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是两个伟大作家之间有趣的巧合；也许，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无独有偶的现象。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和乔伊斯不仅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而且几乎同时下定决心另辟蹊径，以时间和意识为中心，发展了一种十分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意识流小说。像乔伊斯一样，她一生致力于小说的实验与创新，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平心而论，在英国文学史上像伍尔夫那样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并不罕见，但像她那样义无反顾地追求艺术创新的作家则屈指可数，而像她那样无论在小说改革的力度上还是在实验的结果上如此引人瞩目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评论界对伍尔夫的批评可谓层出不穷，观点五花八门，且视角相去甚远：如实验主义、印象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心理学和性政治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伍尔夫是一位杰出的现代主义者。她不仅在英国传统小说步履维艰之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小说的重建任务，而且通过实验与探索使英国小说形式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因此，伍尔夫在本质上是一位新潮艺术的倡导者，其最核心的品质是创新精神。

伍尔夫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她与同时代英国大文豪的论战上。当传统小说因艺术僵化而步履维艰之际，年仅30多岁的伍尔夫在英国文坛揭竿而起，与当时名声显赫的现实主义三杰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就小说的危机与出路展开了论战。伍尔夫在竭力推动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对他们保守、僵化和过时的创作方式提出了猛烈的挑战。她首次使用“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s）这一批评术语来描述这些20世纪的大文豪。在她看来，他们的创作方式是“幼稚的现实主义”，只能描写外部世界和生活表象，而无法真实反映人性和精神世界。她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英国传统小说公式化的表现方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她认为传统小说不仅受到钟表时间的束缚，而且过于依赖故事情节，许多作品就像一本记录繁琐、细碎事务的流水账，创作手法刻板、单薄、缺乏真实感。伍尔夫明确指出，这些“物质主义者”在新的现实面前已难有作为。“他们制造了工具并订立了服务于他们的使命的章法，他们的使命不是我们的使命。对我们来说，这些章法意味着毁灭，这些工具等于死亡。”^〔80〕显然，伍尔夫当时挑战文学权威不仅体现了极大的勇气和强烈的反叛意识，而且也反映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她直言不讳地指出，“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变了……人的一切关系都在变化——主仆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同子女的关系。当人际关系发生变化时，宗教、行为、政治和文学也同时发生了变化。”^〔81〕毫无疑问，伍尔夫在爱德华时代末期感受到了英国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化自然要求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和技巧上做出必要的反应和相应的变化。伍尔夫认为，传统文学在一个新时代已经失去了指导意义。1910年左右开始从事创作的英国作家们都面临着既没有样板也没有路标的困境，他们必须通过实验和创新来探索文学发展的途径。显然，质疑传统、挑战权威不仅是伍尔夫在现代主义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也充分反映了她在创作初期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

此外，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对生活与现实的重新界定也彰显了伍尔夫的创新精神。众所周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分道扬镳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伍尔夫在摒弃维多利亚时代的‘物质主义’的同时，也完全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观。”^〔82〕伍尔夫认为，传统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现实，或仅仅是生活表象。这种现实既是稳定的，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长期以来，传统作家却忽略了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现实：即人们变幻莫测而又错综复杂的精神世界。她坦言，“正是他们（物质主义者）不关注精神而只关注身体使我们倍感失望。”^〔83〕在伍尔夫看来，现实存在于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灵的闪光之中，而生活则是由包括回忆、印象、感觉、想象和愿望组成的精神活动的总和。她在《现代小说》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而是一圈明亮的光环，一个与我们的意识相联系的、包围着我们的半透明的封套。”^〔84〕引人注目的是，在她整个创作生涯中，伍尔夫不仅始终将现实视为一个“半透明的封套”（a semi-transparent envelope），而且一再将生活描写为一种“动态”（flux）。显然，伍尔夫对现实与生活的理解与科学的、理性主义的观点截然不同，完全超越了人们对现实与生活的认定原则。读者发现，伍尔夫在作品中经常采用讽刺的口吻来描写那些当时十分流行的红木餐具柜或印花布之类的东西，甚至对整洁有序的房间也会不屑一顾。她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小说家所面临的问题……是要设法自由地表现他所选择的题材。他必须有胆量声明他所感兴趣的不再是‘这个’而是‘那个’；他必须单从‘那个’着手进行创作。”^〔85〕显然，伍尔夫所说的“那个”就是被她称作“半透明封套”的“现实”。她认为，现代小说家不应对这种现实无动于衷或视而不见，而应采用全新的艺术手法去探索和捕捉它们。不言而喻，伍尔夫对现实和生活的重新界定不仅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而且拓展了现代作家的创作视野，并将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

伍尔夫艺术生涯中的另一个创新点便是不遗余力地将创作焦点转向精神世界。她在严厉批评那些一味关注外部世界的“物质主义者”的同时，竭力倡导作家创作视线的转轨。她向同时代的作家发出强烈的呼吁：“向内心看看吧，生活似乎远非‘如此’。考察一下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一个普通人的头脑吧。头脑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碎的、奇异的、转瞬即逝的，就像用利刀镂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像无数的原子，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重要的时刻不在于此而在于彼。”^〔86〕伍尔夫在英国社会和文学同时面临困境之际提出“向内心看看”的创作理念，这既反映了她的创新意识，也表明她与传统作家之间已经分道扬镳。在她看来，现代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以透视的方式表现人物复杂的意识活动。她认为，小说只有充分反映精神世界才会显得真实可信。因此，她在创作中坚持重灵魂、轻躯体，重主观感受、轻客观事物的艺术原则，不但将人物视为小说的主体，而且将灵魂视为人物的核心。不言而喻，创作焦点从外部世界转向精神领域对伍尔夫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必然导致小说形式和技巧的重大变革。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技术的现代性改变了人们对叙述形式和主体性的看法，伍尔夫在技术上的表现预示了其叙述形式的创新。”^〔87〕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不仅为其艺术创作视线的转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且也是其创新精神的充分演示。

应当指出，伍尔夫的创新精神在她迂回曲折的艺术生涯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尽管伍尔夫是一位坚定的现代主义者，其艺术革新的力度与乔伊斯相比毫不逊色，但她的创作道路却迂回曲折，显示出周期性的回荡与突破。如果说乔伊斯在创作道路上一步一个台阶，其作品一部比一部更创新，呈直线形发展态势；那么伍尔夫的创作道路则体现了一种环形结构。由于伍尔夫从小受到传统文学的熏陶，因此她的处女作《出航》（The Voyage Out，1915）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经常拼凑一些传统的和令人熟悉的小说内容。”^〔88〕然而，《出航》是作者告别传统、走向现代主义艺术之旅的象征。此后发表的《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1917）和《邱园纪事》（“Kew Gardens”，1919）等短篇小说反映了伍尔夫创作初期的实验主义倾向。不过，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夜与日》（Night and Day，1919）是对传统的回归。自1922年起，伍尔夫加快了实验的步伐，在《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1922）、《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1925）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等意识流小说中充分展示了她的创新精神。正如她本人所说：“我找到了如何开始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表达的方法。”^〔89〕然后，她突然又放弃了自己实验多年的意识流小说，于1928年发表了讽刺传记小说《奥兰多》（Orlando，1928），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那些严肃的、富有诗意的实验性作品之后的一种逃避。”^〔90〕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伍尔夫随后又发表了《浪》（The Waves，1931）和《弗拉希》（Flush，1932）两部实验性小说，在艺术上显示了新的突破。尽管长篇小说《岁月》（The Years，1937）又回到了传统小说的形式，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幕间》（Between the Acts，1941）再次体现出现代主义倾向，从而为她这种环形的创作历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显然，伍尔夫一生在传统和革新两极之间往复与徘徊，表现出周期性的艺术回荡与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明快的创作节奏不仅反映了她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认真比较、探索与尝试，而且也体现了她对传统文学的反复考量和始终不懈的革新精神。

作为那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伍尔夫在现代小说的重建过程中始终表现出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创作视野。她的创新精神集中反映在其艺术生涯鼎盛期发表的《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和《浪》三部意识流小说中。毫无疑问，这些小说既是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上乘之作，也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它们虽不像《尤利西斯》那样气势磅礴，也不像《芬尼根的苏醒》那样离奇复杂，但却体现了作者苦心孤诣的艺术匠心和现代主义美学思想。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别具一格的意识流小说全面反映了伍尔夫在知识、技术、社会和文学急速发展时期的创新精神。它们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和稀缺性表明，“尽管伍尔夫和她同时代的作家在探索类似的问题，并同样采取现代主义的二分法，但她在许多方面与他们却不尽相同。”^〔91〕在全面考察了她的三部意识流经典力作之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伍尔夫的创新精神不仅是对20世纪初西方多元文化和文学转型的积极响应，而且与一般现代主义（generalized modernism）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在追求艺术革新的道路上，她无疑走得更远。

《达罗卫夫人》充分展示了伍尔夫全新的时空观念。这部作品的问世表明：作者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验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而且找到了适合表现她所说的那种现实与生活的特殊方式。她致力于小说改革的坚定信念和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尽显其中。在评论家们看来，《达罗卫夫人》在艺术上完全脱离了传统小说的轨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然而，综观全书，最具有创新意义的莫过于作者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方式。就时间而言，伍尔夫起初将这部以一日为框架的意识流小说的书名定为《时光》（The Hours），这足以证明她对小说时间问题的高度关注。众所周知，长期以来，钟表时间是主宰小说进程、支配故事情节的统治力量。传统作家大都遵循以钟表时间为顺序的创作原则。虽然作品所涉及的时间有进有退，且快慢不一，但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无法突破物理时间的界限而随心所欲地创作。《达罗卫夫人》充分体现了伍尔夫的现代主义时间观和她在处理时间问题上的创新精神。从表面上看，这部反映人物从上午到深夜约15个小时的感性生活的意识流小说似乎依然遵循钟表时间的运行规律，即以伦敦大本钟为标志的物理时间贯穿了整部作品。然而，伍尔夫别开生面地采用物理时间上的一天来表现人物心理时间上的一生。她反复利用时间的经验来渲染人物的意识，并巧妙地将钟表时间和心理时间交织一体。大本钟报出的物理时间不仅为整部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而且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感情色彩。在城市上空回荡的钟声不时在达罗卫夫人、史密斯和彼得等主要人物心中引起复杂的感受。他们似乎对钟声都异常敏感，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在同一时刻，有人怀疑生活，有人企求死亡，有人感怀往事，有人哀叹命运。然而，刻板、机械的时钟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依然按照自己的规律不快不慢地走动着，并在准确的时刻以沉重和洪亮的钟声无情地撞击人物的心扉，同时也为作者从一个人物的意识转入另一个人物的心灵提供了重要的媒介。显然，在《达罗卫夫人》中，物理时间已不再成为制约小说表现力的桎梏，而是成为反映经验和揭示意识的重要手段。伍尔夫不仅成功地将人物复杂的人生压缩在15个小时内加以集中表现，而且创造性地发挥了时间的艺术作用，为现代作家如何运用时间来反映经验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范例。

此外，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中对空间问题的处理也充分展示了她的创新精神。长期以来，空间始终是文学作品必要的场景和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其笔下的人物都无法超越地域空间的界限。受到哲学上唯理主义的影响，作家必须将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活动安排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空间之内，并对其进行精确的乃至细枝末节的描写。尽管传统小说中的空间形象在刻画人物的生存环境、铺垫作品的气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唯理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空间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家的艺术表现力。伍尔夫似乎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了解到了空间会随运动状态而变化的真理。她不仅看到了在小说中重新安排空间的可能性，而且大胆地发掘其潜在的艺术功能。在《达罗卫夫人》中，伍尔夫对空间表现出非凡的驾驭能力，通过巧妙设计和精心组合，不断使空间重叠、错位或分解，展示出无穷的艺术魅力。如果说达罗卫夫人和史密斯两个主要人物生活在同一股时间流之中，并同时受到物理时间的影响与冲击，那么这两个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人物还具有一种特殊的空间关系。伍尔夫有意将他们安排在伦敦的车流人群之中，旨在揭示一个同时由神志清醒的人和精神错乱的人所观察到的世界。因此，空间形象在揭示人物关系和反映人物意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一辆行驶在庞德街的汽车的引擎发出一声巨响时，达罗卫夫人和史密斯在不同的地点同时感到吃惊，并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反应。显然，汽车引擎发出的响声不仅确立了两人的空间关系，而且成为连接两股意识流的媒介，从而使读者能同时窥视两个人物在不同地点的精神活动。尽管庞德街汽车一幕的物理时间只有几分钟，但作者对这一场面的描写却长达七、八页。她不断变换小说镜头，多视角地揭示人物的意识变化。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空间形象是一架飞机在伦敦上空为太妃糖做广告的场面。这一场面不仅将此刻相距已远的达罗卫夫人和史密斯再次连在一起，凸显两人的空间关系，而且使小说建立在一种蛛网状结构之上，从而强化了作品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毋庸置疑，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中对时空问题的巧妙处理彰显了现代主义者的伟大创新精神，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英国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到灯塔去》集中反映了伍尔夫在小说谋篇布局方面的创新精神。自18世纪以来，英国小说建立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十分稳固的框架结构。一部小说的结构往往同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受到早先史诗和戏剧的影响，小说家在谋篇布局上大都体现出戏剧化的特征，对小说的开局、发展、冲突、高潮和结局等部分往往精心安排，一丝不苟。显然，传统作家仅仅将小说视为叙事性作品或趣味性读物。正是这种创作理念才导致了这种约定俗成的框架结构。然而，在伍尔夫看来，小说应该是反映复杂的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的载体，而传统小说的框架结构对此已经难有作为。《到灯塔去》集中反映了伍尔夫在小说谋篇布局上的创新精神，充分体现了小说框架结构的重大转型。这部小说以一个家庭为背景，以人物的意识为中心，采用了一个以从傍晚到早晨（中间相隔十年）为时间顺序的框架结构。这部意识流小说由长短不一的三个部分组成，在谋篇布局上有独到之处，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以章节分隔、以戏剧性主导的框架结构。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描写了拉姆齐一家与几位客人在海滨别墅度假的情况。第二部分“时光流逝”仅占小说的十分之一，以抒情的笔触勾勒了十年的人世沧桑。这一部分像前后两幕的间奏曲，巧妙地将十年的不幸压缩到象征性的一夜之内加以表现。第三部分“灯塔”揭示了全书最富于诗意和最充满激情的一幕。黑夜过去，光明重现，拉姆齐先生在十年后的一个上午率全家泛舟驶向灯塔。显然，这部小说的谋篇布局别具匠心，在时间上既中断，又延续；在结构上既压缩，又扩展，充分显示了伍尔夫卓越的创新精神。

《到灯塔去》的谋篇布局不仅标志着一种新型的非叙事性小说的诞生，而且也反映出伍尔夫对小说深层结构的高度关注。小说中的三个部分在时间和情节上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每个部分都是经验和意识的载体。第一部分“窗口”象征着一面透视现实的镜子，是女主人公拉姆齐太太观察生活、认识世界的心灵之窗。作者通过人物的印象与直觉来揭示内在真实，并通过视角的频繁转换使人物的意识相互渗透。第二部分“时光流逝”以不到6000词的抒情散文反映了生活的变迁，成功地将十年的历史压缩到象征性的一夜之间加以集中表现。伍尔夫以飘洒与朦胧的笔触描述了时光的流逝和黑暗的任性。十年的人世沧桑在作者的笔下飘然而过，似烟雨一般朦胧，像云雾一般缥缈。小说的第三部分“灯塔”描述了十年后的一个上午拉姆齐先生率全家泛舟碧海前往灯塔的场面。同这次物质意义上的航程相辅而行的是拉姆齐先生到达人生的彼岸与妻子建立精神联系的心灵的旅程。拉姆齐先生的船抵达灯塔时，画家莉丽小姐从灯塔的光芒中获得了精神感悟和创作灵感。她一挥而就，终于完成了那幅拖延了十年的油画。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像《到灯塔去》这样的小说在英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它不仅在谋篇布局上突破了传统叙事性小说的框架，而且开创性地运用了一种新型的、充满艺术活力的小说运行机制。为了追求小说内部结构的静态平衡，伍尔夫巧妙地采用了以象征性的一夜为布局的框架结构，并将位于大海中那个闪烁不停的灯塔作为连接小说三个部分的重要媒介，从而使整部小说看上去像一幅十分美妙而又耐人寻味的抽象画。显然，这种小说谋篇布局上的历史性突破和框架结构的转型进一步印证了伍尔夫的创新精神。

意识流小说《浪》充分展示了伍尔夫的现代主义人物观，并深入发掘了小说人物的艺术纽带作用。在英国小说史上，人物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也是作品的第一要素和最可靠的实体。传统作家不仅将人物视为小说情节的驱动者，而且往往赋予人物某种道德内涵或文化价值。然而，伍尔夫对人物长期以来所扮演的情节驱动者的角色却不以为然。不仅如此，她认为传统小说的人物形象过于依赖其自身的举止言行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因而缺乏内在真实，而人物的艺术纽带作用则更无从谈起。在《浪》中，伍尔夫成功改变了人物的传统角色，极力淡化人物之间的客观联系或情节上的关系，强调人物之间精神上或象征意义上的关系，并充分发挥人物的艺术作用。作为伍尔夫实验与创新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浪》几乎无多少情节可言，而是以极其朦胧的笔触描绘了六个人物从童年到成年的共性意识。尽管这些人物性格不同，经历不一，但他们都在浩瀚的人生面前无所适从，体现了同时代的人怀有的普遍的悲观意识和精神危机。然而，读者发现，《浪》所描写的不是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是十分模糊和抽象的人物。他们并没有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而只有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此起彼伏的意识的波涛，与传统小说的人物不可同日而言。引人注目的是，伍尔夫在深刻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艺术纽带作用，从而将人们对小说人物的概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作为伍尔夫探索人物的艺术功能的实验场，《浪》不仅成功地构建了现代主义语境中新型的人物关系，而且改变了人物在文本中原有的地位与作用。伍尔夫毫不犹豫地将人物从情节中剥离，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混乱无序的人生海洋中寻找自我与存在的意义，并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共性意识互相依托。换言之，作品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在情节上互相联系的人物，倒不如说是现代主义语境中新型的人物关系。这种人物描写手法的实质是力图改变小说人物的传统角色与作用，发挥人物在文本构造中的艺术功能。在《浪》中，伍尔夫别开生面地运用古典芭蕾舞的程式，让六个人物逐个登场，依次亮相，凭借六个似同非同的“嗓音”来揭示人物的空虚感和性格特征。偶尔，几个人物也会同时登场，通过嗓音进行对白与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嗓音既是表明人物身份与特征的标签，又是人物意识的有效载体，同时也是构建人物关系的艺术手段。此外，小说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影子人物”波西弗的出现进一步颠覆了传统的人物观。虽然这位20多岁就死在印度的青年人在小说中并无多少话语权，但他却始终活在六个同学的记忆中，并成为他们之间彼此联系、互倾衷肠的媒介。显然，作为“纽带式”人物，“波西弗本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人对他的反应。”^〔92〕他仿佛是一块具有吸引力的磁石，使一个个分散的灵魂聚集到一起，对严酷的现实作出各自的反应。伍尔夫通过塑造波西弗这一“影子人物”向读者表明：一个在小说中缺场或并无多少话语权的人物也能出色地发挥艺术纽带作用。

伍尔夫是一位杰出的革新家和坚定的实验主义者。她对小说的时空问题、谋篇布局和人物塑造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在英国小说处于危机与转型的关键时刻，伍尔夫不仅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而且在推进英国小说的现代化与多元化的过程中表现出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使小说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境地。就她对小说改革所做的贡献而论，伍尔夫不仅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女作家，而且也是西方现代文坛最伟大的开拓者之一。

综上所述，詹姆斯、康拉德、劳伦斯、乔伊斯和伍尔夫的现代主义思想对20世纪初英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说詹姆斯和康拉德在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的萌芽期义不容辞地担任了文学开拓者的角色，那么劳伦斯、乔伊斯和伍尔夫则是在现代主义运动的鼎盛期引领文学潮流、执著探索小说未知领域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文学传统的一次重大反拨和改造，而且高度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家的创新精神和艺术潜力。显然，这种创新精神使他们成功超越了艺术的必然王国，步入现代主义文学的自由王国。而这种艺术潜力使他们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无与伦比的经典力作。今天，他们的现代主义思想对英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依然具有积极的影响。

注释

〔1〕Peter Brooker, Moder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Longman，1992, p.2.

〔2〕J. A. Cuddon, ed.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London: Andre Deutch，1979, p.399.

〔3〕Virginia Woolf, Collected Essays. Vol.1, London: Hogarth Press，1966, p.321.

〔4〕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Vol.2, New York: W.W. Norton，1985, p.430.

〔5〕Virginia Woolf, Collected Essays. Vol.1, London: Hogarth Press，1966, p.325.

〔6〕A. Walton Litz, James Joyc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96, p.48.

〔7〕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2, ed. by Anne Olivier Bell, London: Hogarth Press，1982, p.248.

〔8〕Peter Brooker, Moder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Longman，1992, p.9.

〔9〕Dorothy J.Hale, “James and the Invention of Novel Hist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ed. Jonathan Freedma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p.79.

〔10〕Ibid.

〔11〕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Vol.2,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1985, p.431.

〔12〕Henry James, The Art of the Novel: Critical Prefaces, ed. R.P. Blackmu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2, p.120.

〔13〕Ibid., p.5.

〔14〕Henry James, “Our Mutual Friend.” 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p.6.

〔15〕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p.430.

〔16〕Ibid., p.434.

〔17〕Ibid., p.436.

〔18〕Anthony Burgess, The Novel Now. London: Faber & Faber，1971, p.24.

〔19〕James， Henry. The Art of the Novel: Critical Prefaces, p.45.

〔20〕Ibid., p.29.

〔21〕Ibid., p.46.

〔22〕Ibid., p.26.

〔23〕Ibid., p.13.

〔24〕Dorothy J.Hale, “James and the Invention of Novel Hist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pp.84-85.

〔25〕Peter Parker, ed.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Oxford: Helicon，1994, p.16.

〔26〕Frederick R. Karl & Marvin Magalaner. A Reader's Guide to Great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 New York: Octagon Books，1978, p.47.

〔27〕Kenneth Graham, “Conrad and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 Stape, J. H. 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2000, p.204.

〔28〕Ibid., p.208.

〔29〕Frederick R. Karl, & Marvin Magalaner, A Reader's Guide to Great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 New York: Octagon Books，1978, p.45.

〔30〕"Conrad and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 p.206.

〔31〕Ibid.，p.206.

〔32〕Joseph Conrad,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Penguin，1963, Preface, p.13.

〔33〕Joseph Conrad, Modern Fiction: A Study of Values, ed. Muller, Herbert J.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37, p.245.

〔34〕J. Muller Herbert Modern Fiction: A Study of Values. p.245.

〔35〕Tony Tanner, Conrad: Lord Jim，London: Edward Arnold，1975，p.11.

〔36〕Ibid., p.12.

〔37〕Ibid., p.11.

〔38〕Christopher Gillie, Movemen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 1900-1940. London: Cambridge Press，1975, p.10.

〔39〕Michael Bell, “Lawrence and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ed. Fernihough, Ann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3, p.179.(www.daowen.com)

〔40〕Ibid.

〔41〕Ibid.

〔42〕Ibid., p.180.

〔43〕Lawrence，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ed. Harry T. Moore，London: The Viking Press，1962，p.179.

〔44〕Ross C. Murfin, Sons and Lovers，a Novel of Division and Desire.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87, p.10.

〔45〕D. H. Lawrence, “Lawrence and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p.183.

〔46〕James T. Boulton, ed.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Vol.2, p.183.

〔47〕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7, "Preface".

〔48〕Michael Bell, “The Metaphysics of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ed. Levenson, Michael.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p.25.

〔49〕劳伦斯：《劳伦斯随笔集》，黑马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50〕William K. Buckley, Lady Chatterley's Lover: Loss and Hop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93, p.9.

〔51〕Harry T. Moore, 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London: The Viking Press，1962, Vol.2, p.972.

〔52〕William K.Buckley, ed. Lawrence, D. H. Lady Chatterley's Lover: Loss and Hope, p.32.

〔53〕D. H. Lawrence, A Reader's Guide to Great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Karl, Frederick R. & Magalaner, Marvin ed. New York: Octagon Books，1978, p.198.

〔54〕James Joyce, Stephen Hero. Spencer, Theodor e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44, p.221.

〔55〕James Joyc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ed. Gilbert, Stuart & Ellmann, Richar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57, V. II, p.48.

〔56〕Christopher Butler, James Joyce, Attridge, Derek 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p.260.

〔57〕James Joyce, “The Day of the Rabblement.”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Mason, Ellsworth & Ellmann, Richard e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59, p.69.

〔58〕Christopher Butler, James Joyce, ed. Attridge, Derek. p.261.

〔59〕Ezra Pound, James Joyce. Litz, A. Walton 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66, p.50.

〔60〕Ibid., p.171.

〔61〕Eric Bulso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ames Joy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32.

〔62〕A. Walton Litz, James Joyce. p.48.

〔63〕Ibid.

〔64〕Ibid., p.50.

〔65〕Marvin and Kain Magalaner, Richard M. Joyce: The Man，the Work，the Repu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56, p.103.

〔66〕Dominic Manganiello, Joyce's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 p.218.

〔67〕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55，p.468.

〔68〕Dominic Manganiello, Joyce's Politics. p.217.

〔69〕A. Walton Litz, ed. James Joyce. p.61.

〔70〕T. S. Eliot, “Ulysses，Order and Myth.” Critiques and Essays on Modern Fiction，1920-1951.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1952, p.424.

〔71〕Christopher Butler, James Joyce. Attridge, Derek, ed. p.266.

〔72〕T. S. Eliot, James Joyce. Litz, A. Walton，ed. p.81.

〔73〕Gilbert， Stuart and Ellmann, Richard, 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 I, p.167.

〔74〕Randall Stevenson, 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1992, p.195.

〔75〕Ibid., p.196.

〔76〕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p.565.

〔77〕Ibid., p.559.

〔78〕William York Tindall, A Reader's Guide to James Joyce.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1959, p.237.

〔79〕哈桑：《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袁可嘉等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322—323页。

〔80〕Virginia Woolf,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Hogarth Press，1975, Vol. 1, p.306.

〔81〕Ibid., p.321.

〔82〕Michael Whitwort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Roe, Sue & Sellers, Susa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p.151.

〔83〕Virginia Woolf, “Modern Fictio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fifth edition. Abrams, M. H. e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Vol. 2，1986, p.1994.

〔84〕Ibid., p.1996.

〔85〕Ibid., pp.1997-1998.

〔86〕Ibid., p.1996.

〔87〕Michael Whitwort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p.155.

〔88〕Jane Goldm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40.

〔89〕Ibid., p.50.

〔90〕Ibid., p.65.

〔91〕Michael Whitworth,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p.147.

〔92〕Frederick R. Karl & Marvin Magalaner, A Reader's Guide to Great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New York: Octagon Books，1978, 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