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是封建专制政体的派生物。自人类划分为阶级、建立了国家机器以后，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了各个利益不同的政治派别，但在夏、商、西周时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世卿世禄制，在土地所有制上实行井田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相对稳定，较少出现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故上古时代，严格意义上的朋党尚未出现。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春秋以降，朋党便应运而生。在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党集团，如阉党、官僚士大夫朋党、戚党、后党、帝党、逆党、伪学党、新党、旧党等。

(1)阉党(亦称宦党)。是由宦官和部分朝官两股势力勾结在一起而组成的。阉党的核心力量是宦官。腐朽的宦官制度是中国君主专制主义政治肌体上孕育出来的，也是中国皇权制度的特有产物。封建帝王为了实施其专制统治，必然要“寄耳目于亲近，付权柄于佞幸”，[18]并由此产生宦寺大珰恃宠擅政、把弄朝纲的昏暗局面。从秦汉迄明清，宦官干政之事层出不穷，他们“窃官爵，盗财贿，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19]其“威权日炽，阑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权阉不仅凌驾于朝廷将相之上，唐代中后期，甚至连皇帝的生死废立也操于他们之手，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20]宦官专权，政治败坏，就必然会引起为维护封建法统成宪和士大夫整体利益的官僚们的强烈不满，他们“黜其权强，平理冤结”，[21]依法惩治助纣为虐的宦官宗族、宾客，并组成反对宦官势力的党派集团。而宦官权贵亦必定要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勾结起来对付反对派。宦官怎样组成阉党呢？《礼记·月令》郑注云：“奄尹，主领奄竖之官也，于周(礼)则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令、诫出入及开闭之属也。”《周礼·正义》说：“寺人者，犹言近侍之人也。”由此可见，宦官虽能掌权，但毕竟是帝王的近侍，属内廷宫，因此要包揽朝政，干预外朝之事，总不太方便。为了进一步扩张权势，打击异己，独霸政坛，宦官就必须拉拢一批官僚作为党羽。而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无行士人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亦不惜拜倒在权阉的脚下，与其狼狈为奸。于是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就形成了一个宦官与部分官僚的结合体——阉党。在阉党内部，权阉大珰必然充当党魁，如秦的赵高，东汉的五侯、[22]十常侍，[23]唐代的李辅国、鱼朝恩、俱文珍、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宋代的童贯、梁师成、杨戬，明代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都是臭名昭著的阉党首领。而投靠权阉的朝官则须仰仗大珰鼻息，他们与权阉勾结在一起，朋比为奸，为虎作伥。　

阉党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政治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败坏吏治，封建社会的许多有识之士对其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行为极为愤慨。黄宗羲把阉宦干政称之为“毒蛇猛兽”。[24]在中国帝制社会，守身清正的官僚士大夫经常与阉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党争的结果却往往以官僚士大夫集团惨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阉宦与朝官相互勾结，珰阁表里(指明代)、垄断朝政，正如《明史》所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25]其二，阉党之所以能逞凶肆逆，是由于有皇帝和皇权作为靠山。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一切政治斗争中谁能得到皇帝的支持，谁就能置政敌于死地。诚如王桐龄所言：“愈接近宫闱者，其势力愈不可侮。以清流与外戚较，则外戚与宫闱接近；以外戚与宦官较，则宦官与宫闱尤接近。是故外戚与清流冲突，常居优胜地位，与宦官冲突，反居劣败地位。东汉初年，政在君主，中叶以后，政权移于外戚，末年复移于宦官。其胜败所由来，非有特别原因，势所然也。”[26]“宫闱”者是谁？皇帝也。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就在皇帝的左右近侧，故最容易得到帝王的宠信，在清流、外戚、宦官三股政治势力的较量中，他们最终获得胜利也就不言而喻了。

(2)官僚士大夫朋党。朋党中最具典型特征的是官僚士大夫党。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大小官员都享受着高低不等的特权。他们是有别于一般黎民百姓的特权阶层。士子们十年寒窗苦读为的都只是一朝蟾宫折桂，即可享受爵禄荣华。故而一旦位居庙堂，抑或担任地方官员，都要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并试图谋取更高权力。不过由于宦海沉浮，官场凶险，祸福无常。因而夤缘攀附，结朋聚党，以寻求庇护，就成为封建官僚政治不可缺少的政治手腕，否则就很难在官场中立足。例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初到金陵应天府做府尹，就从葫芦僧那里寻找到“护官符”，这就是金陵府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贾雨村问葫芦僧何谓“护官符”？其回答道：“如今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27]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高度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形象地揭示了封建官场的特征。事实上，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官场之中“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或己所衔恨，而反瞩人代纠，阴为主指，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术中”。[28]对于沉浮于宦海风波中的封建官僚来说，如在仕途上孤立无援，毫无政治背景，毫无关系依托，是难以在错综复杂的政争中久保权位的。各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凝聚成党派集团，依靠群体力量来夺取和巩固权力，正如清人所言：“其始官吏朋比，虐取瓜分，事败，官嫁名于吏以觊燃灰，吏假资于官以成展脱，究之官吏优游，两获无恙，纠劾虽行，竟成故事。”[29]一个孤立无援的官僚的宦海生涯往往是短命的，甚至连性命也难保。所以树朋结党，互相徇庇，组成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不仅是官吏们升官发财的政治前提，而且也是固权保命的基本策略。

官僚士大夫往往以座主、门生、府主、故吏、同年、同乡、同宗、同族的关系为彼此联结的纽带，结成朋党。他们“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贿。”[30]于是有“攀援权势、无端亲昵”者，甚至平日全未谋面，一旦同朝或同地为官，有上下之分，“辄妄托师生之称，或属官借名献媚，附势趋炎，或上官恃权相迫，恐吓要挟，彼此图利，相煽成风，恬不知耻，以致下吏职业罔修，精神悉用之于交结。上司弗问吏治，喜怒一任乎私心”。[31]可见封建官僚之间，上下左右，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尽管素昧平生，但只要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就可结成朋党。

当然，对于官僚士大夫结党亦不能一概以“攀援权势”，争权夺利目之。在阉党和外戚集团垄断朝政的情况下，由于封建政治极端黑暗，朝政极端腐败，一些守身清正的士大夫为了与邪恶势力进行抗争，他们就结成朋党。例如东汉“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32]东汉的钩党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的结党成派虽然仍有和阉党争夺权力的一面，但也有反对宦官黑暗统治，力图挽救东汉王朝危机的一面。同样，明代东林党之形成也与明末黑暗政治有关，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遭贬里居之后，他们就相约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讲学于东林书院。东林党人名为讲学，实际上仍然在关心国事，评议朝政，裁量人物。正如顾宪成所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33]可见，顾、高等人以讲学为掩护，将受排斥的士大夫凝聚起来。史载：“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34]于是就形成一股与阉党相抗衡的政治势力——东林党。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东林党和阉党之争的是非曲直是泾渭分明的，但东林党仍然具有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特点。明末“门户遂立，藩篱既树，衅隙弥开，始而气味，继而参商，又继而水火矣。始而旁观，继而佐斗，又继而操戈矣。株连蔓引，枝节横生”。[35]党派之间互相排挤，互相残杀，这种局面的出现，东林党人也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3)戚党。以外戚为首的政治集团，被称为戚党。外戚通常是指封建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也包括帝王的姐妹和女儿的夫族。外威虽属异姓，但却通过婚姻关系与皇室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依靠皇权的支持和后妃的庇护得以扩充实力，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结成操纵朝纲的戚党。

先秦时期，由于世卿世禄制度的长期存在，天子和大臣、诸侯各有权力层次和势力范围，在分封制的原则下，外戚只能是异姓诸侯。此时的外戚，主要是通过与王室的联姻关系来巩固封国政权，提高封国的等级和地位。由于权势无法过分膨胀，还谈不上干预王室朝政之类的事情。即使发生了“申侯助犬戎灭西周”，[36]齐桓公称霸，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也只不过是由于王室与诸侯间的关系变化而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外戚干政。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通过变法改革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往日的贵族逐渐失去了对土地和人口的垄断，其权力和地位取决于君主对其是否信任。反过来，这时的外戚权力进一步扩大，他们利用和王室联姻的特权，干预朝政。例如，秦国宣太后同母弟穰侯魏冉“自惠王、武王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震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37]后来，魏冉集团权势不断扩张，甚至“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38]史书云：“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39]“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40]可见，秦昭王时的魏冉外戚集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朝政，开了后世戚党干政的先河。自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王朝后，皇帝制度便正式确立，但皇帝仅凭个人能量是无法操纵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他还得要依靠外戚集团对皇权的支持。

戚党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在汉代，史称“两汉以外戚辅政”。[41]每当外藩继统，或幼主登基、母后临朝之时，太后无力控制朝廷元老重臣，只得重用外戚。赵翼指出：“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42]《后汉书》亦云：“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指安、质、桓、灵四帝)，临朝者六后(指窦、邓、阎、梁、窦、何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43]这样一来，许多无德无才、无功无望的外戚就靠后妃的裙带关系而平步青云，骤成显贵。外戚干政的局面便出现了。

在戚党中，作为党魁的外戚必定是朝廷中执政的将相大臣。如汉武帝登基后，“以祖母窦太后弟子窦婴为丞相，母王太后之同母弟田蚡亦为丞相……于是外戚又日以宠贵，其后(霍)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自此大司马兼将军一官遂永为外戚辅政之职”。[44]戚党中除了外戚子弟、宗族、姻亲、宾客之外，还有一部分依附于外戚的官僚士大夫。如大将军霍光秉政时，“霍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亲，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45]王莽擅政时，为了夺取皇权，亡汉成新，他除了重用王氏亲族外，还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46]可见外戚朋党已完全成了封建政治舞台上一股实力雄厚的政治力量。(www.daowen.com)

(4)后党。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私有制社会，女子是无权参政的，所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47]就是这一状况的具体反映。帝王的后妃要干预朝政，就必须控制皇权，建立自己的帮派势力——后党。中国历史上的后党干政始于战国时期的秦国。据《后汉书》载：“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48]唐代李贤在注《后汉书》这段史实时云：“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冉为将军，任政，封为穰侯，太后摄政，始于此也。”[49]宣太后摄政宣告了母后干政的开始。在后党中，外戚是后妃重用的主要对象，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云：“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50]由此可见，吕后重用外戚的目的就在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建立一个以她为首的吕氏后党。不过，司马迁却并未说明吕后为何不重用一些皇室子弟与非吕姓大臣来为她效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吕后王诸吕，就如同刘邦所制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51]的政策一样。在君主世袭家天下的制度下，后党的骨干力量，只能以同姓血缘亲属来组成，后妃们虽然与自己的子孙有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但由于中国历来的传统习俗，子女不仅是随父姓，而且属于父系的宗族。后妃与其子虽有母子骨肉关系，但并非同一宗族，一旦涉及到核心利益，即由谁来执掌最高统治权时，并非同姓同族的母后与太子就很难同心协力，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历代王朝，太子对母后掌权一般都不以为然，甚至极力反对，其中尤以武则天之子李弘、李贤最为突出。以李弘、李贤为核心的李唐宗室及朝廷大臣联合起来反对武则天，威胁到武则天的根本利益。故武则天在重用武氏宗族子弟，组成后党的同时，竟不惜拿亲生儿子开刀，将李弘、李贤诛杀。

既然后党与戚党都是以外戚为主要力量，那么这两类朋党又有何不同呢？笔者认为后党的党魁是后妃，如西汉吕雉、西晋贾南风、唐代武则天、清代慈禧都掌握了皇权，是封建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外戚在后党中虽也起到重要作用，但毕竟要听命于后妃，是后妃的党羽。戚党的党魁则是外戚。他们虽凭借后妃的裙带关系而致富贵，但却大权独揽，甚至阴谋篡夺皇位，如霍光、王莽、窦宪、梁冀、杨坚都是不可一世的戚党首领。后党中除了以外戚为其骨干力量之外，还包括一部分投靠后妃的朝臣与宦官，如慈禧掌权时，直隶总督荣禄、总管太监安得海、李莲英就充当了慈禧的心腹，他们是慈禧后党中的重要成员。

(5)帝党。是指以皇帝为首的政治集团。在通常的情况下，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存在帝党的。《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天下所有的土地、臣民都在帝王的绝对统治之下。皇帝视天下为私有，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故无需结成朋党。秦汉以降，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在统治阶级内部拉帮结派便尤为君主专制独裁所不容。但是在皇权统治发生危机，即皇帝大权旁落，皇帝宝座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皇帝也不得不拉帮组派，网罗一切能为皇帝效忠的臣下，与其结成帝党，以对付威胁皇权的朋党集团，借以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

然而史籍中“帝党”一词较为少见，人们熟悉的仅是近代戊戌变法时，出现的以光绪皇帝为首，包括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组成的帝党，似乎帝党至清末才出现。其实不然，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帝党早已存在了。只不过史籍中很少以“帝党”而名之。例如，三国后期，曹魏政权内部就分成两大政治集团，即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曹氏集团的组成人员不仅包括一批拥戴皇帝的官僚士大夫，而且还包括皇帝本人，因此就可称为帝党。当时司马氏集团权势日增，公元254年，魏主曹芳决定与其手下心腹大臣采取行动，“帝与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52]以取代司马师。但帝党的行动很快就被司马氏集团察觉，司马师来个先发制人，将参与谋划此事的帝党中人一网打尽，“于是，(李)丰、(夏侯)玄、(张)缉、(乐)敦、(李)贤等皆夷三族，其余亲属徙乐浪郡”。[53]但司马师仍不甘心，便胁迫皇太后，让她下诏废黜曹芳。“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54]可见，司马师深知皇帝曹芳是帝党的核心，不将其除去，司马氏集团是不能取曹魏而代之的。曹芳被废后，司马氏又立曹髦为帝。曹髦愤司马昭专权，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遂亲自“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55]讨伐司马昭。结果，孤注一掷的曹髦被司马昭心腹贾充所弑，至此，曹魏的帝党被彻底消灭，其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魏晋以降，帝党仍时有出现，如武周末年，朝中有武则天的后党及拥戴中宗复辟的帝党。元顺帝时，统治阶级内部亦分为帝党、太子党与皇后党。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的斗争极其激烈，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之后，就大肆杀戮所谓的“建文(帝)党”。大批忠于建文帝的朝臣被“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56]

(6)逆党(亦称奸党)、伪学党。逆党是指纠合在一起反叛朝廷的集团，因其行为大逆不道而得名，在封建社会属于“十恶”重罪之一。“十恶”之罪是北齐律中规定的，《唐律疏议》将其规范化并加重了惩处条例。逆党所犯之罪是“十恶”中的前三恶(指谋反、大逆、谋叛)，直接侵犯威胁到皇权。封建帝王最怕的就是失去最高统治权力，因此对心怀异志、图谋篡位，犯有“十恶”的逆党防范最严，惩处治罪也最重。凡是被定为逆党的，不论首犯或从犯都要处以极刑，而且还要株连三族，斩尽杀绝，以此警诫后人。如明初的“胡(惟庸)蓝(玉)党案”即是一例。史载，胡党案发后，“帝(指朱元璋)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57]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党案发，朱元璋除对蓝玉族诛外，“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党录》，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58]

此外，还有“伪学党”，后又被打成“逆党”，这就是南宋的“庆元党禁”。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的党争。绍熙五年(1194)，太上皇宋孝宗去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但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与赵汝愚结下怨仇。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的老师。因朱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从排斥朱熹开始。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黜朱熹。庆元元年(1195)二月，罢黜赵汝愚的右丞相之职，翌年正月，赵汝愚死于衡阳。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御史中丞何澹、贡举刘德秀上书请禁道学，宁宗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

赵汝愚死后，朱熹就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并将信奉道学者打成“伪学党”。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是“伪学之党”。是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奏称“前日伪党，今变而为逆党”，“侂胄大喜，即日除三杰为右正言，而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59]刘三杰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将“伪学党”之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宁宗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59人。除赵汝愚已死外，朱熹等或被罢职，或遭贬斥，或被流放，伪学逆党案是宋代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

关于新党与旧党，在北宋中后期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及“元祐更化”中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