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朋党的形成与上古三代的政争

原先，朋、党二字与朋党是全不相干的概念。先秦社会，“朋”是货币单位。上古以贝壳为货币，大体上是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1]商周君主以货币赏赐臣下，即以朋计数。“癸子(巳)，王易(赐)臣邑贝十朋。”[2]“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3]抑或因为“朋”含有聚集、串联之意，后来便引申出“群”、“类”的意思来。“群居而朋飞”，[4]将“朋”与“群”对举；“方以类聚，物以群分”，[5]则将“类”与“群”对举，由此说明，朋与群、类都成了近义词。此外，朋又演绎出同门、志同道合的意思。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宴注：“同门曰朋。”[6]《周礼》称“五曰联朋友”，郑玄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7]据此说明，处于同一师门的志同道合者，都可称为“朋”或“朋友”了。进而又引申为“朋比”之意。楚大夫屈原被贬，看到楚国政治昏暗，自己壮志难酬，不无痛楚地说：“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8]就是指责楚国满朝奸佞结党营私，抱成一团，使自己在政治上被彻底孤立。从文字学的角度讲，“朋”为古“凤”字。《说文》：“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党字。”《白虎通》：“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故朋党这个词，本来不是贬义词。然而《韩非子·有度》认为：“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意谓群臣交往，形成朋党，相互庇护，则臣下虽有大过，而君主无从得知也。故从君主角度而言，朋党是君主之敌。

“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皆已见之。党，从尚从黑。其本义为不鲜明。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之所尊长也。此谓党同尚。”党的本义原是指周代乡以下的基层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乡党连称，即表示“乡里”、“族党”之意。后来引申出以类相从之义。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9]意思是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观察种种不同的错误，就知道仁了。

自商周以降，直到春秋，甚至明清时期，人们还长期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惯，“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刘宝楠正义：“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10]这表明了乡党的特征，它涂上了厚厚的一层宗族血缘关系的色彩。在乡党中，人们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义务加以维护。楚国的叶公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就曾有过一番争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1]在这里，叶公表示了一种新的观念，即随着旧的宗族血缘关系被冲破，虽然亲如父子，也必须依法行事，父亲偷了羊，儿子也应去官府告发。而孔子囿于传统的亲亲观念的束缚，仍然将宗法关系置于国家法律之上，认为在乡党之内，父子之间有着相互庇护的义务。一旦犯法，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从党的本义中引申出“党附”的新义来。但如此一来，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公正和正直，为了反对“党附”，反对徇私舞弊，有人就大力倡导无党无偏，《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在后世演变过程中，又将志同道合之人称作“党人”。屈原《离骚》云：“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后汉书·灵帝纪》曰：“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正因为朋、党两字在演变过程中，字义逐渐接近，都带上了朋比、党附的新义，所以到春秋战国之际，便合成为“朋党”一词，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如果单从语意、字义的角度来探讨朋党概念的来龙去脉，恐怕仍不够深入。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在各国迅速展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各个对立派别都把集结朋党势力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朋党斗争已经成了政治领域内的常见现象，因而被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和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为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大臣结党与否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能否巩固、专制君权能否维持的头等大事。先秦思想家韩非子尖锐地指出：“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12]这是将山东六国的统治危机与朋党活动直接挂起钩来，将造成山东六国“地削主卑”的原因归之于朋党。

朋党孕育产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还是先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谈起。这个时代相当于我国由部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在频繁的部落对外掠夺战争过程中，部落联盟首领和军事首长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私人财富。舜经四岳推荐，被尧确定为部落联盟首领继任人选后，尧便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还“赐舜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13]这种赏赐类似于后来的贵族陪嫁，可见尧是拥有不少私有财产的。

舜生活于一个“父顽，母嚣，弟象傲”的家长制家庭之中。舜父瞽叟、弟象对舜的财产垂涎欲滴，竟然串通一气，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来，并且事先拟定了分赃的办法：“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14]幸而舜的“命大”，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是它却为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在家长制家庭内部已经出现了争夺财产的现象，而权力作为增殖私人财富的重要手段，部落联盟首领之间的斗争也就接踵而来。

尧舜禹时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依然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尧为了确定联盟最高首领的继任人选，曾多次征求各部落首领的意见。放齐说：“胤子(丹)朱启明”，提出由尧子丹朱继任，驩兜则提名由共工继任，都给尧否定了，最后尧才决定接受“四岳”的提议，以舜为继任人。后来驩兜又推荐共工为工师，这次总算得到了尧的同意。这一切完全合乎部落联盟议事会的议事规则。然而在舜摄政之后，便采取了部落联盟内部前所未有的措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5]他们的具体罪行分别是：共工“淫辟”；鲧治水无功，劳民伤财；三苗则“在江淮、荆州数为乱”。[16]舜唯独没有指出驩兜的罪名，大概是因为驩兜一再推举共工任部落联盟要职，因而受到株连吧。《左传》中有关舜流“四凶族”的记载可资佐证。《左传》中的四凶族分别是指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据杜预注释，前三凶即为驩兜、共工和鲧。浑敦，即驩兜，其罪行是“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17]所谓“比周”，在先秦诸子的目光中，即是朋比结党的行为。《左传》的记载与《尚书》、《史记》稍异，这大概是“传闻异辞”之故吧。

“四凶”尧不能去，由舜去之。而高阳氏之才子八人——“八恺”，高辛氏之才子八人——“八元”，尧未能举，由舜举“八恺”，使管土地，举“八元”，使管教化。[18]

舜一反尧之所为，流放四“凶族”、推举十六“才子族”，正是部落联盟内部争夺首领地位的反映。这种争夺导致部落联盟的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将敌对的氏族部落视为凶族予以驱逐，而将支持自己的氏族部落联合进来，以巩固最高首领的地位和权力。由于双方都在争取友好氏族部落首领的支持，所以《左传》从儒家推崇尧舜的立场出发，将“比周”的罪名加在驩兜身上，从而给这场斗争染上了朋党的色彩。实际上，尧舜时期是否真正地实行过禅让制度，后世是有争议的。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记载，上古并无禅让制度，舜囚尧而夺其位，晚年又被禹流放，采用的亦是暴力手段，若果真如此，朋党及党争的出现就大大提前了。

原始社会晚期，家族内部对财产的争夺、部落联盟内部对首领地位的争夺，与后世的朋党斗争还不能等同看待。但既然争夺财富，特别由此而开展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开始，那么，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朋党产生所需要的政治土壤也就随之而出现。

马克思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19]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氏族或部落联盟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也以此为起点，日益向前发展。受社会各种矛盾制约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阶级社会中突出的政治现象——朋党斗争也便开始萌动。

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这标志着中国的早期国家已正式形成。早期国家贵族之间的斗争为朋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由于夏商周三代的贵族政治不具备产生朋党的充足条件，使朋党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孕育过程。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辖区域有限，官僚机构规模不大，使朋党活动余地相对狭小。夏王朝刚从部族社会脱胎而出，因而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时期部族联盟的痕迹。夏王虽然具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对于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来的诸侯国家来说，只要诸侯履行有关朝贡等义务，夏王朝便不干预其内部事务，承认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所以当时就呈现出万邦林立，犹如“满天星斗”的局面。史载：“夏氏革命，又为九州，涂山之会，亦云万国。四百年间，递相兼并，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亦为九州，分统天下，载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国，而分天下为九畿……其后诸侯相并，有千二百国。”[20]长期的兼并战争，诸侯国的领土在扩大，数量在减少，但在夏商周三代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王朝直辖的领土范围不大，一般只局限于“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而且王畿之内还分布了许多贵族世袭的采邑，所以中央的政治活动相对简单，因而限制了官僚机构的规模。据《通典》所载的夏商官员人数是：“夏百二十员，殷二百四十员。”[21]作为天下共主的王室尚且如此，局限于五十里至百里之地的诸侯国家政权机构的狭小程度更可想而知。

西周政治制度与夏商相比虽较为成熟，但却一脉相承，在官制上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官员人数不能与后世相比。由于三代官僚机构相对狭小，官员数量极为有限，不易形成大规模的权力斗争，这就使朋党的生存条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是夏商实行贵族政治，通过实行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使国家权力机构相对凝固化，不论诸侯还是卿大夫都拥有世袭的特权。盘庚迁殷前召集贵族训话，指出他们的祖先曾为商朝先王效力，所以商朝坚持“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并且“世选尔劳”，[22]即给予贵族世代担任官职的权利。这种政治状况到西周时期也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西周的执政大臣一般都由王室贵族世袭，西周初年担任太师、太保的周公、召公，其子孙从西周到东周始终处于辅政大臣的地位。

由于三代实行严格的世袭与等级制度，卿大夫完全垄断了政权，这就使得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很难改变地位，完全被排斥于政权机构之外。直至春秋时期，管仲还指出：“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23]可见，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人仆隶，从呱呱坠地之时起，他们的等级地位便已确定。在三代社会里，不仅阶级之间的障碍无法逾越，等级界线也非常森严，不能随便打破，因此国家的权力结构相对稳定，这就使得整个官僚队伍的流动大大地受到限制，上层的人下不来，下层的人也上不去，因而较少出现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而朋党之争的实质就是权力之争，在官僚队伍相对稳定，权力始终操纵在少数拥有世袭特权贵族手中的情况下，想要通过结朋聚党来争夺权力就比较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三代时期，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虽不如帝制社会那样频繁，但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时也表现得较为激烈，使得朋党逐渐显现出它的萌芽状态。我们在三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史籍中，还是可以找出具有类似朋党斗争的若干史实来。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位，“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24]启的五个儿子，“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25]也就是说由于启子太康荒淫放纵，他的几个兄弟起而争权夺位，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乘机伐夏，赶走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羿自恃善射，“不修民事”，终日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受羿重用的寒浞，本是东夷伯明氏的不肖子弟，被逐出氏族，投奔有穷氏，骗取了羿的信任，被任为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收罗了许多党羽，待时机成熟，他便指使羿的家众在羿田猎归来、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将羿“杀而烹之”，[26]夺取了统治权。寒浞此举，可谓开中国朋党史上权臣结党篡权之先河。　

商纣王是历史上暴君的典型。他的残暴专横，荒淫无度，不仅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也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在宗法制度下，王室贵族处于与国同休戚的地位，值此危亡之际，王室长老比干、箕子及纣王庶兄微子等重臣，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纷纷进谏，但却一概遭到拒绝。纣王重用费中(仲)、恶来。“费中善谀，好利”，“恶来善毁谗”，[27]纣王在他们的包围之下，终于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逼走微子，使朝政完全控制在费仲、恶来等奸佞之徒手中，造成政治上更加黑暗，最后走向灭亡。《诗·大雅·荡》便借周文王之口，揭露了商朝“强御”之徒陷害“义类”的罪行：

原文　释文

文王曰咨，　周文王责问殷纣王说：

咨女殷商。　哎!你们殷商啊!

而秉义类，　如果王廷中有了贤臣，

强御多怼。　强横暴虐之徒就怨恨他们。

流言以对，　散布流言蜚语陷害他们，

寇攘式内。　争权夺利的小人已进入内部。

侯作侯祝，　他们造谣生事，诅咒诋毁，

靡届靡究!　　　没有极限，没有穷尽!

诗人的这一番感慨，当是从商纣王重用费仲、恶来等“强御”之徒陷害比干、箕子等“义类”的事件中申发出来的。中国朋党史上“小人之党”迫害“君子之党”所用的诬陷诽谤、造谣中伤的手法便于此时而滥觞。(www.daowen.com)

周初，“管、蔡以武庚叛”，实际上也是具有类似朋党斗争性质的事件。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此事引起在商都监视纣子武庚的武王另外两个兄弟管叔、蔡叔的不满，史载，“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28]管叔通过他在镐京的党羽开展阴谋活动，弄得西周人心惶惶，甚至与周公共同辅政的太公望、召公奭也对周公产生怀疑。管叔、蔡叔于是勾结武庚，并策动徐、奄、熊、盈等东方诸部落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企图夺取西周的最高统治权力。周公决定亲自发兵东征，管、蔡党羽纷纷起而反对，他们说：“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29]意思是说周公东征困难太大，民心不稳，还要考虑叛乱之人有的出自王宫，有的来自邦君之家，还是我们的长辈，不应该去讨伐他们。冀图以此作为借口，达到阻挠周公东征的目的。鉴于管、蔡在朝党羽众多，周公不得不利用占卜术来说明东征是上帝的旨意，目的是要完成周文王的未竟之业，谁都不能违背，这才将反对意见压了下去。周公通过“内弭父兄，外抚诸侯”，[30]出兵东征，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平定了这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杀了管叔和武庚，将蔡叔流放远方。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管、蔡在朝党羽还未清除。当成王年长，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31]直到成王弄清真相，诛杀进谗的管、蔡党羽后，才召回了周公旦。

由此可见，三代时期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派别已经产生，上层贵族集团间的权力之争时有发生，商周典籍中虽然尚未出现朋党之名，但三代统治集团间的权力之争已具有后世朋党斗争的明显特征。当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的社会秩序的崩溃，朋党斗争便在王室及各诸侯国统治集团内部迅速蔓延开来。

2　礼崩乐坏之后

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构成西周王权主体的礼乐征伐从原来的“自天子出”，一变而成“自诸侯出”。在大规模兼并战争的过程中，各国卿大夫乘机发展自己的私家实力，形成了许多强宗大族，逐渐控制了诸侯国家的政权，从而使礼乐征伐再变为“自大夫出”。而当有些国家的卿大夫无力控制局面时，卿大夫门下握有实权的家臣便专制国政，于是三变而为“陪臣执国命”了。这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

春秋时期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卿大夫与家臣之间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斗争，使贵族内部升降沉浮速度大为加快，许多强宗大族以宗族为基础，争取同盟，网罗人才，招降纳叛，争权夺利，结成庞大的帮派势力。士的兴起，对朋党斗争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于是朋党斗争便在各个层次中广泛开展起来。

从春秋早期开始，随着周王室的衰落，作为宗法制度核心的嫡长子继承制发生了动摇，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王室成员不断发生内讧。周桓王不顾西周长期以来严格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与周公黑肩密谋，企图废长立幼，事未成而桓王先死。太子佗即位，是为庄王。公元前694年，周公黑肩党附王子克，谋弑庄王。另一卿士辛伯忠于庄王，告发了他们的阴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32]

公元前675年又发生了王子颓之乱。庄王在世时，溺爱少子颓，以蒍国为之师。周惠王即位后，为了削弱王子颓的势力，夺取了子颓心腹党羽蒍国、边伯、子禽、祝跪及詹父等五大夫的园圃、田地、房屋，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王子颓之党便加紧勾结，竭力扩充帮派势力，阴谋篡夺王位。是年秋天，“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33]次年，惠王奔郑。郑、虢两国出兵，“同伐王城(洛邑)……杀王子颓及五大夫”，[34]使惠王得以复位。

周襄王时期又发生了王子带(即太叔带)之乱。惠王晚年，步桓王、庄王的后尘，偏爱少子带，欲立为太子，遭霸主齐桓公反对，未能如愿。公元前652年，惠王死后，由于王子带在朝中党羽众多，“襄王恶太叔带之难，俱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35]在齐桓公的支持下，才得以即位。在此后的十七年中，王子带两次勾结戎狄，进攻王城洛邑，襄王出奔郑国，并向晋国告急。前635年，晋文公正在谋求霸业，谋士狐偃认为“求诸侯莫如勤王”，[36]借此机会可以效法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晋文公发兵护送襄王回周，杀王子带，结束了这场叛乱。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东周王室衰落之后，由于宗法制的逐渐被破坏，从而导致了争夺王位斗争的连续爆发。对周天子的偶像崇拜既然已经幻灭，诸侯的权威也很难维持，诸侯国内的局势更不平静，在君位继承问题上，同样也发生了激烈的党争。

鲁庄公晚年，弟庆父与弟叔牙相勾结，并私通庄公夫人哀姜，觊觎君位。公子季友助庄公迫叔牙自杀。庄公死后，庆父指使党羽连杀庄公二子——公子般及闵公，企图自立，为国人所不容，出奔莒国。公子季友立僖公，将庆父引渡回国，迫其自杀。齐大夫仲孙揪曾预言：“不去庆父，鲁难未已。”[37]至此，鲁国政局才暂时恢复稳定。

晋国公室内部的争夺更为复杂。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称曲沃桓叔。六年之后，成师便朋比晋大臣潘父杀晋昭侯。此后其子曲沃庄伯、孙曲沃武公先后杀死晋孝侯、晋哀侯、晋小子侯、晋侯缗，最终取而代之。公元前678年得到周天子的承认，正式成为晋侯。由此可见，旧的宗法分封制已从巩固贵族统治的政治手段变成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根源，造成晋国公族内部的党争特别激烈。

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欲立少子奚齐为嗣，迫太子申生自杀，逼公子重耳、夷吾出奔。重耳、夷吾都集结了一批谋臣武士，作为党羽，准备日后回国夺权。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大夫“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38]里克连续杀死奚齐、悼子两位嗣君。公子夷吾根据亲信吕省、郤芮的策划，以割让晋河西地于秦为诱饵，取得秦穆公的支持，捷足先登，返回晋国，当了国君，是为惠公。晋惠公深知里克本意欲迎立重耳，为防止后患，就逼迫其自杀，又“杀邳郑及里克、邳郑之党七舆大夫，邳郑子豹奔秦，言伐晋，穆公弗听”。[39]前636年，公子重耳得秦穆公支持返晋，杀惠公子怀公，成为国君，即晋文公。怀公原来的亲信吕省、郤芮“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这一阴谋被人揭发，“文公欲召吕、郤”，但因“吕、郤等党多”，不敢造次，最后还是求助于秦穆公。“秦穆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国复而文公得归”。[40]此时围绕君位的继承问题，群公子纷纷与亲信大夫相勾结，各自拥有相当数量的党徒，上述“三公子之徒”、“里克、邳郑之党”等等即是。这种斗争已不再是个别贵族之间的对抗，而发展成为具有朋党性质的斗争了。

齐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春秋时期排名霸主榜首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当南夷、北狄同时向中原推进，周天子已完全无能为力的危难之际，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联合宋、鲁、郑、卫、曹、许等国，遏制了楚国势力的北上和山戎、北狄的内侵，建立了辉煌的功业。连一向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孔子也给予极高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41]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功业鼎盛、八面威风的霸主，到了晚年，特别是管仲去世之后，便重用佞幸易牙、开方和宦者竖刁，于是这些人便乘机结党擅权。桓公多内宠，因为没有嫡子，庶出的几个公子也各自聚集力量，准备夺取君位。公元前643年，“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易牙、竖刁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将桓公活活饿死。齐桓公死后，“易牙入，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五公子之党“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42]一代霸主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更可悲的是，他的儿子、亲信各结私党，互相进行厮杀，竟把一个好端端的齐国搞得混乱不堪，使齐国从此与霸业无缘。

如果说，春秋前期在诸侯国内，国君还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而到了春秋中后期，卿大夫便出演主角，这就是所谓的“政在私门”。鲁国有“三桓”，即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郑国有“七穆”(郑穆公的七个公子的后代)，宋国有戴、庄、桓等公族，晋国则有栾、郤、胥、原、狐、续、羊舌、祁、赵、韩、魏、范、中行、智等大族，齐国则有国、高、隰、崔、庆、管、鲍、田等大族，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大族。他们为了削弱公室，夺取权力，就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渐形成了左右政局的卿族集团。

春秋前期在长期的兼并战争过程中，许多国家的卿大夫“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他们的权力和采邑也就随之不断扩大。晋国执政大臣是由十余家卿大夫轮流担任；他们占有的土地也非常可观，如祁氏灭亡之后，其土地被分为七县，羊舌氏灭亡之后，其田地亦分为三县。由于领地的增加和宗族成员的繁衍，为便于管理，卿大夫便分立“侧室”、“贰宗”，作为本宗族的分支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43]了。晋国长期称霸，国力最为强盛，卿大夫势力不断膨胀，置侧室、贰宗者也最多。赵氏在赵盾执政时，赵穿为侧室；韩氏在韩宣子时代，韩起为大宗，韩无忌为贰宗；羊舌氏以叔向为大宗，分出羊舌赤、羊舌虎、羊舌鲋等成为贰宗、四族。这种分置侧室、贰宗的过程也就是卿大夫扩展其家族势力的过程。

卿大夫势力与春秋前期不同的是，他们的力量不仅来自“族”，而且也来自“党”，即他们世袭领地之内除宗族成员之外的异姓士民。这些士民与卿大夫之间保持着君臣关系，受卿大夫的驱使，卿大夫在权力斗争中，“党”便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公元前574年，晋厉公与执政诸卿矛盾日益尖锐，欲尽去卿大夫，而以诸宠姬兄弟取而代之，决定先行除去“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的郤氏。他在旧贵族栾书的支持下，派亲信胥童等人带兵去杀三郤——郤至、郤锜、郤犫。郤锜向郤至表示：“‘君不道于我，我欲以吾宗与吾党夹而攻之，虽死必败，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闻之，武人不乱，智人不诈，仁人不党。夫利君之富，富以聚党，利党以危君，君之杀我也后矣。且众何罪，钧之死也，不若听君之命。’”[44]郤至认为应放弃抵抗，“听君之命”，结果三郤全部被杀。胥童还要并除栾书、中行偃二卿，厉公未允，当胥童被任为卿时，栾书、中行偃内不自安，觉得还是先下手为强，乃相互勾结，“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杀胥童”。[45]次年便将厉公杀死。

公元前552年，栾氏家人向执政范宣子诬告栾盈(怀子)，欲去范氏而专国政。“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怀子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范宣子又将栾盈的重要党羽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黑等十人全部杀死。幸存者“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皆栾氏之党也。”[46]范氏是晋国著名的强宗大族，当栾氏招徕党羽、扩大实力时，就深为恐惧，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便先发制人，用阴谋和武力手段给栾氏之党以毁灭性的打击。可见此时士在卿族集团中的地位已非常重要。两年之后，栾盈从国外潜回曲沃，发动宗党，起兵进攻绛都(今山西侯马市)，企图一举消灭范氏集团，结果范氏与中行氏、知氏结成联盟，发兵击败栾盈，“尽杀栾氏之族党”。[47]

从上述事件中，可以看出卿大夫有“族”有“党”，族、党并称，说明其作用相同，构成了维持卿大夫权力的两根支柱，因而他们的命运也是相同的。卿大夫得势，他们的族党就兴旺发达，卿大夫失势败亡，他们的族党也就同归于尽。可以说这时以卿大夫为核心的卿族集团已不同于春秋前期完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它成了由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紧密结合而成的帮派集团。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便都具有这种特征。

卿族集团中的党徒是其采邑中的士民，构成其基本队伍。这个集团的骨干力量则是春秋中期产生的新兴的阶层——士。春秋时期的士，不同于西周以来“士食田”的那种士，他们不限于充当军队的骨干，而逐渐发展成具有文化、政治、军事等专门知识的智能型阶层，即知识分子。在这一转变时期，新的士阶层既包括旧的卿大夫之家分出的小宗，而更多的则是来自平民阶层。

旧的宗法制度是以层层的土地分封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由于宗族繁衍，而土地数量有限，士大夫的后裔、族人不可能都分到土地而成为士，因而降入平民行列。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从而产生了脱离宗族羁绊的趋势。此外在各国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中，失败的卿大夫宗族不是被全部消灭，就是合族逃亡他国。晋国卿大夫范氏、中行氏在内战中失败后，逃亡齐国，其族人只能在齐国务农为生。这样，士与平民之间的界线便逐渐泯灭。

在本宗族找不到出路或失去宗族庇护的成员也只能另谋出路。鲁国的阳虎本是孟孙氏的族人，却做了季孙氏的家臣。齐国陈豹本是陈氏族人，却做了阚止的家臣。这是士在国内宗族之间的流动。齐国的鲍国脱离了本宗鲍氏，去鲁国做施孝叔的家臣，向他国流动，便完全割断了与原来的宗族血缘联系。

卿大夫以家臣为骨干，让他们协助自己处理政治事务，统率武装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卿族集团。他们时而联合起来与国君作斗争，时而又相互明争暗斗。春秋战国之际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鲁国的“三分公室”、晋国的“三家分晋”、齐国的“田氏代齐”，都是卿族集团与国君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韩非子·说疑》指出：“若夫齐田桓、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可见，这些卿族集团势力之强大，他们“上逼君，下乱治”，昏乱之君视而不见，完全被他们玩于股掌之间。

卿族集团从构成及其活动方式来看，都带有结党争权的性质。这一时期宗法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尽管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常使敌对双方的阵营界线模糊，容易进行妥协。一个国家有几个卿族集团，就有几个权力中心。他们与后世朋党不同之处，还在于都具有公开的合法的身份，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国君对他们无能为力，最后往往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使斗争表现为残酷杀戮，甚至灭族的性质。卿族集团既然已经突破宗族组织的狭隘范围，广泛吸收文学之士作为自己的助手和骨干力量，而这些文学之士也以此作为走上政治舞台的阶梯，与卿大夫结成君臣关系，为其效忠，与其他集团相对抗。从这方面来看，与战国以后的朋党斗争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这一时期以“党”称呼宗派集团的现象日益普遍，晋国的里克、邳郑之党，栾氏之党，齐国的公子牙之党，东周的王子带之党，郑国的子阳之党等等，实际上各国卿大夫无不以结党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到春秋战国之际，朋党政治已经基本形成。[48]

3　春秋战国之际的变法改革

春秋战国之际，各主要诸侯国都先后进行了变法与改革。由于改革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改革派遂与旧贵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此种冲突和斗争与后世的新旧两党之争的性质极其相似，甚至可称得上是毫无二致。

战国初期，吴起入楚，深得楚悼王的信任，被任命为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主持变法。担任令尹后的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有：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他们充实到地旷人稀的偏远之处；淘汰并裁减冗官，削减官吏俸禄，节省开支用于强兵；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效力；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等。由于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故变法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昔日衰弱的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只不过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就重振霸主的雄风。楚军“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卻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49]可就在这一改革的关键时刻，楚悼王因劳累成疾，不幸早亡。楚君一死，吴起就失去了靠山，早就对吴起等改革派恨之入骨的楚国“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投无路，只得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哭，以求避难，但眼泪既换不到旧贵族集团的怜悯，也消弭化解不了政敌的仇恨，于是一阵乱箭将吴起和楚国的改革事业一起送入了地狱。

和吴起命运十分相似的是另一位大改革家商鞅。他取得了比吴起更加辉煌的成就，通过他的变法，使得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50]成为战国时期的头等强国，为以后秦始皇扫平六合、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商鞅之所以能够成功，除其变法措施切实有力之外，和秦孝公对他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委商鞅以重任，让他全面负责和领导变法。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集团(亦可称之为旧党)坚决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古)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51]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52]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

商鞅实施的变法措施严重损害了旧贵族集团的利益。商鞅颁布奖励军功的法令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53]新法规定，只要作战立功，任何人都能得到赏赐，而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不要说不给赏赐，就连占有田宅、臣妾都受限制，超过标准的就是违法，甚至连穿戴服饰也严禁任意铺张浪费，违者也要处罚。这一系列的新法令对那些盘踞高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不啻是个巨大打击，因此旧贵族集团对商鞅切齿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秦国旧贵族群起攻击新法时，孝公又支持商鞅对旧党势力进行无情的打击和严厉的镇压。史载，商鞅曾在一日内就处死反对变法者七百余人，以致“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54]然而当秦太子嬴驷也跳出来反对变法时，商鞅就显得左右为难了。商鞅虽然有铁的手腕，但毕竟投鼠忌器，为了要维护一国之君秦孝公的尊严，他不敢触动礼法制度对太子依法惩处。所谓“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将太子的两个师傅作了替罪羊。岂知这就留下了莫大的隐患，太子及公孙贾、公子虔等人将仇恨深深地埋在心田，等待着复仇的机会。后来有个名叫赵良的人去见商鞅，指出他的变法完全是靠秦孝公的支持。如果“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55]结果，不出赵良之所料，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嗣位的新君就是对商鞅恨之入骨的太子驷，他没有忘怀自己蒙受的耻辱，秦国的旧党也因新君上台而弹冠相庆。他们四处张榜通缉商鞅，“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其时以天下之大，竟无商鞅容身之处，其投宿客舍，客舍主因其无身份证明而不敢接纳，奔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最后在自己的封地商於被擒。“秦惠王(即太子驷)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56]替自己及秦国旧贵族集团报了仇。所幸的是，由于商鞅变法近二十年，新法已深入人心，封建制在秦国已深深地扎下根来，故商鞅虽死而其法未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