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汉选官制：滋生朋党的温床

东汉末年爆发的党锢之祸与东汉的选官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论述党锢之祸之前，很有必要对汉代的选官制及其特点作一番考察和回顾。两汉时期，先秦社会的世卿世禄制虽被废除，但代之而起的选官制度却为汉代的官僚系统提供了培养宗派势力的土壤。汉代的选举是以察举、征辟、任子为主要途径。察举是由三公九卿、列侯、郡国守相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把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之士推荐给朝廷，然后根据策试水平高低，按等授官。这种选官制度从本身来说，如果认真执行，对汉朝政府选拔人才并无不利，但问题是察举制度常为豪门权贵所垄断，成为他们网罗党羽、培养亲信的重要途径。东汉王朝是以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大族为支柱建立起来的。在开国的“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之中，大多数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世家和“世为著姓”的地方豪强，东汉王朝从各个方面保护他们的利益，造成了豪强大族势力的急剧膨胀。进入中期以后，察举制度就逐渐演变成名门望族拉帮结派、扩张权势的工具。

东汉的公卿大臣大多由望族大姓充任，他们通过公府郡国功曹掌握选举大权，察举时往往擢用“亲人”，排除“外人”，察举的名额大都为权贵子嗣占去，而真正有才能的普通士人则无缘进身。在“郡国举孝廉”时，他们“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1]被荐者在入仕之后，自然感激涕零，不仅要报答举主的推荐之恩，而且还成为举主的私党。

征辟(亦称辟除)是指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可以自己选用士人为幕僚掾属。东汉选官制度，三公可以自行置吏，刺史可置治中、别驾、从事，郡国守相得辟主簿、督邮、功曹等掾吏。章太炎云：“太守上与天子剖符，而下得刑赏辟除，一郡之吏，无虑千人，皆承流修职，故举事易。”[2]可见，选拔属吏的用人之权尽操于二千石官员之手，皇帝不得干涉。郡守不仅自行署置幕僚掾吏，还时常随意罢免不称己意的属吏。汉成帝时，朱博任琅邪太守，上任时，右曹掾吏及僚佐皆装病不视事。朱博问其缘故，回答说新太守上任必须对这些僚佐“存问致意”。“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3]由此可见，郡太守权力之大，正如崔寔在《政论》中所引谚语形容的“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故哀帝时王嘉说：“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4]

辟除制除了赋予公卿牧守以很大的用人权，可以随意任用掾属而无须向皇帝呈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士人被辟为高级官员掾属后，入仕和升迁的机会极大。在一般情况下，由公卿辟除者，经过试用，通过公府高第或由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即可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董卓征辟荀爽，“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5]升迁速度之快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由州郡牧守辟除者，因积功劳，或经过试用，亦可升补中央大员或地方长官。

征辟制的实行还为君臣名分多元化提供了条件。赵翼云：“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6]一方面，大官僚为了培植私人势力，竞相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之权辟除士人为掾属，然后树为私党；另一方面，士人为了猎取高官厚禄，也纷纷托身大官僚的门下。正如宋人徐天麟所说：“名公巨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7]于是，公府、郡国的幕僚掾属与其长官就形成属吏与府主的关系。

任子制度是汉朝根据荫庇的原则，任用二千石以上高官的子弟为郎或与郎官秩位相近的太子洗马、庶子、舍人之类的官职。这是汉代官僚子弟入仕的一条捷径，也是朝廷给予高级官员的一项政治特权。东汉时期，由于朝廷实行保护豪强大族利益的政策，故任子制更为盛行，它使世家大族起码能有一个或几个子弟入仕，其后几经拔擢，又可升为二千石以上高官，复又按惯例授任一子或数子为郎，如此循环往复，可以一直保持大官僚家族世为高官。此外皇帝还经常将特辟、荫庇的对象从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扩大到他们的门生、宾客，如顺帝即位后，“愍(邓)骘无辜，除骘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悉为郎中”。[8]这就进一步壮大了豪门世家的政治势力。

综观汉代的选举制度，它对东汉后期朋党势力的形成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东汉选举制度为大官僚所把持，一些官居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纷纷利用察举、征辟等制度来网罗党羽，他们以举主、府主的身份，拥有一大批门生故吏，从而形成自己的帮派体系。据《北海相景君碑》记载，景君死后，为他服丧的故吏有87人。泰山都尉孔宙死后，为他立碑的门生故吏有62人，而担任司隶校尉的鲁峻的门生竟多达320人，可见当时的官僚在自己手下都有一批大小不等的班底。

又据学者统计，东汉诏举应诏者170人，其中贵族出身者58人。这里单是皇帝亲自过问的诏举一项，贵族豪门势力就占三分之一，而其他应诏者与大官僚也多半有各种依附关系。至于主要由地方刺史、郡国守相经手的岁举以及由各级主管官吏自行掌握的辟除等项就更不必说了。再就任子制度来看，这更是大官僚集团唯我独占的从政特权。大官僚集团的成员居官多在二千石以上，任子制“不以德选”，专用荫庇，这就从法律体制上为他们子孙入仕作出了保障。由于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者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此当时的士人经常互相标榜，交游结党，以提高声名，博取达官贵人对自己的赏识。在察举和征辟中，贿赂请托、党援朋比，“以族(即门第)举德，以位(即权位)命贤”，[9]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正如仲长统在《法诫篇》中所说：“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10]这种“选举乖实”的现象，使最高统治者也甚为恼火，汉明帝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11]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大族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府部门，一批“累世宠贵”的官僚集团开始形成。以“中兴元功”著称的邓禹家族，在各种选官制度的综合作用下，其家族封侯者29人，为三公者二人，为大将军及其相近武职者13人，二千石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侍中、将军、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开国功臣耿弇家族有“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12]其他如李郃、李固父子。黄琼、黄琬祖孙等皆位列三公，公孙瓒、盖勋等皆家世二千石。凡此种种，正如《后汉纪》所述：“此时公辅者，或树私恩为子孙计，其后累世致公卿。”[13]显然，这些世家大族、“累世公卿”的子弟、亲戚、姻党多依附权势而获得高官显爵，再加上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必形成以家族子弟为核心，以门生故吏为羽翼的帮派势力。

第二，东汉王朝以儒家学说和儒家道德行为作为士人学子的评量标准和选举原则，促使一批士大夫家族世代研治儒家学说，他们利用经术致身通显，通过传经，辟除，广植门生故吏，逐步发展为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十分显赫的经学集团。经学集团是一个政治和学术紧密相连的团体，经学集团的宗师都是靠经学起家的大官僚，和一般的纯粹学者截然不同。但经学集团同学术派别又有着某种历史渊源的联系。

学术派别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私学的发展与师生关系的密切，出现了许多学术集团，这种集团以宗师为核心，有一大批弟子在其左右。他们以共同追求的目标(可称之为“道”)结合在一起，甚至还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因其以各家学术为基本纽带，故称之为学术集团。史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14]就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团体。荀子也组成了一个学术集团，他的弟子甚至认为荀子应当为帝王。其他诸子百家，诸如墨家、农家、道家、名家、兵家、法家也广招门徒，形成了一个个学术集团。学术集团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影响很大。他们有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希望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但在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他们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纳，学术集团的宗师大都仍处于在野地位，不少人既未从政，也未入仕。以孔子为例，也只当了数十天的鲁国司寇，就被免职，其一生主要以从事教育，传播学术思想为主。尽管学术集团已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支具有独立意义的力量，有时敢于同君主发生争执和进行理论上的对抗，但终究在政治上还未形成朋党势力。[15]

两汉时期，形成了研究经学的社会风气，由此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以经学大师为中心，又形成了许多经学集团。经学集团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集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之处是其组织形式类似，即是以宗师为核心，有一大批弟子在其左右。经学大师有相当的号召力，其门生弟子忠于老师，甚至终生追随于他。不同点是经学集团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团体，而实际上成了官僚集团。这是因为自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变成了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官方理论，成了士人跻身于官僚阶层的主要途径。例如，凡应皇帝诏举者，都必须善于阐发儒家经义，才能中选。其他各种选举科目也都注重经学的明习与否。东汉时期，统治阶级更加推崇讲经论理，表彰名节。他们通过增置经学博士、扩建太学、开设官邸学和郡县学等办法，竭力提高经学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要从政起家就必须“经明行修”。学经、通经成了当时仕进的敲门砖。由于经学的盛行，一些士大夫家族纷纷研究经学，专攻一经或兼习数经，由经入仕，进而由累世经学而成为累世公卿，按钱穆的说法：“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16]经学大师还以学子入仕为诱饵，主持地方教育事业，教授经学，于是就有大批士人学子，投到他的门下，成为其门生弟子。著名的经学大师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最多的如郑玄竟有16000余人。

经学大师各以家法教授，守而不失。经师与学生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师承哪一家，就是哪一家的弟子。东汉一代，上自公卿，下至州郡的官员、士人，有很多出于名儒之门。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汉末三国。如“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为郡门下书佐。有姿仪，大音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17]刘备家虽贫寒，但15岁时，其“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18]卢植为马融弟子，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刘备、公孙瓒师从卢植，虽未见其学术上有所建树，但却获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经学集团还从师从关系转化为政治上的主从关系。东汉较大的经学集团有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沛郡桓氏。桓氏“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19]除了桓氏之外，著名的经学世家还有号为“关西孔子”的弘农杨氏。自杨震至曾孙杨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20]汝南名族袁氏以世传孟氏《易》著称，自袁安以后，四世三公，势倾天下。史称“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21]成为实力雄厚的政治集团。东汉末年，董卓篡逆，天下大乱，袁绍凭借其累世公侯与经学世家的显赫地位，被各路诸侯奉为讨董大军的盟主。袁氏起兵后，门生故吏竞相归附。“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22]袁氏门生故吏皆奉袁氏为主公，尽忠于袁氏。以致后来袁绍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而袁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汉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时，仅据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称皇帝。

此外，在京师和各州郡还有不少次于桓氏、杨氏、袁氏的经学集团，笔者不再一一列举。总之，东汉不少士大夫不仅是世代治经的名门望族，而且还世代担任公卿。他们左右朝政，操纵地方，控制仕途，门生故吏遍天下，完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朋党势力。(www.daowen.com)

2　两重君主观

东汉普通士人要进入仕途颇为不易，故对拔擢他们的举主、府主怀有知遇之恩，心存感激，终生不忘，他们不仅执弟子之礼，甚至“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23]举主、府主死后，如同父母亡故一样，常以儿子的身份治丧服孝。安帝时，缪肜为太守梁湛的决曹史。梁湛死，缪肜亲送其灵柩至家乡陇西，下葬时，适逢羌人叛乱，梁湛妻子皆外逃他郡，独缪肜留下为之起坟。他在井旁挖一窟室，白日隐蔽，夜晚负土，待羌乱平息后，坟已筑成。缪肜忠孝之行受到时人的交口称赞。[24]而这样的事例几乎不胜枚举：“李恂为太守李鸿功曹，而州辟恂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归葬，持丧三年。乐恢为郡吏，太守坐法诛，恢独行丧服。桓典以国相王吉诛，独弃官收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25]汉灵帝时，太傅胡广病死，其“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26]

被郡国守相所推荐的士人即使日后做了高官，对其昔日的举主也还自称“故吏”，把举主视为“旧主”。这样，荐主与被荐人在私人感情上就产生了师生甚至父子般的关系，在政治上就产生了君臣关系。正如赵翼所言：“吏归部选，则朝廷之权不下移，若听长官辟置，即其中号为贤智者，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观史策所载，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27]被荐人如果对举主不表现臣子情分，就是忘恩负义，将为士林所不齿。在这种世风习俗的影响下，士人的忠君观念也在不断扩大，已经衍化为对举主、府主也要尽忠。吕思勉说：“秦汉去封建之世近，故其民犹有各忠其君之心，为三公九卿郡国守相所辟置，即同家臣，故其风义尤笃。”[28]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标准，因此易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29]“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观念的遗影，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30]余英时指出：“东汉之门生故吏与其师长、故主之关系极深，而末流有君臣之名分。”[31]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不易之论，兹列举具体史实，使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一历史现象：

门生故吏常将故主视为自己的君主，尤其是地方的州郡长官与其属吏完全形成了变相的君臣关系。史载，“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32]故主有罪，随之流徙；故主被杀，冒死领尸。如此等等，不可胜数，这些行为成为备受社会推崇的道德名节。公孙瓒为太守刘基掾吏，刘基因罪被执送洛阳，公孙瓒“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后刘基被发配日南(今越南南部地区)。公孙瓒护送太守一同前往，临行前，他在祖宗墓前祭告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33]王修被袁谭辟为青州治中从事，后袁谭为曹操所杀，王修要求收葬故主之尸，他对曹操说：“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袁)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34]再如伍孚“为郡门下书佐，其本邑长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邮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谏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长乎？更乞授他吏。’”[35]

门生故吏为举主、府主殉死之事亦颇为常见，他们并无是非观念，只要故主有难，就不惜冒死相救。袁绍部将臧洪曾是太守张超的故吏，当曹操大军包围张超时，臧洪再三恳请袁绍发兵营救张超，“绍不许，超竟破灭”。张超死后，臧洪便对袁绍恨之入骨，叛逃后，公开宣布与袁绍势不两立。“袁绍兴兵围之，(臧洪)至城破被执不悔，卒以死殉。”[36]董卓因爱慕名士蔡邕才学，遂辟其为僚属，曾在三日之中，三迁其官，直至封蔡邕为侯，蔡邕也因此感恩投靠董卓。由于董卓暴虐无道，被司徒王允所杀，天下士人和百姓闻之无不拍手称快。蔡邕明知董卓为国贼，死有余辜，但他竟不分是非曲直，反而认为董卓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故对董卓之死叹息不已，悲伤之情溢于言表。王允据此认为他是董卓的心腹党羽，故将其处死。又如桓帝时，杜乔被外戚梁冀杀害，其家人不敢前去认尸。故吏杨匡却“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梁太后义而不罪”。[37]

那么，这种君臣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东汉时期，地方上的郡国守相权力极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钱穆指出：“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如君臣……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38]王夫之认为：“汉之太守，去古诸侯也无几，辟除赏罚兵刑赋役皆得以专制，而县令听命如其臣。故宣帝诏曰：‘与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39]和中央朝廷相似，郡府甚至被看成是地方上的朝廷，时人称郡太守为“府君”，称郡政府为“本朝”或“郡朝”。因此郡太守和属吏之间就出现了变相的“君臣”关系。时人认为，如果郡守是“贤君”，属吏就应该是“忠臣”。甚至这种君臣关系还凌驾于皇帝之上，上述公孙瓒等人之例相当典型。为了对郡守刘基的“忠”，公孙瓒可以不顾对皇帝的“忠”，不顾对其祖先的“孝”。东汉末年这种地方上的君臣关系必然产生帮派集团，必然助长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黄巾起兵，董卓之乱后，各地的州牧郡守如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璋、马超、[40]张鲁等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汉末社会出现了“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41]的局面，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42]

3　清浊二流争夺选举权

由于察举和征辟等选举制度是士子进入仕途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一旦垄断了选举制度，也就等于控制了朝政，掌握了权力。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即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清流派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这三个集团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围绕着由谁来掌握选举之权。东汉初期，选举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官僚士大夫集团手中；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擅政，朝廷的主要官职和选官权力就逐渐落到外戚和宦官手中。

章和二年(88)，汉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军政大权，窦家大批党徒因而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同时也控制了各地的选举之权。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新得势的宦官拉帮结派，趁机将手下的党羽安插到朝廷的很多部门做官。顺帝时，宦官孙程等19人因诛杀外戚阎显有功，被封为侯，宦官不仅可以兼做朝官，并获得察举之权。于是宦官推荐的一批“无功小人，皆得官爵”。外戚梁冀掌权时，其党羽三百余人通过各种选官途径获得官职，盘踞要津。梁冀还“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43]这样大批外戚、宦官子弟都被荐举做了地方官，朝野内外遍布梁氏党羽。

由于一些德才兼备的士人缺少门路而无法进入仕途，遂引起他们的愤懑不平，清流派的官员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白黑混淆，清浊同源”。[44]所谓白清，就是按正途仕进的士人；所谓黑浊，就是因党附外戚或宦官才得以做官的无行小人。由于外威、宦官的党羽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把持了察举、征辟之权，因而营私舞弊、任人唯亲的请托之风越来越严重。顺帝时，田歆任河南尹的某年，按规定河南地区须向朝廷推荐六名孝廉，但田歆却收到朝中许多权贵推荐其宗族亲戚的信函，田歆对外甥王谌叹息说：“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45]其实像田歆那样能够把六分之一的名额提供给无权无势的贤士，在当时就算是忠于职守的循吏了。

桓灵之时，宦官势力几乎达到了独霸政权的程度。他们以疏属、异姓、苍头为养子，让其传国袭封，“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46]当时内外大权皆操于宦官之手，故凡谋求做官者，非投靠宦官不可，一些“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47]往往不择手段。宦官张让有一个家奴，交通货贿，权势炙手可热。扶风人孟佗一心想要做官，遂与张让家奴“朋结”，馈赠其许多金银珠宝，这个家奴无以为报，就说：“君何所欲？力能办也。”孟佗回答道：“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某天，孟佗去谒见张让，看到张让门前求官的人已排成长龙，光车子就有“数百千辆，孟佗时诣张让，后至，不得进”。这时张让的那个家奴“率诸苍头迎拜(孟佗)于路”，并抬起孟佗的车子走进张让的府第，张让门前的大批求官者见此情形，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皆争以珍玩赂之，孟佗分以遗张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48]

由于太学是当时士人入仕的一个主要途径，宦官就在太学之外另设一个鸿都门学。在这所学校里，皇帝和宦官推崇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宦官企图用文学艺术来对抗官僚士大夫们垄断的经学。宦官为鸿都文学家乐松、江览等32人画像题赞词来对抗党人标榜的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32名士。鸿都学生考试及格，就给高官做，不及格也能做小官。宦官这样做觉得对官僚集团的排斥还不够彻底，因为鸿都学生虽然被士族视为出身“微蔑”、“斗筲小子”，但到底还是读书人。为了进一步打击太学生，排斥士族，控制仕途，在宦官的唆使下，灵帝在西园开一个官员交易所，标出价格，公开卖官鬻爵，“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49]二千石官(郡国守相)二千万钱，四百石官(县长)四百万钱，又规定买官者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输纳偿还。甚至一些名士，要想得到升迁，也必须先输钱财。冀州名士崔烈的司徒一官，就是花了五百万钱才买到手的。宦官还勒索各地察举的茂才、孝廉等人，要他们出钱资助修建宫室。以郡为单位，大郡二三千万，小郡也要一千万，只有先交钱，才能补官。有的人凑不足所需款项，懊恼自杀，有少数不愿昧着良心拿钱买官者，只得自请免官返回故里。由此可见，东汉后期的选举权完全落到了宦官手里。正如赵翼所云：“宦官既据权要，则征辟、察举者，无不望风迎附，非其子弟，即其亲知，并有赂宦官以辗转干请者。审忠疏言，宦官势盛，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50]在这种污浊的风气之下，选出来的官吏，其德行和才干就可想而知了。结果一大批能人贤士被排斥于官僚机构之外，失去了报效国家的机会。而身居高官显职者皆系昏庸无能之辈。当时的民谣讥讽嘲笑在这种制度下选举出来的官吏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51]把东汉官场腐败的情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察举、征辟等选举权力落到宦官和外戚集团手中，对官僚士大夫来说不啻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州郡察举和公府征辟是士人做官、飞黄腾达的最好途径，“盖其时入仕之途，惟征辟、察举二事”。[52]一旦失去这一途径，也就丧失了一切，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毫无保障，经济利益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士大夫们当然是不甘心的，他们千方百计组织力量要夺回这一切身利益。东汉末年爆发的党锢之祸，固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我们绝不应忽视，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由谁来掌握选官大权。要夺回选官之权，单靠个体力量是不行的，是无法与实力强大的宦官集团抗衡的。于是士大夫就必须聚朋结党。

揆诸史籍，东汉党锢起源于清议。清议其实和两汉选举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察举、征辟中被推荐给朝廷的人都要有乡闾的评议，故引起社会上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的清议风气。清议的营垒，主要以官僚集团中的士大夫、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为主体。在都城洛阳和地方郡国常有名士主持人物的品评，尤其是京都太学人才荟萃，太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数以万计，他们的言行，足以影响舆论，动摇视听，京师太学成了官僚与社会互相沟通的场所。此外京师太学生与郡国学生之间也有不少联系。东汉末年，官僚集团和太学生发动的清议运动主要是针对宦官和外戚的。

士大夫和太学生密切配合，遥相呼应，呈现出一种清流派官僚在前面冲锋陷阵，太学生在后面呐喊助威的局面。他们斗争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从宦官和外戚集团手中夺回选举之权。早在和帝初年，由于窦宪兄弟专权，垄断选举，就激起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党羽爪牙，罢免亲附于窦氏的州郡官吏40余人。中平五年(188)，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53]汉安元年(142)，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张纲，独不受命，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54]并劾奏当朝国舅、大将军梁冀结党营私、选举不实等罪行。张纲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持，这就进一步激起了清流派官僚、太学生的愤怒，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杜密、刘踬、黄浮、刘祐、成瑨、翟超等人为郡国守相时，都相继剪除了一批所属县令长中的宦官党羽。宦党见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势力抬头，唯恐失权，就大兴党锢之狱，正如杨联陞所说：“总体来看，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情势虽甚为复杂，但可以说是清流、浊流这两大豪族集团拼死争夺政治地位之斗争。”[55]可见，清流与浊流对选官之权的争夺战，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