹操一面发兵击讨刘备，同时委派得力的地方官镇抚当地局势。其中，东南诸县多以名士出任县令，陈群即被委任为酂令；而在西南面，赵俨任郎陵长，协助阳安郡都尉李通调整户调政策，安定了本郡。直接参与官渡决战的汝颍士人则有荀彧、荀攸和郭嘉。荀彧任侍中、守尚书令，镇守许都，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20]荀攸任军师，郭嘉任军师祭酒，相从曹操筹划军事。当时发生的几次大的战役，如白马之战、延津之战、两次截击袁绍运粮军队，等等，都是荀攸以奇计破敌。后来曹操叙论荀攸功勋，要他自择封邑，把他与辅佐刘邦兴汉的张良相提并论。而当曹袁决战的紧要关头，曹操军粮将尽，写信给荀彧，打算退还许都；荀彧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对峙的情形作比喻，认为“先退者势屈”，要曹操坚守待变，由此最终赢得了胜利。官渡战后，荀彧又谏止曹操南击刘表，要他乘势讨平袁绍，其结果加速了袁绍集团覆灭的过程。曹操后来表彰荀彧功勋，特别强调他的这两项建议，称云：“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21]

经济方面，曹操兴办屯田，为争霸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屯田之策枣祗是倡议者。

其二，在政权建设方面。汝颍集团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因而在联络大族名士、壮大曹操政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除本籍士人外，尚有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杜畿等外籍人士，他们大部分是在汉献帝都许后不久被征入朝的。这些人大多出身于东汉以来的高门大族，本身又颇具社会声望。河内郡人司马懿，自高祖司马钧以来，累世为二千石高官，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以守礼法著名于世，司马懿本人“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22]这样一个门第、才华、儒学都不在陈群、钟繇等人之下的大族名士，最后为荀彧所引进，不仅隶属于汝颍集团，以后还成了这一集团的首脑人物。华歆享名尤高，当何进秉政时，他就作为“海内名士”被征入朝。大致说来，在许都政权初建的那一段时间，荀彧任尚书令，全面主持人才的网罗和安置事务，而荀彧进用人才，基本上是执行德行和才能并举的双重标准，颇具务实精神。荀攸继荀彧之后任魏国尚书令，也“推贤进士”，其地位和作用与荀彧大致相同，因此曹操评价说：“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23]除二荀外，在选用人才、建设政权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陈群。陈群起初被曹操辟为司空西曹掾属，纠举秽德，进荐贤能，有“知人”之誉。后来，他又被擢任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实际上全面主持选举事务。正因如此，他在曹操去世后不久即转任吏部尚书，倡议全面推行九品官人法。另一方面，当曹操破灭袁绍集团，取得争霸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后，郭嘉建议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24]此举对于曹操巩固新占领的河北广大地区并扩大政权基础，极具建设性意义。

汝颍集团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与他们在这个政权中所处的突出地位紧密相连的。荀彧、荀攸、郭嘉都是曹操倚重的主要谋士，二荀还分别官至汉尚书令和魏尚书令，居文职之首。继二荀之后，陈群等也因功绩卓著而被授予显职要位。陈群是“德冠当时”的太丘长陈寔之孙、“名重于世”的大鸿胪陈纪之子，陈群的特长是察人之准，评人之确。有人向曹操推荐王模、周逵二人，曹操即下达辟他们为司空掾属的命令。“(陈)群封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后模、逵皆坐奸宄诛，太祖以谢群。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后吴人叛，乾忠义死难，矫遂为名臣。世以群为知人”。事实证明，陈群举荐之士皆为忠良贤臣，故曹操对陈群也日渐信任，由县令而升“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既建，迁为御史中丞”。[25]至操晚年，陈群已成为曹操政权中的核心成员之一。

其他如杜袭、赵俨、辛毗等人，曹操也很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予他们重要的职位。杜袭在魏国初建时任侍中，是少数参与机密的近臣之一；稍后领丞相长史，随曹操到汉中讨伐张鲁；曹操返回长安，拜授他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曹操班师东还，又亲自将他选任为留府长史，驻守关中。赵俨长期在军队中担当参军和护军之职，最初是参于禁、乐进、张辽三军，协和诸将；曹操南征荆州，赵俨任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等七军；曹操讨平关中后，赵俨授命为关中护军，统领经过改编的原韩遂、马超等部的旧兵；关羽围攻樊城，赵俨又以议郎参征南将军曹仁军事。辛毗曾先后参都护将军曹洪军事，任丞相长史。从这些事实看来，汝颍士人不仅在中央政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就是在军队系统中，也拥有一席之地，处在辅助谯沛集团的地位。

汝颍士人之所以作为集团势力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由于他们之间的内在凝聚力。汝颍士人内部习惯于互通婚姻，喜好交结朋党，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以东汉时期颍川的一流高门荀、钟、陈、李四个家族为例，李膺的姑母为钟皓之嫂，他的妹妹又嫁给了钟皓的侄儿；陈群之妻为荀彧之女；钟繇为荀勖的从外祖，他们的确是姻娅相连。汝颍士人之间或以师友之谊相推许，或以宗师弟子之义相过从，其朋党交结的情形在当时亦十分突出。[26]就进入曹操政权的汝颍士人而言，他们秉承了上述传统，注重在政治上相互提携。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例有：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忧虑袁绍侵扰关中，荀彧乘机荐举钟繇镇守当地，得到曹操允准；官渡之战期间，袁绍派使者招诱豫州诸郡，诸郡相继背叛，唯阳安郡不动，而该郡都尉李通催征户调甚急。其时赵俨任郎陵长，遂书告荀彧，建议对阳安郡调整户调政策，荀彧经请示曹操后采纳了这个意见，最终安定了该郡；杜袭蒙钟繇表奏，由西鄂长拜议郎参军事，又受荀彧荐举，迁任丞相军祭酒，逐步获得曹操重用。由于彼此间的提携和照顾，使得汝颍士人拥有较为便利的条件，充分发挥其政治才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汝颍集团”，就是汝颍士人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为背景，通过宗族、姻亲、乡里等关系相联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曹操结合在一起的政治集团。他们由名士群体所构成，而高门大族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

再来分析谯沛集团。在曹氏政权中，谯沛集团也自成系统，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曹操及其宗族(包括夏侯氏)都是沛国谯人，《三国志·魏书》列有《诸夏侯曹传》。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世语》记载：操父“(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曹操)与夏侯惇为从父兄弟”。20世纪70年代在安徽省亳县曹操宗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字砖，其中一块刻有“夏侯右”字样，年代为东汉建宁三年(170年)，[27]由此证明夏侯氏与曹氏很早就存在着密切关系。然而，曹氏、夏侯氏是否就是同一宗族呢？笔者持怀疑态度，因为有关“曹氏源于夏侯氏”一说，未见陈寿所撰的《武帝纪》记载，乃是出于裴松之所注。裴注云：“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与夏侯惇为从父兄弟。’”凡治三国史学者都熟知，裴松之注虽然可以作为陈寿《三国志》的补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当中的讹谬乖违之处不可尽信。《曹瞒传》为吴国人所撰，清人何焯评论说：“谓嵩夏侯氏子者，敌国传闻，盖不足信。”又云：“明人小说家所演即据此耳。”[28]另据陈寿《三国志》载，夏侯与曹氏“世为婚姻”，夏侯惇子楙尚曹操女清河公主，夏侯渊“尚太祖内妹”，其子衡娶曹氏女，夏侯尚亦娶曹氏女。夏侯与曹氏有姻亲关系，更能证明曹操不可能是夏侯氏一脉。因为古代同一氏族或同姓男女，数世婚配后带来了严重后果，他们生下的子女不是怪胎，就是智力低下的痴儿，这一重要的生理发现是人类从上古社会开始，历经多少世纪，付出惨痛代价而获得的常识。所以自春秋以降，就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曹操、曹丕父子是建安文学的领袖，熟读诗、书，不可能未曾涉猎《左传》，更不可能不懂这样肤浅的道理。

或许有人会提出：若曹操一族非源于夏侯氏，何以陈寿会在《三国志》中将曹氏与夏侯氏合为一传？从“夏侯、曹氏，世为婚姻”的关系来看，虽然他们并无父系血统的亲缘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有母系血统的亲缘关系，换而言之，曹操的祖母一族极有可能姓夏侯。曹操虽奉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但被他视为股肱重臣的仍然是同宗同姓的曹氏，以及和自己母系血统有关的夏侯氏。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例如辽代皇帝耶律氏就世代与萧氏通婚，清人赵翼云：“萧氏于辽最贵，世与宰相之选，统辽一代任国事者，惟耶律与萧二族而已。”[29]

尽管曹氏、夏侯氏并非是同姓宗族，但他们有着母系血统的亲属关系，两个宗族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加之又都属沛国谯县籍。在此基础上，曹氏、夏侯氏互通婚姻，结成更加牢固的政治集团。

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曹操起兵后，“诸夏侯曹”纷纷投入曹操军中。随着争霸战争的发展，“诸夏侯曹”逐步建立起在曹操军中统督军事的优势。在征战中，夏侯惇、夏侯渊、曹仁等经常督率诸将，以后逐渐发展为都督诸军，总专方面之任。例如，建安十六年(211)，苏伯、田银在河间起义，曹仁任骁骑将军，都督七军征讨田银等。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征孙权还，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守居巢。当时，许多著名将领都在夏侯惇等人的统督之下。

“诸夏侯曹”中，夏侯惇与曹操的关系已如前揭。此外，夏侯渊妻为曹操内妹，夏侯尚为夏侯渊从子。曹仁、曹洪是曹操从弟，曹纯是曹仁亲弟，曹休、曹真是曹操族子，他们与曹操血缘关系亲近。以上八人中，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在曹操起兵之初即随从征伐，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曹纯去世较早。曹洪生性贪鄙，重财好色，虽然累从曹操征伐，官至都护将军，却不大受曹操信重。曹休、曹真、夏侯尚与曹丕年龄相近，他们在曹操晚年已崭露头角，至于担当重任，则是曹丕嗣位以后的事。

除曹氏、夏侯氏宗族外，曹操还通过乡里、姻亲等关系壮大亲信队伍。任峻是河南中牟人，曹操初起兵时，他就率领宗族及宾客、家兵归附曹操。曹操以从妹嫁给任峻为妻，特加亲信，授职典农中郎将，让他主持屯田事务。其他如刘馥、武周等，都是沛国人，也受到曹操信任。刘馥授官扬州刺史，被委以东南事务。武周曾任张辽护军。曹操军中的中下级将吏，谯、沛籍人也占有相当数量，因为曹仁、曹洪、许褚等起兵跟随曹操时，都数量不等地带领着家兵或乡里少年，这些家乡子弟兵因军功攀升的机会自然很多。

曹魏统兵征讨的将帅和宿卫大将，不是谯县人就是沛国人。曹魏政权中，最重要的军职是四征将军(即征东、征西、征南、征北)、中领军和中护军。在曹操时期担任过四征将军的有夏侯渊、曹仁和张辽，高于四征将军的有大将军夏侯惇、都护将军曹洪，统兵征战时独当一面者，几乎均为谯沛人。“中领军”和“中护军”是曹操所设的宿卫军的最高将领。担任过中护军的有韩浩，担任过中领军的有夏侯尚、曹休、曹真、史涣。著名猛将许褚为“武卫中郎将”，后迁“中坚将军”，领兵宿卫。史涣为沛国人，曹休、曹真、许褚均为谯人。韩浩虽不是谯沛人，但久随夏侯惇，为谯沛之党。可见宿卫军的最高与最重要的职务都在谯沛集团手中。甚至连曹操宿卫军的士兵中，谯沛人也有突出的地位。史载：“诸从许褚侠客，皆以为虎士。”所谓“侠客”，即是许褚的宗族宾客。“汉末，(许禇)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太祖徇淮、汝，禇以众归太祖。”他们追随许褚，成了护卫曹操的嫡系部队。“许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30]仅许褚属下拜将封侯，授都尉、校尉就如此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是谯沛籍，自不待言。许褚兄许定即以军功拜为振威将军，统率虎贲。由此可见，这些领兵征讨与宿卫的将领，大都是曹操的宗族、重臣，于是就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谯沛集团。

建安年间的谯沛人，实际上是沿用汉代旧有的地域概念，他们是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包括许褚、史涣、任峻等谯县籍人士或曹氏外籍姻亲。很明显，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族与地域特征的政治军事集团。

2　谯沛集团的失败与魏晋禅代

汝颍集团中士人大部分出身于儒学大族，故是一个儒学大族占主导地位的派别。谯沛集团中夏侯惇、夏侯渊、许褚、曹洪、曹真、张辽等父祖之名均不见史传，都是寒门庶族出身，因此谯沛集团当是庶族地主占主导地位的新官僚集团。汝颍集团标榜儒术经学，主要成员担任文职；谯沛集团之成员大多为领兵将帅，担任武职。在曹操创业初期，这两个集团的结合，是建立在辅佐曹操，南征北战，击灭群雄和建立曹魏政权基础上的。由于这两个集团代表的利益不同，它们之间的合作就不能久长，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曹魏政权自身的演变，彼此之间就爆发了明显的利害冲突。如曹操屯田，实行军事编制，典农部民都掌握在担任武职的谯沛集团手中，这是汝颍文官集团不甘心的。曹操破灭袁绍集团，取得争霸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前，双方一致对敌，彼此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尚不突出，但在此期间，曹操建立并实施“霸府”政策，藐视和架空皇权，并不符合以荀彧为代表的部分汝颍士人的政治要求。而自建安十年以后，曹操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整齐风俗”，“破浮华交会之徒”，抑制大族、名士的社会政治影响；藐视儒家礼法，实行“唯才是举”，表现出愈加强烈的政治自主性。在这样的形势下，曹操与汝颍士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发生很大变化，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也随之扩大。尤其是曹操接受董昭的建议，冀图加九锡，封魏公，进而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如此一来，他同汝颍士人的分歧和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

在汝颍集团中，颍阴荀氏家族的地位特别突出。荀彧既是曹操的“子房”，又是曹操与颍川士人联系的纽带；其兄荀衍曾任监军校尉，受封列侯；荀悦、荀攸则分别是他的从兄和从子。荀彧又与曹氏联姻，长子荀恽娶曹操之女，荀彧女又嫁给了陈群。这样一个家族，从任何意义上都堪称是汝颍集团的核心，故荀氏家族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左右着汝颍集团的整体政治倾向。

荀氏家族的政治取向在荀悦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据史载：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31]

荀悦作《申鉴》的意图很明确，就是针对当时曹操擅权、献帝虚位的政治格局，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希望对此有所匡正。因此，《申鉴》五篇论议虽广，但主题集中在“政体”部分。从这部分内容来看，荀悦强调为政之“道本”在于“仁义”；执政的原则须去除“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执政的大臣应遵循“三顺”：“一曰心顺，二曰职顺，三曰道顺”。[32]荀悦的这些主张，处处切中曹操推行霸府政治的要害。与此同时，荀悦又删削班固《汉书》，作成《汉纪》三十卷，其序中称：“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33]荀悦的目的在于宣扬汉朝的功业，为复兴汉室营造舆论。荀悦在建安十四年(209)去世，根据《汉纪》序中“汉四百有六载”的话推断，《申鉴》、《汉纪》均成书于建安五年以前，可见他很早就对曹操心怀不满。荀彧尽管不像荀悦那样公开批评曹操，但他立论献策，无不以“乃心王室”为宗旨，与曹操推行霸府政治相背离。史载：“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34]荀彧、荀悦同以反对曹操著称的孔融掺和在一起，亲近汉献帝，并非偶然的巧合。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上说，他们同样具有深厚的纲常名教思想和浓厚的正统观念，二荀与孔融实有许多共通之处。荀彧、荀悦与曹操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为是复兴汉朝的“王业”，还是建立曹操的“霸业”。

汝颍集团与曹操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曹操与荀彧之间爆发。建安十七年十月，谏议大夫董昭揣度操意首倡晋爵赐九锡，董昭对操言道：“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明公忠节颍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35]曹操欣然接受董昭要他逐步取代汉室的建议。在操之授意下，

昭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书与荀彧曰：“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虞。前世禄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36]

但出乎意料的是，董昭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被曹操视为首席谋臣、第一心腹荀彧的反对。荀彧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37]荀彧之所以反对曹操封国公、受九锡，是因为荀彧担心，曹公一旦被封为国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为逐步取代汉朝做准备。曹操一旦受九锡，他就可以享受类似于天子规格的礼仪。[38]之前，西汉的王莽也是先受九锡，成为摄皇帝，然后由摄皇帝变为真天子的。荀彧知道，一旦曹操受九锡就意味着汉朝天下就要灭亡。

荀彧出身于一个累世事奉汉室，崇尚仁义礼治的世家大族，怀有儒家的忠君报国思想。当初，荀彧弃袁绍而投曹操，乃是因为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荀彧的“大事”和诸葛亮一样，也是“兴复汉室”。可惜，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诸侯，几乎没有一个是中用的。最有条件辅佐汉室的是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但袁绍有不臣之心，欲篡汉自立。所以，荀彧宁可选择当时尚名微势寡的曹操。荀彧认为，在汉末乱世之际，只有像曹操这样雄才大略的人，才有能力匡复汉室。他对曹操的评价是“乃心无不在王室”，有“匡天下之素志”。“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志，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指曹操)之与而谁与哉？”[39]投奔曹操后，他为曹操设计的政治纲领是“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这就是荀彧对曹操的期许，冀图借曹操力量挽救汉家江山。但是到了建安十七年，情况就发生变化，曹操已不是“乃心无不在王室”，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自己封公建国了。下一步的发展，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一边是曹氏代汉之志已十分明显，其势不可阻挡；另一边是，自己保汉匡君的夙愿未能如愿，汉朝灭亡已难以逆转。其实，陈寿对荀彧的评价早已透露了这种信息：“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40]即荀彧固然才干优长、见识非凡，但处于汉末乱世，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其实，曹操此人的心胸并不狭隘，他时常能不计前嫌，忘人小过。但曹操在代汉这件大事上绝不肯含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设置障碍，那就是自找死路，即使是至亲骨肉也不肯放过。

荀彧在政治上与曹操分道扬镳，反对曹操受九锡，曹操岂能容忍，于是顿起杀心。但荀彧毕竟是朝廷重臣，又有大功于天下，所以他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其杀害。曹操“南征孙权”，在行军途中，他“表请彧劳军于谯……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41]另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荀彧之死似乎还另有他因：

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久隐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彧后恐事觉，欲自发之，因求使至邺，劝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彧曰：“伏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阳惊曰：“昔已尝为公言也。”太祖曰：“此岂小事而吾忘之!”彧又惊曰：“诚未语公邪!昔公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恐增内顾之念，故不言尔。”太祖曰：“官渡事后何以不言？”彧无对，谢阙而已，太祖以此恨彧。

由此可知，荀彧的政治立场其实是站在汉献帝这一边的，在很多问题上他并非和曹操同心同德。当然，荀彧为了自保，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和曹操保持一致，但曹操要加九锡，准备代汉，荀彧终于与曹操对立起来。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42]另，魏正始四年(243)、五年(244)，齐王芳诏祀佐命功臣二十一人于太祖庙庭，[43]程昱、荀攸、钟繇、华歆等谋士均列其中。郭嘉亦于景元三年(262)被追祀“于太祖庙庭”。[44]而被曹操誉为“吾之子房”的荀彧，却始终未被提及。可见，这绝非是后世淡忘了荀彧的功勋，而是魏廷忌恨其反对曹操受“九锡”所致。魏廷对此事的耿耿于怀，也进一步说明了荀彧生前反对曹操代汉态度的坚决。

荀彧之死是影响当时政局的一件大事。作为曹操“子房”的荀彧，由于思想观念上同曹操相抵触，已经成为曹操图谋代汉的一大障碍，因此，曹操以果断而隐晦的手段除掉荀彧，使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得以不受阻挠地实现，同时尽量避免过分刺激其他汝颍士人。同时也表明，汝颍士人与曹操的政治关系必须作新的调整。就汝颍士人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转变立场开始支持或默许曹操建立“王业”，随着时势的变化，“汉室不可复兴”已愈来愈成为一种共识，因此，他们可以接受或支持曹操所作的任何政治安排，包括代汉自立。而对曹操来说，在他摒弃荀彧之后，修复同汝颍士人的关系，继续利用其社会政治影响，对于亡汉成魏，尤其显得重要而迫切。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曹操晋爵为魏公，魏国建立，标志着曹操在通向以魏代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此之前，曹操授意文武群僚发动了大规模的劝进运动，荀攸、钟繇、杜袭等汝颍士人均在劝进群僚之列。魏国建立以后，荀攸授职魏尚书令，居文职之首，钟繇任大理，杜袭任侍中，陈群任御史中丞，他们成为最早接受魏国官号的一批重臣。荀攸去世之后，钟繇在建安二十一年八月擢升为魏相国。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拜官。《宋书·百官志上》“相国”条称：“自魏晋以来，(相国)非复人臣之位矣。”其实早在东汉末年，董卓自号相国，情况已是如此。但钟繇并非权臣，他被拜授为魏相国，只是曹操力图维系与汝颍集团的政治联合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象征意义十分突出。大约与此同时，陈群也擢升为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处在显重职位。汝颍士人与曹操终究协调立场，修好关系，在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方面取得一致。(www.daowen.com)

曹魏代汉的矛盾虽最终得到解决，但曹魏政权内部权力如何分配的冲突变得日益突出，到曹操晚年汝颍和谯沛集团的两派矛盾就逐渐明朗化了。

由于汝颍集团的人大多担任卿相，谯沛集团的人大多担任将帅，故两派实力起初不相上下，平分秋色，但这种权力平衡的局面不久就被打破。两派权力的消长升降，以曹操王位继承权为转折点；两个集团矛盾的爆发，亦由此而开始。曹操晚年，在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曹丕和曹植也就各引朋党，进行了争夺储位的剧烈斗争。曹丕虽为长子，但地位一直不稳，曹操始欲传位于曹冲，曹冲死后，又因曹植“以才异见称”，“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45]故数次欲传位于曹植。支持曹植的主要党羽为杨修、丁仪、丁廙。二丁均为沛国人，杨修虽非谯沛人，但其在政治上倾向于谯沛集团。

杨修积极支持曹植夺嫡，为曹植出谋划策。曹操想要考察一下两子的才能，下令曹丕、曹植到外地去办差事，但是又命令守城的官员不要放他们出城。曹丕要想出城，城门官拦住，不让他通行，曹丕无可奈何，只得回去禀告父亲。曹植出城，城门官也不放他通行，杨修在旁边出主意，说“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46]意思是曹植奉魏王之令出城，城门官竟敢阻拦，可以把他杀掉。曹植按照杨修的主张，把城门官杀了。

曹操常拿一些军国大事来征求曹丕、曹植的意见，杨修知道后，“忖度太祖意，预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47]就是估计曹操大概会问什么问题，预先起草了若干个该如何应对的方案，让曹植事先记住、背熟，结果曹操向曹植提问题时，曹植居然能够“教裁出，答已入”。曹操非常器重曹植的才干，但对曹植答题速度如此之快，有点不可思议，经过“推问”，终于知道事情的原委，曹操大为恼怒。

曹操欲立曹植为嗣子，曹丕“以车载废簏”，把吴质请来密商，但此事被杨修获悉，“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48]杨修说曹丕和吴质勾结，结成朋党。曹操对官员结党十分痛恨。建安十年(205)，曹操在攻克冀州之后，针对当地“阿党比周”的恶习，下决心“整齐风俗”，[49]严禁官员拉帮结党。所以，杨修控告曹丕和吴质结为朋党，是很厉害的一招。但曹丕、吴质长于权术，后发制人，反告杨修诬陷。最后，曹操“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50]《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世语》亦曰：“修遂以交搆赐死。”可见，杨修被杀的罪名也是结党。

另一支持曹植继嗣的得力人物是丁氏兄弟。丁仪号称“令士”，丁廙也颇有才学，是谯沛武将集团中难得的文官之才，因而受到曹操的培植和宠信。曹操本打算将爱女许配给丁仪，却被曹丕劝止。据《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魏略》载：“太祖闻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以问五官将(曹丕)，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丁仪之字)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夏侯)楙。’太祖从之，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时仪亦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葘侯(曹植)亲善。”丁仪一心想攀龙附凤，做曹操的女婿，而曹操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曾言，即使丁仪双目失明，也要将女儿嫁给他，但这桩婚事却被曹丕破坏，丁仪因此心怀怨恨，转而支持曹植夺嫡。丁仪弟廙时为黄门侍郎，也极力主张曹植继嗣。他与曹操有一段对话，对曹植极尽溢美之词：

(丁)廙尝从容谓太祖曰：“临葘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曰：“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琐贱者所敢与及。吾闻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况明公加之以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吾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51]

丁氏兄弟入仕较晚，除了倚仗曹操宠信，本身并无政治根基，他们积极参与曹丕、曹植争嗣斗争，若由曹植继嗣，丁氏兄弟必然充任辅弼。如此一来，杨修、丁氏兄弟就成了曹丕夺嫡斗争中势不两立的政敌。巧合的是，杨修、丁氏兄弟皆是谯沛人。既然上自曹操，下至杨修、二丁都有立曹植之意，便很自然地使曹丕与谯沛人之间形成一道心理上的鸿沟。曹丕世子地位既定之后，邺都发生了沛人魏讽的谋反事件，使曹丕对谯沛人更生猜忌。

曹操刚刚病死，有人就向曹丕提出更换各地守城官吏，用谯沛人取而代之，结果遭到魏郡太守徐宣反对。“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文帝(曹丕)闻曰：‘所谓社稷之臣也。’”[52]曹丕对徐宣的褒扬，说明他对谯沛人是心存芥蒂的。后来曹彰又从长安赶来，问“先王玺绶所在？”欲争夺王位，使曹丕对支持曹彰的谯沛将领更感到厌恶。由于汝颍集团代表高门士族，标榜儒学宗法制度，倡导嫡长子继承，无论从主客观方面都符合曹丕的政治需要。这样曹丕感情的天平便自然地倾斜于汝颍集团。汝颍士人看到曹丕即位，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也就全力拥戴他了。

在荀彧、荀攸死后，陈群、司马懿成了汝颍集团的中心人物。《三国志·陈群传》载，曹丕做太子时对陈群深表“敬器”，“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及践祚，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颍乡侯”。与陈群同称“四友”的司马懿、吴质、朱铄亦为曹丕所信重。曹操一死，曹丕继为魏王，便马上任命陈群为吏部尚书。及代汉称帝，又命陈群为中领军，继为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黄初五年，魏文帝兴师伐吴，任命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懿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53]。自陈群、司马懿成为曹魏政权支柱后，军政大权的相当一部分就落到汝颍集团之手。可见，曹丕称帝，使魏国的两大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与军权基本无缘的汝颍集团不仅可以参与政事，且可以掌握部分军权，谯沛集团在政权中的地位遭到削弱，对军权垄断的局面到此结束。

谯沛集团虽然在魏文帝时期渐趋衰落，但它毕竟和曹魏宗室关系密切，其中不少人是宗室贵戚，身居朝廷要职，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与汝颍集团分庭抗礼。魏明帝时期，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士族集团和以曹真为代表的宗室集团互相争夺，权力不相上下，谁也不能压倒谁。汝颍集团要想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对谯沛集团予以致命的打击，才能达到目的。谯沛集团当然也不甘心自身地位的下降，他们处心积虑地图谋打垮汝颍集团，以夺回失去的权力，这样双方都在重新组合成员，准备进行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较量。

曹魏后期，汝颍集团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它的领袖已不再是汝颍地区的士人，而是能代表汝颍集团利益的司马懿。司马懿曾与曹真、曹休、陈群等共同辅佐明帝曹睿，以后曹真等人相继病故，司马懿权势越来越大，历官至大将军、太尉。司马懿善于用兵，他西拒诸葛亮于关陇，南平孟达于上庸，北灭公孙渊于辽东，战功卓著，成为曹魏朝廷中最有威望的大臣。由于司马懿位尊望高，又出身高门世族，“伏膺儒教”，故陈群一死，旧世族就转过来拥戴他。当时支持司马懿的重要人物有颍川人陈泰(陈群之子)、荀(荀彧之子)、荀勖(荀攸族子)、钟毓钟会兄弟(钟繇之子)，以及陈群引进的傅嘏、高柔、贾充等人。这就充分表明司马懿所倚重的世族核心人物都是属于汝颍集团。这些人物在司马懿死后，继续支持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成了司马氏集团的心腹。

这个时期的谯沛集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朝廷内形成了以曹爽、夏侯玄为首的新官僚集团，在地方上有忠于曹氏的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等将领，他们表里相结，内外呼应，伺机向汝颍集团反击。

曹爽乃曹真之子，素为魏明帝所器重，明帝临终时，以曹爽为主要顾命大臣。以新官僚为主体的谯沛集团就把希望寄托于曹爽身上，支持他对汝颍集团发动攻击。司马懿与曹爽的斗争，是这两个集团的一次大搏斗，不仅决定这两个集团的生死存亡，且还决定日后魏晋两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故双方都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尽一切阴谋诡计。

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之间的斗争，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三国志·曹爽传》载：

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明帝崩，齐王即位，加爽侍中。

《晋书·宣帝纪》载：

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

这是明帝去世齐王曹芳即位后曹爽、司马懿二人的官位和权限。我们注意到，在明帝的安排中，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是总揽军权大政的首辅，司马懿仅以“太尉”身份参辅，这反映了明帝对司马懿的防范。但齐王芳即位后，司马懿即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权力骤然提升到与曹爽大致对等的地位，并且“统兵三千，共执朝政，更直殿中”等，也与曹爽分享。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很可能是司马懿心腹刘放、孙资居中替司马懿谋划的结果。此时，曹爽尽管在宗室身份和权位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如大将军在太尉之上，假节钺权力高于持节等)，但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司马懿积久威势的重压。景初三年(239)二月，即出现上述态势后不久，由丁谧策划、曹羲代作表奏，曹爽让齐王“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54]从而多少挽回一些大权旁落的损失。不过，司马懿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55]保留了全部军权，并且，虽然他不再“录尚书事”，但无疑仍是辅政之一。《曹爽传》载：“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裴注引《魏略》亦载：“初[56]，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反映了此后一段时间曹爽、司马懿二人关系的大致情况。此亦表明，两人围绕军政大权进行的第一场较量，以双方各有所得且互有退让而暂时妥协。

曹爽在谯沛集团势力衰落时出任首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培植亲信，拓展势力，建立权威。于是，夏侯玄、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通过各种关系聚合在曹爽周围。《三国志·曹爽传》载：

及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胜、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

曹爽以何晏、李胜、丁谧为尚书，何晏掌典选举，掌握了中央行政枢纽；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加强了对京师的控制。同时，又以二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夏侯玄为中护军，取得了对中军的控制权。所谓“权重不宜委之于人”，“诸事希复由宣王”，正是明帝安排曹爽作首辅的本意，至此才得以实现。以权力和人事为中心的变革，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何晏任吏部尚书，即要取卢毓而代之。史称“(何)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57]反映出变革已逐渐深入下层。这些举动自然要遭到敌党攻击。王夫之对此评析说：“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迕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皆司马氏之徒，党邪丑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之逐异己而树援也，所以解散私门之党，而厚植人才于曹氏也。”[58]

与曹爽作上述调度的同时，一向“有雄豪志”的司马懿也不甘示弱，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发挥擅长军事的优势。正始二年(241)，吴军分三路进攻芍陂、樊城和柤中，司马懿请求亲自率军讨伐。“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59]正始四年，司马懿又率诸军击吴将诸葛恪于皖城。这两次进兵，都是在众议反对的情况下勉力成行，其结果大获全胜，增加了司马懿的威势。有鉴于此，曹爽、夏侯玄在正始五年发动了征伐蜀国的骆谷之役，意在令曹爽建立“威名”。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此举显然属冒险而无成算，结果劳师无功。蜀国大将王平据守兴势，魏军不能攻克，费祎率大军从涪城赶来救援，曹爽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所幸他赶快撤兵，“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60]曹爽也因此声誉大损。以上可视作曹爽、司马懿进行的第二场较量，双方斗争尚属平稳。

《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魏略》载：“玄既迁，司马景王(司马师)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夏侯玄由中护军迁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是为发动骆谷之役做准备，时间当在正始四、五年之际。推测夏侯玄迁任、曹爽率军西征后，司马懿把持朝政，乘机让司马师接替了中护军职位。护军本来“隶领军”，《魏略》却称“总统诸将”，似此时司马氏不仅控有护军，且有扩大其权力的趋势。[61]司马懿擅长统兵，在军队中威信极高，他一旦有控制中军的势头，对曹爽集团无疑是个严重威胁。正始六年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62]就是对上述事态作出的强烈反应，其意显然是把中军的大部分集中控制在自己手中，阻止司马氏进一步染指。尽管司马懿“以先帝旧制禁之”，却无法阻拦曹爽付诸行动。以争夺中军控制权为焦点，曹爽、司马懿之间的争斗逐渐表面化。

探讨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之间的党争，必然要牵涉到所谓的“正始改制”，因为这是当时人议论的中心话题，也是司马懿集团成员抨击曹爽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始年间曹爽集团进行的改制内容，史籍并无确切记载。不过，以《夏侯玄传》所载《答司马懿问时事议》一段长文为蓝本，结合有关史实，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其大致内容。概括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整顿九品中正制，理顺“台阁”(尚书台)、“官长”(各级行政长官)和“中正”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避免“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第二，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将州、郡、县三级官府并省为州、县两级，减去郡一级。第三，改革奢侈的服制。[63]

据唐长孺先生论证，正始年间，司马懿曾倡议在州一级设置大正中，曹羲作书表示反对。考虑到曹爽集团控制着尚书台和吏部，而司马懿集团以老一代名士为主体，在地方上的势力和影响较大，因此，夏侯玄主张抑制中正的权限，发挥吏部的作用，表达了曹爽集团扩张势力的要求。同样，并省地方行政机构，精简吏员，也有利于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威。基于以上原因，夏侯玄的改制主张当然为司马懿所抵制。司马懿回答说：“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64]虽然肯定改制内容，却反对付诸实施。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揭示，夏侯玄提出的三项改制措施，反映了玄学思想家宣扬的简约朴素的复古倾向，体现了“无为”清静的政治思想。[65]如果说玄学曾一度作为官方统治学说，那正是在正始年间的短暂时期。

当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为权力而明争暗斗时，前者所进行的改制给后者增添了攻击的口实。司马懿政变时数列曹爽的“罪状”，即称他“背弃顾命，败乱国典”。[66]蒋济曾针对“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67]上疏加以驳斥。就连曹爽的长史应璩也对改制表示异议。史称“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68]毋庸置疑，在三国纷争、内外不宁的形势下，曹爽集团进行大规模的改制，确有扰民清静及不合时宜之嫌，是促成一些人背离该集团的重要原因，蒋济即是如此。但是，如上所析，曹爽与司马懿进行权力斗争，以及对立两集团互相排抑，本不待改制而引发，况且，即便在改制过程中，双方势力的消长仍然是共同关注的焦点；而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斗争，以及对立两集团进一步组合，实有更深刻的原因存在。因此，那种把正始改制与司马懿政变简单联系的观点，难免失之片面，也无法解析对立两集团斗争的根本原因和实质。

司马懿于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初六)发动的兵变，不仅决定了司马懿集团与曹爽集团的生死存亡，同时也决定了魏晋鼎革的成败。清人王懋竤评论说：“懿既拥兵，而子师为中领军(按：应作中护军)，亦执兵柄。其诛爽也，师勒兵镇遏中外，阴养死士三千，一朝而集；昭亦率众卫宫。此直举兵称乱，伺间以取人之国，而以诛爽为名耳。”[69]揭露了政变的实质。

高平陵政变时间的发轫始于正始八年(247年)五月。是月，司马懿称疾不预政事，暗中准备以武力诛除曹爽集团。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决斗已是一触即发。对于司马懿声称自己得了重病，曹爽也半信半疑，难以判定真假，所以他就派心腹李胜去探望司马懿，实际上是借探望为名，察看司马懿是否装病。司马懿假戏真做，他斜靠在床上，以手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即司马懿)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看到此种情景，李胜亦“为之涕泣”。他对司马懿说：“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赖明公。然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何意尊体乃尔!”

李胜告诉司马懿：“横蒙特恩，当为本(荆)州，诣阁拜辞，不悟加恩，得蒙引见。”司马懿装作没有听清，过了一会儿，才口齿不清地说：“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李胜说：“当忝荆州，非并州也。”司马懿这才做出听明白的样子，说：“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刺史，盛德壮烈，好建功勋。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因欲自力，设薄主人，生死共别。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区区之心。”[70]司马懿的这一番表演完全骗过了李胜。李胜回去以后对曹爽说：“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71]李胜还感慨万分地说：“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72]

就在曹爽认为司马懿“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之时，司马懿却在暗中积极准备。他令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只等司马懿一声号令，就可“一朝而集”。[73]

正始十年正月，曹芳去祭拜明帝陵，“曹爽兄弟皆从”。司马懿一看机会到来，马上行动。他派司马师“将兵屯司马门”，又“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完全控制了军队。司马懿“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的归路。同时又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声讨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74]的种种罪行，并且罢免了曹爽的大将军职务。

曹爽得到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消息，“迫窘不知所为”，但曹爽集团的智囊——大司农桓范偷偷地从洛阳城中跑了出来。[75]“桓范说曹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兄弟犹豫未决，范重谓羲曰：‘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今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76]

桓范的逃跑对司马懿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曹爽采纳桓范的建议，形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因为曹爽是大将军，且天子在侧，挟之可以令诸侯。所以太尉蒋济十分担心地对司马懿说：“智囊往矣”，司马懿对曹爽的为人十分清楚，故胸有成竹地说：“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77]此话之意是曹爽就像一匹只知吃槽中之豆的马，桓范之谋再好，曹爽也不可能使用。话虽如此说，司马懿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78]曹爽将桓范的计谋和司马懿的建议作了比较，左思右想也拿不定主意。最后“投刀于地，谓诸从驾群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过欲令我兄弟向己也……’遂进谓帝曰：‘陛下作诏免臣官，报皇太后令。’”[79]又云：“我不失作富家翁”，表示归顺司马懿。桓范见此情景，大哭道：“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80]

曹爽回家后，司马懿“敕洛阳县发民八百人，使尉部围爽第四角，角作高楼，令人在上望视爽兄弟举动，爽计穷愁闷”，于是假装家中粮食匮乏，派人向司马懿借粮。司马懿将计就计，令人将“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等食品送到曹爽家中。“曹爽兄弟不达变数，即便喜欢，自谓不死”。[81]

其实，司马懿这时送给曹爽食物，并非对曹爽发善心，而是要把曹爽包括他的党羽一网打尽。老子云：“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司马懿采取的就是这个策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因曹爽放弃抵抗而很快获得成功。然而如何处置曹爽集团，便成为关键所在。黄门张当是曹爽安插在宫中的亲信，曾“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曹)爽”。司马懿遂在奏疏中罗列曹爽罪状，其中一项就是曹爽“以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指魏主曹芳与郭太后)，伤害骨肉”。司马懿以张当为突破口，炮制出“(曹)爽与(何)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82]的滔天大罪。

司马懿明知何晏是曹爽的心腹，却让何晏去审理曹爽的案件。何晏以为可以借机邀功，洗脱自己的罪名，遂拼命扩大打击面，他在审理曹爽案件的过程中，“穷治党与，冀以获宥”。最后，何晏向司马懿报告审理案件的结果，提出应该诛灭七族。司马懿却说：“凡有八族。”“何晏穷急”，问司马懿：“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83]司马懿利用何宴，“穷治党与”，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乃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84]这是把司马懿屠戮曹爽集团与魏晋鼎革联系起来，认为两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

同纪还记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王导向晋明帝讲述的司马懿“创业之始”，据文意即司马懿政变夺权和屠戮曹爽一党之事，此事按性质可与司马昭当政时弑杀高贵乡公曹髦并为一案。可见在晋代人心目中，司马氏正是以屠戮曹爽朋党作为其“创业”第一步的，而身为司马氏后裔的晋明帝，对此也不免感到震惊和羞愧。

司马氏消灭曹爽、夏侯玄集团后，曹魏政权虽已归司马氏为首的汝颍集团所控制，但并不等于两大集团的斗争业已结束，谯沛集团的地方势力犹存。为了作最后挣扎，淮南寿春地区的王淩、毌丘俭、诸葛诞(均是谯沛集团的军事将领)先后发动三次叛乱，但已是强弩之末，均被司马氏父子相继镇压。景元元年(260)，司马昭弑魏帝曹髦。泰始元年(265)，西晋代魏，这就标志着汝颍士族集团取得完全的胜利，谯沛庶族集团彻底覆灭。[85]

以司马氏为首的汝颍集团取得最终胜利并非偶然，这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得民心，才有可能、有条件消灭谯沛集团，夺取曹魏政权，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谯沛集团的重要人物王广也说：

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86]

东吴丞相张悌也说：

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己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87]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

汝颍与谯沛两大集团的斗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对于魏晋之际的历史变迁，陈寅恪先生作出如下表述：“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睿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88]陈寅恪抉出曹、司马两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以阐释，将魏晋兴亡更迭植入东汉末年士族与寒门斗争延长线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发微抉隐，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