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是中国古代社会引人注目的突出政治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滥觞于夏商周三代社会的朋党和党争，历经汉唐，下逮明清，始终盛而不衰，且愈演愈烈，在封建王朝的肌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整体和宏观的视野而言，朋党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朋党和人们熟悉的政治集团、宗派、帮派、山头、团伙、圈子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大多数党争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1]没有什么固定阵线、道德原则可言，即所谓“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拙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2]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导致中国历史乱源之一便是朋党。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党争也有正邪是非之分，带有某些清流士大夫为救世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反对宦官专权，希望澄清吏治，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等特征。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北宋的新旧党争，晚明东林党、复社反对阉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不宜一概抹杀，应给予适当的正确评价。

中国朋党历时弥久，延绵不绝，时空跨度之长，几乎与整个古代社会相终始。朋党与党争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课题。要系统完整地论述中国朋党史，绝非易事，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故我们在论述朋党史时，必须要讲清楚朋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并将其置于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宏大视野下，从多个侧面来考察探讨与朋党相关的若干问题。

首先须厘定朋党与政党的界限和区别。“党”这个字，在现今人们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几乎成了“政党”的同义语，诸如报刊上常见的“社会党”、“民主党”之类的“党”。这是现代政治中的特有现象。古代并无政党可言，然而古代史书中却常见到“党”的字样，那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如东汉的“钩党”，唐代的“牛党”、“李党”，北宋的“元祐党人”，南宋的“伪学党”，明代的“东林党”等，都是朋党，或被政敌诬为朋党。汉字的特性往往是一字多义，在《辞海》中“党”这个字的释义多达六项，既有政党之意，也有朋党、朋辈之意。现代人对“党”字的直觉印象往往侧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英文中政党的“党”是Parties，朋党的“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不至于把朋党混为政党。[3]

那么，为何朋党完全不同于政党？这是因为，政党是近代政治斗争的产物。从世界政治史的视角来看，政党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议会的产生。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议会制度的创立。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4]英国议会约建立于13世纪。议会的诞生为英国各阶层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平台，英国创立于17世纪70年代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二，从近代政治斗争的性质来看，政党之间的斗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冲突，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同传统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其三，政党都有自己的党章、党纲、组织机构，并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党的纪律作出规定，是一个结构健全、组织严密、宗旨明确的政治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始于1894年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以及稍后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各派纷纷组织政党，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应运而起。民国初年，党派复杂，名类众多，这已非本书的研究范畴，在此不赘。

王桐龄(1878—1953)是迄今为止，唯一撰写过《中国历代党争史》[5]的学者，他认为朋党之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其因有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皆不容杂入其间。”[6]梁启超认为，朋党特征有五：“一曰以个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中心；二曰不许敌党存在；三曰以阴险狠戾之手段相竞争；四曰党内复有党；五曰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易。”[7]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特别指出朋党和政党的区别：“牛党、李党这种派别不论在当世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9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该书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8]西方学者的论述的语境、语言有其特点，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别开生面，极富启发意义的。

在厘定朋党有别于政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朋党与近代社会“会党”的性质也迥然有别。会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会党具有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在此以前，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通称“会”，自兴中会与天地会首领联络后，始称“会党”。会党除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外，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式领导，首领由大首领加封，一切唯首领之命是从；组织成员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为主体；有很强的地方性，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等特征。兴中会成立后，很注意联络会党，以扩大势力和影响。孙中山曾说：“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9]后来，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主要依靠的力量就是会党。

说到会党，还要介绍一下“跑江湖”的概念。跑江湖指旧时以卖艺、算卦、相面、卖药、走镖等为职业，来往各地谋求生活。江湖人包含了社会流动阶层中几乎所有的职业，而会党中人大部分都是江湖人。会党中人可以说品流复杂，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可以称得上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旧社会比较著名的会党组织主要有洪门、青帮、哥老会等。(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朋党完全不同于会党。其主要区别有三：其一，朋党由中古社会统治阶级中的各个政治集团所组成，其主要成员为官僚士大夫，属于上层社会；会党乃民间秘密团体，其成员来自民间底层的三教九流，带有黑社会性质，亦可称之为“江湖帮”。其二，朋党跨时久长，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会党兴起于近代社会，新中国建立后，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即告消亡。其三，朋党中除围绕变法改革的新旧党争外，大多数是权力之争、意气之争，几无是非曲直可言；而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孙中山曾经借助会党的力量，发动起义，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既然朋党完全不同于政党和会党，那么，朋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征呢？笔者以为，朋党是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利害冲突、政见分歧、地域偏见、亲缘关系、人身依附、门第观念等都可以成为朋党的起因。朋党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为目的，以党同伐异为特征，以打击、残害政敌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朋党存在，但从来无人敢于公开提出纲领、发表宣言，打出朋党的旗帜。

朋党与政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实际上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且并不具有合法性。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派反对另一派，最阴险的手段，莫过于指控对方结成朋党，以便利用皇帝痛恨朋党的心理给予名正言顺地打击。正如明人吴桂森所言：“邪人害正，其妙法无过一党字，于是世人摇手闭目，畏一‘党’字如仇。”[10]可见在君主专制时代，朋党被视作牛鬼蛇神、毒蛇猛兽，无论何人，一旦被视为朋比结党，就如同犯下弥天之罪。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为防止大权旁落，都严禁臣下朋党比周。如明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在召见大小臣工时，其厌恶朋党与门户的心情溢于言表：“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到(倒)不忧国，只是分门立户，动说甚么党，甚么东林，何益国家事情!”他屡屡下旨禁说门户，以致“党”之一字，臣下都不敢在奏章中提及。[11]清康熙帝对朋党门户也深恶痛绝。他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12]而雍正帝更是从天尊地卑，君臣定分的论调出发，亲自撰写《御制朋党论》，对欧阳修《朋党论》一文猛烈抨击。历朝统治者如此严禁朋党，无非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考虑。

尽管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分裂成许多对立的政治派别，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朋党，但朝臣们都对此讳莫如深，绝不敢声称自己结党，以避免触犯朝廷禁忌，遭致不测之祸。而敌对势力则尽量给对方加上朋党之名，以便迫害异己，直至置其于死地。如宋仁宗庆历年问，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推行新政，遭到保守派的仇视，右正言钱明逸遂上疏攻击范仲淹等人，云其“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13]这正好触及仁宗的心病，致使主持新政的官员纷纷遭到贬谪。欧阳修在揭露保守派的卑鄙伎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小人谗害，其识不远，欲广陷善良，则指为朋党……唯指为朋党，则可尽逐。”[14]

在儒学士大夫阶层中，毕竟大部分人都恪守传统的政治道德，所以也不敢为朋党唱赞歌。甚至连士大夫之间的一般交游都谨小慎微。如三国时阮武曾言：“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游，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源。”[15]明末学者吴麟徵也认为：“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16]可见，朋党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非法组织。

宋仁宗时，欧阳修上《朋党论》，宣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也就是说君子、小人都各有朋党，真可谓是惊世骇俗之谈。然而欧阳修把自己包括在内的“君子之朋”，其联结点仅限于“以同道为朋”，即只承认他们具有忠君爱国的共同思想基础，相互激励、同心同德地为国操劳而已，并不是承认他们之间有什么朋党组织，进行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朋党既是有形的，历代封建王朝确实都有朋党的存在；但它又是无形的，因为除了敌对双方互加朋党之名以外，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属于通常意义上的以结党营私为目的的朋党中的一员。

不管古人看法如何，朋党的存在总是一个历史事实。按照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朋党指的是官僚士大夫结党，例如樊树志认为：“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17]樊树志指出的晚明史上的党只是朋党，而并非是政党，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朋党仅是官僚结成的派系，把官僚集团视之为朋党的全部，那就是以偏概全了。因为除此以外，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外戚集团、宦官集团、阉党等等，无不属于朋党之列。如果将党争只视作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那东汉的钩党同宦官的斗争，晚明东林党人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斗争算什么？难道不算党争吗？另外，不少学者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党争乃是东汉的党锢之祸，这就容易令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直到东汉末年朋党才出现于政治舞台，这就将朋党存在的历史大大缩短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认为朋党斗争自古皆然，他说：“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在欧阳修看来，统治集团内部始终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小人不同道，而“道不同不相为谋”，必然要互相排斥，党争不可避免。这是不是又将朋党斗争的历史大大提前了呢？对欧氏观点如何理解呢？我认为，虽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一定都构成朋党斗争，但是朋党斗争却导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则是毫无疑义的。欧阳修虽然将朋党斗争的历史提前了，但他看到上古时期已出现了权力之争，而这种权力之争就是党争雏形的见解，则是颇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