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是现代英美文坛巨匠，也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这位出生在美国而长期生活在英国的艺术天才不但是大西洋两岸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而且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作为以狄更斯和劳伦斯为代表的英国两代作家之间出类拔萃的传承人物，詹姆斯为英国小说和小说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英国小说从传统到革新的转型时期，詹姆斯对小说创作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还发表了许多中肯而独特的见解。他也许是第一位真正将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加以研究的英语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小说理论对现代主义小说的诞生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

詹姆斯是现代小说批评的奠基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批评文章，尤其是他在1905年至1907年期间为其纽约版小说写的序言，通常被视为英美小说理论的基本文献。”^〔9〕詹姆斯关于小说家和小说批评的文论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小说家及其他评论》（Notes on Novelists and Some Other Notes，1914）、《笔记和书评》（Notes and Reviews，1912）、《文学评论集》（Literary Reviews and Essays，1957）以及他为自己10余部小说写的序言充分反映了他的现代小说观。在他的文论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他在1884年发表的论文《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越来越多的西方批评家注意到，詹姆斯对小说的批评与前人相比不仅在方法和质量上截然不同，而且充满了真知灼见。但如果詹姆斯仅仅声称小说像诗歌那样具有美学意义，或能展示艺术价值，那么他的小说观似乎还不足以成为小说理论。半个多世纪以来，批评家们发现，他所发表的一系列小说批评文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成为英国文学批评有史以来最具独创见地和影响力的文献之一。“詹姆斯发明了一门新的学科，因为他不仅相信小说值得批评分析，而且还为这种分析建立了术语。”^〔10〕尽管批评家们对詹姆斯的现代小说观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詹姆斯的创作实践和小说理论为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顽强崛起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应当指出，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有机结合使詹姆斯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和相对可靠的美学体系。作为引领现代小说发展的关键人物，詹姆斯不仅创作了十余部主题新颖、形式独特的小说，而且还发表了大量见解独到、论述精辟的批评文章。尽管并非所有的批评家都认为他的小说观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但他们似乎都承认，詹姆斯近40年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集中反映了他对小说的深刻思考和系统描述。就此而言，他所构建的小说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实践与经验基础上的现代文学批评体系，其目的是诠释小说的作用（function）、界定小说的要素（elements）以及探索小说的机制（mechanism）。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的小说观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其小说理论的开拓性。他不仅将小说视为一门高超的艺术，而且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他将先前零敲碎打的英国小说批评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其成为一种较为科学和系统的批评话语，从而开创了英国现代小说批评的传统。二是其小说理论的宽泛性。足迹遍及欧美大陆的詹姆斯对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文学思潮和批评动态极为关注，同时还对与小说相关的诸多理论、学说和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小说观既反映了其本人的创作经验与感受，又体现了其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艺术兴趣。詹姆斯的小说批评不仅涉及作家与文化、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含了形式、情节、叙事和视角等小说的技术问题，可谓内容丰富，视野宽广。今天，人们显然已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即詹姆斯是一位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对小说艺术具有独到见解的批评家。他本人长达40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探索不仅使他超越了一般职业文学批评家的视野和想象，而且也使他的小说理论对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更具有参考价值。概括地说，詹姆斯的现代小说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构小说和生活的关系，强调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詹姆斯早在创作生涯初期便开始关注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并执著追求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与19世纪的小说家不同的是，詹姆斯既不愿将小说视为记录生活或叙述故事的场所，也不愿使小说仅仅关注人的命运与遭遇，更不愿使小说成为说教和促进社会改良的工具。事实上，早在1865年，詹姆斯已经觉察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传统小说家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小说质量不断滑坡的状况。他曾撰文公开批评狄更斯晚年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称其为作者“最糟糕”的小说。詹姆斯认为，传统作家之所以陷入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未能真正地理解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往往用生活的真实性来取代小说的真实性。在詹姆斯看来，传统小说的虚构十分明显，很多人物、事件和结局令人难以置信。他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明确指出：“一部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反映生活。”^〔11〕然而，詹姆斯认为，“生活包罗万象及混乱无序，而艺术则需要鉴别和选择。”^〔12〕换言之，生活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不容混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选择。显然，詹姆斯的观点不仅十分中肯，而且也是在现代主义运动前夕对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的重构。这对正处于困境中的现代小说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大胆重构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的同时，詹姆斯还竭力提倡小说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尽管大多数作家都明白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像詹姆斯那样执著追求两者的和谐与统一。众所周知，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詹姆斯认为，小说是一种直接地再现生活的艺术。然而，只有当艺术将形式赋予生活时，生活才会显得有意义。在他看来，形式是一部小说的最大价值所在，因此作家必须义无反顾地选择最佳形式来反映生活。他甚至表示：“艺术家所面临的最敏感的问题是通过自己的几何图案绘制艺术与生活看上去非常和谐的圆圈。”^〔13〕引人注目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在詹姆斯的早期代表作《淑女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1881）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示。这部小说的书名表明：审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画像”不仅需要读者的“观察”，而且与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如果说伊莎贝尔在用好奇的目光观察生活，那么读者也在仔细观察她的微妙变化。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为女主人公安排了一系列供她“观察”的重要场面。这些场面错落有致，恰到好处，对小说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渲染作用。换言之，小说的艺术形式与伊莎贝尔对欧洲文明的观察这一基本内容是非常吻合的。女主人公在欧洲的生活经历是一种“精神投资”，是将自由和纯洁的自我投向古老的文明并以此来获得“经验”和发现自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行为。因此，她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成为其生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为了实现其创作意图，精心选择了与小说主题相吻合的艺术形式。他别开生面地将伊莎贝尔置于小说的中心，通过她的视角和观察来展开叙述。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最大优点是使女主人公的观察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她体验人生、认识世界和发现自我的重要途径。显然，《淑女画像》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而且也是小说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杰出典范。

二、淡化小说的故事情节，追求表现精神世界。作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詹姆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在后狄更斯时代止步不前的现象。他认为传统小说的情节化和程式化是其艺术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詹姆斯看来，几乎所有的传统小说都是叙事性作品，旨在讲述一个曲折动人或扣人心弦的故事。不仅如此，传统作家大都将故事情节的精彩与否视作小说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詹姆斯在批评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时指出：“它的糟糕不是出自一种暂时的窘迫，而是一种永久的疲惫。它缺乏灵感。”^〔14〕如果说，传统小说大都热衷于描写人在世上的行为和命运，以及在特定的环境中怎样生存，那么詹姆斯的小说更关注人在生活中的经验与感悟。读者发现，詹姆斯的长篇小说往往进展有序，节奏缓慢，情节不多。通常，一篇发表在通俗刊物上的侦探小说比《淑女画像》具有更多的故事情节。与传统小说家不同的是，詹姆斯淡化小说的叙事功能，并反对作者一味充当讲故事的能手。他认为，现代小说家应该关心的问题是人在生活中“真正的经验和感悟”，即人在复杂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的意识发展和心理变化。詹姆斯的小说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惊人的事件，而只有一连串的情景、对话和感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创作理念对后来盛行的淡化情节乃至取消故事的现代主义小说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如果说淡化小说的故事情节只是一种艺术手段，那么詹姆斯真正的创作目的是生动地表现精神世界。在现代主义文学的新纪元尚未来临之际，他似乎已经觉察到英国小说转型的必然性。在答复友人究竟作家该写什么的问题时，詹姆斯的回答只有一个词，即“孤独”。在他看来，生活在新旧交替之际的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秩序解体、生活多元和观念混乱的困扰，其结果便是异化和孤独。尽管他的观点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的人听来未免有些陌生，但若干年之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显然，詹姆斯已经果断地向现代小说家提出了反映人物内心世界（interior characterization）的口号。他明确指出：“小说成功的程度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一个特殊心灵的与众不同之处。”^〔15〕在詹姆斯看来，小说一旦转向“内省”，它不仅能更深刻地反映现代经验和生活本质，而且也会导致其艺术形式的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淡化小说情节的创作倾向是小说的表现对象由外向内转换的必然结果。詹姆斯似乎认为，既然人物的所思所想成为小说反映的焦点，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也就微不足道了。换言之，当作家追求表现精神世界时，小说艺术必然会随之发生质的变化。例如，在《淑女画像》中，詹姆斯通过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意识中心”（center of consciousness）来揭示小说的主题，将她细微的心理感受和微妙的意识变化描绘得丝丝入扣。小说的一切描述都从她的“意识中心”出发，通过她的观察、印象和感悟来反映生活，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正如詹姆斯所说：“一部小说是一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这首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价值的大小则取决于印象的强度。”^〔16〕从某种意义上说，《淑女画像》是詹姆斯表现精神世界的实验场，其价值并不在于故事情节，而在于女主人公对生活的直接印象。因此，今天看来，这部甚至比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还要早10年问世的“新小说”在艺术上的一系列革新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不言而喻，詹姆斯的审美观和小说观不但是对传统作家的习惯思维和创作模式的重要反拨，而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示性，对蓄势待发的现代主义文学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www.daowen.com)

三、借重经验与文化价值，发挥人物的载体作用。詹姆斯的现代小说观在他对经验与文化的发掘以及人物的塑造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在阐述其小说理论时十分强调现代经验与文化的艺术价值。在他看来，一部小说只有充分反映人物的经验并突显人物的文化价值才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早期塑造的“美国人”、“欧洲人”或更为具体的“波士顿人”都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受到复杂经验和文化差异困扰的西方人的真实写照。关于小说反映现代经验的问题，詹姆斯曾经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解释：“何种经验值得反映？它始于何处而又止于何方？经验既是永无止境的，也是永不完整的；它是一种无限的感受，是悬挂在意识私房中由最纤细的丝线织成的一个巨大的蜘蛛网。”^〔17〕显然，詹姆斯所说的经验是人对于客观世界的反应与感受，是印象、体验、认识和透视等各种复杂心理过程的总和。在詹姆斯看来，人物的意识和经验是现代小说最恰当、最重要的题材，因为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时代，人物的体貌特征、言行举止和社会活动根本不足以反映生活的本质。此外，詹姆斯在创作中十分重视人物的文化价值，并因此享有“大西洋两岸文化的解释者”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着力表现的“国际性主题”（the international theme）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大西洋两岸文化观念的冲突，而且也赋予那些代表不同文化观念的人物极为丰富的内涵，并凸显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尤其重要的是，詹姆斯成功地将人物的文化价值与其经验的变化彼此交织，使文化支配经验，以经验印证文化。显然，詹姆斯的现代主义人物观不仅使其小说在艺术上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且也能从文化和心理学两个层面上帮助读者解读他的作品。

在借重人物的经验与文化价值的同时，詹姆斯还注重发挥人物的载体作用。他笔下的人物大都代表他所熟悉的群体。由于他本人出身书香门第，家境优裕，因此他塑造的人物大都是富翁、阔少、贵妇人、书香子弟或大家闺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物既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人物，也有别于乔伊斯或伍尔夫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他们不仅是某种文化的代言人，而且也是现代经验的载体。显然，詹姆斯开创性地塑造了一群英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以承载文化价值和主观经验为主的上层社会人物。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了如指掌，并且对他们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在他看来，这些人物为他深入探索精神世界、揭示主观经验和文化冲突提供了最恰当和便利的途径。应当指出，人物的载体作用与詹姆斯小说的“国际性主题”之间的关系恰到好处，两者可谓珠联璧合、相辅相成。作为现代经验载体的人物代表了新旧大陆两种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冲突，而“国际性主题”则深刻反映了人物的文化价值。在作者关于“国际性主题”的小说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是某种文化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化身，美国人的无辜、单纯、善良、坦诚、慷慨和轻信同欧洲人的世故、圆滑、虚伪、庸俗、势利和诡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这与传统小说中代表“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型人物十分相似，但詹姆斯笔下的人物无论在体现“价值效应”还是在承载主观经验方面都别具一格。事实上，在詹姆斯之前的小说家中，从未有人像他那样如此出色地发挥人物的载体作用，也从未有人像他那样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用人物来揭示同一个主题。正如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说，“詹姆斯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该主题始于《美国人》，止于《奉使记》：那就是世故的、狡猾的、腐蚀的欧洲对轻信的美国人的影响。”^〔18〕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在后期小说《奉使记》（The Ambassadors，1903）中将人物的载体作用几乎发挥到了极致。读者不仅再次目睹了揭示新旧大陆文化观念冲突的“国际性主题”，而且也领略了作者在发挥人物的载体作用方面更加精湛的技巧。尽管《奉使记》也将主人公作为经验的载体，但作者在成功塑造“载体人物”的同时，还巧妙地运用“反观角色”来揭示主题。作为专使的“载体人物”斯特莱塞不仅起到了聚焦的作用，而且也扮演了反映者（reflector）的角色，即作者通过他的视角来反映其他人物和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多位“反观角色”。通过他们的目光来反观斯特莱塞，从而弥补了“载体人物”的视角可能留下的叙事空白。显然，“载体人物”和“反观角色”的同时运用是詹姆斯晚年对人物的载体作用的深入发掘，同时也体现了其小说观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

四、极力推崇印象至上的原则，努力探索视角艺术。作者的印象和人物的视角是詹姆斯小说观的核心内容之一。詹姆斯将小说视为“对于生活的直接印象”的产物。他明确指出：“显然，问题在于艺术家最初的感觉程度如何，这是产生其题材的土壤。这片土壤的质量和容量，它产生新鲜与直接的生活印象的能力不同程度地再现了所反映的道德。”^〔19〕在詹姆斯看来，艺术家“最初的感觉”对小说再现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他明确告诉他的同仁：“只要是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任何视角都是有趣的。你们每个人都有受个人情况影响的印象，将它变成一幅图画，一幅由你的智慧构成的图画，那就是对美国社会的洞察。”^〔20〕在詹姆斯看来，对生活的印象构成了一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无论是作者的印象还是人物的印象都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因而需要高度重视和优先考虑。詹姆斯认为，艺术家和普通人对于生活的印象具有明显的区别：“他和邻居在观看同一场演出，但一个看到的多，而另一个却看到的少；一个看到黑色，而另一个却看到白色……”^〔21〕尽管詹姆斯认为艺术家和老百姓之间在审美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他认为，若要成功地传达对生活的直接印象，小说家不仅要具备接受直接印象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完全忠实于他同别人共享的东西。对此，他强调指出：“我能为写小说想到的唯一条件就是真诚。”^〔22〕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一方面要求作家“根据经验”来写作；另一方面，他希望作家“试图成为一个能洞察一切事物的人。”^〔23〕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姆斯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对印象讨论最多并且在小说中将印象表现得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詹姆斯在主张印象先行的同时，还对现代小说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实践。“詹姆斯为小说家的创作权勾勒了两种互相竞争的理念：一方面，成功的小说家应能以最透明的方式来表现其对生活的独特印象；另一方面，成功的小说家不能允许其本人的观点来阻碍他对生活形成印象。”^〔24〕尽管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一些批评家提出了小说的视角问题，但詹姆斯在凝练视角艺术方面无疑成为现代小说家的楷模。小说的视角问题是詹姆斯毕生关注且又在创作实践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传统小说的目的在于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引发道德启示，因此作家大都热衷于采用全知视角或限知视角，并经常强行介入小说的叙事。詹姆斯认为，传统小说的视角既不足以反映日趋复杂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经验，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人物的载体作用。他在创作中对小说的视角艺术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并成功地创造了“视角人物”，即通过小说核心人物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尽管“视角人物”缺乏通晓全局、洞察一切的能力，但他的“意识中心”及其贯穿始终的观察、印象和感悟足以反映生活的本质，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经验的虚构性，增强作品的真实感。不仅如此，“视角人物”的出现还有助于作者引退，从而充分展示主人公的载体功能。詹姆斯对视角艺术的探索几乎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这一点在其早期作品《美国人》（The American，1877）中已可看出端倪，在其后期小说《奉使记》中达到了高峰。由12个部分组成的《奉使记》集中描写了主人公斯特莱塞的印象与感受。“它具有复杂的形式和精湛的技巧，通过斯特莱塞在实践中不断扩展的视角来展示故事，是詹姆斯最优美、最成熟的艺术的典范。”^〔25〕《奉使记》似乎是作者探索视角艺术的试验场。读者发现，这几乎是一部完全基于观察、印象和感悟的“内省”小说。作者巧妙地通过“视角人物”斯特莱塞的观察和印象来揭示小说的主题。主人公对巴黎生活的观察体现了三个不同的层面：一、观察外部世界是否和谐；二、观察事物的本质；三、观察后的印象与感悟。在小说中，上述三个层面上的观察既循序渐进，又彼此交融，使主人公的视角和“意识中心”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詹姆斯的小说观既是他近40年对小说艺术执著追求的结果，也是现代英国小说面临危机与转型时的产物。在英国小说史上，詹姆斯是真正将小说当做一门艺术并且毕生致力于小说理论研究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从早期的《淑女画像》到后期的《奉使记》，詹姆斯始终恪守他关于真实的观念。在其每一部作品中，他不仅试图寻找能生动反映真实并能给读者带来享受的最佳形式，而且对小说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实践。正当传统小说的局限性暴露无遗而现代主义文学蓄势待发之际，詹姆斯成功地构建了他的小说理论体系，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崛起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