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 or Marian Evans）一位同时有着男性头脑和女性心灵的维多利亚女作家，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这个雄性十足的笔名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洋洋洒洒写下数部小说。这些作品不仅确定了她在19世纪英国文坛的地位，直逼前辈女性作家奥斯汀，成为与狄更斯、萨克雷齐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创了现代小说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的创作手法。同样注重心理现实的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曾在艾略特去世40多年后撰文，热情地赞扬这位前辈，称“她是女性中的骄傲和典范”。^〔99〕并再一次掀起阅读乔治·艾略特的热潮。无论是在早期的淳美乡村描绘中，还是在成熟后的广阔社会画面中，乔治·艾略特始终秉承着她的人文宗教观，有着浓重的道德伦理关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可比拟的细腻心理描写。这些思想特点和艺术成就让她成为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一直以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依托，从不沉迷于幻想世界。她的创作生涯一般被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着力描写自己熟识的英国农村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表达了对工业化之前宁静恬适的乡村生活的怀念；后期则扩大了题材范围，转而关心历史事件、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描绘了更广阔的社会画面。无论在清新淳朴的田园牧歌中，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场景中，乔治·艾略特一直坚持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第一部结集发表的作品《教区生活场景》（Scenes of Clerical Life，1857）中，她便借叙述者之口说出了这种偏好：我没有崇高的想象，也不善于编造令人娱乐的惊险事件，我唯一的长处便是展现真理，为你们呈现普通人的平凡经历。^〔100〕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肯定了她思想上对现实主义的认同。

乔治·艾略特在起步阶段谨慎地选取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那里平凡的人物、普通的家庭和简单的社会关系都是她的创作素材。当时，维多利亚小说正值鼎盛时期，萨克雷的《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s，1857-1859）和狄更斯的《小杜丽》同时在连载，狄更斯的《双城记》刚刚出版，勃朗特姐妹们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与之相比，乔治·艾略特虽然青涩，但没有熟练作家的高调文风。她笔调清新，稳稳扎根于日常生活。第一部作品《教区生活场景》描绘的就是她熟悉的教区生活。

乔治·略特延续农村生活题材，她的第一部长篇《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仍有恬静和美的田园风情，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摹。虽然艾略特的写作技法仍囿于文学陈规，但《亚当·比德》还是备受欢迎。在成功的背后，乔治·艾略特也对自己未来的文学发展做了思考。她逐渐将小说的重点从情节转向了对生活的表现。^〔101〕而后的两部作品，《弗洛斯河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和《织工马南》（Silas Marner，1861）更是大获成功，是集中体现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和艺术的代表作。前者强调家庭价值观，注重展现乡村的褊狭与封闭，后者将一出乡村悲剧演绎成一则不乏教育意义的现代寓言，它们共同奠定了乔治·艾略特在英国维多利亚文坛的地位。

伍尔夫非常概括地指出了艾略特作品的一大特点：“她总把同情放在普通人这一边，她也最善于详细描写平凡生活中那些纯朴的快乐和烦恼。”伍尔夫提到了艾略特前期的几部小说，她说它们非常优美，从作品里“我们感受到了只有戛戛独造的大作家们才能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温暖和轻松。而且，当我们在久违多年之后重温这些作品时，它们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仍然迸发出那样丰富的活力与热度”。^〔102〕

取得这些成就的乔治·艾略特不骄不躁，冷静地思考自己小说的走向。在前期小说中，羽翼尚未丰满的她在自己比较熟悉的乡村生活中融入个人经历，创作出具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作品。

然而，乔治·艾略特没有故步自封地停留在狭窄题材的创作中，所以在两次意大利之行后，她创作了长篇小说《罗慕拉》（Romola，1863），从此转向重大历史、政治、社会事件的小说创作，进入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虽然历史小说《罗慕拉》并未像前期作品那样受到追捧，但它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艾略特宽广的创作视野和渊博的知识，让读者认识到她不仅是位畅销书作家，还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继而，她发表了《费立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1866）、《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1872）、《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与第一阶段的作品相比，乔治·略特的后期作品明显“矛盾纠葛复杂，较简单的单线发展的情节转为多线索的、较为复杂的情节结构”。^〔103〕其中，《米德尔马契》在艺术成就上尤为突出，它通常被看做艾略特的代表作，是她艺术创作的巅峰，集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Gerald Bullet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说，它表现了“省城习俗的多样性和普通生活的重要性”。^〔104〕艾略特通过众多人物交织的命运深入思考了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得出人应该为自己的道德选择付出代价的结论。小说涉及社会变迁、宗教、婚姻等诸多话题，包含了大量的心理分析，表现出艾略特独到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传达了人生幻灭的挫败情绪。在当时备受争议的《丹尼尔·德龙达》表现出艾略特对社会多民族多元文化现象的关注和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这种对犹太民族的关切与支持暗示了蓬勃发展的大英帝国存在的种族意识危机感，体现了艾略特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她的博爱精神。与此同时，读者也看到一位在文学主题和艺术上永不停歇的探索者，她不仅向自己发起了挑战，还向整个时代精神叫板，带有跨时代的先驱意识。

在宗教思想方面，乔治·艾略特的改变也体现出她个人思想的完善，并为现实主义的道德说教打下基础。艾略特从小受到的宗教传统的熏染，使她在思想上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幼年时期受到多方影响，经历了与宗教的决裂。到了思想成熟期，艾略特认识到上帝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只是他不再以原有的形象出现在她的宗教思想里。她眼里的上帝是一种超自然的原始力量，是“爱”的象征，因此她的基本宗教思想是从感情出发、以人为本、以爱为核心的人文宗教观。

无可否认，乔治·艾略特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她对一切虔诚的宗教感情寄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因此最终也无法完全抛弃上帝和宗教。生于乡村的她从小熟悉英国农村的风土人情。在一首不显眼的小诗中，她曾写到童年的这段时光是“我一切善的种子”，她称其为“拥有孩提式满足感的幸福时光”。^〔105〕在淳厚的民风下，玛丽·安·埃文斯受到了严格的宗教和道德教育，她从小笃信福音教，每天潜心阅读圣经，并按时祈祷，经常参加义卖活动。在寄宿学校就读期间，受刘易斯老师（Miss Lewis）影响很深，而刘易斯小姐正是福音派运动的虔诚的信徒。虽然玛丽·安在之后的几年里放弃了福音教，但宗教精神在她身上长存不息。她的性情深受宗教影响，仁善永远都是她最主要的兴趣所在。^〔106〕

然而，在艾略特的思想深处，她又一直对基督教充满了怀疑。20岁那年，她随父迁居考文垂，并在那里经受了人生第一大转折。玛丽·安在新居结识了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1811-1884）及他的家人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都有自由主义思想，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抽象的意念和想法。她阅读了查尔斯·汉纳尔（Charles Hennell，1809-1850）的《基督教起源的调查》（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1838）和其他怀疑主义论著，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她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传统基督教的褊狭与非理性。她不堪忍受神对人的压抑，对神权、神学、教会采取了激烈的批评和否定态度，对带有惩罚意味的宗教教条以及宗教崇拜仪式予以拒绝。1842年，受到这些人的感染，得到他们的道德支持，玛丽·安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与形而上学的宗教决裂。

对于原有宗教观的否定使得艾略特走上了信仰人文宗教之路。这一转变与艾略特对欧洲大陆的激进哲学和进步科学思潮的亲近有着紧密的联系。1846年，乔治·艾略特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翻译了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学者大卫·施特劳斯（David F. Strauss，1808-1874）的无神论思想批评学著作《耶稣传》（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1835）。数年后，她又翻译了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的《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1841）。这两部译作的出版对英国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前者从科学的角度对基督教进行了颠覆性阅读，后者对基督教进行了历史哲学分析。它们不仅让玛丽·安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牛刀小试，也奠定了她的思想基础，让她摆脱宗教思想束缚，去追求更自由、更灵活的人文宗教。这时的她更认可孔德的实证主义“人类宗教”，认为它是“一种以‘人道’代替上帝的、‘以爱为原则，秩序为基础，进步为目的’的宗教观。她否定的是脱离了人的真诚情感的、形式上的宗教，尊重一切真挚虔诚的宗教感情，并把这种思想感受表现在她的作品中”。^〔107〕“人文宗教”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在《实证主义哲学》中提出，后用来指称一切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导的宗教主张而非实际信仰或具体宗派。这种宗教形式崇尚自然、情感，用爱和同情取代信仰。它批判旧宗教体系中存在的虚伪等一系列弊端，肯定并推崇博爱、宽容、克己的精神，推崇利他主义精神。除了直接接触孔德的实证主义教义，乔治·艾略特还从马蒂诺（Martineatu, H.）的删节本《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1853）和刘易斯对孔德更科学的阐释中获益匪浅。与此同时，她结识了密尔，英国最进步的知识领袖之一、孔德人文宗教的倡导者，是他让乔治·艾略特确定了自己的宗教哲学观。^〔108〕虽然严格地说艾略特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但在这种宗教精神辉照下，乔治·艾略特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哲学思想来表现这些普通生命的重要性，她不仅使这些人物跃然纸上，而且还让他们成为社会的缩影，然后用自己独到的人文宗教道德观来解决现世的道德矛盾和冲突。“对于乔治·艾略特来说，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并没有界限，至深的情感、痛苦的精神斗争和律师办公室的争执、选举上的吵闹、农庄厨房或顶楼的闲言碎语也没有界限。所有的一切都被她的深植的人类之爱所统一”。^〔109〕人文宗教观的确立让乔治·艾略特更清楚现实主义写作的意义，也在创作上更有的放矢。

乔治·艾略特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她始终如一地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她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心，致力于道德教育，并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深层次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还是对具体的人物、语言、行为，她都给予充分的关注，让每个细小琐碎的环节都能表现生活的一面，从而形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世界。她曾经在《亚当·比德》中阐明自己的观点：“我的主要意图，只是将男女人物和所发生的事情，按照他们反映在我意识中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写出来。这面镜子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所以反映出的形象往往会有点歪曲和模糊。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力求精确地反映我意识中的一切，如同我在见证席上发誓讲述我亲眼见的事物一样……”^〔110〕她不愿去描写伟大之物，而是将视线投到普通人的身上，用他们平凡的生活来反映时代。艾略特广博的知识和大量的阅读使得她对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她的创作表现出相当高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虽然她不赞同现实主义作品宛若镜子，可以反射世界的原貌，但她在个人视角的限制之下，尽量避免了艺术表现上的偏颇。可以说，乔治·艾略特正确地意识到了作家的局限性，从而在文学创作中小心谨慎、精心雕琢。她的兢兢业业不仅让更多优秀作品面世，而且使得现实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

乔治·艾略特现实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便是提倡小说的道德教诲功能。她在1851年至1858年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书评，其中大部分体现了她力求通过小说培养“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的思想。在她看来，“小说能够提供一幅人类生活的图景——一幅甚至能使猥琐自私的人都大吃一惊，并转而关注他人的图景；这样的图景可以被称作道德情感的原材料”。^〔111〕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乔治·艾略特不仅善于表现社会生活全貌，还十分重视道德修养，而小说正是传达此种思想的有效途径。用亨利·詹姆斯的话来说，她的小说“与其说是生活的图景，不如说是道德寓言”。^〔112〕在文学创作初期，艾略特就秉着“扩大我们的同情心”的宗旨进行创作。她认为作家就应该表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而不是沉溺于叙述上层社会的虚荣浮华，而这种社会责任感来自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叫做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斯宾塞的理论指明了个人与社会的有机关系，虽然个人有权利发展自己的兴趣与追求，但他永远也脱离不了社会，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个人也应该对社会负责。这一观念被玛丽·安消化吸收，继而又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在强调个人生存权利的同时，她呼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职责”。^〔113〕结合个人的社会职责和她的人文宗教观，乔治·艾略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人生有深入的理解和无处不在的同情心，就要有雪亮的眼睛，去发现普通百姓的喜悦与心酸，并按照现实的样子表现出来。谈到艺术或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与社会道德目的的关系时，她说：“我们从艺术家那儿获得的最大的收益……是拓展我们的同情。……艺术最接近生活；它丰富我们的生活经历，增进我们与自己生活圈外的人的联系。艺术家更神圣的职责是描述人们的生活”。^〔114〕

秉着这条原则，她反对作家为迎合读者创造皆大欢喜的结局，也不赞同为一味追求艺术美捏造的悲剧情愫。她强调真真切切的现实，强调平凡中见伟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产生同情、喜爱或憎恶的感情，才能让他们获得道德上的启示。像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乔治·艾略特喜欢用通俗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读者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真谛。但她从不用赤裸裸的说教方式传播道德观，而是潜移默化地唤起读者的同情心，用深入浅出的情节传授人生的哲理。

客观再现真实生活是众多现实主义者共有的特点，但是乔治·艾略特不仅极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还对更深层次的心理现实有所探索，这体现了她思想发展的新维度。她因“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显示出对人物心理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为自己的作品赢来了‘心理现实主义’的称号”。^〔115〕一方面，她受到终身伴侣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影响，关注人物内心刻画，表现一种更复杂、微妙的现实。学识广博、思维开阔的刘易斯除了拥有英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编辑等多重头衔外，还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还提出联系社会历史境况治疗心理问题，这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跃进。另一方面，艾略特一直不断地思考，她认为文学作品不仅应该批判社会，还应该深入地剖析心灵，从而透视内在的精神生活，表现人物行事的动机。以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龙达》为例，在小说结尾时，女主人公关德琳发现自己爱慕的德龙达与他人订婚的时候，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试图找到正确的处理手法，一方面设法安慰母亲，一方面不让德龙达替她着急。这与小说开始时关德琳骄傲自私的个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种转变被艾略特描写得惟妙惟肖。关德琳激烈的心理活动跃然纸上，十分令人信服，这让关德琳成为艾略特笔下非常有感染力的女主人公之一。在弗洛伊德阐释人类潜藏的意识世界之前，乔治·艾略特就独步一时地对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加以表现，所以她笔下的人物就更复杂、更立体，更接近于人性的本质，故事的戏剧冲突感也就更强烈。艾略特的这种艺术的尝试引领了英国文学的发展，使文学创作技法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从外部聚焦到内部。

在乔治·艾略特的有生之年，她已经用自己的文学艺术征服了维多利亚读者，并以其优秀的作品、高超的写作技法、不断探索的精神成为维多利亚后期文学界的领军人。在她辞世之际，“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1818-1883）称她为‘当世最伟大的作家’，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John Dalberg-Acton，1834-1902）称她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116〕艾略特的作品闪烁着智慧，充满了勤恳获得的各种知识和发人深省的洞察力，她能将人性的离合悲欢都展现在世人面前，探索人文宗教观下生命的意义，帮助读者变得有同情心、勇敢、无私。除了这份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乔治·艾略特还为英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现实主义后期，她不仅能够沿用这一风格，融合文学的道德探究和反映社会之功用，而且还探索性地加入了心理分析手法，使文学研究内化，由内而外地完成对人物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的认识。她高尚的抱负和严肃的艺术追求促使英国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的胜利是理智的胜利，是知识的胜利，是抹杀性别差异的胜利，是维多利亚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完美终结的华彩乐章。

小结

继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思潮成为19世纪文学的主旋律。作家们放弃了前者的瑰丽想象与主观情感，又一次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对社会诸方面冷静思虑，并以真实而生动的方式记录着国风民情，不遗余力地揭露社会矛盾、针砭人性卑劣，以期实现社会改良，表现出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简·奥斯汀以社会风俗小说首先搭起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桥梁。继而，萨克雷和狄更斯并驾齐驱，确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地位。前者着眼于上层社会，讽刺没落贵族的丑恶与卑劣，将批判精神带入现实主义；后者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展现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铺陈出广阔、深刻的社会全景。除此之外，女性作家异军突起，从各个方面揭露社会问题。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派小说暴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夏洛蒂·勃朗特发出女性主义的顽强抗争之音；玛丽·雪莱则以恐怖小说阐发了对科技、宗教、社会秩序的思考。至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日趋成熟。其中，乔治·艾略特以其人文宗教观、道德伦理关怀、社会责任感以及细腻的心理描写将批判现实主义推向新高。但随着英国国势的衰微、悲观主义抬头，英国文学也充满了悲剧情愫。此时，托马斯·哈代用一出出悲剧展现出人性弱点及宇宙无情，哈代以社会向善论为根基，深信文学的批判性和暴露性最终能够带来世界的改观和人类的进步。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思潮将文学作为审视社会的手段，以文字描绘社会历史画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使文学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为人类认识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注释

〔1〕Margaret Stonyk,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1983, p.9.

〔2〕Ibid, p.158.

〔3〕朱虹编：《奥斯汀研究》，北京：中华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6页。

〔4〕同上，第28页。

〔5〕同上，第136页。

〔6〕Edward Copeland & Juliet McMast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116.

〔7〕朱虹，第17页。

〔8〕同上，第8页。

〔9〕John Richetti,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 p.276.

〔10〕朱虹，第127页。

〔11〕同上，第157页。

〔12〕Stonyk， p.48.

〔13〕Christopher Gillie, A Preface to Austin.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pp.11-12.

〔14〕朱虹，第243页。

〔15〕同上，第63页。

〔16〕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7〕J. David Grey, ed. The Jane Austen Companion: With a Dictionary of Jane Austen's Life and Works by H. Abigail Bok. New York: Macmillan，1986， p.156.

〔18〕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p.3.

〔19〕朱虹，第361页。

〔20〕同上，第360页。

〔21〕同上，第362页。

〔22〕萨克雷：《名利场》，杨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

〔23〕同上，第3页。

〔24〕William Henry Hudson,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1927, p.231.

〔25〕萨克雷：《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安女王治下一位陆军上校的自传》，陈逵、王培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13—15页。

〔26〕G. U. Ellis, Thackeray. New York: Haskell House Pub.，1971, p.88.

〔27〕Ibid.， p.88.

〔28〕David Masson, British Novelists and Their Styles: Being a Critical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rose Fiction. London: Folcroft Library Editions，1977, p.240.

〔29〕Laurence Brander, Thackeray. Essex: Longman Group LTD.，1959, p.3.

〔30〕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5—76页。

〔31〕Hudson. p.231.

〔32〕萨克雷，《名利场》，第13页。

〔33〕同上，第60页。

〔34〕同上，第16页。

〔35〕同上，第19—20页。

〔36〕同上，第16—17页。

〔37〕同上，第21页。

〔38〕Richetti. p.382.

〔39〕薛鸿时：《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传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40〕Richetti. p.386.

〔41〕Stonyk. p.97.

〔42〕Ibid., p.147.

〔43〕薛鸿时，第110页。

〔44〕蒋承勇等：《英国小说发展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45〕Maria Frawley, “The Victorian Age，1832-1901”. English Literature in Context. Paul Poplawski,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p.503.

〔46〕Ibid.， p.442.

〔47〕Richetti. p.398.

〔48〕刘文荣，第130—131页。

〔49〕同上，第109页。(www.daowen.com)

〔50〕罗经国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05—106页。

〔51〕Harry Blamires,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 Co Ltd，1974, pp.360-361.

〔52〕Richetti， p.385.

〔53〕Lyn Pykett, Charles Dicken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2002, p.5.

〔54〕Richetti， p.386.

〔55〕薛鸿时，第279页。

〔56〕王守仁，方杰：《英国文学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57〕Stonyk, p.149.

〔58〕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59〕Stonyk, p.214.

〔60〕Richetti, p.534.

〔61〕Merryn Williams, A Preface to Hardy.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p.30.

〔62〕Ibid, p.15.

〔63〕蒋承勇，第178—179页。

〔64〕刘文荣，第251页。

〔65〕Hudson, p.285.

〔66〕刘文荣，第252页。

〔67〕王守仁、方杰，第148页。

〔68〕Miriam Allott, Elizabeth Gaskell. Essex: Longman Group Ltd.，1960, p.5.

〔69〕乔治·桑普森：《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刘玉麟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

〔70〕同上，第223页。

〔71〕刘文荣，第158页。

〔72〕Allott, p.4.

〔73〕Stonyk, p.131.

〔74〕夏洛蒂·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Ⅻ页。

〔75〕Carol T. Christ,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Victorian Age （7th ed. Vol. 2B）.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2000, p.1719.

〔76〕Christ, p.1724.

〔77〕Lyndall Gordon, Charlotte Brontë: A Passionate Lif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1995, p.65.

〔78〕Stonyk, p.128.

〔79〕Shwalter, pp.105-106.

〔80〕夏洛蒂·勃朗特，第188页。

〔81〕Gordon, p.30.

〔82〕夏洛蒂·勃朗特，第367页。

〔83〕F. B. Pinion, A Brontë Companion: Literary Assessment, Background, and Reference.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4, p.122.

〔84〕Ibid, p.138.

〔85〕夏洛蒂·勃朗特，第176页。

〔86〕同上，第页。

〔87〕同上，第页。

〔88〕Heather Gl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ë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190.

〔89〕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p.221.

〔90〕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刘新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91〕同上，第10页。

〔92〕Brendan Hennessy, The Gothic Novel. Essex: Longman Group LTD，1978, p.19.

〔93〕苏索才：《维多利亚小说》，《英国19世纪文学史》，钱青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第135页。

〔94〕Bruce Meyer, The Golden Thread: A Reader's Journey Through the Great Books. Toronto, Ontario: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2000, p.397.

〔95〕Hennessy， p.21.

〔96〕玛丽·雪莱，第5—6页。

〔97〕Gilbert & Gubar, p.222.

〔98〕Ibid, p.222.

〔99〕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房》，祝庆英、郑淑贞、方乐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00〕Frawley， p.443.

〔101〕Lettice Cooper, George Eliot. Essex: Longman Group，1951, p.15.

〔102〕乔治·艾略特，第3页。

〔103〕蒋承勇，第162页。

〔104〕Cooper, p.25.

〔105〕Ibid, p.4.

〔106〕Ibid, p.5.

〔107〕蒋承勇，第160页。

〔108〕F. B. Pinion, A George Eliot Compan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81, pp.63-64.

〔109〕Cooper, pp.33-34.

〔110〕蒋承勇，第165页。

〔111〕殷企平等：《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112〕Cooper, p.13.

〔113〕马建军：《乔治·艾略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114〕同上，第86页。

〔115〕蒋承勇，第162页。

〔116〕马建军，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