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旦尝居第一评”

月旦评是东汉时期“清议”的一种重要类型。何谓月旦评？“月旦”即月朔，每月初一。它是东汉末年汝南郡每月初一进行的品评人物、论士议政的一项活动。至于为何要把品评人物的时间定为每月初一，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佐证。民谚云：“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为记时办事之便，大概就约定俗成地将月旦定为诸多活动的首选时间了。如曹操就下令其部属于月旦对时政提出批评：“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146]

汝南地区的月旦评是以汝南名士许劭为首，与其族兄许靖共同主持的。《后汉书·许劭列传》载：“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这项活动在汝南一带蔚成风气，参与者甚众，影响也非常大。其后，月旦评便逐渐成为名士们品评人物的代名词。如刘峻在《广绝交论》中就有“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之说；[147]宋人秦观也有诗云：“月旦尝居第一评，立朝风采照公卿，门生故吏知多少，尽向碑阴刻姓名。”[148]后人视月旦评为“第一评”，持月旦评者，在朝堂上威风凛凛，其风采及影响力超越公卿大臣。其辞虽不无夸张，但也足见月旦评在历史上影响之深远。唐代在豫州汝阳县还有“月旦里”的地名。[149]

月旦评领袖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150]另一重要首领许靖，字文休，“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151]月旦评在两人的主持下，名噪一时，被许氏兄弟“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服”。[152]许劭任汝南郡功曹时，“太守徐璆甚敬之”，甚至，郡内大小官吏对他均十分畏惧，居然“莫不改操饰行”，[153]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仅一般的士人对许氏兄弟敬若神明，即便是出身四世三公的大贵族袁绍和“任侠放荡”以豪杰著称的曹操，对月旦评也是深为折服且不得不有所顾忌。袁绍“公族豪侠，播名海内”，平日间盛气凌人，飞扬跋扈，连董卓、何进等权贵大臣都不放在他眼里。然独惧许劭之评，史载“(袁绍)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154]返乡时前呼后拥，很讲排场的袁绍唯恐奢靡的场景为许劭所不齿，只得装模作样，轻车简从地回到家乡，以便给许劭留下一个好印象。曹操祖父曹腾为中常侍，出身阉族，时人讥讽其为“赘阉遗丑”，曹操为摆脱被人看轻的尴尬局面，遂千方百计恳求许劭为己一评。为达目的甚至不惜采用胁迫等无赖手段。史称：“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令品藻为题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155]

除了袁绍与曹操外，当时很多豪杰名士都曾被许氏兄弟一一“核论”。他们评陈寔为“太丘(陈寔曾任太丘令)道广，广则难周”，论陈蕃是“仲举(陈蕃之字)性峻，峻则少通”。[156]陈寔为当时名士中之泰斗，陈蕃则是名士中之“护法”，许劭对二人之品题，各为八个字，有褒有贬，恰如其分。有人问许劭：“(荀)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荀靖之字)外朗，叔慈(荀爽之字)内润。”[157]其品评荀靖兄弟，假物为喻，形象鲜明，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仅十三个字)，表达了荀靖兄弟的人物性格。听者默契于心，犹如恍然在目，真可谓神妙也。

月旦评虽盛行于一时，然持续时间并不太长。“(许)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许)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不久，宦官张让、赵忠等十常侍当国，许劭目睹朝政腐败，天下将乱，不愿入仕，他说：“‘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因不为徐州刺史陶谦所容，许劭又“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158]许靖因事得罪董卓，亦避难出走，随着许氏兄弟两人关系的破裂并分别离乡他走，月旦评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2　盛行当代，泽及后世

月旦评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出现于汝南地区？笔者认为，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

首先，月旦评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背景。

月旦评植根于汝南地灵人杰的文化氛围之中，东汉学者应劭说过：“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养老致敬，化之至也。”[159]东汉的汝南郡在当时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发达的先进地区。就其道德风尚、文化修养来说，确已达到了“化之至也”的程度。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指出：“东汉中叶以后，学问逐渐遍及天下，于是各地都有学者自行召集诸生讲学，河南省中部的颍川、汝南以及山东省北部的北海，都是著名的学问之地。”[160]汉魏之时，汝南、颍川一带，人才辈出，英雄驰骋，曹操与十六国时后秦主姚兴皆有“汝颍固多奇士”之语。就学术而论，自东汉初至顺帝年间，汝颍地区曾涌现出一批经学大师，汝南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颍川张兴、丁鸿等均蜚声海内，他们或是享有“五经无双”、“五经纵横”之美誉，或者招收弟子成千上万，为一代宗师。

东汉末年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其中，党锢核心人物的“三君”中有汝南陈蕃，“八俊”中有颍川李膺、杜密，“八顾”中有汝南范滂、蔡衍，“八及”中有汝南陈翔，汝颍名士之多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另外，还有四世三公的袁氏，世家大儒的应奉、应劭等。许劭、许靖所在的许氏家族也是一流的门阀大族，其祖上自许敬至许相三世皆位列三公，旁支许慎更是赫赫有名的《说文解字》的作者。兹列许氏家族关系简表如下：[161]

由上可知，袁氏、应氏、许氏等门阀大族，或为世代显宦，或为经学世家，且文化传承均达百年以上。在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月旦评的破土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月旦评的出现同东汉末年士人热衷于“谈论”的社会风气有关。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朝政腐败，宦官把持政权。面对政治危机和亡国之兆，有忧患意识的士人学子已不甘埋首读书、潜心做学问了。太学中出现了谈论之风，尤其是“党锢之祸”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当时身具教养的士大夫随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开始积极关心现实的政治，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改革政治”。[162]士人中还出现了一批慧眼识人才的谈论家。如孔子的后裔孔融，“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163]郭泰(字林宗)，善谈论，“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他“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164]据说，因郭泰品评、举荐，赖之成名者竟多达60余人。又如，李肃“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165]其实，无论是“裁量执政”，抑或是“奖训士类”，都是一种社会议政、举荐人才的具体表现。汝南郡与其他文化发达地区相比毫不逊色，《风俗通义·过誉》言：汝南“其俗急疾有气决，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誉，末流论起于爱憎”。可见，汝南士风是放纵不羁，敢为犯上之举的。而许劭、许靖兄弟之评论、识才、拔士更是精确无比，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由此可知，汝南月旦评的出现绝非是孤立、偶然的，它是与东汉末年士林品评人物以及讽议时政，抨击宦官专权之风气一脉相承、紧密相连的。

其三，汉代选官制度为月旦评的盛行创造了条件。

汉代以察举、征辟为主的选官制度存在着重“德”轻“才”的结构性缺陷。《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

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行洁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在孝悌廉公之行。

汉代四科取士以“德”为第一要务；但是，道德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不免沾染上厚重的“人治”色彩。“德”的名声主要靠社会舆论的制造，在重视人物观察、举荐，而非考试的察举制度下，先期获得社会重要人物的肯定、赞誉，对于求仕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166]可见，要入仕就必须靠“人事”而成名，超凡脱俗，形成轰动效应。

东汉后期，豪强大族相互吹捧，自我标榜，风谣题目，盛行一时，什么“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等等，形成一种社会公论，公论的好坏决定了被品评者的前途。于是主持公论的豪门世族拥有极大的权威，能够识才举士者更享有盛名。他们不仅在舆论界有重大影响，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朝廷的用人。例如，谁被钩党领袖李膺看中，就犹如鲤鱼跳龙门，身价百倍。史称：“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167]李膺是二千石的高官，自不待言。然而不做官的权威人士，如善于发现和品评人物，也同样可以左右舆论。终身未仕的郭泰在士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168]身为布衣的陈寔也是一个有权威的人才鉴定者，时人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169]隐居乡里的名士范滂更是如此，汝南书佐朱零宁可被太守宗资施以刑罚也不肯违背范滂的意愿，他说：“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170]月旦评的领袖许劭影响之大更是震动朝野。《续谈助》卷四殷芸《小说》引《许劭列传》云：

汝南中正周裴表称许劭高节遗风，与郭林宗、李元礼、卢子干、陈仲弓齐名，劭时有知人之鉴。自汉中叶以来，其状人取士，援引扶持，进导招致，则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龀，断冤滞，擿虚名，诚未有如劭之懿也。尝以简别清浊为务，有一士失其所，便谓投之潢汙，虽负薪抱关之类，吐一善言，未曾不有寻究欣然。兄子政常抵掌击节，自以为不及远矣。劭幼时，谢子微便云：此贤当持汝南管籥。

谢子微早就预见，许劭日后将成为“汝南管籥”。事实上，许劭不仅主持汝南的社会舆论，在知名度提高之后，甚至充当了制造全国社会舆论的大师。曹操之例就颇能说明问题。曹操未入仕前曾不择手段地想扬名天下，他起初欲借助太尉桥玄之言替自己鼓吹一番。“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171]但桥玄觉得自己的声望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提高曹操的知名度，遂将操推荐给了“汝南管籥”许劭。“(乔)玄谓太祖(即曹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172]许劭的赏识与品评使曹操为世人所瞩目，由“君未有名”到“由是知名”，这便是月旦评制造舆论的结果。不久，曹操便借此被举为“孝廉”，步入官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40《州郡中正》中云：“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月旦评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兴起为士人学子们开辟了一条入仕的有效途径。

其四，月旦评在历史上之所以享有盛名，还与许劭、许靖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以及他们的德操气节有密切的关系。

东汉末年，阉宦当道，内外大权皆操于宦官之手，凡谋求做官及升迁者，非投靠宦官不可。然许靖、许劭却极为鄙视阉宦与无行谄伪之徒。《后汉书·许劭列传》载：“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许劭对其从兄弟许相“以能谄事宦官”，深恶痛绝，以至与其断绝往来。“(许劭)宗人许栩，沉没荣利，致位司徒。举宗莫不匍匐栩门，承风而驱，官以贿成，惟劭不过其门。”[173]对同宗达官显贵都不买账，更遑论他人，其气节之高可见一斑。

董卓进京后，把持朝政，专横跋扈，擅兴废立，迁都播越，将天子操纵于股掌之中，故被士大夫视作乱臣贼子。许靖痛恨董卓专权，遂与吏部尚书周毖假借为董卓选拔人才，而在暗中培植反董势力。尚书周毖“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韩)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174]在许靖、周毖的密谋策划下，关东地区组成了浩浩荡荡地讨伐董卓的诸侯大军，兵锋直指长安，直到此时董卓方知受骗，大怒曰：“诸君言当拔用善士，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175]立刻下令缉捕许靖，并将周毖斩首。许靖因事先预作准备，逃至豫州刺史孔伷处，才幸免于难。在躲避战乱的流亡途中，许靖“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176]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此外许劭、许靖皆能不慕权势，崇尚气节，坚守着不遇明主绝不入仕的信念。“司空杨彪辟(许劭)，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177]许劭“不就”的理由是“方今小人道长”，即自己是君子，与小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许靖避难交州后，曹操派巨鹿人“张翔衔王命使交部，趁势募(许)靖，欲与誓要，靖拒而不许”。[178]不愿为曹操所用。然而许靖并非真正甘心于退隐深山，终老林泉，只是待机择主。在苦苦寻觅之后，他最终在刘备处找到了归宿。

许靖入蜀后，得到刘备的重用，“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179]由此可见，月旦评之所以盛行当代，泽及后世，实同许氏兄弟鄙视阉宦，不畏权贵，奖掖后进，择主而事，正直清廉的高风亮节密切相关。许氏兄弟的气节德操为世人所敬重，所折服，唯其如此，才有“汝南管籥”、“人伦臧否”之称，恐怕这也是月旦评著名于世的一个原因吧。

3　月旦功过评

月旦评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然后人对其看法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历代诗词中对月旦评颇多溢美赞誉之词。如唐陈子昂诗《春台引》云：“星台秀士，月旦诸子。”将参加集会的士人学子比作品评人物的名士。权德舆诗《哭刘四尚书》云：“笑言成月旦，风韵挹天真。”谓刘尚书善于臧否人物，谈笑内容皆似月旦评。宋人秦观《送裴仲谟》诗曰：“汝南古佳郡，月旦评一易。”对汝南月旦评内容每月更新一次十分推崇。明人王诗《春芜记》曰：“心负云霄志，名高月旦评”，“月旦评诗甄，妙笔惊阳春”，对月旦评更是称颂备至。

然而月旦评亦屡遭后人非议，甚至是痛加斥责。晋人葛洪云：“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180]清人杭世骏的《道古堂文集》卷21《论许劭》说：“所谓月旦评者，特出于汝南一时之俗，佣耳僦目，借劭以自重。未数十年，而四方之士已有起而议之者，吾以知劭之无真赏也。”

葛洪、杭世骏等人认为月旦评是汉末俗弊，是朋党之间的口舌之争，世人推重许劭，是借机沽名钓誉，故对其进行抨击。不过，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月旦评虽为清议运动，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强的舆论监督作用，并不等同于魏晋时期的“玄言清谈”，其发挥的积极作用还是应给予充分肯定。

其一，准确性和预见性是月旦评的一大特点。

许劭察人之准，评人之确早已为世人所知。在曹操尚无显山露水之时便评其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其目锐如锋，料事如神。陶谦“有奇表，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181]知名于当时。然许劭却认为“陶恭祖(陶谦之字)外慕声名，内非真正”。[182]即陶谦徒有虚名，并非英雄。陶谦时任徐州牧、安东将军，为汉末一方诸侯。徐州位于中原，“百姓殷盛”，兵粮充足，陶谦据此雄州本可以大有所为，但他却不能容人，对董卓之乱后流寓徐州的士人不仅不能安抚任用，反而捕捉诛戮。[183]结果在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争霸战争中，徐州最终被曹操所兼并，“陶谦昏乱而忧死”，[184]完全应了许劭的预言。“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185]袁术称雄淮南，野心勃勃，欲代汉称帝；但许劭却认为“袁公路其人豺狼，不能久矣”。[186]果不其然，袁术称帝后不久即为曹操所灭。可见，许劭有先见之明，对陶谦、袁术之评判是颇为准确的。刘晔名声不显，是个书生，但许劭“称刘晔有佐世之才”，[187]刘晔后来成为曹操的心腹谋臣，其足智多谋，屡建奇勋，确是三国时期不可多得的良才。出生低贱的商贾之子樊子昭担任县小吏，时年15岁，许劭一见他便说：“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188]后来樊子昭果然成为道德高尚的大名士，“自长幼完洁，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能不苟”，[189]成了时人效法的楷模。庞统曾对全琮说：“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190]许劭察人之准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月旦评是一种颇为有效地选拔人才的手段。

汉末，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官场腐败不堪，许多有才能而无钱财门路之士，入仕为宦近乎为幻想。但自从许劭担任汝南郡功曹一职后，“抗举忠义，进善黜恶，正机执衡，允齐风俗。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偃，为众所服”。[191]他利用月旦评，来考绩小吏，选拔人才，许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许)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192]故范晔称颂道：“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劭)、郭(泰)。”[193]谢子微更赞颂许劭是“希世出众之伟人”。[194]一时间，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振。汉末，“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195]当然，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月旦评选贤拔士的功能，毕竟它对东汉末年腐朽黑暗的总趋势还是无能为力的。正如东吴名士陆瑁所言：“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196]尽管其施行艰难，作用有限，但是在政局动荡、军阀纷争的情况下，月旦评能任人唯贤，择其善者造福一方，还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月旦评还是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上行下效；小人得势，君子道消；正气受挫，邪气上升。在此情况下，月旦评不畏强权，敢于褒忠扬善、贬斥奸佞，显示出相当的正义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住了强宗豪族飞扬跋扈的气焰，使之不得不有所收敛。如袁绍遣散宾客、车骑，单车回府；曹操虽霸气十足，然亦不得不接受“乱世奸雄”之评，皆是囿于舆论压力之故。而且，月旦评对人“品评”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每月一评，“无复定价”，这就犹如紧箍咒一般，使士人学子甚至权贵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汉魏之际，月旦评虽然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然其影响及余威犹在，时人常以月旦评之故事来折服或恐吓对方。《三国志·钟繇传》注引《魏略》载：“孙权称臣，斩送关羽”，钟繇立刻写信给魏太子曹丕，报告了这一喜讯。曹丕回书给钟繇曰：“得报，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妩媚，执书温噱，不能离手。若孙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爽)、许(劭)，亦已足矣。”可见，曹丕已将月旦评作为与孙权进行外交斗争的工具。

当然，月旦评“品评”人物也并非尽善尽美，精确无误。如许劭对太史慈的评价就非常低，使得扬州刺史刘繇不敢重用太史慈。当孙策兵临曲阿，进攻刘繇时，“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太史慈之字)，许子将不当笑我邪？’但使慈侦视轻重”。[197]太史慈是智勇双全的猛将，刘繇岂能不知而无动于衷，但他最终还是慑于月旦评之威，恐为许劭所耻笑，不得已仅使太史慈充当前哨，侦探敌情而已。太史慈因不为刘繇所用，不得已投奔孙策，后成为东吴名将。许劭为汝南郡功曹时，对其堂兄许靖也因“私情不协”而有意压制，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甚至“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198]前文已述，许靖也是一个在乡党中善于品评人物的名士，而且在乡里赈济贫困，很有仁厚之名。可是许劭与他合不来，依仗自己在郡里任功曹，时时排挤许靖，使他不能按年齿去郡县为吏。许靖作为一个士人，失去出仕的机会，只能亲自养马，开个磨坊度日。对此，时人认为：“许文休者，大较廊庙器也，而子将贬之”，[199]因而为之愤愤不平。正因其如此，时人对月旦评便颇多微词，如孙吴大臣诸葛恪就曾说：“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200]今人余嘉锡亦持相同之见：“就诸葛恪、葛洪之言观之，则许劭所谓汝南月旦评者，不免臧否任意，以快其恩怨之私，正汉末之弊俗。虽或颇能奖拔人才，不过借此以植党树私，不足道也。”[201]作为士人清议运动的月旦评，虽有种种不足和缺陷，但以“植党树私”来给月旦评定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其四，乡邑清议——九品中正制的滥觞。

月旦评对九品中正制的形成也有着重大的影响。魏晋时期选举的主导形式已演变为九品官人法，这是一种将乡评与官吏举荐相结合的制度。中正评议实施伊始虽有“家世”、“状”、“品”三项内容，但评议的重点更多地在于“人才优劣”，而不完全是“世族高卑”。[202]《晋书·卫瓘传》载：“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王鸣盛亦云：“州郡中正据乡党评议。”[203]可见，中正评议渊源于东汉末年的乡里评论。所谓乡论，就是一些鸿儒名士，利用社会舆论，依恃自身名望，品评人物，以此影响官府的选举取向，他们渐成势力，形成主持“清议”的集团，操纵舆论，进退人物，士人们相率让爵、推财、辟聘、久丧，以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争取清议的肯定。“位成于私门，名定于横巷”，[204]乡论亦即清议，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士人学子们的仕途，汝南月旦评便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乡论。川胜义雄曾专文讨论“魏、西晋的贵族与乡论”。他指出：“上层名士试图在自己的出生地重新恢复基层乡论，与之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从中发掘新一代人材。这种努力之一，正是九品中正制……曹魏初期，已经获得公卿职位的陈群、华歆、王朗等人分别向仕于蜀的友人许靖——曾经是汝南月旦评的中心人物——寄去了书信，‘申陈旧好，情义款至’，劝其去蜀归魏，这也就显示出，在九品中正制施行以后，构成魏国上层的人物试图在现在的基层乡论以外，重新集结过去在汝南、颍川、北海等地形成的，属于民间的第三次乡论集团。重新团结过去的集团，这一动向也就必然向集团的自我保存与积极地扩大再生产的方向迈进。”[205]可见，即使在曹魏实行九品官人法之后，政府仍然需要民间高层次的乡论组织，以保证中正能“从中发掘新一代人材”。川胜义雄的分析十分准确，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中文臣的上层人物，大都来自汝南和颍川，以后形成汝颍朋党集团，而汝颍集团正是从乡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乡论品评人物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所谓品评人物，实际上就是世家大族按政治与经济实力，参据人品才干，将士人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依次分享做官的权力。因此在曹魏九品中正制出现之前，以地方世族、鸿儒名士们的“公论”，士人按品来出仕，已成为惯例。正如鲁肃在赤壁之战前对孙权所说：“今肃迎(曹)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206]这就充分反映出乡党评论及察举中所表现出来的门第等级以品划分的状况。东汉末年，乡评、清议成风，如诸葛亮、庞统等人原先均为普通士人，后为乡评所推崇，经名士弘扬，方扬名天下。[207]当然，乡评、清议不是靠个人能够运作的，而是士人群体组织起来的活动，故易于被人攻击为政治小集团，或直接指斥为“植党树私”。而且，东汉清议运动的矛头大多指向宦官或外戚集团，专权的宦官十分仇视士人的清议，如此一来，党争也就很难避免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月旦评的盛衰消长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汉朝廷阉宦专权，皇权削弱，社会控制力下降，政治趋于多元化，这是包括月旦评在内的“乡论”、“清议”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社会控制力逐渐增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社会清议遂成为由官府控制的规范化的制度。这样一来，民间的、分散的品评人物逐渐湮灭了，月旦评从此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1]《后汉书》卷32《樊鯈列传》。

[2]章太炎：《章氏丛书·检论·通法》，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

[3]《汉书》卷83《朱博传》。

[4]《汉书》卷86《王嘉传》。

[5]《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张璠《汉纪》。

[6]赵翼：《陔馀丛考》卷16“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东汉会要》卷27《选举下》。

[8]《后汉书》卷16《邓禹列传附邓骘列传》。

[9]王符：《潜夫论》卷1《论荣第四》。

[10]《后汉书》卷49《仲长统列传》。

[11]《后汉书》卷2《明帝纪》。

[12]《后汉书》卷19《耿弇列传》。

[13]《后汉纪》卷23。

[14]《孟子·滕文公下篇》。

[15]民国时，王桐龄曾著《中国历代党争史》，该书第一章论述先秦的学派之争，但学派之争同朋党之争有所区别，似不应纳入以政争为主要特征的朋党斗争的范畴之中。

[16]钱穆：《国史大纲》第10章，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第185页。

[17]《三国志》卷8《公孙瓒传》。

[18]《三国志》卷32《先主传》。

[19]《后汉书》卷37《桓荣列传》。

[20]《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附杨彪列传》。

[21]《后汉书》卷74上《袁绍列传》。

[22]《后汉书》卷74上《袁绍列传》。

[23]徐干：《中论·谴交》。

[24]参见《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

[25]《廿二史札记》卷5“东汉尚名节”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

[26]《后汉书》卷44《胡广列传》。

[27]《陔馀丛考》卷16《郡国守相得自置吏》。

[28]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6年版，第524页。

[29]钱穆：《国史大纲》第10章，第185页。

[30]钱穆：《国史大纲》第12章，第218页。

[3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32]《廿二史札记》卷5“东汉尚名节”条。

[33]参见《后汉书》卷73《公孙瓒列传》。

[34]《三国志》卷11《王修传》。

[35]《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36]《陔馀丛考》卷16“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条。

[37]《后汉书》卷63《杜乔列传》。

[38]钱穆：《国史大纲》第12章，第216—217页。

[3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2。

[40]参见拙文《汉晋之际质任现象综论》，《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41]《三国志》卷21《王粲传》注引《文士传》。

[42]《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43]《后汉书》卷43《朱穆列传》。

[44]《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

[45]《后汉书》卷56《种暠列传》。

[46]《后汉书》卷63《李固列传》。

[47]《后汉书》卷43《朱穆列传》。

[48]《后汉书》卷78《张让列传》。

[49]《后汉书》卷8《灵帝纪》。

[50]《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之害民”条。

[51]葛洪：《抱朴子·审举》。

[52]《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之害民”条。

[53]《后汉书》卷63《李固列传》。

[54]《后汉书》卷56《张纲列传》。

[55]杨联陞：《东汉的豪族》，载《清华学报》11卷(1936年)第4期。

[56]《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

[5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两汉外戚之祸》。

[58]《资治通鉴》卷263。

[59]《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60]《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

[61]《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62]《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63]《东汉会要》卷17，按语。

[64]《续后汉书·职官·中宫官》。

[65]参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5。

[67]《后汉书》卷43《朱穆传》。

[68]《后汉书》卷54《杨秉传》。

[69]《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

[70]《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

[71]《汉书》卷62《司马迁传》。

[72]《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73]《后汉书》卷43《朱穆列传》注引蔡邕《正交论》。

[74]《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序》。

[75]《后汉书》卷68《郭泰列传》。

[76]《后汉书》卷53《申屠蟠列传》。

[77]《后汉书》卷68《符融列传》。

[78]《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

[79]《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

[80]《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81]《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82]《后汉书》卷43《朱穆列传》。

[83]《后汉书》卷65《皇甫规列传》。(www.daowen.com)

[84]《后汉书》卷65《皇甫规列传》。

[85]《后汉书》卷65《皇甫规列传》。

[86]《后汉书》卷54《杨秉列传》。

[87]《后汉书》卷67《杜密列传》。

[88]《后汉书》卷67《李膺列传》。

[89]《后汉书》卷57《李云列传》。

[90]《后汉书》卷57《李云列传》。

[91]《后汉书》卷54《杨秉列传》。

[92]《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

[93]《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

[94]《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

[95]《后汉书》卷64《史弼列传》。

[96]《后汉书》卷67《李膺列传》。

[97]《后汉书》卷65《皇甫规列传》。

[98]《后汉书》卷62《陈寔列传》。

[99]《后汉书》卷67《范滂列传》。

[100]《后汉书》卷67《范滂列传》。

[101]《后汉书》卷67《贾彪列传》。

[102]《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

[103]《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04]《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05]《后汉书》卷66《陈蕃列传》。

[106]《后汉书》卷67《张俭列传》。

[107]《后汉书》卷8《灵帝纪》。

[108]《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09]《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10]《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11]《后汉书》卷8《灵帝纪》。

[112]《后汉书》卷56《陈球列传》。

[113]《后汉书》卷56《陈球列传》。

[114]《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15]《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16]《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17]《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18]《后汉书》卷53《申屠蟠列传》。

[119]《后汉书》卷68《郭泰列传》。

[120]《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21]《后汉书》卷66《陈蕃列传》。

[122]《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23]《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24]《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25]《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26]《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27]《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28]《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29]《后汉书》卷69《何进列传》。

[130]《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31]《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32]《后汉书》卷69《何进列传》。

[133]《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1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34]《后汉书》卷61《黄琼列传》。

[135]《后汉书》卷30下《襄楷列传》。

[136]《后汉书》卷57《李云列传》。

[137]《后汉书》卷66《陈蕃列传》。

[138]《后汉书》卷66《陈蕃列传》。

[13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论不宜有清议之说》，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0]《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

[141]《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42]《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43]《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44]《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

[145]《汉书》卷60《杜周传》。

[146]《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147]参见《南史》卷59《任昉传》。

[148]《孙莘老挽词四首》(之三)。

[149]参见《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李贤注：“今豫州汝阳县东北，有二龙乡，月旦里。”

[150]《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151]《三国志》卷38《许靖传》。

[152]《谢承书》卷4《许劭传》，载(清)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153]《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154]《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155]《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又见于《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156]《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157]《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158]《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159]《风俗通义·过誉》原文作“养老复敬，化之至”。参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据《太平御览》卷33校改，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0][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61]参见《后汉书·孝顺帝纪》、《后汉书·孝桓帝纪》、《后汉书·孝灵帝纪》、《三国志·许靖传》、《后汉书·许劭列传》。

[162][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页。

[163]《后汉书》卷70《孔融列传》。

[164]《后汉书》卷68《郭泰列传》。

[165]《三国志》卷52《步骘传》注引《吴书》。

[166]王符：《潜夫论》卷1《论荣第四》。

[167]《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68]《后汉书》卷68《郭泰列传》注引《谢承书》。

[169]《后汉书》卷62《陈寔列传》。

[170]《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171]《后汉书》卷51《桥玄列传》。

[172]《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世语》。

[173]《三国志》卷23《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

[174]《三国志》卷38《许靖传》。

[175]《三国志》卷38《许靖传》。

[176]《三国志》卷38《许靖传》。

[177]《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又见于《三国志》卷23《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辟劭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征，皆不就。”

[178]《三国志》卷38《许靖传》。

[179]《三国志》卷38《许靖传》。

[180]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篇》。

[181]《三国志》卷8《陶谦传》注引《吴书》。

[182]《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183]《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载：“(许劭)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

[184]《三国志》卷8《陶谦传》。

[185]《三国志》卷6《袁绍传》。

[186]《三国志》卷49《刘繇传》注引袁宏《汉纪》。

[187]《三国志》卷14《刘晔传》。

[188]《续谈助》卷4《殷芸小说》引《许劭列传》。

[189]《三国志》卷37《庞统传》注引蒋济《万机论》。

[190]《三国志》卷37《庞统传》；又见于《世说新语·品藻》引庞统论全琮语：“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

[191]《谢承书》卷4《许劭传》，载(清)汪文台辑，周天游校《七家后汉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192]《三国志》卷23《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

[193]《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194]《三国志》卷23《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

[195]《资治通鉴》卷68“臣光曰”。

[196]《三国志》卷57《陆瑁传》。

[197]《三国志》卷49《太史慈传》。

[198]《三国志》卷38《许靖传》。

[199]《三国志》卷38《秦宓传》注引《万机论》。

[200]《三国志》卷35《诸葛恪传》。

[20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202]《宋书》卷94《恩倖传》。

[203]《十七史商榷》卷40《州郡中正》。

[204]《太平御览》卷469注引崔寔《政论》。

[205][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206]《三国志》卷54《鲁肃传》。

[207]《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可见，诸葛亮、庞统是经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徽的大力推荐，才显名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