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是继艾略特之后，英国现代主义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素有威尔斯神童之称。他的诗歌语言独具特色，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英美意象主义等各家诗风的影响。托马斯早期诗歌中大胆新奇的语言变异和匠心独运的音韵节奏安排传达出诗人洋溢着天才光辉的独特经验。本节将通过对托马斯语言观的考察，在揭示其诗歌语言的魅力的同时，反思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主张打破正常句法的语言策略，重新评价此类语言观的得失利弊。

应当指出，托马斯主张充分展示和运用语言的形式因素、削弱或淡化诗歌语言指示功能的语言观，是和现代诗歌的语言表征危机密切相关的。进入20世纪后，诗歌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面临着严重的语言危机。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既有社会的，也有诗歌创作本身的。在民主的、机械的城市社会到来前，人们认为语言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是一致的，语言可以真实地表征世界。语言好像一面透明的镜子，透过它，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认识真理。语言是联系人与世界、人与人的中性的工具，无须人们予以特别的关注。然而，随着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转型，统一的社会价值分化成不同的价值观念，语言分裂成形形色色的社会方言，原有的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次序出现了严重的分离。从此语言不再是人类简单的表达工具和媒介，通过它，人们未必能看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未必能顺利地交流、顺畅地表达主体的情感和体验。^〔196〕日益抽象化、概念化的语言，既隔离了人与世界的直接关系，也割断了人与人的直接关系，使语言成为需要人们特别关注的对象。对现代主义诗人而言，语言已经成为现代诗歌的首要问题。

为了寻求新的表达机制、尝试新的创作手法以面对语言的表征危机，现代主义诗人纷纷提出各自的语言策略，探索语言表征现实的新的可能性。为了重建一种统一而又唯一的语言，诗人们不约而同将目光转向人类语言的初始阶段，即以直觉和想象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语言与世界尚未分离，使认识主体与世界分离、把语言从事物中分离出来、把能指与所指区分开来、使理性认识生成意义的情况尚未发生。”^〔19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语言创新不是要简单地后退到语言的原始状态，而是希望通过凸显本能、欲望、直觉、想象等非理性因素，取消或淡化诗歌语言的指示功能，使语言由中介化为原材料。^〔198〕也就是说，通过直接展示语言的物质属性，突出诗歌语言的视听效果，使诗歌渗入绘画和音乐领域，让读者无须经过理性思维就能直接感知和把握诗歌。在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看来，在这种诗里，“意义已经被置换，‘被转移’：词语在诗中的意指与他们在散文中所意指的完全不同。一种意义的光环萦绕在它们周围，这时他们由于响亮的声音形式再现而互相被迷住。”^〔199〕随着诗歌语言指示功能含混性的增加，语言的意义空间扩大，趋向于多义。同时，20世纪西方盛极一时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如尼采的意志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都为现代主义诗人反理性、重直觉的语言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整个西方诗坛面临语言表征危机的期况下，托马斯提出应当放弃理性主宰一切的想法，重视语言中的形式因素。在他看来，诗歌的语言应该是音响、色彩、旋律的协调一致，而不是逻辑、理性推理的结果。诗歌语言中与情感直接相连的形式因素是诗歌语言的本质因素。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在评论托马斯的诗歌全集时指出：“他的诗歌是对英语语言中牛津、剑桥、哈佛式唯理智论的反叛……这种理智的语言已成为一种习惯用法，它能表现提炼后的美，却无力营造惊人的效果、显示粗糙的纹理、描绘强烈的色彩。”^〔200〕狄兰·托马斯完全赞同斯蒂芬·斯彭德对他的评论，认为“这是迄今以来，对我的创作最为清晰、最为令人满意的评判。”^〔201〕

狄兰·托马斯反理性的语言策略，可集中归结为力图打破词语与客观存在物在本体论上的界限，使词语实体化，表现出以语言本体取代世界本体的倾向。诗人曾经说过：“不论我体验什么，我都将把它作为一件物体和一个词语来体验，两者都让人感到惊奇”。^〔202〕词语的实体化让词语同其他客观存在物一样，具有形状、密度、大小等物理属性。在诗人的眼中，一个词语除了与其他词语相联系外，还有生命，有各自的个性。它既是物质，又是媒介，是所指对象与所指的合二为一。J·希利斯·米勒指出：“托马斯（诗歌中）的语言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语言本身。语言不会因为被使用而成为工具。语言是个自足的世界。语言不是一种透明的媒介，通过它，人们不能看到与意识分离的事物的原貌。”^〔203〕语言的指示功能的削弱与淡化，使得语言不再是一层材质和形式都隐蔽的玻璃。相反，语言变成了镜子上的裂痕，变成一个使人觉得陌生和新奇的存在物，具有只有存在物才有的质感。

狄兰·托马斯将诗歌语言实体化的主张，是诗人希望摆脱语言危机、采用一种新的语言表征现实的有益尝试。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现代语言面临的困境，诗人语言创新的目标直接指向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现代社会刚开始形成的启蒙阶段，理性无疑担当了反宗教、反神学的任务，实现了世界的世俗化、解魅化和社会形态理性化。“理性使得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能够估算效用、区分并划定人与事物所属的范畴，并对他们予以控制。”^〔204〕但也正是这种机械理性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层层切分，使得原本统一的语言四分五裂，“化成不同的社会性方言，代表各种分化了的价值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205〕同时，崇尚理性的技术社会，还使得语言逐渐沦为逻辑、抽象的代码，在表达个体独特经验、人与人进行情感交流时变得苍白无力、束手无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希望通过语言创新，用一种新的诗歌语言来克服语言的表征危机。通过突显语言所具有的物理属性，诗人改变了诗歌语言的肌理，使得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语言，如罗兰·巴特所描述的那样，“形成一种形式的连续体，从中产生了知识和情感的浓度。”^〔206〕如果现代主义诗人能通过语言创新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的话，正是由于诗人笔下直觉、想象的语言，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长期被理性压制的情感和生命冲动的重要性。如果人们惯有的理性思维方式对直觉、想象的语言感到生疏，甚至震惊不已，那么现代主义诗歌就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模式经历崭新的体验。这样，读者就会从诗的文本中走出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曾经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世界。

托马斯主张将诗歌语言实体化的语言策略，首先表现在他对诗歌语言音乐性的追求上。诗人秉承威尔士吟咏诗歌的古风，对诗歌音韵节奏的驾驭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在《我折断的这片面包》（“This Bread I Break”，1936）这首取材于基督教传说的诗歌里，诗人对诗中词语的节奏巧妙安排，突出了词语的听觉效果。诗歌以基督教关于圣餐的传说为背景，酒代表基督的血，面包代表基督的肉，诗歌的题材并不新颖，但是诗中单音节词和爆破音频频出现，使诗歌在语言的音乐性上极具特色。全诗共100个词，其中单音节词95个。因为英语单音节词中，辅音出现的频率大大超过元音，所以诗中便少了圆润、和谐的元音，而代之以短促、干涩的辅音。同时诗中/p/，/b/，/t/，/d/，/k/，/g／等爆破音反复出现，也使得诗歌听来像节奏急促、顿挫有致的急板。为了点明基督教圣餐蕴含的宗教意义，烘托基督为拯救世人、牺牲自我、经历种种苦痛和磨难的精神，托马斯在诗里四次重复“折断”（break）这一动词，使得“切割”这一动作贯穿诗歌始终；他在末了处用“崩断”（snap）一词，使全诗达到高潮。这样，在诗歌急促而又沉重的节奏中，托马斯又加入了雷鸣般的鼓点。读者在大声朗读诗歌的过程中，就能直觉地感受到隐藏在诗里的强烈的音乐节奏，感受到基督被犹大出卖后内心剧烈的情感变化。“折断”一词的间歇重复，一方面象征音乐中的鼓点，一方面也是基督为了唤起教徒之间的爱，唤醒人类间的爱，牺牲自己、灵魂获得最终升华的过程。在诗歌急促、顿挫有力的旋律里，人们对基督遭受的苦痛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总之，通过调动词语的听觉效果，直接诉诸感官，托马斯不落痕迹地将基督受难前的心灵的升华过程与人们用圣餐时的心情、感受联系起来，让读者无须经过思维转换，就能直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通过词语和词语间的节奏拓宽了意义的空间，使诗歌渗入到音乐领域。因为音乐比文字更能诉诸人的情感，用同样十分关注语言音乐性的乔伊斯的话来说：“歌曲是情感的简单的节奏性释放。”^〔207〕由此，托马斯成功地使诗歌的意义通过语言的形式因素得到直接展示，拓宽了语言的意义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强调语言可能产生的听觉效果，诗人改变了诗歌语言的肌理，淡化了语言的指示功能，使语言不再是相对、分裂的，在和谐的音乐般的节奏声中，诗歌语言重新获得了统一。

托马斯将诗歌语言实体化的另一做法是发掘诗歌语言的视觉效果。诗人试着将诗歌进行特殊印刷排列，通过拟态来充分展示语言的物质属性，使读者直接从诗歌词语的造型中感受到事物的情态。语言由此变得像绘画艺术中的扁圆和长方形一样，通过形状来表达意义。因而，诗歌就不再像莱辛所说的那样，“是时间的艺术”，在托马斯眼里，诗歌具有成为“空间艺术”的潜力和可能。在1946年出版的诗集《死亡与出场》（Deaths and Entrances）里，托马斯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诗歌《梦幻与祈祷》就采用了奇特的句式排列。在诗歌第一段，诗人先是依次增加，随后逐步递减每一行的词汇，从而获得一个悬置的菱形图案。

像托马斯的其他一些诗篇一样，《梦幻与祈祷》用出自《圣经》和神话的象征来表示胎儿的前意识，讨论死亡与时间、梦幻与下意识活动。诗歌以即将出世的胎儿与另一已降生的婴儿的对话开始。前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从离开母体子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迈向死亡，时间不过是奔跑着的坟墓。只有子宫中的胎儿才能摆脱时间的统治，免受死亡的威胁。被排列成菱形的诗行，是对分娩时子宫的收缩与痉挛的动态模仿，使诗句“我听到子宫的开启”获得了最为直观的视觉效果。席勒认为只有从形式的感染力入手，诗歌才能对读者产生深刻的审美影响，托马斯让诗歌的印刷排列直接诉诸视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席勒所追求的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在同一首诗里，托马斯还用形似沙漏的句式排列来暗示像流沙般迅速滑走的时间。成年人挥之不去的时间与死亡意识，将“自我”与“死亡”隔离开来，使得“自我”在奔向死亡的过程里，感受到一种无边无际的异化感。死亡是徐徐下落的暮色，是无底的深渊：

诗歌不同寻常的印刷排列，无疑对人们通常的阅读习惯造成了冲击，使人们注意到语言中受到理性抑制的形式因素的存在。然而，强调诗歌语言的物质属性，并不等于完全取消诗歌语言的指示功能。雅各布森就认为，在诗歌语言中，指示功能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诗歌功能对指示功能的优先地位不是消灭指示作用，而是使指示作用变成含混的作用”。^〔208〕因此，托马斯充分展示语言形式因素的尝试，使诗的意义趋向于多义，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语义密度。依据萨特的观点，充分强调语言的物理属性使“意义也变成自然而然的东西了：它不再是人类的超越性始终瞄准但永远不能到达的目的；它成了每个词的属性，类似于脸部的表情、声音和色彩的或喜或忧的微小意义。意义浇铸在词里，被词的音响或外观吸收了，变厚、变质，它也成为物，与物一样是被创造出来的，与物同寿。”^〔209〕语言中的声音、节奏、视觉形象构成了语言的形式因素，这些物理属性“与其说是表达意义，不如说是表现意义”。^〔210〕意义不再是语言背后某个孤独的抽象概念，而是读者诉诸直觉、感官后就能直接感知的客观存在。

托马斯诗歌特殊的排列形式是对英国诗歌传统中“实体诗”（concrete poetry）的继承和发展。上面所引《梦幻与祈祷》，不禁使人想起被称为“玄学派诗圣”的乔治·赫伯特的诗作《圣坛》与《复活节的翅膀》。诗人笔下的诗行汇成圣坛状，象征诗人的心灵幻化作基督的圣坛，沐浴在上帝的恩泽中；而那在复活节展开的双翼，使诗人像云雀一样，跟随上帝升腾到永恒之地。赫伯特以上诗作被批评家贬斥为“虚妄的巧智”。^〔211〕很久以来，人们对诗歌语言的本质认识一直存在分歧，这一分歧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强调诗歌语言是空间的艺术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则关注其时间维度，浪漫主义以降，诗人们一直试图解决诗歌语言运行机制在时间、空间上的矛盾。^〔212〕19、20世纪诗人关于诗歌创作有机论的隐喻（以柯勒律治为例），让诗人更为关注诗歌语言的形式因素，到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鼎盛期，诗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发掘语言形式蕴涵的内容和意义。除本节讨论的托马斯以外，美国诗人卡明斯、卡洛斯·威廉姆斯和欧洲大陆的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现代主义诗作，都以“古怪的印刷体形式”取得直观的视觉效果。不过与赫伯特不同的是，现代主义诗歌奇特的排列形式已上升为诗人美学观念的一部分，被自觉地运用于创作实践。

托马斯凸显诗歌语言的物理属性及反理性的语言观，使诗人语言创新的锋芒最终直指统辖日常语言使用的语法规范。对任何语言而言，语法是构成该语言的最稳定的部分，对构词成句、语篇组合、传递信息起指导、规约作用。然而，托马斯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是现代语言面临表征危机的症结所在。托马斯认为，旨在规约语言使用的语法规则，压抑了语言的潜在表达力，扼杀了人们使用语言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此，他要摒弃语言运用的理性原则，通过打破现存的语法次序，彰显反理性的语言运用方式和手段。

托马斯诗歌里的语法变异，新奇诡异，扰乱正常句法规则，反理性的决心直逼语句的深层结构，其中以诗歌《一次悲伤前》（“A grief ago”，1936）最为典型。根据现代英语语法，要使“……之前”这一结构成立，介词“ago”之前的名词必须是表示时间单位的名词，如“分钟”、“日”和“年”等。托马斯故意创造“一次悲伤前”这一特殊范式，是要表达一种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在他看来，能表示时间概念的，并不只有那人为设定的钟表时间单位，如分、秒、小时。除此之外，人的感情、情绪等主观感受也能用于划分时间。一股悲伤情绪持续的时间也可看做一个时间单位。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在时间问题上的相同态度，即对钟表时间的否定和对心理时间的推崇。依据法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学说，“人的情绪、思想和意志犹如一股绵绵不绝的动流，无时不在变化中。这股动流包含了任何时间内的全部意识。由过去、现在、将来直接表示的钟表时间是一种刻板、机械和人为的时间观念。只有心理时间才是真实和自然的。时间并不是许多单独、孤立分散的分秒单位的机械的组合，而是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与意识融为一体的具体过程。”^〔213〕由此可见，托马斯诗歌中的语言变异承载着诗人的主观意识体验，体现了诗人的现代时间意识。

在托马斯的代表诗作《羊齿山》（“Fern Hill”，1946）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语法变异的例子，比如“溪流欢跃，／如太阳般悠长流淌”和“置身马厩，／我听见夜鹰的鸣叫／月亮般久长”等。在诗中，诗人用“太阳”和“月亮”来代替“白昼”和“黑夜”，意在突出诗中少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自然节奏的生活。《羊齿山》是首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的诗歌。诗歌的名字《羊齿山》其实是托马斯的婶娘所住的一间房子，童年时代的托马斯在这里度过了多个夏天。在托马斯笔下，童年是天真无邪的，而成年期充满异化感，死亡和时间意识时刻盘旋在心。“这首诗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华兹华斯所谓的‘两种意识’，即儿童的意识与成人意识之间的对比以及儿童与成人眼中呈现的有关自然的不同景象。”^〔214〕诗中出现的语法变异，恰如其分地突出了童年时期儿童意识的自然、单纯与神圣，抒发了诗人对自由、无邪的童年生活田园颂诗般的追忆和歌颂，表达了诗人希望童年永恒的美好愿望。诗歌别出心裁地打破理性的语言模式，非常贴切地例证了诗人反理性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模式。正如维特根斯坦在1921年《逻辑哲学论》里所言：“我的语言的界限，也是我的世界的界限。”^〔215〕显然，依靠语言认识世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也有限制作用。因此，诗人的语言创新冲击着现存语言规范，有助于人们反思现有的思维方法。

托马斯将诗歌语言实体化的语言策略以直觉、想象的语言取代合乎逻辑的、抽象的语言，发掘出表达人类主体独特经验的新的可能性。但是，托马斯在语言创新的过程中，对直觉、本能、欲望、感觉等非理性因素的过分推崇，使得诗歌变得晦涩难懂，失去了许多读者。正如巴赫金所言，建立一种理想而又唯一的语言，一种上帝式的语言的努力，具有乌托邦式的、非现实的倾向。^〔216〕运动派诗人唐纳德·戴维也在他的《英诗中用语的纯洁》中提出，“在诗中抛弃句法并不是开创或迁就一种文学时尚；而是抛弃对于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如对于人类口语来讲，都极其重要的传统。”^〔217〕巴赫金和戴维的批评不无道理。如果人们都效法托马斯，通过扰乱正常句法规则求取得新奇诡异的语言效果，那么，不仅我们的日常交际会大受影响，而且人类文明传统的传递也将岌岌可危。直至今日，对托马斯乃至其他现代主义诗人的语言策略的讨论仍是诗人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毕竟如何在遵循现有语言规范的情况下通过破格来取得新奇的语言效果是每一个成功诗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总之，正是由于新老一辈作家的共同探索和理论争锋，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学思想才得以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孕育出新的理论创见。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的共存、碰撞与交融使秉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也表现出探求完美艺术形式的理论自觉，更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先导。

注释

〔1〕Bernard Shaw, 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 Vol.1, ed., J. Huneker, New York: Bretano，1906, p.xxii.

〔2〕J. Huneker, pp.xxii-xxiii.

〔3〕Ibid.

〔4〕Bernard Shaw, Pygmalion. Preface，Penguin Classics，2004, p.xi.

〔5〕Bernard 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Penguin Classics，2001, p.238.

〔6〕Bernard Shaw, Preface to Three Plays by Brieux, New York: Brentano's，1914, p.xx.

〔7〕Bernard Shaw, Man and Superman, Preface, Penguin Classics，2000, p.iii.

〔8〕Bernard Shaw, Preface to Three Plays by Brieux, pp.xxii-xxiii.

〔9〕Ibid, p.xxi.

〔10〕Bernard Shaw, Preface to Three Plays by Brieux, p.xx.

〔11〕Bernard 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p.230.

〔12〕Ibid.

〔13〕Ibid., pp.230-231.

〔14〕Bernard Shaw, 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 ed., J. Huneker, New York: Bretano，1906， Vol.2, p.52.

〔15〕Bernard 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p.219.

〔16〕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93页。

〔17〕Bernard 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p.221.

〔18〕Ibid., pp.213-214.

〔19〕Ibid., p.221.

〔20〕Ibid.

〔2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24页。

〔22〕同上。

〔23〕Bernard 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pp.233-234.

〔24〕Ibid., p.232.

〔25〕援引自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89页。

〔26〕同上，第289页。

〔27〕Bernard 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p.232.

〔28〕Ibid., p.233.

〔29〕Ibid., pp.233-234.

〔30〕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31〕同上，第12页。

〔32〕同上，第28页。

〔33〕Raskin Jonah, The Mytholog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1971, p.95.

〔34〕Rudyard Kipling, Twenty-One Tales by Rudyard Kipling, London: The Reprint Society，1946， p.17.

〔35〕C.C. 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1978, p.62.

〔36〕艾勒克·博埃默，第21—22页。

〔37〕同上，第14页。

〔38〕Rudyard Kipling，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Penguin Books，1994, p.17.

〔39〕Ibid., p.82.

〔40〕Ibid., p.83.

〔41〕Rudyard Kipling, The Jungle Books and Just So Stories, Bantam Books，1986, p.176.

〔42〕Ibid., p.193.

〔43〕Robert F. Moss, Rudyard Kipling and the Fiction of Adolescence, London: Macmillan，1982， p.65.

〔44〕陈兵：《帝国与认同：鲁德亚德·吉普林印度题材小说研究》，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45〕Rudyard Kipling, Twenty-One Tales by Rudyard Kipling, London: The Reprint Society，1946， p.15.

〔46〕Ibid., p.332.

〔47〕Rudyard Kipling，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pp.16-17.

〔48〕Raskin Jonah, The Mytholog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1971, p.33.

〔49〕J. I. M.Stewart, Eight Modern Wri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p.245.

〔50〕Leon Edel & Gordon N. Ray （ed.）, Henry James and H. G. Wells,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58, p.133.

〔51〕Ibid.，p.131.文章此处参考了殷企平《英国小说批评史》中的译文。

〔52〕Ibid., p.154.

〔53〕Ibid., p.150.

〔54〕Ibid., p.151.

〔55〕Ibid., p.154.

〔56〕Ibid., p.154.

〔57〕Ibid., pp.134-135.

〔58〕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The Victorian Criticism of the Novel, ed., Edwin M. Eigner and George J. Worth, CUP，1985, p.196.

〔59〕在1884年9月在《朗文杂志》发表的文章里，詹姆斯用了“与生活媲美”（“does compete with life”）这一表达。然而在将文章收入《一幅不完整的画像》（Partial Portraits，1888）时，他把“与生活媲美”改作了“表现生活”（“does attempt to represent life”）。

〔60〕Ibid., p.199.

〔61〕Ibid., p.202.

〔62〕Leon Edel & Gordon N. Ray （ed.）, Henry James and H. G. Wells, p.137.

〔63〕Ibid., p.220.

〔64〕Ibid., p.220.

〔65〕援引自殷企平：《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3—134页。

〔66〕Patrick Parrinder & Robert M. Philmus, ed., H. G. Wells's Literary Criticism, Harvest，1980, p.71.

〔67〕Ibid., p.143.

〔68〕Ibid., p.141.

〔69〕Ibid., p.141.

〔70〕Ibid., p.141.

〔71〕Michael Draper, H. G. Wells, London: Macmillan，1087, p.82.

〔72〕Leon Edel & Gordon N. Ray （ed.）, Henry James and H. G. Wells, p.136.

〔73〕Ibid., pp.138-139.

〔74〕Arnold Bennett, The Author's Craf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14, p.2.

〔75〕Ibid., p.14.

〔76〕Ibid., p.14.

〔77〕Ibid., pp.16-17.

〔78〕Ibid., pp.17-18.

〔79〕Ibid., p.20.

〔80〕Ibid., p.24.

〔81〕Ibid., p.33.

〔82〕Ibid., p.34.

〔83〕Ibid., p.18.

〔84〕Ibid., p.38.

〔85〕Ibid., pp.38-39.

〔86〕Ibid., p.40.

〔87〕Ibid., pp.42-43.

〔88〕Ibid., p.18.

〔89〕Ibid., p.52.

〔90〕Ibid., p.55.

〔91〕Ibid., pp.55-56.

〔92〕Ibid., p.56.

〔93〕Ibid., p.58.

〔94〕Ibid., p.58.

〔95〕Ibid., p.61.

〔96〕Ibid., p.62.

〔97〕Ibid., p.63.

〔98〕Norman Jeffares, A New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 B. Yeats. London: Macmillan，1984， p.140.

〔99〕George T. Wright, The Poet in the Poem: The Personae of Eliot, Yeats, and Po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0, p.103.

〔100〕E. J. Ellis & W. B.Yeats, The Works of William Blake, Vol. 1.London: B. Quaritch，1893, p.212.

〔101〕Douglas Archbald, Yeats，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3, p.236.(www.daowen.com)

〔102〕Richard Ellmann, Yeats

: The Man and the Masks, Penguin Books，1987, p.56.

〔103〕W. B.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1961, p.87.

〔104〕Richard Ellmann, 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Penguin Books，1987, p.166.

〔105〕John Unterecker, 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Fourth Printing.New York: Noonday Press，1957, p.70.

〔106〕W. B.Yeats, Autobiographies, London: Macmillan，1955, p.153.

〔107〕W. B.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p.193.

〔108〕Ibid., p.195.

〔109〕Ibid., p.497.

〔110〕Richard Ellmann, The Identity of Yea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p.58.

〔111〕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5页。

〔112〕W.B. Yeats, The Letters of W.B. Yeats, ed., Allan Wade. New York: Macmillan，1954, p.583.

〔113〕艾布拉姆斯，第525页。

〔114〕W. B.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p.91.

〔115〕Gale C.Schricker, A New Species of Man: The Poetic Persona of W. B. Yeats, Pennsylvani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Toronto: Associated Press，1982, p.13.

〔116〕Richard Ellmann, 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pp.73-79.

〔117〕Gale C. Schricker, p.15.

〔118〕W. B.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London and Now York: Macmillan，1961, p.509.

〔119〕W. B.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p.509.

〔120〕Gale C.Schricker, p.13.

〔121〕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1， pp.71-77.

〔122〕Richard Ellmann, 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pp.81-87.

〔123〕W. B.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p.509.

〔124〕Ibid., p.510.

〔125〕关于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戏剧化呈现”和“作者引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Edwin M. Eigner and George J. Worth ed. Victorian Criticism of the Novel，（CUP，1985）; Richard Stang ed.,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in England 1850-187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殷企平：《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相关的章节。

〔126〕殷企平：《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7页。

〔127〕M. H. Abramn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p.70.

〔128〕Wayne Booth, p.162.

〔129〕Terence Brown, The Life of W. B.Yeats: A Critical Biography，Oxford: Blackwell，1999, p.209.

〔130〕W.B. Yeats, The Letters of W.B. Yeats, pp.72-74.

〔131〕Richard Ellman, The Identity of Yeats, p.4.

〔132〕殷企平：《英国小说批评史》，第248页。

〔133〕T. S. Eliot, The Letters of T. S. Eliot, ed. Valerie Eliot, London，1988， p.69.

〔134〕张剑：《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35〕同上，第2页。

〔136〕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37〕同上，第3页。

〔138〕同上，第2—3页。

〔139〕同上，第5—6页。

〔140〕同上，第9页。

〔141〕同上，第10页。

〔142〕W. B. 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1961, p.499.

〔143〕Ibid.，p.506.

〔144〕Frank Kermode, Selected Prose of T. S. Eliot, London: Rupert Hart-Davis，1975, p.137.

〔145〕同上，第287—288页。

〔146〕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London: Faber，1957, pp.152-153.

〔147〕张剑，第13页。

〔148〕同上，第7页。

〔149〕Frank Kermode, p.145.

〔150〕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151〕T. S. Eliot: The Man and His Work, Allen Tate ed., London: Chatto & Windus，1967, p.316.

〔152〕Frank Kermode, p.113.

〔153〕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154〕同上，第121页。

〔155〕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第92页。

〔156〕George Orwell,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ed., Sonia Orwell & Ian Angus, London: 1968, Vol. Ⅳ, p.65.

〔157〕Anthony Stewart, George Orwell, Doubleness, and the Value of Decenc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3, p.23.

〔158〕George Orwell,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London: Penguin Books，1982, p.69.

〔159〕Anthony Stewart, p.15.

〔160〕John Newsinger, Orwell's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26.

〔161〕Ibid, p.120.

〔162〕Ibid.

〔163〕安妮·肖斯塔克沙逊：《葛兰西的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164〕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65〕Anthony Stewart, p.33.

〔166〕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孙仲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167〕Anthony Stewart, p.12.

〔168〕Anthony Stewart, p.27.

〔169〕奥威尔：《奥威尔文集》，董乐山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170〕Anthony Stewart, p.34.

〔171〕奥威尔：《奥威尔文集》，第157页。

〔172〕Anthony Stewart, p.35.

〔173〕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7页。

〔174〕同上，第16—17页。

〔175〕John Newsinger, pp.24-25.

〔176〕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E. 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页。

〔177〕E. M. Forster, The Longest Journey, Oxford: OUP，1960, p.xiii.

〔178〕福斯特：《福斯特散文选》，李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79〕陶家俊，第111页。

〔180〕E. M. Forster,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2, p.68.

〔181〕陶家俊，第121页。

〔182〕E. M. Forster, Howards End, New York: Bantam Books，1985, p.138.

〔183〕陶家俊，第114页。

〔184〕殷企平：《英国小说批评史》，第152页。

〔185〕同上，第152页。

〔186〕同上，第153页。

〔187〕陶家俊，第23页。

〔188〕John Colmer, E. M. Forster: The Personal Vo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 p.5.

〔189〕福斯特：《福斯特散文选》，李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

〔190〕E. M. Forster, The Longest Journey, New York: Bantam Books，1997, p.116.

〔191〕Ibid，120.

〔192〕Ibid, p.209.

〔193〕Ibid, p.230.

〔194〕E.M.Forster, Howards End, p.255.

〔195〕Ibid, pp.255-256.

〔196〕赵志军：《文学文本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97〕Julie Rivkin, et al.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8, p.336.

〔198〕胡劲之，张首映：《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02—303页。

〔199〕同上，第299页。

〔200〕John Ackerman, Dylan Thomas: His Life and Work, Basingstoke: Macmillan，1991, p.15.

〔201〕Ibid.

〔202〕Walford Davies, Dylan Thomas: New Critical Essays,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LTD，1972, p.33.

〔203〕Miller， J. Hillis. Poets of Reality: 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p.195.

〔204〕胡劲之，张首映，第335页。

〔205〕赵志军：第3页。

〔206〕Roland Barthes, （trans.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Writing Degree Zero and Elements of Semiology, Boston: Beacon Press，1970, p.43.

〔207〕James Joyce, Stephen Hero,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Books，1944, p.176.

〔208〕波利亚科：《结构—符号文艺学》，佟景韩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209〕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210〕同上，第76页。

〔211〕M. H. Abram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93, p.1370.

〔212〕Murray Krieger, Ekphrasis: The Illusion of the Natural Sign,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p.204.

〔213〕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4—75页。

〔214〕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11页。

〔215〕Michael Bell, “The Metaphysics of Modernism”, Levenson, Michae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p.17.

〔216〕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

〔217〕Donald Davie, Purity of Diction in English Vers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eissued with postscript，1967, pp.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