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汉党锢之祸的缘起

党锢之祸又称钩党之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汉史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党锢之祸的基本史料皆在《后汉书》中，范晔在其所撰的《后汉书》中专列《党锢列传》。传中所列人物有21人。其实范晔所选皆是党人事迹中较为显著者，当时党人远不止此数。不仅如此，和党锢之祸有着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诸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被纳入《党锢列传》。范晔之所以如此安排，自然有其深意：因为“三君”等人作用及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党锢，范晔要给他们单独列传。故此，要研究东汉末年的这次党祸及党人失败的原因，绝不仅仅涉猎《党锢列传》，而应把整个视野及史料拓展得更宽些。

据《党锢列传》载，党议始于桓帝时，“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时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按范晔观点，党锢时间的起点是房植、周福各自为派。然查阅史料可知，房植虽为循吏，但引荐房植的是李固、赵岐、荀爽，这三人都名列党籍，知名度皆远远超过房植，党人之议，仅提房植而不涉及李固等人，似有偏颇。另外，周福除了其作为桓帝老师之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特别的记载，将其作为一派的首领，亦似欠妥。

东汉时期，门生与师长的关系特别紧密，甚至对师长的家人都有道义上的隶属关系。一方面，身居高位的官员由于门生数量之多而拥有极大的政治势力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仕途生涯相似的士大夫，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理念相近的同一群体。虽然他们的出仕未必同时，彼此之间也未必相识，但他们志趣一致，其精神脉络的相关性还是有迹可循、有案可查的。东汉党锢事件，株连者达上千人，所谓“株连”，说的正是彼此之间的精神联系。然而，史书上找不到和房植、周福有精神脉络渊源，拥戴他们的人。房植任河南尹，周福任尚书，权势都不大，不可能形成举足轻重的力量。所谓党争，前提是双方“各树朋徒”，在一定程度上势均力敌，但房植、周福势单力薄，根本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力量，形成不了大的气候。所以，范晔将党锢之祸的肇始定在房、周之争，未必确切，而且同稍后清流士人、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殊死斗争毫无关联。

因此，要论述东汉党锢事件必须从宦官势力发展，以及党人集团的主体力量——清流士大夫及太学生的兴起谈起。

党锢之祸之所以爆发于东汉桓灵时期，绝非偶然，这是东汉宦官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宦官制度发展史上，东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东汉期间，宦官势力迅速膨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对朝廷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集团，从而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专权高峰的出现。

东汉初年，光武帝进一步加强皇权，对宦官也更加宠幸，省内官全由宦官担任，中常侍与大长秋的职务为宦官所垄断，从而削弱了皇帝与外朝官的联系，这就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奠定了基础。东汉宦官专权的局面是从汉和帝时期开始的。东汉自和帝始，即位的皇帝皆为幼主。和帝即位时年仅10岁，殇帝即位时不满周岁，安帝登基时13岁，顺帝坐龙椅时11岁，冲帝即位时2岁，质帝登基时8岁，桓帝15岁即位，灵帝12岁君临天下，献帝即位时9岁。由于天子年幼无知，连生活起居都无法自理，何谈“乾纲独断”，亲理朝政，故不得不依赖于操纵朝政的母后。而一旦女主当政，由于其同身为男性的外廷朝臣交接不便，遂不得不依赖于宦官，这就为宦官干政提供了便利。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中指出：“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随着女主对宦官的依赖，宦官的职权范围便突破了内廷杂役的限制，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已“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56]

导致东汉宦官势力的崛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亲政以后幼主少帝必须依靠宦官势力来对付尾大不掉的外戚集团。东汉母后临朝主要是依赖自己父兄执政，当政的后族外戚们，往往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身份总揽朝政，正如赵翼所言：“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大盛。”[57]在外戚专断朝政的情况下，幼主少帝就会大权旁落，形同傀儡。然而当幼帝一旦成年，就不能容忍此种状况长此久往，要求亲政的君主绝不甘心任由外戚摆布，他们必然会与外戚集团发生激烈的冲突。少主长于深宫之中，育于保傅之手。可以信赖与依恃的人少之又少，可谓是孤家寡人，势单力薄。所谓“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由于宦官日侍皇帝左右，故极易得到君主的欢心和重用。史称“宦官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伶俐，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忤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58]在东汉君主与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常常是君主唯一能信任与依恃的力量。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朋比结党，“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59]和帝遂与宦官共同谋划，秘密调兵遣将控制京师，将窦宪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夺回了大权，事定之后，和帝亲政，有功的宦官，“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60]

和帝时，虽然只有郑众一人封侯，但却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影响深远。《后汉书·郑众传》说：“中官用权，自众始焉。”安帝元初初年(114)蔡伦也被封龙亭侯，食邑三百户。虽然这一阶段宦官封侯是个别现象，食封数字也不大，但却标志着宦官在政治上占据了重要地位。顺帝时，宦官开始自个别向集团发展。以孙程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形成，是宦官集团发展的重要标志。孙程等19名宦官因诛灭外戚阎氏集团有功，俱被封侯。为了酬答宦官的拥立之功，顺帝下诏，将宦官养子承袭爵位著为定制。孙程等19侯食邑总计为88600户。若按晁错所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的约数计算，这个宦官集团分食了东汉886万亩土地的赋税收入，其数字十分惊人。桓帝时又有单超宦官集团，他们以诛灭外戚梁冀有功，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同日封侯，世人谓之“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此时的五侯集团比顺帝时期的19侯集团权势更隆，单超后来被封为车骑将军，取得了与三公并驾齐驱的地位，死后又备极哀荣。其余四侯也是日益骄横。时人称之“左回天”(意谓左悺势大有回天之力)、“具独坐”(意谓具瑗骄横无人能与其同坐)、“徐卧虎”(意谓徐璜凶恶如虎)、“唐两堕”(意谓唐衡随意所为)。五侯得势，其亲属党羽也狐假虎威，“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除五侯之外，侯览、段珪、苏康、管霸等宦官，也都贪婪骄纵，乘势擅权，成为横行一时的权阉。侯览先被封为关内侯，再晋封为高乡侯，但其欲望还不满足，遂利用手中的大权，直接掠夺田宅，“前后侵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另一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61]

灵帝时的宦官曹节，不仅本人荣华富贵，连其家属亲戚也沾了他的光。曹节被封为冠军侯，兼领尚书令，始终专擅朝政。其“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62]曹节死后，宦官专权局面依旧，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宦官皆为中常侍，均封侯食邑，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时人举其大数，统称“十常侍”。

宦官集团在东汉历史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徐天麟说：“东汉之季，阉宦擅权，布满宫闱。”[63]这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这些人“兼领外廷，而倒制国命”，[64]俨然成了操纵朝纲的贵族集团。据柳春藩统计，东汉宦者侯，有食邑者37人，食邑总数是171200户，平均一个宦者侯食封大约4630户，比功臣侯平均食封户数高得多。[65]事实表明，东汉宦官集团的势力，已经超过了官僚集团。赵翼说：“东汉末，宦官之恶遍天下。”[66]他们在政治上“权侵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67]在经济上，“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68]在权力上，“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谁依附讨好宦官，则“光宠三族”，谁“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69]为了满足这些阉人的变态性欲，他们又“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他们生不了儿子，就“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阉寺专政，“虐遍天下，民不堪命”。[70]

宦官本是刑余之人，素为士大夫所鄙视，所谓“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71]“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72]在士人看来，这种因去势而造成身体隐秘部位缺损之人，就是丑类，其职能只能洒扫宫廷，服侍帝王、后妃，而无权过问朝政。令士人感到愤怒的是，宦官在与朝臣共理朝政的过程中，不仅不礼让三分，反而处处要占上风，甚至通过残酷杀戮，成为独揽朝政、权势熏天的政治集团，这当然不能为朝野所容，于是社会上必然会有一股政治势力奋然崛起，同宦官集团作殊死的拼搏。

在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外，还活跃着由官僚士大夫与太学生联合组成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他们与宦官进行着长期的斗争。实际上，东汉党锢之祸中的党人集团的主体力量就是太学生，他们是这次反对宦官集团运动中的主力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这场斗争，需要追溯汉代太学生的形成和发展。至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置博士子弟50人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太学正式成立。西汉太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光武帝建武五年(29)建太学于洛阳，起太学博士舍，修内外讲堂。明帝、顺帝时，太学都有发展。太学的发展为庶民子弟登上仕途提供了途径。太学生的来源除太常与郡国送选外，又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两种，同时增加了太学生的俸禄。弟子员(即正式生)有官俸，特别生则费用自给。所以太学生中也有穷学生，如西汉时兒宽替同学烧饭以自给，翟方进母亲跟儿子一起到长安去，靠织布做鞋挣钱，供翟方进在太学求学的费用。但有钱有势的子弟入学机会较多。质帝本初元年(146)，梁太后下诏，要求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都要派遣子弟入学，太学生因此增加至三万余人。学生人数的扩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官场越来越腐败，导致太学生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老的太学生派不出去，新的太学生一批又一批进来，结果只能把他们养在学校里，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人还可以设法获得一官半职，无权无势又无门路的人，只好待在太学里。积聚的人多了，便成为一种特殊的力量，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发泄政治上的怨愤和个人的不满，再加之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固有的特点：忧国忧民，面对朝廷的政治昏暗，阉宦、外戚当权，青年学子当然要凭借一腔热血为社会、为民众抨击邪恶，伸张正义。这就是以党锢之祸为标志的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

在党锢之祸发生前，党人集团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品评、清议，造成反对宦官的舆论。太学生最初在学校里讨论学问，切磋学业，展开广泛而炽热的交友活动。“交友以方，会友以文”，[73]成为诸生们往来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纽带与切入点。桓灵之时，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面对日益深重的危机与亡国之兆，士人学子已无法安心于书桌和书本，沉潜于学术了。太学中出现“博士依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74]的萧条景象。太学生们把精力逐渐转向时政，对社会对政治的关切与议论，成为时代的一个兴奋点。东汉后期谈论、清议蔚然成风，士人见面即谈议，相互品鉴人伦，臧否朝政。清议不仅长至“连日达夜”，[75]而且规模扩大到“六七千人”，[76]能言善辩被视为博士子弟的一项极富吸引力的才能，位尊名高的党人领袖李膺每见太学生符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77]他们谈兴甚浓。清议、谈论、评论、坐论、高谈、清谈、品评，到处出现这些名称相异但实质相同的谈论。尤其是“党锢之祸”前夕，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由于“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故“士子羞与为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78]太学生对朝廷政策进行臧否，对官吏人品作出评论，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相互呼应，互为表里，通过口头宣传方式，使这种政治性的评论传为民谣，广为传播，形成舆论。

清议有两面性。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部分士人学子以其可能的方式，敢于挺身而出，以其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言论，刺激流俗，震动社会，褒贬朝廷权贵及上层人物。清议抨击邪恶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社会美德的倡导。东汉末年，“清流”官员及太学生弘扬社会正气的行为，也是汉末士林具有强烈社会意义和政治指向的一个举措。从消极方面来看，则是知识分子著名人物的相互标榜与吹捧。通过褒扬，抬高自己的名望，扩大个人影响，企图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谋求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然而，在阉宦、外戚等腐朽势力控制朝政、执掌大权的情况下，清议的积极作用还是占主流的，它是党人制造舆论，反对宦官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外戚权阉能够产生一定的威慑力量。清议的“危言深论，不畏豪强”的特点，产生了“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79]的效果。

在这种以清议、党人之议形式出现的特殊舆论的推动下，极端瞧不起宦官的太学生和一部分“清流”官僚们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互为推崇，更相标榜，终于结为党人。太学也就成了党人活动及党议的中心。太学之所以成为党议的中心，除了东汉末年太学规模庞大，以三万之众的诸生，形成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密集的知识群体，以及太学生的年轻激情和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立官办学校既是知识传授、学问研习的场所，又被视为政治后续力量以及朝廷准官僚的培训基地。太学生与朝廷现任官员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也容易产生亲近的交往。一介书生何颙之所以显名于太学，是来自太傅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的大力推荐。大将军窦武对太学生更是关怀备至，他将皇帝、太后的赏赐全部散发给太学诸生。学仕一体的观念和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太学生们的政治责任意识。

永寿三年(157)，天子将关乎国计民生的铸钱一事，交给三公及大将军四府群僚及太学中能言之人议论。在这里，与其说太学生是博学多识的学者，还不如把他们视作是政治舞台上已露头角的新锐。太学生中的头面人物或可称为领袖的郭泰(林宗)、贾彪(伟节)与朝廷清流官员的代表人物陈蕃(仲举)、李膺(元礼)、王畅(叔茂)的关系已非同一般，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80]深得太学生们的敬仰。故在太学中就广为流传“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81]的评语。李膺品德高尚，称为天下楷模；陈蕃正直清廉，不畏权贵；王畅严明公正，为时之俊杰，史书上记载的都是事实。李膺等确实敢于同地方豪强、外戚宦官等恶势力作斗争；他们的“危言深论”成为当时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令贵戚权宦等掌权派胆战心惊。十分明显，通过规模庞大的清议活动，大权在握的宦官势力和不当权的党人势力，已形成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一场公开的较量和白热化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二是举行政治请愿，对最高统治者施加政治压力。当一些严明公正的官员因反对宦官而遭到迫害时，太学生们则采取了集体诣阙请愿的方式，对之表示声援支持，并借此向宦官集团示威。

桓帝永兴元年(153)秋，有32个郡国发生蝗灾、水灾，数十万户灾民流亡异乡客地。其中冀州的灾情尤为严重，但当地的贪官污吏非但不恤民艰，反而趁机盘剥，贪污赈款。桓帝命廉正的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州等地的贪官听说朱穆要来，有40多名官员因害怕罪恶暴露而自动解印离去。中常侍赵忠死了父亲，归葬冀州安平县。他僭制违法，用帝王用的玙璠、玉匣(金缕玉衣)、偶人为葬具作随葬品。朱穆闻讯大怒，下令查处，掘了赵忠父亲的墓，打开棺材，陈尸示众，并逮捕了赵忠的家属。赵忠得知后向桓帝告状，桓帝偏袒赵忠，下旨将朱穆交廷尉治罪，输入“左校”，充当苦役。这一冤狱在京师太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清正的官员受到惩罚，僭制违法的宦竖反而得志横行，政治黑暗导致的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在太学生这群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起了愤怒的情绪，在太学生刘陶的带领下，几千名太学生来到皇宫门前，诣阙上书，为朱穆鸣冤叫屈，要求平反。

以刘陶为首的太学生在给桓帝的上书中，痛斥宦官的罪恶，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是中国太学生史上一篇著名的奏章。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餓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82]

这篇太学生的请愿书，大义凛然，言简意赅，爱憎分明，充分显示了一群有知识、有政治敏锐性和正义感的古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良心、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文中痛斥宦官“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名句，形象而准确地击中了宦官干政的要害，给这伙倚仗君宠、胡作非为之徒画了像，点明了朝政腐败要害的原因，以致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朱穆的处理。太学生的这次请愿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迫使汉桓帝不得不赦免了朱穆。

数年之后，太学生为了声援受宦官陷害入狱的议郎皇甫规而再次诣阙请愿。皇甫规平定西羌之乱，立下赫赫战功，按理当对其进行封赏，但把持朝政的中常侍徐璜、左悺却乘机向他敲诈勒索，皇甫规素来“恶绝宦官，不与交通”，[83]拒绝了他们的索贿要求，徐璜、左悺恼羞成怒，遂对皇甫规进行诬陷，将他关进了监狱，廷尉判决的结果是罚皇甫规“输左校”。一些公正的官僚士大夫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84]要求皇帝出面干预此事，在张凤等人的努力下，此案才有转机，皇甫规不久被赦归家，以后又被擢为度辽将军。

皇甫规本是一员武将，并未过多参与朝政，他与党人首领陈蕃、李膺及太学生亦无交往。党祸发生后，受株连、遭诬陷的人不计其数，但皇甫规却不在其内，躲过了一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皇甫规却主动向朝廷上了一表，声称自己与党人有染，“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85]在朝廷大规模镇压党人的险恶形势下，一般人避之、躲之还唯恐不及，皇甫规却顶风而上，硬要和党人扯上关系，这是何等的壮举。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皇甫规之所以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一者是他思想上和党人是共通的，即痛恨阉宦；二者他也是报当年太学生张凤等人诣阙请愿的救命之恩。由此可见，太学生的政治请愿不仅对统治者施加了压力，同时也扩大了政治影响，使许多正义之士加入到党人队伍中来。

三是依法惩治为非作歹的宦官爪牙党羽，打击宦官的嚣张气焰。当时宦官的爪牙党羽“布满天下”，早已引起了“朝野嗟叹”。[86]为了打击宦官势力，许多正直的党人官僚不畏宦官的权势，惩办了一批仗势横行、贪奢放纵的宦官爪牙。例如，杜密任地方官时，“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87]在同宦官进行斗争的正直官员中，党人集团的领袖李膺是较为突出的。李膺任河南尹时，曾将与宦官勾结的宛陵大姓羊元群逮捕，并按贪赃罪惩处。羊元群向宦官行贿，结果朝廷反将李膺治罪，输入左校服苦役，后因司隶校尉应奉上疏而免罪。李膺任司隶校尉后，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放弃对宦官的斗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残酷无比，甚至残杀孕妇。张朔害怕李膺逮捕他，逃往洛阳，躲在张让家中可以藏人的壁柱中。李膺掌握了情况，亲率将士到张让家中，打破壁柱，逮捕了张朔，审讯后将他处死。

张让恨透了李膺，向桓帝告状。桓帝招来李膺，责问他为何不先听听皇帝的意见再处治张朔。李膺回答：“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恶，退就鼎，始生之愿也。”李膺的这一番话掷地有声、理直气壮，直驳得桓帝哑口无言，只好回过头来对张让说：“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这才让张让稍稍收敛。李膺执法不阿的胆识，立即轰动整个京师，平日为非作歹、趾高气扬的宦官大为惊慌，“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88]不敢走出宫门，桓帝感到奇怪，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宦官个个叩头流泪说：“我们害怕李校尉啊。”李膺不畏权贵的正直行为，固然是大快人心，但与宦官结下了深仇大恨，宦官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等待时机，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像猛虎恶狼般地反扑过来，对党人痛下杀手。

四是直接指斥宦官集团的头面人物，甚至将矛头指向袒护宦官的皇帝。延熹二年(159)，桓帝利用宦官的力量，诛灭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事成之后，“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梁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89]眼见朝政大权又从外戚转到宦官手中，官僚士大夫十分愤怒，当时有一个白马县令李云，上了一封不加套的奏疏，称为“露布上书”。李云在这份露布中写道：“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扼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90]李云在露布中把矛头直接指向朝廷新贵——皇帝的家臣单超等人，甚至批评桓帝如此的做法简直就不像皇帝的样子。桓帝见露布大怒，下令逮捕李云，又命宦官和御史、廷尉一起用酷刑审讯李云。此事轰动朝野。弘农五官掾杜众同情李云，上书给桓帝，声称李云以忠谏获罪，可敬可佩，愿意同李云一起去死。桓帝见疏，火上加油，又将杜众打入大牢。大鸿胪陈蕃愤然上书，直接把桓帝比作杀忠臣比干的暴君殷纣王，说自己就是要触龙鳞，冒死请赦李云。其他官员如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等也上书为李云辨冤。大怒以致丧失理智的桓帝，不仅听不得意见，反而将陈蕃、杨秉免职罢归田里，沐茂、上官资被降职二级。结果，李云、杜众都被折磨死在狱中。

然而，正气凛然的士大夫并没有被皇帝的淫威所屈服，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同有着皇帝做靠山的宦官作坚决的斗争。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参奏权倾一时的中常侍侯览、具瑷。指斥这两个权阉“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要求将他们治罪，以除“君侧之恶。”[91]桓帝不得已罢免了侯览的官职，削除了具瑷的爵位。同年，号称“左回天”的左悺，亦被司隶校尉韩演劾奏而畏罪自杀。

党人集团所开展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恐慌，他们伺机进行反扑。南阳太守成缙诛杀一个与宦官勾结犯法的恶棍张汜，宦官反击，奏请皇帝将成缙处斩。太原太守刘瓆处死了一个“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又被宦官奏请桓帝将刘瓆逮捕治罪。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家产；东海相黄浮杀掉霸占妇女又将她射死的宦官徐璜的侄儿徐宣，宦官反击，翟超、黄浮被处以髡刑，罚作刑徒。太尉陈蕃实在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为成缙、刘瓆、黄浮、翟超等人说情请命。桓帝不允其奏，宦官因此气焰更为嚣张，结果，刘瓆、成缙均死于狱中。在这场拉锯战中，宦官依恃皇帝的支持，逐步占得优势，非常明显，如果没有皇帝做靠山，宦官是不可能肆意妄为的。然而，这不过是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前双方的一次小小的较量。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经过精心策划，延熹九年(166)和建宁二年(169)，宦官集团终于向党人举起了屠刀，发动了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2　钩党之狱和党人的浩然之气

宦官向党人开刀的起因是李膺的秉公执法。河内人张成精通风水算命，他既和宦官有勾结，也得到好风水的桓帝的赏识。张成因此而肆意妄为。其子杀了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逮捕了他，准备依法治罪，不料，朝廷此时颁布了大赦令，按照规定，张成之子应该获得赦免。然而，正直的李膺愤恨不已，他不顾一切，还是杀了张成的儿子。李膺此举，等于是公然抗旨，在宦官的支持下，张成的弟子牢修上疏给桓帝，诬告李膺、范滂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92]这封诬告文，不仅把太学生同李膺等清流官员联系起来，而且是以结朋聚党、攻击朝廷的大罪构陷罪名的。这是宦官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因为，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清流官员要反对一两个宦官、外戚尚可原谅，如果结成朋党，反对朝廷那就罪不容诛，桓帝绝不会等闲视之。果不出宦官所料，桓帝一见牢修的上书，勃然大怒，下诏布告天下，逮捕“党人”，一场大规模逮捕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李膺首当其冲，被首先抓了起来，经过严刑拷问，供词牵连到陈寔、范滂、杜密、陈翔等二百余人。有些党人事先得到风声，便赶紧逃走。宦官便四处张贴告示，悬赏重金通缉党人。朝廷还派出一大批官员前往各地，缉捕党人，全国笼罩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大逮捕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充分表现出来，平时有怨仇的，怀恨在心的，纷纷上疏诬告，“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93]州郡牧守为了表功，就不分青红皂白，把善良的百姓也抓来凑数，株连所及，一州之中可达数百人。张成的弟子牢修尤其可恶，乘机构陷清流官员及大批太学生，称他们为“钩党”、“部党”。有了“钩党”的罪名，就可以大搞扩大化，“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94]在当时，只有平原相史弼未捕一人，京城使者责备他说：“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史弼回答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95]使者不能交差，大为愤怒，把郡中属僚全部逮捕下狱，并上疏参劾史弼。在“户可为党”的恐怖气氛下，宦官一旦抓到清流官员，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党人”。如桓帝命中常侍王甫审讯刚正不阿、享有盛誉的范滂。一开始王甫就诘问：“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范滂当然不承认“结党”的罪名。因为在以“无偏无党”为号召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结党”就是在政权之外集结成独立的政治集团，这一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行为，始终被视为是与阴谋、逆乱、营私、奸恶等联系在一起的罪名。按照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逻辑，结党就是妄图篡国谋逆。不过，平心而论，范滂的拒认并不能否定当时士大夫日益突出的集群现象。桓灵之际涌现出一批士大夫与太学生结合在一起的群体，他们往往是以知识分子彼此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为基础，由富于号召力的名士以个人魅力聚拢来的集团。在那些名冠天下的士大夫，如李膺、陈蕃、王畅、范滂、刘陶等人周围，正明显地、愈来愈多地聚结起士众。独持风采的李膺在士人群体中更富有凝聚力，史称“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96]

毫无疑问，士人与太学士结成群体，绝不是反对朝廷，指斥天子，而是把矛头对准胡作非为、祸害天下的宦官。宦官们要报复士人，苦于抓不到把柄，一旦有了士人结成“钩党”、“部党”的罪名，即可将清流官员及太学生们置于死地。正所谓“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97]一旦党狱兴起，就会造成无数无辜者遭殃。它是宦官肆虐、黑暗政治的产物，不仅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且激化了整个社会，包括东汉朝廷与民众的矛盾。

在整个党狱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许多正直的官吏和太学生表现了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太丘县令陈寔听到宦官到处逮捕党人，没有被抓到的，“多逃避求免”，陈寔毫不惊慌，他主动投案，让官府把自己抓起来，并笑着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98]范滂表现得更为英勇，他在担任公府掾属时，屡屡弹劾刺史及两千石以上的高官，任汝南郡功曹期间，公然违抗太守意旨，不顾一切地“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99]和范滂接近的人，被朝廷目为“范党”。党祸兴起后，范滂自然名列其中。“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对他说：“坐牢的，都要祭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古代正直的大臣，知道我范滂无罪，他会对天帝说明我是无罪的。如果他也是罪人，我祭之何益？”

党人之狱，十分残酷。凡入狱中，必受狱吏严刑拷打。范滂和同郡人袁忠，看到有些被捕者体弱多病，不能忍受酷刑，就争着代他们受刑。中常侍王甫奉命审讯党人。范滂等党人都是在头颈、手、足三处戴上沉重的枷锁，站在阶下受讯。在严酷的气氛下，有的党人不敢承认，范滂却主动承担“罪责”，他慷慨激昂地说：“古人循善，是为了求多福；今日循善，身陷大戮。我被弃市的那一天，希望能葬我在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齐。”[100]悲壮慷慨的自白，连审讯他的中常侍王甫都为之动容变色，下令给范滂取下沉重的刑具。太尉陈蕃直言不讳地上疏极谏，桓帝恨极，不但不赦免党人，反而罢了陈蕃的官。在宦官操纵下的桓帝如此刚愎自用，使朝廷百官为之寒心。再也没有人敢直言进谏。太学生领袖贾彪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对他的同志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101]他来到洛阳，游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湑等人向桓帝上疏。由于外戚窦武等近臣上疏恳请，时已重病，行将就木的汉桓帝这才平息了怒气；加之李膺在狱中很讲究斗争策略，其供词多牵连宦官子弟，这就给朝廷处理党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深究党人，必然涉及宦官。在这种情况下，桓帝才于永康元年(167)下诏，大赦天下，释放200余名党人皆归乡里，但“党人之名，犹书王府”，而且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做官。

这次党锢之祸，使党人得到社会及民众广泛的同情和好评，声望空前。史称：“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102]一时间，“三君”(海内誉为君子)、“八俊”(人之俊英)、“八顾”(以德行引人)、“八及”(以言辞导人)、“八厨”(能以财济人)的雅号美名加到了这些杰出的党人代表身上，而朝廷反倒成了污秽之地。当范滂被释离开京师回到汝南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车马)”，他已被家乡人视作凯旋的英雄。然而，危机并没有过去，宦官们仇恨士大夫、太学生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时机，准备反扑。暂时的缓和，相对的平静，蕴藏着对清流官员及太学生们更大的杀机。

永康元年(167)十二月，荒淫过度的汉桓帝只活了36岁就病重而亡。窦武与皇太后定策，迎年仅12岁的解渎亭侯刘宏嗣位，是为汉灵帝。灵帝以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是被时人称为“三君”之一的名士。和党人关系极为密切，只是因为其女贵为桓帝皇后，宦官对这位执掌兵权的外戚有所顾忌，才不敢轻易下手。窦武亦知自己被宦官视为眼中钉，故执掌朝政伊始，就立即起用陈蕃为太傅，参录尚书事，组成新的中枢机构。其时，被明令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纷纷被起用。但是，以中常侍曹节、王甫为核心的宦官集团，谄事太后，仍有势力和影响。(www.daowen.com)

陈蕃、窦武准备彻底铲除宦官集团。“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但窦太后不同意全部诛废宦官，她说：“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103]由于窦武等人诛锄宦官的计划没有得到窦太后的全力支持，加之窦武、陈蕃等人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结果事机泄密，宦官们恨得咬牙切齿，立即组织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长乐五官史朱瑀“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104]宦官朱瑀、曹节等挟持天子，以白刃胁迫尚书作诏书收捕窦武。窦武发动驻守京师的北军将士数千人抵抗。由于宦官手持皇帝的节杖发号施令，并且假传圣旨，“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窦武指挥的这些“营府兵素畏服中官”。在宦官的舆论攻势下，窦军将士军心动摇，纷纷投降。窦武被虎贲、羽林军围住，无法突围。结果与其侄窦绍同时自杀。宦官恨极窦武，将他枭首洛阳都亭。与窦武有关的宗室、宾客、姻属，全部被杀。当时年已70多岁的陈蕃率领官属及太学生80多人拔刀突入承明门，欲诛杀宦官。中常侍王甫指挥防卫宫廷的虎贲、羽林军反击，正好与陈蕃狭路相逢，由于寡不敌众，陈蕃被擒，立即被执送北寺狱。宦官抓住陈蕃，一边狠狠踢他，一边破口大骂道：“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当天，他们就残酷地杀害了陈蕃，并“徙其家属于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105]

窦武、陈蕃欲诛灭宦官，激起宦官对党人的巨大仇恨，他们随即就开始对党人进行大屠杀。建宁二年(169)十月，宦官侯览叫人向当时只有14岁的小皇帝汉灵帝诬告张俭结党谋反。这是侯览公报私仇，因为当初张俭曾经举报侯览“残暴乡民，所为不轨”。[106]因而结怨。曹节趁机以“钩党”的罪名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虞放、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朱寓等名士百余人，结果这些人俱被诬杀，妻子徙边。灵帝又“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107]其他因牵连而被禁锢、处死者，不下六七百人。

在宦官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面前，大部分党人临危不惧，表现出一股凛然之气。李膺被捕前，乡人事先得到消息，赶紧对他说：“快逃走吧，迟了就来不及了。”李膺却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108]最后从容就义。追捕范滂的文书下达，督邮吴导看到诏书，关闭大门，伏在床上大哭。范滂听到此事，说：“必为我也。”自己到官府自首。县令郭揖见他投案，大惊，出来解去印绶，对范滂说：“天下如此之大，我将辞去官职，和你一起亡命天涯。”范滂答道：“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拒绝了郭揖的请求。临刑前，范滂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白发苍苍、年老体衰的母亲。他对母亲说：“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但其母却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109]他跪别了母亲，慷慨赴死，时年33岁。党锢之士，尤其是其中的中坚分子，皆被时人视为国之栋梁、海内人望。第二次党祸发生后，一些士大夫为了搭救那些他们所崇敬的党人，往往抛却功名前程，甚至置系狱捐躯、破室亡家于不顾。陈蕃死后，他的友人，素有“嫉恶如风”之称的朱震，弃官收尸，藏匿其子。后来朱震藏匿陈蕃之子之事被告发，朱震全家被逮捕入狱，朱震虽被拷打，但誓死不言。

议郎巴肃曾参与窦武、陈蕃诛杀宦官的密谋。曹节等人开始不知道，只是将其禁锢不许做官。后来得知巴肃是窦武一党，立刻下令逮捕他。巴肃自己乘车来到县衙，县令见巴肃主动投案，遂将他迎到后阁，并解下官印，打算和巴肃一起逃走。巴肃说：“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110]他不愿连累县令，遂被宦官所杀。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刺杀董卓不成，出逃后为中牟县令陈宫所擒，陈宫感曹操为国除害，故情愿弃官不做，与操一起举义的情节。然陈宫捉放曹之事，查之于史，并不见记载，纯为小说家言。倒是党锢之祸时，屡屡出现弃官出奔、舍身救人的地方官。他们视官印如敝屣，甚至抛弃身家性命，愿同党人生死与共的做法，是东汉士人高风亮节的最好体现。

不少党人在地方官及士人的掩护下得以逃亡。被侯览诬告的张俭在逃亡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他逃往到东莱，住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引兵到李家。李笃对毛钦说：“张俭知名天下，他有什么罪，即使他被你找到，你能忍心抓捕他吗？”毛钦说：“难道仁义之事只能是你一人独占的吗？”李笃知道毛钦不会捉张俭，就说：“我李笃虽好仁义，但明公今日也获得一半仁义了。”在正直人士的相助下，张俭最终得以逃亡出塞。张俭的“望门投止”成了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被后人广泛使用。然而，为了掩护张俭的逃亡，许多人作出了重大牺牲。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为了窝藏张俭，“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可见，张俭这条命是由众多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才换取来的。对于张俭只顾保全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的做法，另一党人夏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张俭自己作孽，就应该自己来承担，却凭空去牵连诸多善良的人。他一人逃命，使万家遭受灾祸，有何脸面活下去。”夏馥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至少说明，整个社会的正义力量是站在党人这一边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愿同党人共生死。

正直人士虽然同情党人，但正义却敌不过强权。这次党锢之祸之后，正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一落千丈，陷入悲惨的深渊。在权宦的淫威之下，他们备受摧残，命运多舛。沉重的政治压迫，把他们推上日益艰难的绝境。朝廷每次大赦天下，唯不赦党人。建宁四年，灵帝行成年的冠礼，“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111]然而，同情党人的正直士大夫并不死心。他们在等待机会，使朝廷赦免党人。

熹平元年(172)五月，窦太后病死。因窦太后是宦官死敌窦武之女，故曹节、王甫等人欲降低窦太后的丧葬规格，以贵人之礼下葬于他处，而另以冯贵人灵柩与桓帝合葬。灵帝迟疑不决，遂下诏，召集三公九卿等文武官员集会朝议，并命中常侍赵忠监督廷议。正直的士大夫认为这是一次替党人翻案的好机会，决定在窦太后的葬礼问题上同宦官作一次较量。太尉李咸当时正卧病在床，挣扎着抱病上车，并且随身携带毒药，临走时对夫人说：“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廷议开始时，大多数官员都害怕宦官，故“良久莫肯先言”，赵忠频频催促。这时，廷尉陈球挺身而出，直言道：“窦太后身处深宫之中，天资聪明，有母仪之德，遭逢时艰，曾援立当今圣上承继大统，功勋卓著。先帝驾崩后，兴起党狱，太后被迁往幽宫，不幸早逝。如今窦家虽然有罪，但此事并非太后主使，倘若改葬别处，诚失天下之望。冯贵人的冢墓被盗贼发掘过，尸骸暴露，而且她对国家又没有任何功劳，有什么资格配享先帝。”赵忠听完陈球的一番话，气得浑身发抖，反唇相讥道：“陈廷尉敢将此番话写下来作为议案吗？”陈球毫无惧色，立即挥毫写下议案，并慷慨陈词道：“陈(蕃)、窦(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112]太尉李咸见陈球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十分高兴，连忙附议道：“陈廷尉此言正合我意，与我不谋而合。”众大臣也纷纷表示赞成陈球的议案。曹节、王甫等权宦怎肯甘心，他们对灵帝说：“梁皇后为先帝正妻，后因梁家谋反，故将梁皇后别葬在懿陵。汉武帝废黜卫皇后，而另以李夫人配享。现在窦家如此罪恶深重，怎么能和先帝合葬？”见曹节等人的申辩，灵帝又有些犹豫。李咸赶紧又上奏疏：“以前章帝窦皇后陷害梁贵人，安帝阎皇后犯恶逆大罪，然而和帝并没有提出将嫡母窦皇后改葬别处。顺帝也没有下诏贬降嫡母阎皇后。至于废黜卫皇后，那是武帝在世时就作出的决定，不可以用来相比。如今窦太后一直拥有皇太后的尊号，又曾亲自临朝治理天下，立陛下为帝。皇太后既然把陛下当作儿子，陛下怎能不把皇太后当作母亲？儿子没有废黜母亲，臣属没有贬谪君王的道理。所以应将窦太后与先帝合葬宣陵，一切都要遵从旧制。”灵帝觉得李咸一番话讲得在情在理，遂对曹节等人说：“窦氏虽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113]见灵帝已明确表态，曹节等人再也无计可施，遂依旧礼下葬窦太后。士大夫同宦官这一次较量，表面上看来是宫廷的礼仪之争，实质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士大夫是利用窦太后下葬之事为突破口，寻机为党人之狱平反昭雪。

然而，李咸、陈球等人高兴得太早了。灵帝之所以同意以较高礼仪规格下葬窦太后，只不过是他碍于母子之情，力图博得以孝治天下的美名。同宦官一样，灵帝内心深处对党人也是深恶痛绝，以国母之礼对待窦太后，并不意味灵帝对党人有丝毫的宽宥。

正直的士大夫没有掌握皇帝的心态，也低估了宦官的势力，以为在为窦太后恢复名誉之后，只要再加一把力，就能彻底打垮宦官集团。窦太后死后不久，就有人在朱雀门上大书：“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114]宦官将此事汇报给灵帝，灵帝勃然大怒，根本不同李咸、陈球等大臣商量，就下诏命司隶校尉刘猛追查搜捕。刘猛以为朱雀门上所讲的话与实际情况相符，因此消极应对，阳奉阴违，他“不肯急捕，月余”，仍然没有搜捕到书写标语的人犯。刘猛因此获罪，左迁为谏议大夫。灵帝又任命御史中丞段颎代替刘猛。段颎秉承宦官意旨，“四出逐捕”，只会舞文弄墨的太学生成为“逐捕”的重点对象，结果逮捕官员和太学生等嫌疑分子有一千多人。曹节以为刘猛庇护党人，极为可恶，因此唆使段颎“以他事劾猛”，[115]将刘猛遣送到左校营服苦役。

尽管为党人平反的良苦用心再次化为泡影，但士大夫仍不甘心。熹平五年(176)，永昌郡太守曹鸾公开上书为党人辩冤。他说：“所谓党人，有的是老年高德，有的是士大夫中的英才，都应该辅佐皇室，在陛下左右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然而竟被长期禁锢，不许做官，甚至被驱逐到荒野之地，备受羞辱。犯了谋逆之罪，有时还能得到陛下的赦免。党人又有什么罪过，独独不能得到宽宥？今天下之所以灾异频仍，水灾、旱灾接踵而来，原因就在于此。陛下应赐下恩典，赦免党人，以符合天意。”曹鸾此书一上，引起灵帝更大的震怒，立即下诏，命“司隶、益州槛车收鸾”，就是将曹鸾打入囚车押送到京师洛阳，随即在槐里大狱中将其活活打死。紧接着，灵帝又下诏各州、各郡官府，重新调查党人的门生故吏及父兄子弟，凡是“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116]所谓“爰及五属”，即是指党人家族中五服之内的亲属都受到株连，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它比前一次范围还要扩大，镇压手段还要残酷，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乎被杀戮殆尽，能存活下来的人纷纷逃匿山林。夏馥把胡须剃光，逃“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117]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夏馥的弟弟夏静带着绢帛，追着要馈赠于他，夏馥不肯接受，并对其弟说：“我逃入深山之中，就是要保全性命。你为何把灾祸带给我。”党禁还未解除，夏馥便去世了。

在这场灾祸之中，只有极少数党人保持较为清醒的政治头脑。油漆工人出身的太学生申屠蟠，在范滂等人得志、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时，就从青萍之末中看到风暴将起，大祸将至。他警告其他太学生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118]他的政治敏感和先见之明，使他及时采取了韬晦策略，绝迹遁身于梁国砀县，以树作屋，为别人作佣仆为生。两年后，果然发生了党锢之祸。申屠蟠之所以有先见之明，是因为他看到在黑暗政治笼罩全社会的情况下，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靠一部分实力不强的清流官员同邪恶势力进行抗争，实际上是以空名对实力，以清议对专制，以唇舌对刀枪，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士大夫、太学生、郡国生徒等知识分子对宦官暴政的这场抗争，彻底失败了。从来不为危言骇言而得以保住自己性命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听到陈蕃、窦武被宦官杀害后，悲痛欲绝，一个人跑到野外，放声大哭。他叹息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19]他已预见到，这些人死了，东汉王朝也要亡了。

从此，东汉政权由宦官、外戚轮流操纵，变得更加腐朽衰败。宦官曹节、王甫等十余人封侯，其“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120]王、曹死去，灵帝又信任宦官张让、赵忠，他常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采纳了中常侍吕强的劝谏，大赦党人。然而此已为时太晚，在黄巾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大军阀董卓的祸乱下，东汉王朝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3　党人失败原因的省思

《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为何由“清流”官员及太学生组成的党人集团在同宦官势力作殊死较量的过程中，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量的。

第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政治昏乱，天下不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造成这样的局面由来已久，客观地来分析，尸位素餐、苟且偷安、贪赃枉法、污秽卑鄙，诸如此类，乃是流行泛滥于东汉后期整个官僚肌体的时疫。视宦官为东汉政治中一切罪恶之源，不仅带有鄙视“异类”的偏见，而且也不符合事实。至少外戚集团同宦官集团相比也好不到哪里，甚至可以说是半斤对八两。当陈蕃、窦武起兵诛锄宦官时，中常侍王甫就对陈蕃言道：“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燕，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121]陈蕃听了竟然无言以对。可见窦武家族贪婪荒淫的劣迹秽行当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是要正人必须先正己，窦武等人自身不正，何以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何以能承担诛锄宦官、清理朝政的重任。

作为整体而言，宦官集团贪暴、腐败自不待言，但也并不等于说洪洞县内就无一个好人，整个宦官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是虎狼之徒。从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来看，宦官队伍中亦不乏清忠奉公之人。例如，曹腾“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122]即使对曾弹劾过自己的士大夫，也不嫉恨，反予以称赏，因而时人嗟美。

蔡伦更是了不起，《后汉书·宦者列传》称他“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他还发明“蔡侯纸”，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末年有五位宦官“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其中李巡与诸儒一起参与了熹平石经的工作。他本人亦有《尔雅注》三卷。“赵祐博学多览，著作校书，诸儒称之。”小黄门吴伉，“博达有奉公称。知不得用，常托病还寺舍，从容养志”，[123]俨然一派士大夫作风。

在士大夫与宦官矛盾日益尖锐，冲突白热化，并且宦官集团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有富有正义感的宦官站在清流士人的一边。中常侍吕强为人清正廉明，灵帝封他侯爵，吕强固辞不受，并上疏陈事，极言得宠的宦官曹节、王甫人品卑鄙、奸佞谗嫉。黄巾起义后，吕强建议灵帝大赦党人，又欲整饬吏治，诛杀灵帝身边贪浊的宦官，结果为中常侍赵忠等人谗构，绝望的吕强愤怒地表示：“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124]事实表明，吕强是宦官队伍中的“清流”，其政治主张与“党人”、士林完全一致，为了挽救东汉社稷、替党人平反，吕强不惜捐躯赴难。即使那些与党人势不两立，并且干了诸多败国蠹民的首恶分子，亦间或流露出人性的一面。管霸曾经为李云请求开脱，王甫听了范滂狱中之言而为之改容，下令除去范滂身上的枷锁。说到底，宦官集团中亦有人能“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并非皆是“直苟恣凶”之徒。[125]

然而自视“清流”的士大夫怀着对宦官的切齿痛恨，玉石不分，是非不辨，将宦官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视为“丑类”、“奸恶”、“豺狼”，必欲将他们全部诛杀而后快。窦武认为，如今“天下匈匈”就是宦官作恶的缘故，故建议窦太后“宜悉诛废，以清朝廷”。[126]张钧一再上书，指控宦官乱政是导致黄巾起义的唯一原因。“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所以他要求：“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127]

清流官员和太学生笼而统之，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宦官都视作是自己的敌人，必欲将他们斩草除根的做法未免过分。这当然激起宦官的坚决反抗。当中官朱瑀获悉窦武欲悉除宦官的图谋后，大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128]他随即与曹节、王甫等权阉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对付窦武、陈蕃等党人。窦、陈等人既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又不懂得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政敌的策略，当然不是早有准备且抱成一团的宦官们的对手，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然而窦武等人失败的惨痛教训并未被后继者所汲取。二十年后，何太后兄大将军何进掌权，与袁绍密谋，又欲“悉除宦官”。以张让为首的诸宦官相谓曰：“窦氏事竟复起矣。”于是他们设计诱骗何进入宫，张让当面呵责何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129]何进无言以对，亦被宦官所杀。

第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当窦武提出要诛灭宦官时，首先反对的竟是他的女儿窦太后，窦太后听了窦武的建议后说：“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130]张钧曾劝谏灵帝，杀十常侍而谢天下，灵帝大怒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张钧犹不知趣，再上奏章，喋喋不休地重复前言；灵帝忍无可忍，遂令廷尉收张钧入狱。御史秉承张让的意旨，“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131]张钧极言劝谏不成，反而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大将军何进与何太后是兄妹关系，何太后恃何进而主中宫，何进依仗太后而主朝政。尽管如此，当何进劝谏其妹诛锄宦官时，“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何)进难违太后意”。[132]对于君主而言，官僚士大夫固然必须任用，但士阶层的特点，以及封建政权所确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对官僚士人的任用范畴，帝王一般只能在政治事务、学术活动、道德培养等方面与士大夫共商国是。至于宦官的职责是士大夫代替不了的。皇帝不可能完全暴露他个人私生活的隐秘，皇帝以及他的后妃们的日常生活起居绝不能公之于众。天子需要不以批评、匡谏为能事的柔顺和忠诚，需要体贴入微的奴仆般的照料，而这些只有皇帝的近侍——宦官才能做到，只有宦官才能侍候皇帝于卧榻之侧。不仅如此，宦官还是皇帝统治天下的得力助手。“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之侧，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133]所以皇帝经常利用宦官作为爪牙来加强皇权。实际上，宦官势力的发展与专制皇权的建立与发展具有同步性与一致性。早在汉武帝时期，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削弱外朝，加强内朝。《后汉书·宦者列传》说：“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宫，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宦官成了皇帝处理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不仅皇帝，连当权的母后也须臾离不开宦官。在同宦官集团进行殊死搏斗的过程中，陈蕃、窦武、何进、袁绍等人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太后身上，冀图凭借后宫的支持来铲除宦官，这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由是也足以暴露出窦武等人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

另外，士大夫在上书皇帝，历数宦官种种罪行的同时，言辞过于激烈，甚至将锋芒直指天子。须知，宦官的倒行逆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皇帝的支持和庇护，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士大夫在抨击宦官的同时，也同时严重刺伤了皇帝的自尊心。在帝制社会，“忤逆龙鳞”历来为做臣子的大忌，党人们为挽救时局，公忠亮直，激浊扬清而奋不顾身，但他们的上书也太不讲究政治斗争的策略。黄琼在上桓帝疏中，直言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明，而更为聋瞽之主”。[134]延熹九年，窦武上表谏陈弊政，竟有七十余条之多。襄楷诣阙上书抨击帝政，直斥宦官，又曰：“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135]前文所述的白马县令李云更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皇帝，说桓帝重用宦官就是“帝欲不谛”。此后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杜众请愿愿与李云同死，还是大臣陈蕃等人为之辨冤，都未能使桓帝回心转意，相反，这些想要救助李云出狱的士大夫，或死或免或贬。甚至连负责审问此案的宦官管霸，以“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来向皇帝求情的时候，桓帝仍怒不可遏地说：“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136]被严重冒犯并感觉颜面扫地的皇帝，坚决不肯宽贷。由此可见，李云等人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咎由自取。完全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潜规则，螳臂挡车式地去冒犯九五之尊，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岂能不惹来杀身之祸。

身为党人领袖之一，又居三公高位的陈蕃虽久在仕途，却并不熟谙为官之道。劝谏皇帝的根本目的是要君主采纳，所以如何劝谏君主也是一门艺术。但陈蕃却根本不考虑劝谏的效果，在他给皇帝的上书中，毫无顾忌地“逆鳞”，使皇帝下不了台。例如，他先是上书救李云，又为忤旨的官员刘祐、冯绲、李膺一再讲情。刘瓆、成瑨、翟超、黄浮诸郡国守相因严厉打击宦官而获罪，陈蕃不顾皇帝的不悦，于谏请之后，又独自上疏：“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蓄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137]陈蕃毫不照顾皇帝的自尊，没有给他留下一点颜面。在他义正词严的奏疏中，无疑隐含了清高激扬之士对桓帝的轻蔑，这封措辞激烈的谏疏进一步激怒了桓帝，并使陈蕃在朝廷中结怨愈多。

紧接着，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李膺等以党事被捕入狱，职任太尉的陈蕃不仅拒绝考案党人罪状，反而同桓帝展开了激烈的申辩，这是一封向桓帝“开火”、性气刚烈的谏疏：

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武王克殷，表闾封墓，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识善；成败之际，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髡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138]

陈蕃谏疏的措辞实在太激烈了，无法遏制的强烈情绪，显然使他难以保持分寸，逾越了做人臣的矩度。在奏疏中，他已全然将桓帝定位在亡国之主的位置上，与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无道昏君比肩同列。即使在桓帝之前的禹汤文武那样的圣君，抑或后世唐宗宋祖那样的明主，看了这样的谏疏，也不一定能够释怀，何况桓帝本来就是一个昏暴之君。其实，像陈蕃那样德高望重的大臣，只要措置得宜，运用智术来为党人辩冤，亦并非难事，最重要的是万万不能冒犯天子，更不能把宦官干的坏事和皇帝联系在一起。毕竟在君主独裁的专制社会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是谁，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是办不成任何一件事的。

东汉士大夫高尚气节，崇尚名节。特别像陈蕃、李膺等人确以社稷之臣自命，胸怀清世兴邦的大志。他们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是在同宦官作斗争的过程中，方法过于简单，根本不讲谋略，甚至冒渎天威，触逆龙麟。《后汉书·党锢列传》在讲述李膺被宦官陷害，免官回乡时说：“(李膺)居阳城之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士人居然丝毫不把皇帝老子放在眼里，而是痛加责骂。痛骂宦官的后台——皇帝，固然是痛快，能激扬声名，宣泄不平之气，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这是这群迂腐的、书生气十足的士人未加深思的。他们“污秽朝廷”的言论，正好被宦官们利用来大做文章，即党人“欲为不轨”，如此一来，朝廷镇压党人，制造党锢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

东汉士人以清议为时尚，但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所谓的清议颇有蛊惑人心、叛道离经的嫌疑。甚至连素以优容士大夫的宋朝，皇帝也依然把清议看成是沽名钓誉、诽谤朝廷之行。从南宋孝宗与臣工的对话，颇能看出皇帝对清议的深恶痛绝。“上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又好倡为清议之说，不宜有此，此语一出，恐相煽成风，便以趋事赴功者为猥俗，以矫激沽誉者为清高，浸浸不已，如东汉杜乔之徒激成党锢之风，殆皆由此。可不痛为之戒。况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何必更言清议。’龚实之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惟公道不行于上，然后清议在下。此衰世气象，不是好事。’李秀叔曰：‘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无可议。’上曰：‘若有不是处，上之人与公卿却当反求诸己，惟不可更为清议之说。卿等可书诸绅。’实之曰：‘唐末白马之祸，害及缙绅，至有清流浊流之说，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139]

东汉的士大夫和太学生，尽管有改革社会弊端的初衷，有挽救王朝危机的志向和勇气，也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但由于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智慧和谋略，只会制造舆论，逞口舌之强，故在强权面前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五十六中关于东汉党人的一段，讲得颇有道理：“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第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在研究东汉党锢事件时，不少学者认为，宦官集团有皇帝作靠山，力量强大，而他们的反对派则是一批没有掌握实权的士大夫和只会动动嘴巴、耍耍笔杆子的太学生，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故党人集团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果真如此吗？其实，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第一次党锢事件时，宦官力量确实占了上风。其时单超等五大宦官同日封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140]而窦武之女虽贵为皇后，但窦武却因未立寸功而官爵不显，其长期担任的官职不过是越骑校尉、城门校尉。须知，汉代的校尉低于将军、中郎将，所以其时窦武虽为外戚，但并不能左右朝政。陈蕃虽由大鸿胪、光禄勋而迁太尉，但其骨子里始终是一个文官，并未真正掌握军权。然而至永康元年(167)，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形势朝着有利于党人集团的方向发展。是年十二月，汉桓帝突然驾崩，因桓帝无嗣，由窦武和太后定策，迎立解渎亭侯刘宏，是为灵帝。灵帝遂“拜(窦)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鄠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141]窦武不仅官拜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而且一门四侯，威势无与伦比。紧接着，陈蕃又东山再起，以太傅任录尚书事，掌典机要，并深得临朝视事的窦太后的信任。

窦武、陈蕃为了扩充势力，“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校尉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嶲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142]如此看来，党人集团既有人望，又居中枢势要，位极人臣；既为舆论所声援，又拥有士大夫的实际支持，其力量可谓空前强大。反观，宦官集团的五侯皆已病故，曹节、王甫等人虽典禁中事，但羽翼尚未丰满，其权势远不能同窦武、陈蕃等相比。

然而，双方的再一次较量，仍然是以宦官集团全胜、党人集团惨败而告终。笔者以为，党人的失败，并非因其实力不敌宦官所致，而是党人领袖缺智少谋、优柔寡断。诛锄宦官集团，事关机密，行动前，宜极为审慎，周密布置，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时，须迅雷不及掩耳，否则画虎不成必反类其犬。然检索《后汉书》中《窦武传》、《陈蕃传》即可发现，他们在整个事变中显得麻木不仁、志大才疏、多谋寡断，以致丧失主动权，反遭其祸。其实，早在窦武辅政之初，即延熹十年(167)底，窦武就“有诛剪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但他们却迟疑、犹豫、观望，一直不作周密部署，一直拖到翌年五月，恰逢日食，陈蕃趁机对窦武说：“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且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然窦武还是难下决心，他几次入宫请示太后，“数白诛曹节等，太后冘豫未忍，故事久不发”。[143]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144]所谓“太白犯房左骖……将相不利”，乃是借天道警示之语。刘瑜借此严重警告、提醒窦武、陈蕃，如再迟疑不决，不付诸行动，宦官必先发制人，将悔之无及也。窦、陈这才猛然警醒，开始着手布置剪除宦官的准备，但这一切都迟了。宦官们在生理上虽不健全，但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却远远高于那些自命不凡的士大夫。他们挟持皇帝，率领禁军抢先发动政变，毫不费力地打垮了窦武、陈蕃为首的党人集团。

范晔在《后汉书·窦何列传论》中说：“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执，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窦武、何进在政治上有如此明显的优势，而“事败阉竖”，范晔感到困惑，感到“所悲”，未能悟出其中的缘由。其实，窦武、何进的失败的因果已尽显现在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中。例如，窦武因暂时回家而被宦官盗取了其有关的奏章，何进请示太后尽诛诸常侍而被宦官偷听，看起来直接导致了窦、何的功败垂成。但是实际上，贯穿于整个事变过程中的窦武的顾虑、拘泥、迁延，何进更加等而下之的狐疑不决、优柔寡断，无疑为最后的“偶然”作了坚实的铺垫和张本。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士大夫与宦官斗争的两场失败，悲剧的重复上演，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普遍的不堪重任。东汉士大夫长于“清议”，能坐而论道而缺乏政治斗争的谋略：他们在谋议政事时不是因拘泥经典而颠倒了现实与理论的关系和位置，就是为所谓的律令道德束缚了手脚。重视清操名节之士不允许自己变通忠义、委屈道德以行权宜之计，律令道德对于他们来说，乃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求，需要不计成败地去成就自己人伦节操上的完美无亏。他们据理想以济时，缘道德以清世，书生气十足，很难担当起治国平天下、解民于倒悬的历史重任。东汉多的是大儒，少的是类似曹操那样恢廓有术的政治家和善于理乱治纷的实干人物。在黄巾军起、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何进为了消灾弭乱，竟然荒唐透顶地修筑仪式华美、规模盛大的坛盖，并布兵列阵，采取了巫术般的灾异禳却方式。政治智慧与实践才能的大大退化，又为经明行修的道德所框限，东汉士大夫一旦面临非常事态，必然表现得犹豫、寡断，缺乏临机应变的能力。如果把士大夫的蜕变视为国家衰亡的一个重要参照，则党人在宦官打击下最终一败涂地，无疑就是东汉王朝败亡的预兆和象征。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谈“党锢”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东汉党人采用“党锢”，这在历史上是首次。宦官于桓、灵之时，先后逮捕了数以万计的“党人”及太学生。但在收捕党人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法律问题。在封建法制已确立四百余年的东汉末年，按照哪一条刑律来处置那么多党人呢？这在当时，实在无律可循。对于清议朝政的士人，宦官尽管手段凶残，不能轻易将“清流”士大夫们放过，但也懂得再也不能用秦始皇“坑儒”的方法，将他们全部杀掉。宦官们费尽心机，终于想出“巧妙”的处置方法，除将钩党首脑与骨干分子处死之外，将其余的大批党人放归故里，禁锢终生，不得入仕做官。以后又扩大打击面，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之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

由于汉律已佚，故不知“禁锢”是否正式列入刑律条款，但以“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145]的立法原则，禁锢令为皇帝所下，自然应属于刑法之列。事实证明，以禁锢之刑镇压清议运动是一种极为毒辣的手段。首先，它扼杀了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思想和行动，造成帝制社会向更专制、更独裁的方向发展。禁锢对维护封建专制是有用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所起的只能是负能量的作用。因为束缚行动、禁锢思想的时代，一定是僵化、倒退的时代。其次，禁锢之刑虽未把所有的党人从肉体上消灭掉，但却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摧残和折磨，使党人丧失政治上的前途，丧失独立的人格，永远背上沉重的心灵上的包袱。第三，东汉士人学子唯一的出路就是为官作宦，而禁锢之刑则永远断绝了他们走向仕途的希望，“永不叙用”，并终生不准走出乡里，与无期徒刑无异。禁锢有终身监禁之实，而无杀戮之恶名，对梦寐以求功名的士人学子而言，此种刑法诚为可怕。在这一独特的刑律之下，士人之风气在这时发生了变化，东汉党锢之前，绝大多数清流士人及太学生继承先秦游士之风，指点江山，傲岸诸侯，品评政治，以不畏权贵而自豪，具有独立不羁的精神。然而东汉以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士人与太学生就丧失了与当权者公开抗衡的勇气。禁锢之后，流行于太学生中间的那种品评人物，议论政治的自由空气一扫而光。

士大夫这一群体开始分化。一部分人为了独善其身，隐逸山林，逃避现实，醉心于超脱政治的清谈，这就是魏晋玄学突然兴盛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人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就投当权者所好，混迹官场，唯上是从，以保荣华富贵，甚至出卖人格，钻营攀附，由无行文人变成无耻官僚。士人集团与士人风气在东汉之后发生的重大变化，不能不说与东汉党锢之狱的出现有关。由于禁锢之律行之有效，遂成为历代党争中获胜者用来镇压异己最主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