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朋党和党争深恶痛绝，在其所撰的《读通鉴论》、《宋论》中对朋党有很多负面的评价，而其中的“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188]“国无党祸而不亡”[189]之语最为深刻，且令后世之人警省反思。

现当代人们时常提到的宗派、山头、门户、帮派、团伙等等，其实都和朋党有着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社会的任何朋党决不会按照任人唯才、唯德、唯贤的标准来选拔官员，不管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首先要做的就是网罗党羽，扩充实力。一般而言，朋党的用人之道是“专用其所亲爱之人，遍引私人居要地”，[190]“以合意者为贤，异己者为不肖”。[191]凡同党者重用之，异党者排斥之，朋党的这一特点连千古贤相王安石、张居正执政时也不能避免。所谓“上司弗问吏治，喜怒一任乎私心，因而荐举不公，官评淆乱。负国殃民，不知理义”[192]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封建官僚体制内，攀龙附凤，裙带之风盛行。民间盛传的“马由人贵，仆随主荣”，“官官相护”，“朝里无人莫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世俗俚语，正是对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朋党政治的辛辣嘲讽。

朋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党派中的人只能维护自己帮派集团的利益，所谓“宁负朝廷，不负朋党”，[193]实际上就是将帮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吏治。清人余缙说：“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数年以来从未有总督参一巡抚，巡抚纠一总督，互庇如此，欲吏治澄清，拯救生民，势必不能。”[194]朋党政治还使下级官吏的升降荣辱，完全取决于上司长官，而不在于个人的政绩优劣。为了巴结讨好上司，清代官员“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官。迎送，细节也，有因失而受辱矣；参谒，屡禁也，有渐远而获谴者矣；馈送，严饬也，有以奔兢之疏密，定官评之优劣者矣。有司之精神有限，竭尽心思，弥缝上官之不暇，而何暇于政务乎!”[195]可见，下级官吏为了保住禄位和升迁，对上司阿谀奉承之不暇，哪里还有心思顾及自己的职责。朋党政治中的官僚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迎送、参谒、馈送来维系的，而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需要有人扶持帮衬，以便上下其手，互相奥援，徇情庇护，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各援引同党之人，以欺其上”。[196]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朽，吏治的极端腐败。

凡党派集团的官员都具有很大的依附性，甚至“贤奸并列而不相妨，宁得罪于天子，而不结怨于僚友”。[197]他们身为朝廷官员，拿的是国家俸禄，实际上却被朋党的党魁所掌控、所豢养、所利用。由于朋党分立门户、自立山头，即使是智士能吏亦不可能把自己的才能、智慧奉献给朝廷，而只能为自己的小团体服务。

朋党还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党派之间无不采用党同伐异的手段，他们不分皂白是非、忠奸善恶，对异己者一概排斥。犹如《红楼梦》中贾探春所言：“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封建王朝党争激烈时，无论哪一个集团上台执政，均不择手段地打击异己，甚至对“业已解职投闲(官员)，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家身”。[198]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为了争夺内阁首辅之职，与司礼监太监冯保联手扳倒了昔日的盟友——内阁首辅高拱。高拱被革职，回籍闲住。此事本该就已到此结束，孰料，张居正、冯保仍不罢休，欲借“王大臣案”，诬高拱意欲谋反，行刺皇帝，如此罪定谳，则高拱必死无疑，幸赖万历皇帝身边一位年逾七旬的殷太监，为高拱辩冤。他对万历皇帝说：“万岁爷爷，不要听他。那高阁老是个忠臣，他如何干这等事!他是臣下，来行刺，将何为？必无此事，不要听他。”随后又对冯保说：“冯家，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万岁爷爷。如何干这等事!那高胡子是正直忠诚，受顾命的，谁不知道？那张蛮子夺他首相，故要杀他灭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张蛮子出力为何？你若干了此事，我辈内官必然受祸，不知死多少哩!使不得，使不得。”[199]冯保听了殷太监这番话，大为沮丧，无言以对。由于此事涉及宫内太监的切身利益，高拱才化险为夷，免于灭门之灾。

朋党间殊死搏斗，往往是“寻戈矛于不已”，“导人心于嚣讼”。[200]某党当政时，必利用手中权力残酷迫害政敌；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如老皇帝驾崩，新君继位，受打击的党派则将卷土重来(唐代牛李党争时经常发生此类情况)。他们上台后则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使得中古社会不断爆发一幕幕怵目惊心的政治事件，“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党争就在血雨腥风中进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称得上是集阴谋、权术、狡诈、残酷之大成。东汉的外戚、宦官、士大夫间的反复斗争，西晋官僚集团的朋党之争，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元祐更化后的新旧党争，明代的齐、楚、浙党和东林党，以及东林党、复社与阉党的斗争，清代的南北党争，无不体现了朋党争权夺利、排斥异己的特征。

历代朋党纷争，“私怨交寻，牵连报复”，不仅造成官场吏治的极端败坏，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君臣上下钩心斗角，朝廷内外纷争不已，就会失去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无法保证权力系统有效地运行。大量史实表明，当皇权对国家机器失去有效控制时，封建王朝的崩溃、抑或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皆对朋党深恶痛绝。殷鉴于明末党争酷烈，最终导致明亡的惨痛教训，王夫之总结道：“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已。近者温体仁之逐钱谦益，夺其枚卜，廷讼日争，边疆不恤，以底于沦胥，盖一辙也。”“国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于自相朋比”；[201]“朋党立，国不能一日靖矣”；[202]“朋党交持，祸延宗社”；[203]“朋党之争，则上失纲而下生乱，其必然也”。[204]顾炎武也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朋比胶固，牢不可解，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其大者足以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205]可见，凡树朋党，搞帮派，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可以说，党争愈烈、愈酷、愈长，王朝力量就越被削弱，甚至酿成亡国之祸。

朋党败坏吏治，破坏封建统治的稳定，干扰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权，使国家政令无法有效贯彻，甚至造成亡国之祸，其危害如此之大，自然使历代君主颇为痛恨。在帝制社会里，帝王们对臣僚严密控制，加强防范，不允许臣僚私下结党。一旦发现大臣相互朋比，援引私党，就会被认为是心怀叵测，背叛朝廷，对皇帝不忠。只要人君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就会使用严厉的手段对朋党予以制裁，所以“朋党”就成了一个可怕的罪名。试观历代，史书上所谓“某党”，决非自己所称，均由政敌诬陷而成，无论在朝官员或在野人士都不会称志同道合者为朋党。例如“东林党”的最初名单即出于阉党顾秉谦一手编定的《缙绅便览》，后又有崔呈秀进呈的《同志录》、《天鉴录》，哪有在东林书院讲学之人自称“东林党”的!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206]

实际上，不仅“小人之党见疑于人主，君子之党亦见疑于人主。”[207]无论何人，如果被君主认定其有朋党，总没有好下场，正如唐人李绛所云：“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208]因此，凡涉嫌朋党者，必遭惩处，即使君臣关系十分融洽者也很难幸免。魏徵是唐太宗李世民最信任的大臣之一，他敢于犯颜直谏，为“贞观之治”作出很大贡献，唐太宗曾说：“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徵而已。”[209]故他和魏徵君臣关系颇为融洽，犹如鱼水，在魏徵病危之际，太宗御驾亲自前去探望，并将自己的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之子叔玉，君臣结为儿女亲家。魏徵死后，太宗又御撰魏徵墓志铭，对其功绩作出高度评价。以后每当想起这位忠臣，太宗总是痛哭流涕，以为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然而，不久风云突变，由于魏徵生前“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有人就乘机上疏弹劾魏徵生前“阿党”，[210]太宗顿时大怒，立即下令解除与魏叔玉的婚约，并推倒魏徵墓前自己亲手所书的碑文。以后，唐太宗还因刘洎、张亮与魏王李泰朋比，为李泰划策，谋夺储君，遂违背自己“君臣保全，岂不美哉”的誓言，诛杀了这两个曾为建立唐王朝和实现“贞观之治”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大臣。由此可见，尽管唐太宗胸怀比较宽广，有时也不计较臣下所犯的过失，甚至可以化敌为友，如魏徵曾是太宗政敌李建成的心腹谋士，玄武门事变后，魏徵被擒，太宗不仅没有将其诛戮，反而以国士相待，委以重任，大加宠信，但一旦怀疑其“阿党”，就毫不手软，坚决予以打击。

再如明太祖朱元璋取天下，大将军徐达功居第一。朱元璋称帝后，常抚徐达背而称“徐兄”，又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211]遂把自己为吴王时的旧邸赐予徐达。又封其为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爵位之尊，无以复加。可见君臣关系之亲密，也是历代罕见的。然而朱元璋无意中发现徐达和朝中许多大臣关系密切。徐的门生、心腹部将又皆掌重兵而遍布各地，因此顿生疑忌，害怕徐达朋比结党，有不臣之心，遂于徐达背上生疽之际，特赐蒸鹅(此病最忌吃蒸鹅)，置这位开国功臣于死地。[212]

清朝开国之后，鉴于明代门户之争，特重对“朋党”之惩。顺治年间便明令严禁“生员纠党，立盟结社”。康雍乾三代，时兴“朋党”大案，实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其实不仅像唐太宗、明太祖、康熙这样的英主明君要防范臣僚结党，即使昏君幼主对朋党也十分反感，且看年仅14岁的东汉灵帝与宦官曹节的一段对话：“上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213]看了这段对话，颇令人发噱，不知钩党为何物，“图谋不轨”是要做什么，但一听说钩党要夺取他的江山社稷，这个糊涂的昏君幼主便一下子明白了，即刻下诏，务将钩党铲除干净。事实上东汉钩党反对的是宦官，对朝廷、对皇帝倒是忠心耿耿的，“谋不轨，图社稷”完全是宦官们捏造的罪名。但曹节之流的诬告之所以能得逞，毕竟是灵帝感到钩党这股势力总是对朝廷的一大威胁。

当然，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中国古代的党争虽然从整体上给整个社会带来弊端，但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有时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故我们对王夫之的朋党观也不宜全盘接受或肯定。东汉末年，朝政完全为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于其手，史载宦官专权，“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数”。[214]面对这种黑暗的政治，涌现出一批以清高自守，敢于反击宦官势力的钩党人物。如杜密为北海相，“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215]刘祐为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216]蔡衍“劾奏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鼎者，中常侍曹腾之弟也”。[217]济北相滕延把劫掠行旅的宦官爪牙处死，陈尸路衢。“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治宗党宾客”。[218]太尉杨秉、司空周景等奏免阉党中罪恶昭著者自将军牧守以下五十余人。

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陈蕃等钩党领袖在当时是有强大号召力的人物。陈蕃敢于直言进谏，捋皇帝的虎须，痛斥宦官误国。李膺也极有声望，“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219]他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获罪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阉党头目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暴虐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将其搜出处死。由此可见，钩党不畏强暴的斗争多少限制了宦官的不法行为，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以后宦官集团倚仗皇权，“穷治钩党”。在搜捕党人时，有人劝李膺逃走，但他却以“事不避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难。范滂的母亲勉励儿子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220]这说明，钩党反对宦官的残酷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正如赵翼所说：“盖其时宦官之为民害最烈，天下无不欲食其肉，而东汉士大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搘拄，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221]

明末东林党人中也有一部分较有抱负、力图革除时弊、刷新朝政的士大夫，他们讽议时政，反对阉党擅权。高攀龙曾说：“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指阉宦)，与中涓合毒者，实由外廷(指阉党中的官僚)。”[222]钱一本针对“珰阁表里”，垄断朝政的状况，提出“政事归六部，公论归言官，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223]的主张。东林党人还反对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赵南星指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224]高攀龙在《罢商税揭》中说：“商税之失人心，倍蓰于加派，加派之害以岁计，商税之害以日计。”这些议论的矛头都直指阉党的黑暗统治。东林党人在同阉党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清流士大夫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另外，我们还应该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晚明党争，晚明党争是两种趋势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必然结果：一种是明代专制政治统治的发展趋势，它由兴到衰，由清明到黑暗，由有序到无序，其趋势是倒退的。另一种是明代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商业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哲学思想的革命，市民观念的兴起，标志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和历史步伐的前进，这种趋势则是进步的。东林党人是后一种趋势的代言人，其反对者是前一种趋势的拥护者。由此看来，晚明党争带有政治上专制与反专制，思想文化上禁锢与反禁锢的性质，应该泾渭分明地予以分清。

此外，每当封建统治发生危机、社会矛盾急剧尖锐的时刻，统治集团内部也时常会分裂成两个持不同政见的派别——改革派与守旧派，有时也称为新党与旧党。两派围绕是否需要实行变法改革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

早在商鞅变法时期，以甘龙、杜挚为首的保守派就起而发难，声称：“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225]甘、杜力主因循守旧，商鞅锐意革新变法，双方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北宋新旧两党也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宋仁宗死后，英宗继位，提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226]的问题，表示了要求改革的意向。而垂帘听政的曹太后却以“祖宗法度不宜轻改”[227]为由，抑制了英宗兴利除弊的愿望。此后保守派不断挥舞这根大棒打击变法，扼杀一切要求改革的呼声。王安石变法时，变法派大胆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228]进行反击。由于改革派公然蔑视传统，从而遭致更加激烈的反对。戊戌变法时期，慈禧太后心腹旧党头目荣禄还是高唱“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老调反对变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据理反驳道：“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疆土的，今天祖宗留下的疆土也守不住了，祖宗那套法还有什么用呢？”

从商鞅变法到戊戌变法，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保守派始终顽固不化，害怕改革，而改革派则力求变法图强，摆脱危机。改革派对保守派的斗争，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落后的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的保守观念，成了改革派难以逾越的障碍。改革派有心除旧，无力回天，最后只能以变法改革失败而告终。

纵观历史上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经常是正不胜邪，遗恨千古。究其原因，除了保守势力在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风尚、传统心态等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外，还在于进步力量本身固有的弱点无法克服。

进步、革新势力与顽固、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并不能遮盖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即强烈的封闭性、排他性。他们各立门户，附己者则善，异己者则恶，尽管程度不同，但都逃不出党同伐异的传统窠臼，因此新旧党争也往往以朋党斗争的形式出现。由于旧党势力根深蒂固，而新党则先天下不足，这样一来，就决定了斗争的结局总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发展要求的正能量，最终被阻碍社会前进步伐的负能量所吞噬。这种不断重复演出的历史悲剧，正是导致中国帝制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朋党政治在中国帝制社会中起到的消极作用是非常突出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尽管钩党和东林党反对阉党擅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改革派反对保守派的斗争确实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党争的结果总是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中国历史上因变法改革而导致的党争，如吴起、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大相径庭，应加以区别。

[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文宗”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参见樊树志：《晚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616页。

[4]《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页。

[5]参见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6]王桐龄：《中国史》第三编，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109页。

[7]梁启超：《警告政党及政党员》，《庸言》第1年，第7号。

[8]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5—662页。

[9]《总理全集》第1集，第920页。

[10]吴桂森：《息斋笔记》卷上。

[11]参见《崇祯长编》卷17，《明实录》附录之四。

[12]蒋良骐：康熙朝《东华录》，卷20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宋史纪事本末》卷29《庆历党议》。

[14]《宋史纪事本末》卷29《庆历党议》。

[15]阮武：《政论》，《全三国文》卷44。

[16]吴麟徵：《家诫要言》，《学海类编》本。

[17]樊树志：《晚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页。

[1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

[19]《魏书》卷94《阉官列传》。

[20]《旧唐书》卷184《宦官列传》。

[21]《后汉书》卷67《刘祐列传》。

[22]指东汉桓帝时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个宦官，因他们诛锄外戚梁冀有功，同日封侯，时称五侯。

[23]汉灵帝时的宦党以张让、赵忠等12个宦官为核心，因他们都先后当上了中常侍，故史称“十常侍”。

[24]《明夷待访录·奄宦》。

[25]《明史》卷306《阉党列传序》。

[26]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第19页。

[27]《红楼梦》，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43页。

[28]《清圣祖实录》卷153。

[29]《清史稿》卷238《蒋赫德传》。

[30]《清圣祖实录》卷133。

[31]《清圣祖实录》卷106。

[32]《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

[33]《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1。

[34]《明史》卷231《顾宪成传》。

[35]《明纪辑略》卷11；《东林列传》卷17。

[36]周幽王废去申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子伯服为太子，并拟问罪申侯。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和犬戎军队大举进攻西周都城(丰、镐两京，今西安西)，幽王急命点燃烽火，结果诸侯一个也不来救。周王室卫队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幽王携褒姒及太子伯服仓皇出逃，终被犬戎军队追上。幽王及太子伯服被杀死于骊山脚下，西周亡。

[37]《史记》卷72《穰侯列传》。

[38]《史记》卷79《范雎列传》。

[39]《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序》。

[40]《史记》卷72《穰侯列传》。

[41]《廿二史札记》卷3《两汉外戚之祸》。

[42]《廿二史札记》卷3《两汉外戚之祸》。

[43]《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序》。

[44]《廿二史札记》卷3《汉外戚辅政》。

[45]《汉书》卷68《霍光传》。

[46]《汉书》卷99上《王莽传》。

[47]《尚书·牧誓》。关于“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史记》卷4《周本纪》孔安国注云：“索，尽也。雌代雄鸣则家亡，妇夺夫政则国亡。”

[48]《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李贤注。

[49]《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李贤注。

[50]《史记》卷49《外戚世家》。

[51]《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

[52]《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

[53]《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

[54]《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

[55]《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5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8《壬午殉难》。

[57]《明史》卷308《胡惟庸传》。

[58]《明史》卷132《蓝玉传》。

[59]《宋史》474《韩侘胄传》。

[60]《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

[61]《皇朝经世文编》卷58《聚民论》。

[62]《同治苏州府志》卷3《区县志》。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9页。

[64]《四民月令》。

[65]《后汉书》卷31《郭伋列传》。

[66]《后汉书》卷76《童恢列传》。

[67]《后汉书》卷32《阴识列传》。

[68]《后汉书》卷53《周燮列传》。

[69]《后汉书》卷62《荀淑列传》。

[70]《后汉书》卷43《朱晖列传》。

[71]《后汉书》卷70《荀彧列传》。

[72]费孝通：《乡土中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73]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7页。

[74]《史记》卷7《项羽本纪》。

[75]《史记》卷8《高祖本纪》。

[76]《景定严州续志》卷3《乡会》。

[77]《全上古三代文》卷7《齐太公》。

[78]《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

[79]参见《左传·昭公七年》。

[80]参见《左传·定公二年》。

[81]《张氏族谱》卷2《家规》。

[82]清顺治朝《吉安府志》赵序。

[83]《后汉书》卷68《许劭列传》。

[84]《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85]《日知录集释》卷13“清议”条。

[86]白居易：《朱陈村》。

[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第693页。

[88]赵秉忠：《江西舆地图说》。

[89]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之《秦汉社会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90]豪强地主、门阀士族、绅衿地主因具有强大的宗法势力，故在封建政权中极易以地域为纽带结成朋党。

[91]《汉书》卷64《严助传》。

[92]《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

[93]《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94]《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吴录·士林》。

[95]《全晋诗》卷8《武帝太康后童谣三首》；据《宋书》卷31《五行志》云：“横目者‘四’字”，指四十年后，孙吴政权当复兴。“局缩肉”，史无确解。

[96]《宋书》卷31《五行志》。

[97]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8]《晋书》卷58《周处传附周勰传》。

[99]《晋书》卷58《周处传附周勰传》。

[100]《晋书》卷58《周处传附周勰传》。

[101]《南齐书》卷52《丘灵鞠传》。(按：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后，南渡的北方士族固然很多，但终究是客，没有东道主吴姓士族的支持，就无法立足江左，故王导劝司马睿先招引顾荣、贺循等江东名士，以逐步奠定建国的基础。《晋书·王导传》对此事载之甚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可见，司马睿、王导等通过招引顾荣等江东大族，才能在江左立足，建立起比较巩固，能够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的东晋王朝。然而，以丘灵鞠为代表的吴姓士族，在痛恨侨姓大族之余，对顾荣等人昔日投靠北方大族的行径也极为愤怒，认为吴姓士族之所以沦为侨姓大族的附庸，皆是顾荣等人之误。)

[10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8“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

[103]参见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上、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104]《资治通鉴》卷236。(www.daowen.com)

[105]路振：《九国志》，守山阁丛书本。

[106]马令：《马氏南唐书·周本传》，墨海金壶本。

[107]《资治通鉴》卷280。

[108]史虚白：《钓矶立谈》，知不足斋丛书本。

[109]陆游：《陆氏南唐书·宋齐丘传》，秘册汇涵本。

[110]龙衮：《江南野史》，豫章丛书本。

[111]据《马氏南唐书》、《陆氏南唐书》作统计。

[112]《陆氏南唐书·江文蔚传》。

[113]《十国春秋》卷24《南唐·朱元传》。

[114]《宋史》卷282《王旦传》。

[115]《邻几杂志》。

[116]《东轩笔录》。

[117]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1页。

[118]《元城语录》。(按：因王安石曾于金陵为官，故以此称之。)

[119]《邵氏闻见录》。

[120]《邵氏闻见录》。

[121]《宋史》卷312《韩琦传》。

[122]《宋史》卷316《吴奎传》。

[123]《宋史》卷286《王益柔传》。

[124]《宋史》卷321《吕诲传》。

[125]《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126]《圣宋遵尧录》。

[127]《宋史》卷313《富弼传》。

[128]《宋稗类钞》。

[129]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7《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30]《明史》卷70《选举二》。

[131]陈洪谟：《继世纪闻》卷2。

[132]《明史》卷306《焦芳传》。

[133]《明史》卷70《选举二》。

[134]据陈建《皇明通纪》记载统计所得。

[135]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内阁辅臣年表统计所得。

[136]《明史》卷168《万安传》。

[137]叶茂才：《景逸高先生行状》，《高子遗书》附录。

[138]蒋平阶：《东林始末》。

[139]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3《再乞归养疏》。

[140]“逆案”，崇祯皇帝即位后，将阉党中人列为“逆案”，加以惩处。“顺案”，马士英、阮大铖专门处罚投降过李自成大顺政权的东林、复社中人。

[141]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张瑄”。

[142]参见《皇清奏议》卷2。

[143]《清世祖实录》卷94。

[144]此表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编制。

[145]据毛奇龄《制科杂记》统计。

[146]《清世祖实录》卷98。

[147]《章氏遗书》卷29《上持政论实务书》。

[148]刘禹锡：《牛相公林亭雨后偶成》。

[149]《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150]《资治通鉴》卷216。

[151]《资治通鉴》卷216。

[152]“六贼”是民间对北宋年间六个奸臣的合称，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基本上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个人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兵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15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15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

[155]《三朝北盟汇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56]计六奇：《明季南略》卷5。

[157]《清史稿》卷269《索额图传》、《明珠传》。

[158]《清高宗实录》卷1134。

[159]《清高宗实录》卷1147。

[160]《大诰》初编第5。

[161]王鸿绪密膳小折：《稽核各省冒销钱粮办法》，载《文献丛编》第2辑。

[162]《清圣祖实录》卷198。

[163]《清圣祖实录》卷198。

[164]《清世祖实录》卷118。

[165]《清世祖实录》卷70。

[16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第4810页。

[1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

[16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

[16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

[170]《齐东野语》卷8。

[17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

[172]《明史》卷210《张翀传》。

[173]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入相奇缘》。

[174]《后汉书》卷66《陈蕃列传》。

[175]《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176]《大诰·喻官毋作非为》。

[177]《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727页。

[178]《清圣祖实录》卷14。

[179]《清圣祖实录》卷95。

[180]《明史》卷226《邱橓传》。

[18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182]参见《明史》卷308《奸臣传》。

[183]参见《明史》卷175《仇鸾传》。

[184]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29。

[185]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嘉靖帝即位后沉溺于道教，严嵩起初因善于撰写青词而深受宠幸。

[186]《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187]《清圣祖实录》卷106。

[18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

[18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

[190]《续资治通鉴》卷67。

[191]《圣宋遵尧录》。

[192]《清世祖实录》卷106。

[193]《清世祖实录》卷95。

[194]《清圣祖实录》卷30。

[195]《清世祖实录》卷118。

[196]《清圣祖实录》卷194。

[19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2。

[198]《清圣祖实录》卷153。

[199]《高文襄公集》卷44《病榻遗言·毒害深谋》。

[20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

[20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

[20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

[20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按：王夫之有关朋党之论甚多，在此只能择其大要而举之。)

[20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按：王夫之有关朋党之论甚多，在此只能择其大要而举之。)

[205]《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

[20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卷首》。

[207]《西园闻见录》卷100《朋党》。

[208]《全唐文》卷645《对宪宗论朋党》。

[209]《贞观政要·任贤》。

[210]《新唐书》卷97《魏徵传》。

[211]《明史》卷125《徐达传》。

[212]参见徐祯卿：《剪胜野闻》。

[213]《后汉书》卷67《李膺列传》。

[214]《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

[215]《后汉书》卷67《杜密传》。

[216]《后汉书》卷67《刘祐传》。

[217]《后汉书》卷67《蔡衍传》。

[218]《后汉书》卷67《张俭传》。

[219]《后汉书》卷67《李膺传》。

[220]《后汉书》卷67《范滂传》。

[221]《廿二史札记》卷5《汉末诸臣劾治宦官》。

[222]高攀龙：《答周帛贞二》。

[223]《明史》卷231《钱一本传》。

[224]《赵忠毅公文集》卷4《秦仰西雷翁七十序》。

[225]《商君书·更法》。

[226]《续资治通鉴长篇》卷201“治平元年五月辛亥”条。

[227]《宋史》卷242《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228]《续资治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59《王安石事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