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30年代英国文坛令人瞩目的文人斗士。他不仅以记者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参加过二战期间对欧洲战事的报道，而且他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对集权专制所做的预言至今尚无人能够超越。由于奥威尔曾明确表示，文学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政治性的恐惧、仇恨和忠诚成了人们意识中首当其冲的东西，不可能有非政治性的文学。”^〔156〕因此批评家们对奥威尔的评论，通常着眼于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政治思想，认为文学创作是奥威尔用以阐明其政治立场和观念的重要手段。关于奥威尔文学作品的政治性，学界已达成共识。但是，这种通行的奥威尔研究方法，忽略了奥威尔选择以文学阐发其政治思想的最初动力——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向世人揭示令人不安的真相，践行他本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本节将以奥威尔的散文、小说和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他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对奥威尔知识分子观的讨论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在英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

奥威尔极其重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责任。在1939年一篇名为《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939）的评论中，奥威尔通过对狄更斯这位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赞美，表达了他的知识分子理想。奥威尔指出，狄更斯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是自由的知识分子，是那些正在试图争夺我们的灵魂的、散发着臭气的褊狭的、正统观念共同憎恨的一个典型”。^〔157〕从上述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奥威尔对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基本理解——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的思想志士，应该永远站在各类褊狭、陈腐观念的独立面，与之进行斗争。在奥威尔看来，知识分子努力反对正统思想和教条的本色和立场还使他们成为得天独厚的、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在全面阐发其政治抱负的《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1941）中，奥威尔提出，英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如何作为将直接关系英国能否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按奥威尔本人的说法，他所谓的中间阶层（middling social group）是指“各类技师、享受高薪的技术工人、飞行员和他们的机修师、电台管理人员、电影出品人、大众媒体的记者和工业化学家等”。^〔158〕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具备一定或相当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知识分子。奥威尔把知识分子看作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他对知识分子的倚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的同时，奥威尔清楚地看到现代知识分子正在蜕变为驯服的专业人士，为某些阶级和利益集团所收编，被用以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利益。对这类知识分子的批判构成了奥威尔知识分子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本人也因此被有些评论家看做是“20世纪上半叶对知识分子最具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159〕奥威尔对知识界的批判首先见于《巴黎伦敦落难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在亲眼目睹并经历伦敦和巴黎贫民区的生活后，奥威尔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基于财富多寡的阶级关系提出怀疑，进而关注起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奥威尔在书中批评中产阶级知识界急于融入富有的统治阶层，实行对贫穷阶级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任何赋予贫穷阶级的自由都将对他们自己的自由造成威胁”。他们视贫穷阶层为“低等动物，一旦有了闲暇，就会制造危险；因此让他们忙得没有时间思考才安全”。^〔160〕在发表于《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1934-2003）的一篇评论中，奥威尔对中产阶级知识界支持极权统治的心理做了更为尖锐的剖析。奥威尔认为“苏联对于工人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的意义很不相同。前者亲俄是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是由普通人掌管一切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而知识分子则是部分地受到了权力崇拜的影响”。^〔161〕在稍后的另一篇评论中，奥威尔进一步指出，如果考察一下亲俄人士的构成，“就会发现他们绝大部分属于‘职业管理阶层’（managerial class），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狭义上的企业管理者，而是科学家，技师、教师、记者、新闻播音员、政府官员和专业政治家。总体来说，这些中层人士感觉他们在部分保留贵族传统的社会体制中同属一个阵营，但同时又渴慕更多的权力和荣誉。这些人把目光投向苏联，看到或是认为他们看到了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彻底根除上层阶级，使工人阶级安于现状，并把不尽的权力交给类似于他们的阶层。……英国的大批知识分子对此表现出了兴趣。”^〔162〕奥威尔以上对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的批判显得偏激、有失公允。但他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专业人士的批评却涉及了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哲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即有关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讨论。

有社会学家提出，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伴随着知识工业的迅速发展，知识分子在西方工业社会的地位不断上升，由学院专业人士、技师、记者、律师等组成的知识分子逐步取代了原来的有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新兴阶层。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nci，1891-1937）在其有关“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中把这一新兴阶层描述成有目的、有影响力、有组织的知识分子：

新兴知识分子的存在模式不再在于口才雄辩，这只是一种情感和激情的短暂的外在表现力，而是在于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永恒的游说家，而不仅仅是作为简单的演说家（但同时又高于那些抽象的数学思维），积极地参与实践生活。从“技术是工作”发展到“技术是科学”再到历史上人文主义的概念，没有了口才，一个人依然能成为“专业化专家”，但绝对成不了“发号施令的领导”（既专业化又政治化）。^〔163〕

然而，更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在承认知识分子地位上升的同时，对这些新兴的专业人士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他们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而是通过掌握、管理知识，与世俗权力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以法国哲学家班达为例。他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提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和正义的永恒标准，他们与那些为了物质利益和个人晋升而攀附世俗权力的知识分子有天壤之别。^〔164〕班达的论述在50年代的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奥威尔在班达之前就已通过他的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对背离社会职责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生动的揭露与批评。小说一开始，猪群和庄园中的其他动物在公猪“拿破仑”的领导下赶走了农场主琼斯，取得了诺曼农场的领导权。为了把猪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确立他们在农场中的统治地位，猪群捡回了被琼斯的孩子当做垃圾丢弃的识字读本，并开始偷偷地学习阅读和书写。3个月后，猪群利用一次偶然的机会向其他动物展示了他们的学识，从而确立了他们的知识权威地位，顺理成章地扮演起农场领导者的角色。在赶走农场主琼斯后的第一次收割劳动中，猪群们不再下地干活，而是指导和监管其他动物的劳作。小说中猪群通过掌握、利用知识实现社会分工、爬上农场领导阶层的做法显然是对现代某些背弃公共责任、利用知识谋求私利的知识分子的尖锐讽刺和责难。

然而，在讽刺和抨击知识分子放弃职守、背离原则的同时，奥威尔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有着深切的体会。在《作家与利维坦》（“Writers and Leviathan”，1948）一文中，奥威尔坦言，“很不幸的是，现在承担政治责任就意味着使自己向各类正统观念屈服”，向“党派路线”及“它所包含的懦弱和欺骗性屈服”。^〔165〕作为知识分子，奥威尔本人感受到的、要求个人屈从于权力集团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压力在他的政治科幻小说《1984》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在被思想警察逮捕后，接受了强制性的洗脑。极权统治的人格化身——思想警察奥布莱恩一次又一次地强迫温斯顿指鹿为马，甚至让温斯顿否认他自己的存在。小说中，奥威尔对思想警察剥夺、宰制个人思想自由的粗暴行径的细致描写令人触目惊心，但他对各类洗脑手段的夸张描写背后更蕴含着他对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深入考察。奥威尔通过“双重思想”（double think）这一颇为新颖且尖锐的提法，集中概括了极权统治下，知识分子被迫放弃个人思想，被迫接受所谓正统观念与集体意识的现实和命运。

知道不知道：意识到全部的事实却在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面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性，一方面又两者都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方面批判道德，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有道德；相信民主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相信党是民主的保卫者；忘掉一切需要忘记的，然后随时在需要记起的时候再回想起来，接着马上又再次忘掉——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个过程本身也要照此处理。最奥妙之处在此：要清醒地诱导自己进入不清醒状态，然后对自己被催眠浑然不知。甚至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也要用到双重思想。^〔166〕(www.daowen.com)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这一特殊关系是由他们“统治—被统治”的双重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法国哲学家皮埃尔·波第耶在论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时提出，“他们（知识分子）处于统治地位，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赋予他们以权力和各种特权；他们中的某些人所占有的文化资源数量之多甚至足以对文化资源本身施加影响。但在与享有政治、经济权力者的关系中，作家和艺术家却处于受支配的地位。”^〔167〕换言之，因为集中掌握民族的知识和文化，知识分子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流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知识分子同时又因他们独特的文化身份被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牢牢控制，后者要求他们为自己服务和效命。奥威尔明确指出，当时英国新闻媒体的记者中就不乏听命于英国政府者，社会生活中不乏为政府的殖民和种族政策辩护的典型事例。他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如我所愿》（“As I Please”）的评论中，做了一番统计，发现大多数记者，甚至包括左翼报刊的记者，仍在沿用对亚洲人的污蔑性称谓；“黑人”一词的首字母也仍以小写形式出现。^〔168〕在《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6）中，奥威尔在深入分析语言的堕落与权力运作的关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我们的时代，政治演说、政治文章通常都要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像英国继续维持对印度的统治、俄国的大清洗和大迁移、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诸如此类的事，辩护也是可以辩护的，可是辩护的理由在大多数人看来太不讲人道了，而且与这些政党公开宣布的宗旨不符。因此，政治言论就不能不含有大量的委婉语、回避问题的闪烁其词和完全含混的语言。^〔169〕

奥威尔进而暗示，记者等媒体专业人员、报业集团的管理者在滥用语言掩盖真相，诱使大众被动地接受政府、政党的政策和利益标准方面扮演了极为不光彩、极为可耻的角色。奥威尔明确表态，这种甘愿为权力集团代言的新闻专业人员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在1942年与几名作家的论战中，奥威尔写道：

我从未攻击所有的“知识分子”或“知识界”。我耗费大量笔墨，并使自己遭受巨大伤害的攻击指向那些相继出现、使这个国家受到侵扰的文学派系。这不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我认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学派系通常存在大约五年。在我从事写作的足够长的时间里，我目睹了三个此类派系的诞生……我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创作了思想上不真实的宣传作品，使文学批评沦落为拍马屁。^〔170〕

那么根据奥威尔的看法，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具备什么特质？该如何作为呢？在猛烈抨击那些“御用文人”的同时，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把作家—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界定为表达“个人的见解”，而不是遵守“党的路线”的“某种反叛”。^〔171〕在《为小说一辩》（“In Defence of Novel”，）中，奥威尔公开向读者表示，“我宁愿你们坦荡地与我存在意见分歧，也不想强迫你们改变观点，顺从正统观念。”^〔172〕奥威尔以上对知识分子的解说和他本人的表态与爱德华·萨义德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萨义德在其著名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2002）一书中也提出，知识分子最不应该的就是“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地位，甚至造成不快”。^〔173〕萨义德进而表示：

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一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被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174〕

从奥威尔的文学创作和评论看，他确实不折不扣地践行了他的知识分子角色。他的《巴黎伦敦落难记》详细地记录并展示了底层民众每日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真实生活状况。^〔175〕在小说《在缅甸的日子里》（Burmese Days，1934）和《马拉喀什》（“Marrakech”，1938）等评论中，奥威尔大胆地说出了殖民统治的本质和真相。虽然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值得商榷，但小说引发的激烈争论却恰恰实现了奥威尔希望公众参与讨论极权统治是否有诸多潜在危险的创作目的。就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关系而言，奥威尔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不仅继承了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而且也继承了产生于现代社会的、以“主权个体”（sovereign individual）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思想。奥威尔的知识分子观集中体现了他厚重的人文道德关怀，使他成为20世纪英国文坛奉行文以载道创作思想的又一重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