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集团以地域分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南北官僚集团的对峙与抗衡。南北士人集团，就是南方籍与北方籍的官僚(有时以淮河为界，有时以长江为界)各自凝聚在一起，形成朋党势力。

1　北方士族对南方士族的压制

从地域上看，中国疆土辽阔，幅员广大，远在秦汉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区经济利益、政治趋向、文化传统乃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政治统治的相对统一与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差异，必然使同处于一个封建国家政权内部的各地域官僚集团之间潜伏着各种矛盾，一旦遇到合适的政治气候，就会激化起来，酿成势不两立的党争。中国古代社会地域之间差异最大的莫过于南方和北方。东汉时期，农业发展的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仅据《后汉书·郡国志》的统计，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包括司隶校尉部和豫、青、冀、兖、徐五州)，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数(约5600万)的68％以上。北方已开垦的耕地和劳动生产率都远远超过南方，是当时最富足的地区。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北方还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封建统治集团的骨干力量，绝大多数也是北方士大夫。古谚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作为封建王朝文武两大支柱的将相大臣，均大都出自北方，所谓“关东出相，关中出将”就是明证。

江南固然有比北方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但那里的大部分地区地旷人稀，人们过着火耕水褥、饭稻鱼羹的落后生活。直到汉末，江南很多地区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原始林莽地带。“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不少地方是毒蛇猛兽出没，瘴痢疾疫流行之区，所谓“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91]这种情况确实使人望而生畏，故时人认为远适江南，实无异于前往送死。如西汉贾谊遭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就抑郁失意而死。史载“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居数年，怀王骑，坠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92]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之前，先出师南中，他在《出师表》中云：“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93]汉魏时期的南中，即今天的云贵地区，其经济状况之落后，竟然被人们称之为“不毛”之地。

长期以来，以长江为界，使南北两半个中国成为迥然不同的世界。经济的落后，必然影响到文化的发展，故在中古社会前期，南方官僚士大夫集团无论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地位与北方官僚士大夫集团相比，都相去甚远。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落后，因而也难以出现具有政治竞争能力和比较强大的朋党势力。自魏晋南北朝始，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却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北方战祸频仍，动乱不止，随着大分裂、大破坏、大动乱的长期延续，黄河流域开发最早的两大经济区——关中和中原，在天灾人祸的频繁袭击下遭到了惨重破坏，原来十分落后的江南经济区，则因中原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引入，而得到迅速开发。从此以后，江南地区很快跨出原始的农业阶段，进入了精耕的农业阶段，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特别到了明清时期，南方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带有初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商业。文化和经济相比，亦毫不逊色，江南地区人文荟萃，雅士聚集，人才辈出。江南士人集团的经济地位、文化素质都远远超过了北方士人集团。总之，在整个中古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两大区域的士大夫集团围绕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由于黄河流域很早就是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在这一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北方官僚集团一直是中古社会前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当时统治集团的将相大臣大都出自关中和关东地区。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尚未开发，朝廷中南方籍的官员较少，根本无法形成和北方籍官僚相抗衡的力量。南方士人集团兴起的开端是在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中。孙吴统治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即江北南渡大族和江南土著大族。在孙策创业和孙权继位初期，江北大族如张昭、周瑜、鲁肃等人在孙吴政权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孙权割据地位稳定、署置百官起，他开始转而依靠南方土著士人的力量。自此以后，江南的顾、陆、朱、张等大族势力急剧膨胀，日益排斥江北大族，掌握了孙吴的军政大权，占据了统治集团最核心的位置。难怪后人评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矣。”[94]吴四姓以顾、陆为著，陆在顾后，但陆氏更强。《世说新语·规箴》载，“孙晧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晧曰：‘盛哉!’”注引《吴录》曰：“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

然而西晋灭吴却沉重地打击了江南统治集团，高门贵胄转眼变成“亡国之余”，从这时开始，江南地区普遍出现对北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活动。江南士族不甘心于孙吴政权的覆灭，他们到处传播谣言道：“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95]于是“吴人皆谓复国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96]可见江南士族的力量虽然不能改变北强南弱的局面，但在当时作用还是不小的。

“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沦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争夺厮杀的战场，北方汉族士人纷纷南下避难，这些北方的侨姓士族凭借政治和军事优势，迅速地在江南地区建立了以他们为核心的东晋政权。东晋一朝先后交替执政的有王(王导、王敦)、庾(庾亮、庾翼)、桓(桓温、桓冲、桓玄)、谢(谢安、谢玄)四大族，亦可称为四大朋党势力。原处于主导地位的江南“吴姓”大族受到排挤，成为他们的附庸。为说明问题，我们将东晋一朝重要官职南北人的就任情况列表如下：

从累计数字来看，南人尚不及北人的五分之一，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南朝后期。周一良指出：“东晋尚书令与仆射尚有南人，宋尚书令十五人，仆射三十一人，中书监、令二十四人中，无一南人，齐尚书令十一人中亦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南得其一，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南得其一，皆北人占绝大优势。”[97]可见此时的江南，早已成了北方侨姓大族的天下。

在如何对待北方侨姓大族的问题上，江南土著大族心情比较矛盾。一方面迫于北方胡人的威胁，他们需要一个偏安江左的汉族政权保护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让这些“亡官失守之士”[98]凌驾于自己之上，所以江东大族与东晋政权的合作是十分勉强的。当司马睿初到江东之时，江东世家大族对其相当冷淡，经过王导的着意疏导，他们才与司马氏政权建立了初步的合作关系。其后南渡的北方士族渐多，司马氏政权也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北方世家大族反客为主，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江东大族不服，遂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搁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先例。”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上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他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南人辱骂北人的言辞)鬼。”南方士族还联合起来对付北方大族。例如为“三定江南”立下大功的强族周玘，因被北士轻侮，于是他就和王恢、戴渊等人合谋，欲剪除执政的北方大族，以南士替代北士。不料因机事不密而遭失败，周玘忧愤发病，临死前嘱咐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周勰遂伙同一些怨恨北方士族的土著豪强，起兵攻打王导、刁协。当地“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99]但最后还是被北方士族用武力镇压下去。

在王敦之乱中，江东世家大族也以种种形式发泄内心的愤懑，他们采取和东晋政权敌对的行动，甚至欲借王敦之手除掉宿敌刁协、刘隗等人。但王敦又何尝不是南渡的北方头等大族，他见周札(周玘之弟)一门五侯，“吴士贵盛，莫与为比”，[100]深为忌惮，遂借故杀掉周札一门。由于吴姓士族的势力较为弱小，故其数次反抗活动相继被侨姓大族扑灭。在东晋政权的高压和笼络的两手策略下，江东大族不得不向侨姓大族屈服，然而其内心深处却对侨姓大族恨之入骨。如吴兴人丘灵鞠谓人曰：“吾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塗辙，死有余罪。”[101]可见南北士人矛盾之深。

2　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反复较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东南一隅之外，极少有名门大族存在。南北朝时期，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发展，随之而兴起的是寒门庶族。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正如赵翼所说：“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臂……而机要多任用此辈也。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102]可见，南朝的寒门庶族逐渐掌握了中枢机要之权。但由于庶族长期受北方士人排斥，加之南朝覆灭后，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即长安、洛阳等京师之地又都在北方，新兴的庶族地主绝无地域上的优越感。

南方儒学的发展与北方相较，亦远不如之，故南方士人较少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当其进入封建政权时，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理。隋唐以前，南方较为落后，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隋唐以降，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开始更多地影响北方。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隋唐王朝在经济上日益依赖南方，在文化上亦愈来愈多地吸收南方的因素，且在政治上南方士人也日益成为封建政权的主体部分。这一变化也就意味着北方官僚集团传统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当然这种状况绝不可能被北方官僚集团所轻易接受。隋唐时期，大多数北方士人对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采取了敌视态度。当南北两大士大夫集团在封建政权内部并存时，曾经潜伏着的各种矛盾便立刻暴露出来，双方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较量，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阵线之清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曾经在两汉魏晋多次出现的小规模的地域性士人集团之间的倾轧，自此转化为一场空前剧烈的南北党争。

隋唐时期的南北党争持续数百年之久，而以唐代“永贞革新”较为典型。唐代中后期，宦官跋扈，日甚一日。宦官专权在当时不仅导致政治黑暗，而且宦官广引党徒，堵塞朝官的仕途。因此无论就大唐帝国的前途，抑或朝官的切身利益来说，铲除宦官都是当务之急。从“永贞革新”开始，一直到唐末朱温动用武力，把宦官集团彻底消灭为止，朝官反对宦官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永贞革新”作为官僚集团诛灭宦官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尝试，却因官僚集团内部的分裂而告惨败。在分析官僚集团的分裂时，史家常把原因归结为门阀士族的守旧及其与庶族地主之间的对抗，但从史籍记载中发现，门阀士族的守旧及其与寒门庶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导致官僚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而南北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矛盾，才是“永贞革新”失败的重要因素。

“永贞革新”是以南人为核心的政治革新运动。革新派的主要人物是“二王八司马”，其中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王伾是杭州人。八司马中绝大部分也是南人。在革新派中，南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是这场运动的领袖。必须指出的是，隋唐时期，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未达到和北方相抗衡的程度，南方经济的发展还未能引起政治格局的根本变动，更谈不上官僚阶层中南人和北人力量的根本逆转。有唐一代，宰相家世可考者约有370人，其中南人39位，不到九分之一。[103]

自德宗朝南方籍宰相陆贽(吴郡嘉兴人)罢归以后，在朝的南人可谓寥寥无几，因此“永贞革新”几乎是集中了全部在朝的南人力量。也许是二王感到自己势单力薄，故竭力主张召回陆贽，以增强革新派的实力。

二王执政以革除弊端为己任，同时也竭力扩张南人的政治势力。这正是北人所切齿痛恨的。史载：王叔文当政时，“官由党进，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炉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104]当时北人以宰相黄裳(京兆杜陵人，今西安东北)、袁滋(汝南人，今河南鲁山县东)、节度使韦皋(京兆万年人，今西安)、节度使裴均(绛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等为首，视二王之罪有两条：一是二王以“南人干政”，目中无人，不把北人放在眼里，二是王叔文、王伾进退士大夫“惟其所欲”。前一罪状触动北人的优越感，后一罪状则不仅与北人的保守观念背道而驰，而且使其怀有丧失政治优势的莫大恐惧。于是北人群起而攻之。为了夺回被南人攫取的权势，北人党甚至不惜与宿敌宦官集团合谋行动。此种情形实为依附二王以求进身的南人士大夫始料所不及。他们初则进退失据，继而又首鼠两端，依违于南人北人之间，结果导致南人党的分裂。可见“永贞革新”作为南人争取政治地位的初次尝试是以势单力薄而遭惨败的。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争频繁，而南方则较为安定，南方的经济与文化不仅保持唐代后期的发展规模，并且有了新的进步。此外，南方各国作为地方性的割据政权，其统治的稳定有赖于地方势力的支持；与此同时，南方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目标出发，也大力扶持地方政治势力。因此，南方各地区士人阶层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并且竭力排挤外来势力，从而导致南方各割据政权内部的南北政治势力不断斗争、冲突。

这种新形势下的南北之争，以南唐党争最为典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吴唐禅代之际。南唐烈祖李昪是北方人，少孤，流落异乡，后来被吴国权臣徐温收为养子，并且借助徐温的势力，掌握了吴国的政柄。这期间李昪虽然几经曲折，却并未遇到特别棘手的难题。当李昪试图夺取杨吴政权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杨吴政权是一个以当地人为主体，以淮南人为核心的地方性封建割据政权。《十国春秋·吴》列传所载吴国将相大臣家世可考者71人，其中当地人42人，约占总数十分之六。当地人中，淮南人有28位，占总数十分之四，占当地人十分之七；淮南人中，庐州人19位，又居大半之数；而吴国政权的创始人杨行密也是淮南庐州(今合肥)人，因此吴国政权内部淮南地方势力根深蒂固。李昪的养父徐温曾经试图取代杨氏，就是因为庐州籍将领刘威、陶雅、李遇等人坚决抵制，甚至“密议诛温”[105]而搁浅。李昪欲建立南唐政权，遇到的也是这一问题。吴国大将大多是当地土著，对李昪代吴亦抱抵制态度。庐州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多次扬言，表示不肯“推戴异姓”。[106]李昪称帝时，周本还称自己是“杨家老臣，不能事二姓”；又说：“吾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杨氏之危，又使我为此，可乎？”[107]不久周本愤懑而死。

然而李昪毕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扫除代吴的障碍，他一方面对杨氏旧臣竭力拉拢，实行怀柔政策，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植自己的势力。首先是大力招徕和奖掖北来士人，他于金陵造“延宾馆”，以待四方之士，“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擢用”。[108]其次，李昪虽然痛恨当地势力对他的抵制，但是要顺利地取代吴国这样一个地方性政权，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必须依赖当地势力的支持。因此，李昪在大力延揽北方士人的同时，又着意收罗当地特别是江南一带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结果不少江南的布衣寒士投其门下，为李昪所用。这批人与以淮南人为主的杨氏旧臣不同，他们希望乘李昪代吴之机获得升迁，谋取荣华富贵，因此积极为之奔走谋划。宋齐丘依附李昪，“从镇京口，入定朱瑾之乱，常参秘画。说烈祖讲典礼、明赏罚、礼贤能、宽租赋，多见听用，人以比刘穆之佐宋高祖”。[109]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李昪不仅大大缓和了与杨氏旧臣的敌对情绪，而且还拉拢支持他的北方人与江南人这两股势力，等到“羽翼大成，俾佐弥众”[110]时，李昪就夺取了杨氏政权。但事情并未结束，南唐政权结构与吴国相比，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并无根本不同，南唐将相大臣家世可考者82人，其中当地有47人，约占总数60％；当地人中江南籍29人，约占总数的35％，占当地人60％。[111]由此可见，虽然北来的李氏取代了土著的杨氏，但是当地势力仍然是南唐政权的主体，只不过是淮南人换成了江南人。以后江南势力同北方势力的矛盾就随着南唐政权的建立而日渐显露，并且爆发出更大规模的冲突。

《马氏南唐书》载，宋齐丘与陈觉、冯延已、冯延鲁、查文徽、魏岑“五鬼”为一党；孙晟、常梦锡、萧俨、韩熙载、江文蔚、钟谟、李德明为一党。很明显这两党是以地域分野的，宋齐丘党是当地的土著，孙晟为首的朋党均系来自北方的侨寓士人。整个南唐党争实际上是以籍贯为界限，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

南唐党争在李昪时期已见端倪，但由于李昪为南唐开国之君，较有统治经验，他力图使当地土著与侨寓人士之间保持势力平衡，故在他统治时期双方的矛盾尚未激化。中主李璟在位期间，这种平衡就因当地土著势力的迅速膨胀而被打破。李璟宠信宋党，以宋齐丘为相，陈觉为枢密使，冯延已为翰林学士。宋党“在外者握兵，居中者当国”，[112]在南唐政权中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当地土著势力的急剧膨胀，对北人的排斥也就愈演愈烈。当时，许多在朝北方籍官员受南人排挤倾轧，多方掣肘，不得施展自己的才能。淮南之役，吴越攻常州，北人柴克宏请率师出援。枢密使李征古(南人)横加阻挠，后仅给羸卒数千，戈甲亦皆朽钝。途中，李征古又欲使土著朱匡邺代其为将，数遣使逼令柴克宏还朝。再如，当周世宗遣军包围寿春时，南唐将领北人朱元率兵救援，首战告捷后，又接连收复淮南数州失地，遂屯兵于寿春城下，与后周疲兵对峙，形势对南唐颇为有利。不料监军陈觉陷害朱元，密表夺其兵权，朱元怨恨，拔剑欲自尽，其客宋洎劝道：“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子死乎。”[113]朱元自知别无出路，遂率军降周。周军趁机大举进攻，淮南重镇寿春被攻破，南唐诸军皆溃，从此一蹶不振。

后主李煜时期，南唐内则财政拮据、外则强敌压境。北人潘佑、李平试图抑制土地兼并，增加税收，以挽救危局，因而触犯了当地土著集团的利益。南党群起而攻之，结果潘佑罢职自杀，李平亦死于狱中。南唐土著与侨寓两派势力互相倾轧，终南唐之世，此伏彼起，未尝少息，其中是非，自有公论。遗憾的是，两派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均未能摆脱私利之偏见、处以公心。其间，一大批著名人物死于非命，成为派系倾轧的牺牲品。这种完全不顾大局的南北党争，随着南方政治势力的发展，南方士大夫集团力量已逐渐压倒北方士大夫集团。南北两大官僚集团的矛盾已经超出政治分歧，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www.daowen.com)

3　南方官僚集团优势地位的确立

北宋统一以后，南人在政治力量对比方面的优势已成定局。北方虽然凭借武力基本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却无法用武力消弭南北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随着统一的实现，双方重新在新王朝内部进行较量，并把冲突扩大到全国范围。

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公开排斥南人，宋太祖赵匡胤竟然宣称“不用南人为相”。真宗欲以临江军(今江西新余)人王钦若为宰相，大臣王旦即以“臣见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由而力加阻挠。王旦死后，王钦若方得重用，他大发牢骚道：“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114]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某次开科取士时，按理应以临江军人萧贯为状元，寇准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由于寇准从中作梗，结果北人蔡齐夺魁。寇准居然对同僚夸耀道：“又为中原夺一状元。”[115]

这种状况，使得在朝南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始终有一种“弱羽惊弦势未安”[116]的惆怅。但是南方政治势力的发展，已非统治者个人意愿所能阻止。自真宗破例以王钦若为相，其后居相位者54人，而南人有29名，超过了半数，与唐代不到九分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北宋时期的南北党争，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达到了顶峰。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逐渐形成，改革的呼声亦日益高涨。到王安石推行新法，改革进入高潮。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魁的旧党之间的尖锐对立，朝野上下，遂分裂成势如水火的两大阵营。史家们在分析新旧两党冲突时，或认为这是要不要进行改革的斗争，或认为这是如何进行改革的斗争。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分析中的合理成分，但必须指出：这些分析都忽略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这场新旧党争还包含了南人与北人长期的矛盾与冲突。王安石变法实质上是一根导火线，把南北党争引向高潮，导致了矛盾的总爆发。为了证实钱穆的“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也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的观点，[117]笔者查阅史籍，考察两党籍贯，发现新党之核心，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吕升卿、吕嘉问、沈括诸人包括王安石在内皆系南人；而旧党之中坚，如吕诲，吴奎、文彦博、韩琦、富弼、程颐、张方平诸人包括司马光在内，都是北方人。其余外围人物之分野亦大体如此。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如此震动，其根源也不仅仅在于新法本身。实际上，代表北方士人集团利益的旧党反对代表南方士大夫集团利益的新党借变法为由出来执政，也是这场党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王安石于仁宗朝上《言事书》后，朝野瞩目，天下“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118]但这主要是南人的看法，北人却持截然相反的见解。王安石任相之前，北人就开始中伤他，如造谣道：洛阳城天津桥上惨闻杜鹃声，预示“南士为相，专务变更，天下将乱”。[119]北人还对王安石的相貌、才具乃至德行、学术进行了无所不至的攻击。如赵郡(治今邯郸市)人李承之预言：“今知鄞县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必此人也。”[120]相州(治今河北临漳县)人韩琦则认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121]潍州(今山东潍县)人吴奎斥责王安石：“护前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122]河汾人(今属河南)王益柔指桑骂槐，攻击王安石：“诵六艺，挟才智，以文致其奸说，若用之，其害必甚于李义府、李林甫、卢杞、皇甫镈之流。”[123]开封人吕诲疏劾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124]是时新法还未实行，北人的攻击并无任何站得住脚的根据，但已经是甚嚣尘上，不可开交。作为北人党一面“赤帜”的司马光的言论则更具有代表性。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时，竟不加掩饰地宣泄对南人的仇视，公然声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指曾公亮、陈升之)皆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更得淳厚!”[12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介虽为南人，但并不支持变法，因与王安石议论相左，愤懑不平，疽发背而死。司马光却不分青红皂白，也将唐介视为王安石一党，痛加诋毁。可见在司马光内心深处，早已把南人结党擅权、控制朝政的恐惧和憎恨置于首位，对变法的反对则退居次席，完全服从他与南人党斗争的需要。

北人排斥南人，固然不择手段，南人执政，亦唯恐北人不去，去之唯恐不速、不远。吕惠卿与司马光论新法，吕惠卿辞穷，竟说：“光为侍从，何不言？言之而不从，何不去？”神宗无奈，排解说：“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126]富弼忤王安石，罢使相，改判汝州。王安石犹未甘心，说：“弼虽责，犹不失富贵，昔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127]富弼最终被迫致仕。章惇深恨北人刘安世，“必欲杀之。人言，春、循、梅、新州，与死为邻；高、窦、雷、化州说著也怕。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128]自王安石执政，斥逐在朝北人凡以数十计。这种情况说明，无论北方士人集团抑或南方士人集团，都同样不能摆脱地域观念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改革家，王安石是失败者，但是，作为南方士大夫政治势力的代表，王安石却是一个胜利者。元祐更化，旧党虽然一度得势，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壮大了的南方士大夫朋党势力在朝廷已根深蒂固，难以清除。宋徽宗时，以兴化军仙游(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人蔡京为首的南人党重新执掌朝政。蔡京打着新党旗号，通过禁锢党人，编造党籍，将北人势力几乎一网打尽，重新确立了南人党在政治舞台上的优势地位。

明朝建立后，南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南方和北方相比，都占有极大的优势。从全国来看，江南读书成风，文人辈出，因此经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数也最多。蟾宫折桂的本领北人只好自叹弗如。正如顾炎武所说：“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129]这是南北文化水平差异状况的真实写照。

明代自行科举以来，各地区的乡试名额屡有变动。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在诏书中规定了全国各地的乡试名额数，除广东、广西25人为最少，其他九个布政使司都是40人，唯独南直隶为100名。尽管南直隶较其他各省为最多，但仍然不能满足江南士人学子的要求。

洪熙元年(1425)，仁宗规定取士名额中，如取百人，南人六十，北人四十。“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130]这种取士名额按地区分配的制度，反映了南方士人集团势力日益扩张，大大超过北方士人集团的趋势。明政府如不采取硬性的政策规定，则整个科举取士就有可能全为南人所垄断。由于科举是士人进入政界的关键，所以科举取士的各地名额分配常常成为各地区政治势力沉浮消长的重要因素。在明代这是地域间朋党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洪武三十年(1397)爆发的南北榜事件，实质上就是南北士人集团的一次斗争。这一年的会试，由翰林学士南方人刘三吾、白信蹈担任主考官。榜发，所取士皆南人，而北方人一个都没有录取。举子纷纷议论，不服气，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故偏袒南人。朱元璋命侍讲张信等检查考卷，北方人还是没有及格的。这时朝中北方籍的御史告发张信受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故意拿不合格的卷子评阅。朱元璋大怒，将白信蹈斩首，刘三吾充军。接着皇帝亲自出题目重考，所取61人，皆是北方人。两次放榜，完全针锋相对，这是南北政治势力较量的结果。朱元璋认为自己是统治全国的皇帝，而不是作为某一地区的帝王，故不容许某一地区政治势力过分扩张，为此他采取了扶植北方士大夫集团，打击日益膨胀的南方士大夫集团的策略，这完全是从政治目的出发。

洪武以后，随着朝廷上当权的是北方人或南方人的不同情况，各自庇护着本集团、本地区的利益，互相排挤倾轧，都和南人、北人的利益相关。宣德时，南人执政，“所取之士，北人十不曾一”。[131]而武宗正德初年，由于北人当国(权阉刘瑾为陕西人，阁臣焦芳为河南人)，重南轻北的局面又被扭转过来，“焦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低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132]刘瑾把科举地区名额分配改为“南北均取一百五十名”。当然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维持，随着刘瑾、焦芳这伙阉党的垮台，明朝又恢复了原来的科举地区名额分配制度。“瑾、芳败，旋复其旧。”[133]

尽管明朝统治者采取了抑制南人的措施，但南方士大夫集团扩张的势头还是有增无减。由于南北文化发展水准的差异，南方士子在科举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大批南方地区的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而且趋势甚猛。现将唐、宋、元、明四朝苏、松、应、杭、嘉、湖六府地区的进士作一统计，以窥斑见豹。

以科举取士而言，江南素有进士状元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江南人考取举人进士者不胜枚举。有明一代，从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其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244人，籍贯在南方的共计215人，占总数的88％；北方籍29人，仅占12％。[134]这些科举考试名列前茅者就很容易进入翰林院，而内阁辅臣大都是由翰林出身。综观明代内阁辅臣，从永乐到崇祯的240多年中，南直隶、江西、浙江三地区出身的人居首位。[135]如果把科举中列入“南卷”范围的应天及苏州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地区也都包括在内，则南人在内阁、六部、都察院、南京六部等处为官者，所占的比重则更大。明代江南地区知识阶层或士大大，他们最初以个人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科举取得官位。但如果要保持其政治地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乡里关系扩大影响，这样他们就不再以个人，而是以代表乡里关系的身份来进行政治活动了。这种乡里关系再进一步扩大，则往往把地域性和政治利益共同性结合在一起，成为代表一种社会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明清两朝朋党结合的纽带大致有四：一为乡里；二为科举同年或门生座师；三为儿女姻亲；四为利益攸关者。而前两种在朋党形成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官员籍贯出身是构成地域性政治派别的重要特征，故明代士大夫按地域结党极为普遍。宪宗成化时，“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136]万历年间，按地域结党的有齐、楚、浙、昆、宣等政治派别，而其中除齐党属北人党派外，其余均为南人党派。由此可见南人势力之强盛。晚明最为知名的东林党，其实亦可称之为吴党。东林党的根据地是江南地区，参加者亦多系江南地区的士绅阶层，以“三吴士绅为多”。我们且看东林党的首脑人物——“东林八君子”的籍贯。首先，他们都是江南地区常州府人，除钱一本是武进县人外，其余七人均是无锡人。其次，八人都是万历四年(1576)到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出身，其中顾允成(顾宪成弟)与钱一本两人，是万历十一年(1583)的同科进士，薛敷教、叶茂才、高攀龙三人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同科进士，算是同年。第三，他们的参政经历，大同小异，都是考取进士后，步入政界的。第四，他们的政治活动，得到了三吴地区各派势力的支持。东林书院每年举行大会一次，每月小会一次，“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137]与会者大都为“三吴士绅”。东林党在朝中的靠山内阁首辅叶向高则是福建人。

江南地区士大夫是有明一代强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有利条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和明显优势。东林党的形成和出现反映了当时全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致使缙绅地主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出现了江南地区的士人集团和北方士人集团政治上的分歧。我们不能说东林党的对立面阉党完全是由北人组成，但它的党魁魏忠贤是河北肃宁县人，其主要成员魏广微、崔呈秀等亦为北人，更主要的是阉党代表了北方贵族大地主集团的利益。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是以阉党得胜，东林党惨败而告终。但这并不能说明南方士人集团实力不敌北方士人集团，而是因为阉党的背后有皇权的支持。南方士大夫集团和阉党的交锋实质上是和皇权的较量。有明一代，自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以来，皇权是极其强大的，东林党和皇权较量，当然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了。

阉党对东林党的血腥镇压，使江南士大夫集团遭到严重打击。崇祯改元，魏忠贤势力被打倒，崇祯帝也明确表示“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138]江南士人集团的势力又重新恢复。入清以后，原来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以及南北经济文化的格局并无多大变动，因而江南士大夫集团的政治社会地位仍然居高不下，不仅与北方士人集团保持抗衡的局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优势，此种状况在清初的南北党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明亡之后，部分丧失民族气节的东林、复社人士投降了清朝，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对投降的东林党人颇为器重。陈名夏颇得多尔衮赏识，到顺治五年担任了吏部的第一任汉人尚书，成为南方官员的领袖。江南名士龚鼎孳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第一批降清的官员，用他的话来说：“尔时草昧初辟，六垣皆虚无人，臣早暮拮据，罔辞瘖瘁。”[139]可见其为清朝统治者效了犬马之劳。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李雯等东林、复社人士也都纷纷降清。清朝建立不久，就恢复了科举考试，大批江南士子涌入清政府，例如顺治四年会试，中式者三百余人，江南士子将近一半，三鼎甲皆江南人。由明代开始的文魁中南方人占绝对优势的状况又重新出现，并成为南方官员雄厚的后备力量。

由于清初缺官甚多，且天下初定，百废待举，故不依赖明朝官员就办不成事。因此不管前朝中有劣迹的阉党余孽还是有声望的清流官员，不管是“逆案”中人，还是“顺案”中人，[140]清廷一律既往不咎，原官任用，故而一大批阉党余孽也纷纷涌入清政权。如阉党“名人”之一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人，为魏忠贤心腹，曾在天启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多尔衮既定京师，即寄书冯铨，令其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冯过去熟悉内阁事务，又曾在涿州抗击农民起义军有功，故得多尔衮重用。多尔衮任其为内院大学士，视为心腹。以后冯铨又荐举阮大铖、蔡奕琛、张捷、杨维垣、邹之麟等“东林异己”入朝为官。另外，他还沿袭明末以地分党的传统，大力举荐山东、北直隶、山西、河南等省旧官担任要职，于是组成了以冯铨为首的北党。而东林党人的原籍一般都在江南，这样明朝遗留下来的东林与阉党斗争，在清初就表现为南北两地官员的朋党之争。

在南北党争中，南党稍处上风，这是因为在高层官僚中，洪承畴、金之俊等本身就是南方人，支持南党自不待言。史载，洪承畴与陈名夏关系密切，“洪、陈有密议，必出禁省，决于他所”。[141]甚至清朝开国功臣范文程也暗中同情反对冯铨的科道官员。由于范文程一进北京就下令护送故明大学士倪元璐的灵柩和家属归南，从而得到南方各阶层尤其是士人的赞赏。范文程虽为北方汉军旗人，但却自称竟陵(湖北天门)人，到江南去时，常与一批文人名士往来。南党得到洪承畴、范文程的支持，自然实力大增。顺治二年(1645)，南党向北党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浙江道御史吴达疏劾北党党魁冯铨五大罪状，一是“揽权自负，票拟在手，使人畏惧逢迎”；二是索取贿银，“贪婪万状”；三是包庇坏官；四是引荐大奸阮大铖；五是结党营私。[142]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等南党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冯铨及其党羽，并请朝廷将冯铨父子斩首。在南党的攻讦下，冯铨及其党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只是由于多尔衮的庇护，才得以幸免。

要处理阉党余孽冯铨等人，多尔衮认为不仅易如反掌，而且名正言顺；但他考虑到冯铨等人是死心塌地为清朝贵族效劳，如果予以削弱，南党就会得势，政局就会被他们所左右，就不会有与其抗衡的力量。在江南反清斗争烽火连天之际，如果南党势力过分强盛，会不会出现里应外合、危及清廷生存的局面，这是多尔衮所忧虑的问题。为了服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多尔衮决定将皇权的天平暂时偏向北党一方，他不仅没有惩办冯铨等人，反而恩赐冯铨一品顶戴，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同时又严厉申斥了主张将冯铨斩首的南党成员。多尔衮通过两派间的相互牵制，把他们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借以达到他以汉制汉的目的。同时多尔衮还运用政治手腕，在清朝官僚机构中安排适当的力量对比，使双方相互制约，不让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他虽然宠信冯铨，但南党首脑陈名夏也颇受重用，后来还当上了吏部尚书和大学士。多尔衮死后，南党力量又有所抬头，顺治帝亲政，关注到这一状况，故告诫各官：“朝廷立贤无方，不分南北。南人中有贤有不肖，北人中亦有贤有不肖。朕近日处分各官虽多南人，皆以事情论，非以地方论。”并要求各官：“尔等比肩事主，皆当仰体此意。凡有论列，须从国家起见。毋歧方隅，毋立门户，毋泄己私忿，毋代人诬陷，毋以风闻辄告，毋以小过苛求，务期公忠自矢，共还荡平之志。”[143]顺治帝所言冠冕堂皇，实现了对江南籍汉官的打压和对江南士人的震慑。

南人党之所以实力强大，主要是因为其文化水准较高，在清代科举考试中仍然占据绝对优势。清代与明代一样，进士科是士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径，得中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会试第一名会元者尤被视为殊荣，从此官运亨通，自不待言。据商衍鎏统计，有清一代，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共举行殿试、会试一百十二科，江浙两省在历科三鼎甲及会元中都具有很大的比重，现列表如下：[144]

当时全国以十八省计，江浙两省殿试、会试首选人数除榜眼略低于总人数的50％外，其余三项均在60％以上，由此可见南方士人集团在清政府中的地位。

再以康熙一朝为例，前后共开二十一科，所取进士三分之一以上为江浙人。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的博学鸿词科，应试者143人，共录取50人，分为两等，在一等20名、三等30名中，南方有41人，占82％，北方有9人，仅占18％。[145]康熙朝，南北党争十分激烈，翰林院的江南汉人官员以徐乾学为党魁，形成集团，号为南党。徐乾学是江南昆山大族，又是著名文士，康熙九年(1670)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其弟徐元文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已中状元，弟徐秉义又是康熙十二年(1673)探花，一门三鼎甲，时称“昆山三徐”。三徐先后入阁，以阁臣兼尚书，再加上江南常熟人翁叔元、杭州人高士奇皆任高官显宦，故南党声势大震。清代皇帝在重用南人的同时，有时因南方士人集团势力过大，也不得不加以抑制，以求保持南北两大政治势力的大体平衡。但这已是枉费心机，经过反复较量，南方士人集团处于支配地位的局面已完全确立，任何人也无法逆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