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是“英国最著名的文学女继承人”，一直和许多著名的人物脱不了干系。^〔89〕她的父母均是小有名气的思想家，丈夫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又是大名鼎鼎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无形地影响着她的成长，为她的创作埋下了种子。她将满20，正值豆蔻年华之时，就写出了经久不衰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1818），震惊了英国文坛。何以斯文小姐涉猎恐怖题材，但又超越了常见的哥特小说之界？玛丽·雪莱整合了迷离的科幻色彩、毛骨悚然的恐怖因素、深切的人文关怀，创作出一部不朽的长篇小说。有人称她为科幻之母，有人赞誉她的小说是最伟大、最恐怖的作品之一。《弗兰肯斯坦》几度被搬上舞台、拍成电影，又被翻译成100多种语言，流传于全世界，它不仅是一部长盛不衰的流行小说，更是玛丽·雪莱由科学幻想和哥特风格引发的社会思考。她挑战了传统女性题材，表现了科学突飞猛进下社会的矛盾心理，将宗教、道德、政治、女性四要素融会其中。一面是不羁于世的奇思妙想，一面是深切入微的社会关怀，两者巧妙地融合，让一部科幻恐怖小说在文学经典的殿堂里也熠熠生辉。

《弗兰肯斯坦》的诞生开创了科学幻想作品的先河。它与一般传统小说的区别在于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它又是一种文艺创作，并不担负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这一新型文学样式在19世纪初科学万能与理性前锋的风气之下出现，自然就带有科学的烙印。它又富于幻想，脱离现实，在写作上比较靠近浪漫主义风格。科学内容与文学幻想的结合使得这部作品独出机杼，成为现实主义文学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弗兰肯斯坦》是一部科幻小说的范例。在玛丽·雪莱生活的年代，英国的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它们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影响了人的思想。从18世纪开始展开的工业革命，给科学幻想作品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807年富尔顿发明蒸汽轮船，1814年史蒂文森制造了火车。科学不仅是贵族闲暇的奢侈休闲品，也深入普通人民的生活。在科学与理性逐渐深植民心的状态之下，一方面，人们有高涨的求知热情和进行创造的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对突如其来的科学知识深感疑虑，心情矛盾。对于文学创造者来说，科学无疑为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领域。玛丽·雪莱的广泛阅读让她对最新的科学发明创造并不陌生，所以在创作哥特小说的时候，她巧妙地利用了电、化学、解剖学等知识，使小说更离奇。其中，《弗兰肯斯坦》的灵感也是来自于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的一个试验。在作品酝酿阶段，玛丽·雪莱无意间听到了雪莱和拜伦的一段谈话，他们谈到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将一段细面条放置于一个玻璃容器中，直至它以某种特殊方式开始做自发运动”。^〔90〕虽然此试验无据可考，但它却激发了玛丽的想象力，她将生物学和流电学结合，想出了造人的这个话题，写完了《弗兰肯斯坦》。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科学因素的介入，《弗兰肯斯坦》成了早期科幻小说的源头。科幻小说借鉴科学探索，关注尚未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对科技发明或者科学思想的性质发表批判性的看法。可以说，《弗兰肯斯坦》是第一波科技浪潮的产物，是科学飞速发展的人文反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幻小说后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玛丽·雪莱的尝试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配合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达尔文进化论，促进了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

除了科学的渗入，《弗兰肯斯坦》还受到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个人经历上，玛丽深受丈夫诗人雪莱的影响。他们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喜欢一起读书讨论。雪莱称玛丽是一个能体会诗情和理解哲学的人，玛丽也从丈夫那里吸收了很多文学思想，她称丈夫的思想远比自己的“敏锐、深邃”。^〔91〕在玛丽·雪莱后来的创作过程中，她从雪莱的诗歌中得到很多启发。其次，她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过往甚密，所以她的作品中也反映出他们的话题和写作手法。例如，玛丽·雪莱借鉴了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抒情歌谣》（Lyrical Ballads，1798）中《老水手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写法，这首诗有强烈的戏剧性，并大量运用象征手法。^〔92〕第三，在文学表现上，《弗兰肯斯坦》也体现了诸多浪漫主义特点。玛丽·雪莱创造了拜伦式的人物，“有个性”，“有罪感”，“内心苦闷”。^〔93〕并在小说中展现了自然的神奇壮美，如日内瓦的湖光山色、北极的茫茫冰原。除此之外，小说人物有强烈的情感表述，尤其是怪物这一角色。作品自身也充满了非凡的想象力，正是科学和幻想的结合缔造了科幻小说这种新的小说样式。

玛丽·雪莱不仅在《弗兰肯斯坦》中成功地运用了科幻元素，还融合了哥特形式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达到了激发读者内心恐惧与怜悯这一审美意图。此部小说的创作缘起于一本鬼故事书Fantasmagoriana（Tales of the Dead，1813）。因对这部流行小说的痴迷，玛丽·雪莱夫妇及医生兼作家的波利多里（John William Polidori，1795-1821）应拜伦的提议，开始了一场写鬼故事的比赛。谁知两位大诗人的诗情雅致全然不适合恐怖情节，而玛丽和波利多里却在这次比赛中写出了千古绝唱。波利多里的作品《吸血鬼》（The Vampyre，1819）成了英国第一部吸血鬼小说，而玛丽的《弗兰肯斯坦》不仅成了第一部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而且还是哥特式小说在其经典时代的巅峰之作。玛丽·雪莱阅读过大量哥特式流行小说，自然在创作中受了哥特风格的影响。除了在度假期间消磨时间所读的哥特小说之外，雪莱夫妇恰巧正在读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60-1844）的《凡特克》（Vathek，1786），这是一部具有东方风格的哥特作品，拜伦更是对此书大加追捧。除此之外，刘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1775-1818）的《修道士》（Ambrosio; or The Monk，1796）、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尤多尔弗的秘密》都在她的读书列表之内。关于造人的话题，在当时的哥特小说中并不多见，歌德和戈德温曾对此话题有过处理，但并未因此留下值得回味的作品，反而年纪轻轻的玛丽·雪莱对这一题材的加工影响最为深远。恐怖的造人场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未知地域的描写，《弗兰肯斯坦》中样样不少。玛丽·雪莱运用了各种手段，让她的故事怪诞诡奇，读者不由得毛骨悚然。后哥特时期的作品都延续浪漫主义的诸方面的特点，强调幻想、黑暗、奇异、鬼魅，与启蒙时期的理性和现实主义的客观相悖，性质上更接近拜伦、雪莱等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玛丽·雪莱以浪漫主义作为桥梁，很好地联结了科幻与哥特元素，并将这两种流行小说样式融于文学正典。

玛丽·雪莱的作品之所以没有流俗，而是成为了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是因为她博大的社会关怀与小说中所涵盖的大量警世因素。她不仅用寓言式的方法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尤其是宗教由于科学的突飞猛进愈显式微化，而且指出了科学发展带来的道德问题。除了对科学与宗教、科学与道德的关照，玛丽·雪莱还将政治与女性两大因素融入到科幻恐怖小说之中，使其具有更直接的社会联系和更深远的政治意义。

19世纪初，宗教受到科学冲击，地位动摇，面对此种状况，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大量使用了圣经的引喻，影射科学对宗教的挑战。小说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企图通过科学创造生命。这一对应关系暗示了宗教核心地位的岌岌可危。然而，在那个充满科学万能、人类社会将迎向一片光明的普遍论调之下，玛丽·雪莱并没有轻易地认为科学即是“良性”的。因为玛丽有所保留的态度，所以在人物塑造上就产生了“怪人”这一悲剧性的形象。一方面，怪人和亚当极其相似。获得生命的时候，他们各自的造物主都以为可以造出完美的生灵；生命伊始，怪人有着和亚当一样的纯真。另一方面，怪人与撒旦处境相近。两人同被造物主遗弃，由对造物主的依恋变成反抗、报复，走向罪恶的一端。这一变化暗含了玛丽·雪莱相信科学正在挑战宗教，有朝一日科学可能会实现上帝的宏伟计划，取代宗教的权威。但与此同时，她也表达了对科学的怀疑。科学能否对自己的成果负责，那还得另当别论。

由科学引发的道德问题在玛丽·雪莱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人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正如上帝要对他神圣的设计负责一样”。^〔94〕为了传达这层含义，玛丽·雪莱借鉴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小说的副标题便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The Modern 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的传说以埃斯库罗斯（Aeschylus，525-456 BC）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430 BC）为基础，讲述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并充当人类的老师，教他们如何生活。为了人类的幸福，他盗取了火种，得罪天神宙斯，被缚于高加索山。神鹰每天白天来啄食他的肝脏，可到了夜晚肝脏又长出，他就在这样的折磨下生存着，直到赫拉克利斯将他解救。玛丽·雪莱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颇似普罗米修斯，他们两人都创造出人，日后又因自己的创作遭到惩罚。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即弗兰肯斯坦，与他同名的前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对他的作品负责，没有像父亲一样教育怪物，而是遗弃了他，让他在孤独中误入歧途。换言之，科学和技术的不当使用会变成滥用，会危害社会，所以道德是游走于两者之间的砝码，缺乏正当的道德原则和心中的仁爱，科学技术的恶性发展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必需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而不是只痴迷于创新，但却忽视后果。这一批判直面当时高歌猛进的科技发展，为过度乐观的科学拥戴者敲响了警钟。(www.daowen.com)

除了表现科学的动摇、提出科学发展中的潜在道德问题，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还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它不仅影射当时的政治状况，还赞扬弱者的反抗精神。在这方面，玛丽受到父亲的影响最为明显。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有自由主义者、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小说家等多重称号，在19世纪初影响不凡。父亲戈德温最著名的小说《世事如是，凯乐伯·威廉斯大冒险》（Things as They Are; or, 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1794）利用哥特模式探讨思想意识的话题，他另一部政治论述《政治正义》（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1793）预测法国大革命将在英国以和平的方式出现，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理性思考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弗兰肯斯坦》中怪物的社会经历呼应戈德温的社会学理论，他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成长的，即“当怪物试图适应社会时，他很快发现财产分配不均，有人富贵骄人，也有人贫困潦倒，人们讨厌并排斥那些穷光蛋。如此一来，贫困和孤独就滋生了痛苦和犯罪”。^〔95〕由于社会并未接纳怪物，所以他转而有了反叛精神，这种对主人及整个社会不公的反抗揭露了彼时英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还反映出英国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激烈的论战。玛丽·雪莱的父母也参与到其中，所以这种争论对玛丽来说不会陌生。刘新民在翻译《弗兰肯斯坦》时，写了题为“略论《弗兰肯斯坦》的反叛主题”的代序，讲述了这次争论的原委：

以辉格党人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1729-1797）为代表的政客恣意攻击法国大革命，哀叹反动王朝的垮台，将革命党人斥责为食人肉的妖魔鬼怪。为了反击伯克的谬论，著名激进派政治家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1737-1809）在《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1791）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任何不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谋利益的政府都必须被推翻。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彻底摧毁魔鬼般的贵族阶级。威廉·戈德温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其他著名激进派政论家亦纷纷著书撰文，抨击法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强调要以暴力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弗兰肯斯坦》的反叛主题正是呼应了当时那场以压迫与反压迫为中心的大论战。^〔96〕

怪物的反抗与社会上激进分子的反抗形成类比，从个人的叛逆升华到社会上的政治反击战，小说从而有了广度，也表现出作者对世态的关注。这种关注深化了科幻恐怖小说的主题，使其更具有19世纪的社会批判性。

除了广阔的社会视角，玛丽·雪莱的作品中还融入细腻的女性关怀。虽然小说没有着力塑造女性形象，而是讲述沃尔顿、弗兰肯斯坦、怪物三个男人的故事，但是它却处处与女性经历相关，展现了母爱缺乏的后果以及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是女性作家独特思想的展现。

在玛丽·雪莱看来，母爱的缺失是怪物走向毁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小说中，怪物渴望拥有人的身份和归属感，他向往爱情和友谊，然而却被他的造物主所剥夺，所以他自暴自弃，走入歧途。这一心理与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教育论述《爱弥尔》（Emile，1762）中的思想是一致的。卢梭强调母爱的缺失会对孩子造成永久的伤害，对于这一观点玛丽·雪莱更是感同身受，所以她笔下的怪物没有母亲、缺乏母爱，甚至创造他的人也没有负起父亲的责任。在社会和心理的两种压迫下，怪物无以选择地走上毁灭他人、毁灭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作品发出的警报讯号，发人深省。

虽然玛丽·雪莱不算是女权主义者，但她仍然在小说中借怪物的境遇表现出男女不平等的经历，是女性主义较早期的表现，这也是她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特点之一。女性题材的摄入与玛丽·雪莱的母亲的影响密不可分。她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女权辩护》成为女权主义的先锋人物，她提倡女性教育，对女性独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个人问题，维多利亚读者对她的大作并未表现出过分的钟爱，当时的评论界认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位“哲学上的荡妇”（a “philosophical wanton”），所以人人都对她过度狂热的观点避而远之。^〔97〕但她的女儿却在失去生母的岁月里，竭尽全力地去了解母亲，认真阅读母亲的作品及其评论，领悟她的思想。《为女权辩护》的核心思想是男女教育的不平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强调女性应该享受同样的教育，应该有选举的权利，能够行使政治权利，可以在外工作，而不是只是家庭主妇。在《弗兰肯斯坦》中，两位男性沃尔顿和弗兰肯斯坦都未能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伴侣，这也正是当时男性态度的写照。在怪物要求拥有自己的新娘的时候，他遭到了弗兰肯斯坦的拒绝。可见，在两位男性眼里，女性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怪物有时和妇女有一样的社会境遇，承受着与女性类似的命运。他没能接受教育，只能自学。广义上来讲，书中的怪物和女性都是受歧视的弱者，所以玛丽·雪莱很容易将女性的境遇移植到怪物身上，借以传达平等的思想。因此，《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1979）的作者认为《弗兰肯斯坦》虽然有表面的男性特征，但却完全是一部女性小说。吉尔伯特和古巴强调：“玛丽·雪莱这一时期的思想还伴着她特有的女性生理和心理变化，她迎来了自己的性觉醒期，并正经历着将为人母的突兀转变，而她的作品也呼应了这种女性变化，用莫尔斯（Ellen Moers 1929-1979）的话来说，《弗兰肯斯坦》就是一部关于诞生的神话（a ‘birth myth’）”。^〔98〕但总的来说，玛丽本人对女性主义思想的贡献并不大，她只是继承和发扬了母亲的思想，并没有创建自己的理论。但是，她的女性关怀使得小说突破了流行小说的轻浮，让其更具深刻的含义。

综上所述，玛丽·雪莱在思想巨人的影响下，建构着自己的思想体系，一个包含人文和科学、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体系。凭借她的颖慧好学、富于想象，玛丽·雪莱创作出了《弗兰肯斯坦》这样传世之作，创下文学史上的很多第一。玛丽·雪莱把一部本来可能只局限于娱乐的作品写成了一部现代寓言，表达了她对现代生活的严肃考量，关涉到科学与伦理、创造与责任、理性与情感等诸多问题，可见她思想的厚实。虽然她的作品数量不丰，除了《弗兰肯斯坦》外，鲜有杰作，但单凭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文学上的突破就足以让世人对玛丽·雪莱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