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史上，勃朗特三姐妹同登文坛，并各自以风格别致的作品留名载誉，实属罕见。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的《简·爱》（Jane Eyre，1847）、艾米莉（Emily Brontë，1818-1848）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安妮（Anne Brontë，1820-1849）的《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1847）都引起了英国文坛的轰动。而三姐妹中，属夏洛蒂的作品最丰厚，成就最突出。在孱弱的外表之下，她们有强大的灵魂力量，敢于挣脱沉重的枷锁，让世人听到女性的声音。在短暂的生命中，她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著，还展示了女性的才华。萨克雷在纪念夏洛蒂的文章《最后一幅素描》（The Last Sketch，1860）中说：“‘凡是读过她的书的人，谁不钦佩这位艺术家典雅华贵的英语文体，谁不钦佩这位妇女对真理的炽热的爱，她的勇敢，她的纯真，她对邪恶的义愤，她热切的同情心，她虔诚的爱和信仰，她激越的荣誉感？’”^〔74〕随着时间的推移，夏洛蒂·勃朗特不仅和萨克雷等著名男性作家一同成为经典大师，而且还是当之无愧的女权主义先驱作家，是女性追求平等的先声。

今天的读者拿起《简·爱》时，恐怕难觅彼时读者的心境，很难看出这是一部超凡脱俗的作品，无非是相貌平平的女家庭教师的成长过程以及她的爱情追求，何以占尽美名？只有当我们把它置放在原始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得以看清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权主义思想如此地超越时代。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以萨拉·艾里斯（Sarah Ellis，1812-1972）所著的《英国妇女》（The Women of England，1839）为参考手册，书中内容似中国的“三从四德”，约束着女性的行为，强调女性应服从于男性，它界定了何谓优雅，传播着所谓的美德。书中指出：“对知识的追求不要超越客厅文化，否则就违背了自然和宗教传统。女性通常都是用这些与性别有关的特点去衡量的，即温柔、天真、热爱家庭、顺从。在这些美德下，女性就成了考文垂·巴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1823-1896）同名诗歌‘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1854-1862）中的‘天使’”。^〔75〕虽然女性教育业已开始，但妇女真正可以获得大学学位还要到20世纪，而直至19世纪末，女性的职业还只局限在家庭教师这个类别里。维多利亚时期强调的似乎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倘若跨出雷池半步，企及成为作家，或拥有男性专有的职业，那就得曲折行事。那些严守时代美德的女性，过着貌似优哉游哉的生活，但实质上这种生活是对女性自由的压抑。它无形中扼杀了女性的创造力，也令她们的生活黯然无光。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位敏锐的革命者，不仅意识到此种性别歧视的危害性，而且利用文学对其口诛笔伐。在《谢利》（Shirley，1849）中，她描写了主人公无法释放自己的能量，甚至无聊地想通过死亡寻求解脱。^〔76〕

在这样的背景下，勃朗特的文学追求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社会的重重阻挠下进行的。早在1836年，夏洛蒂就曾将自己的几首诗寄给了当时著名的桂冠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不料骚塞对她的这一举动十分不满，他回信写到：“文学不能也不应成为妇女的终生事业。她在她应尽的职责方面做得越多，就越无闲暇从事文学活动，即便作为一种才艺和消遣亦是如此。你现在尚未负起那些职责，等你负起那些职责时，你就不会那样热衷于成名了”。^〔77〕骚塞认为夏洛蒂没有特殊的写作才能，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女性不应该从事这项事业，这是男人的专权。骚塞的观点并非一己之见，而是维多利亚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划分，是历史遗留的性别歧视。面对这样的状况，夏洛蒂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倔强地坚持文学创作。

虽然夏洛蒂·勃朗特并非孤军奋战，但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在对待女性状况问题上远没有夏洛蒂的魄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女性作家以写女性的罪行来赢得读者，逐渐成为女性文学的传统，只有一小部分作家意识到这一传统的局限性。比如伊丽莎白·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为女性争取获得“精神食粮”（Nourishment for the Mind）的权利，容琪（Charlotte Yonge，1823-1901）和查尔斯·金斯利两位作家的小说表现出个人激情、宗教道德和义务的调和。^〔78〕但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像夏洛蒂·勃朗特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英国文学传统。奥利芬特第一个注意到《简·爱》改变了女性传统的方向：“或许，和她［夏洛蒂·勃朗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哪个可以像她一样为当代文学烙下印记，也没有哪个可以吸引如此多的追随者走上这条奇特的道路”。^〔79〕夏洛蒂·勃朗特很清楚自己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反叛，在她的书信中，夏洛蒂曾为自己定下一个写作标准，即：

小说里那些标准的男女主人公，我向来不感兴趣，我不相信他们是自然的，也无意去模仿。倘若我被迫不得不去抄袭这样的人物，那我肯定干脆什么也不写。……除非我有自己的话要说，除非我的眼光能够超越最伟大的文学大师，去研究自然本身，我无权描绘什么。除非我有勇气使用真理的语言，摒弃世俗的陈词滥调，我理当保持缄默。^〔80〕

在崇高理想的指引下，夏洛蒂·勃朗特以饱含激情的笔调，写出了新女性小说。虽然她阅历有限，但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情感的理性控制，她创作出有别于过去的女性形象，成为女性主义的先驱作家。

囿于生活环境和性别的种种限制，夏洛蒂·勃朗特只能徘徊于狭窄的题材范围内，所以作品具有强烈的半自传性。自传体小说已经随着狄更斯的大作《大卫·科波菲尔》为人所知，其后的作家经常会利用自己最驾轻就熟的题材进行创作，女性作家的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像大多数作家一样，夏洛蒂·勃朗特以个人经历、周围环境和人物为题材，她的小说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的生活经历之中。1824年，夏洛蒂被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里环境恶劣、教规严厉，两个姐姐纷纷染病，并相继去世，夏洛蒂也回家自学。这段记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在她创作《简·爱》的时候，这所寄宿学校就搬进了作品中，同时为了纪念姐姐，夏洛蒂还创造了海伦·彭斯，一位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1824至1831年间，夏洛蒂与弟弟、妹妹在家接受父亲和姨妈的教育。为了缓解家庭经济，父亲希望女儿成为家庭教师，所以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夏洛蒂·勃朗特做了两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但这一切只让她更讨厌这份工作，她亲身体验了作为一名家庭女教师的辛苦与屈辱。这也是为什么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赋予了女主人公更多的自由，并让她得到理想中的平等。为了自力更生、贴补家用，她建议妹妹们在霍沃思一起创办自己的学校。由于法语不好，她们用姨妈给的一笔钱去布鲁塞尔攻读法语。她们选择的法语学校由黑格夫妇创办，并由黑格（Constantin Heger，1809-1896）先生亲授法语。黑格先生的法国文学造诣很深，他不仅在短短一年内让勃朗特姐妹掌握了法语的基础知识，还令她们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姐妹们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还了解了各种流派的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夏洛蒂对黑格先生的崇拜逐渐转为暗恋，她认为这位先生对年轻女子非常有吸引力，他容易激动，有点粗鲁，但十分率直爽快，又聪明过人。但她没有将这份情感公之于众，而是默默地埋在心底。从事文学创作时，她经常重温这段往事，《教师》（The Professor，1857）便以她在布鲁塞尔的这段经历为蓝本；最后一部作品《维莱特》（Villette，1853）也是对她的苦恋的艺术再现。由于人物和情节都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具有充沛的个人感情，在表现女性挣扎于男权世界中时有很强烈的冲击力，这是英国小说史上未曾有过的，可以说半自传性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作为女性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特点是想象力丰富，作品中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她小的时候，离群索居的姐妹们无以排解孤寂，于是开始在文字中寻找慰藉，任凭想象力在沼泽旷野驰骋。而就在游戏之时，她们已经开始了幼稚但又认真的创作活动。夏洛蒂和弟弟勃兰威尔（Branwell Brontë，1817-1848）合作编写了《安格利亚》（Angria），写一个虚构的非洲王国的战争和冒险；艾米莉和安妮则联手创作了《贡达尔编年史》（Gondal），讲述了神秘的南北太平洋岛国的战争和阴谋。夏洛蒂的成名作《简·爱》明显带有《安格利亚》的传奇色彩，罗彻斯特古怪的性格和神秘的过去都使他成为一位拜伦式的英雄。而简·爱也没有向命运屈服，经过一番周折才有情人终成眷属。除此之外，她早年对浪漫主义作品的钟情也对她思想的表达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儿时，夏洛蒂可以徜徉于父亲的书房，随意翻看喜欢的作品，不受清规戒律的限制。那时她最喜欢的要数拜伦和司各特。她读了《该隐》（Cain，1821）和《唐璜》（Don Juan，1819-1820），这两部诗集可算得上是女孩的禁书，可是由于她特殊的个人背景，没有人左右她的选择。夏洛蒂自然还读了容易接受的《希伯来歌曲》（Hebrew Melodies，1815）和较为流行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12，1816，1817）。在拜伦作品的影响下，夏洛蒂·勃朗特塑造了罗彻斯特这个典型的拜伦式的黑暗英雄，他有隐秘的过去，骄傲自大，喜怒无常，愤世嫉俗，眉宇间有着挑衅，心中却满怀悲哀。但他情感饱满，敢恨敢爱。对于小说，她最推崇司各特，认为司各特之后的小说都“分文不值”。^〔81〕当她和弟弟一同创作《安格利亚》时，她们便是以上面这两位作家为楷模，作品中充满了少年狂想，感情激烈澎湃。在女性人物表现上，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女性都有强烈的个人意识，这是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比如，在《简·爱》中，女主人公向往冒险，主张自由平等，追求自我完整。整部小说不乏激情和想象力，它强调个人的情感，女性人物细腻的思想变化和强烈的情感世界都跃然纸上。对强烈感情的表现继续出现在夏洛蒂·勃朗特后期的作品中，很显然这是早期浪漫主义影响结出的硕果。而彼时的现实主义风气却对此不屑一顾，所以当夏洛蒂将它揉进现实之中，读者眼前一亮，大为称赞。

虽然夏洛蒂·勃朗特富于情感，但她遏制住了感情的洪水，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思想，用现实主义弥补浪漫主义的不足。她转向小说创作的初期，抛弃了儿时的瑰丽想象，采用平淡的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了《教师》，但作品在出版商处遭遇滑铁卢，此书直至她死后才得以出版。夏洛蒂痛定思痛，总结了失败的教训，重新将自己擅长的浪漫主义感情吸收到现实主义之中，创作出《简·爱》，并一举获得成功。《简·爱》中既有惟妙惟肖的现实画卷，又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上层社会的虚伪和罪恶以及贫苦百姓的不幸遭遇。透过女家庭教师的眼睛，读者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在此种环境下个人的挣扎。在反映社会问题的同时，小说也关注细密的心理世界，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夏洛蒂·勃朗特羡慕狄更斯和萨克雷了解社会的深度和广度。“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的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有魄力、有能力处理奴隶制这样一个重大题材，她甘拜下风”。^〔82〕她记得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1817-1878）对《简·爱》的批评，不要让自己的小说变成情节剧，不要远离自己熟悉的经历。倘若任《简·爱》中的情感如潮水般涌出，那么她就会成为第二个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向来不喜欢奥斯汀，若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步她的后尘，那可就太有讽刺意味了。^〔83〕为了走出描写个人激情和内心生活的狭窄圈子，夏洛蒂·勃朗特挑战自我，转向广阔的社会画面，试图处理工人运动和劳资冲突的重大题材，于是，以1812年约克郡的工业暴乱为背景的《谢利》便诞生了。在一番曲折的摸索、追求之后，夏洛蒂·勃朗特终于知道自己的特长所在，所以创作《维莱特》时，她已是驾轻就熟。《维莱特》重返个人内心生活题材，被誉为夏洛蒂最成熟的作品，是继《简·爱》之后的又一佳作，备受褒奖。很明显，她丝毫没有松懈地控制着作品的协调性，克制了跑题的冲动，使作品有了更紧密、贯穿融会的风格。^〔84〕难怪这时马克思将夏洛蒂·勃朗特同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并列，称之为“当代杰出的英国小说家”。(www.daowen.com)

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特质并存的情况下，夏洛蒂·勃朗特更倾向于将自己的作品归入现实主义。她在书信中明确地说：“我以为，作家的第一职责，是忠于真实和自然；第二职责，是勤勤恳恳地钻研艺术，以雄辩而有效地阐释这两位伟大神灵所宣示的教谕”。^〔85〕秉着这种精神，夏洛蒂在创作中总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弊端。她赠给萨克雷的美名是“当代第一位社会改革家”、“力求匡正时弊的工作者队伍的领袖”。^〔86〕同时，这也是她自己努力的目标。她注重作品的社会功能，希望它们能给读者带来道德上的帮助，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一个侧重点。

她写作的宗旨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为自娱或取悦于少数有闲者。她坚持作家的社会职责，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她强烈反对不道德的文学艺术。“一个真正热爱人类的人，应该献出毕生的经历来保护和捍卫人类；应该荡涤每一种诱惑，横眉怒对它的鬼蜮伎俩。”（848）她强调说，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如果对读者没有好处，他会感到主要目的没有达到，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318）这个“好处”，首先是道德上的裨益；是促进人性的升高和净化，不是使它堕落；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其次，才是给人以美的感受。^〔87〕

忠实于自然和文学服务于社会这两个特质都让她的现实主义风格更强劲，让她与现实主义大家并驾齐驱。她利用主观叙事视角、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将时代所拥有的经济、道德、社会生活如实地呈现出来。加之不寻常的女性人物以及她们顽强不屈的追求，夏洛蒂·勃朗特至今仍有大量的读者。

夏洛蒂·勃朗特不仅利用了女性情感丰富的优势，适时适度地克制了滥情的趋势，成为感性与理性并存的优秀作家，还通过新女性形象的刻画当之无愧地成为女性主义先驱。夏洛蒂·勃朗特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在女性题材作品中的突破。在她的小说中，她善于表现思想独立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她们要求在情感、知识上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使女性人物不只属于“家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和“阁楼上的疯女人”（Madwoman in the Attic）两种既定模式，她们不接受命运的摆布，顽强地寻找自我。比如，她谴责家中天使的形象，创造了家庭教师简·爱这一女性形象，她其貌不扬，但却有着复杂的成长经历，从女孩到年轻女性，经历了重重危险，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在英国文学史上，简·爱是第一位不屈于世俗压力、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而她的创造者夏洛蒂·勃朗特也是英国表现这种女性的呼声的第一人。

弗林特在她的文章“女性作家，女性问题”（Women Writers, Women's Issues）中提及奥利芬特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评价，即夏洛蒂·勃朗特使女作家展现世俗外衣下女性心灵这一题材成为可能。恰恰是将女性的内心世界展露于世、拒绝被动、承认女性对积极生活的需要使勃朗特与保守的同辈女作家有了区别，也正是这种精神成了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88〕

勃朗特因此影响了后代的众多女性作家，让她们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可谓书写“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

夏洛蒂·勃朗特在短短的一生内，对文学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一次又一次地向社会和自己发出挑战。她突破了时代对女性的要求，否定了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成为具有先锋精神的女性作家。因其阅历有限，所以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除此之外，她凭借丰富的想象和澎湃的激情，将浪漫主义风格发扬光大。最终，夏洛蒂·勃朗特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会贯通，使浪漫主义有所约束，使现实主义不那么苍白。夏洛蒂满怀激情地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陈规陋俗发起挑战，但她最为人称道的是对待妇女和爱情婚姻问题的态度以及她鲜明的叛逆精神，可谓在老派外衣下表现出光荣的异端思想。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有着饱满的生命力，虽在世俗桎梏中挣扎，但从未放弃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像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夏洛蒂·勃朗特凭借她的女性主义追求不仅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而且发展了英国文学，影响了一代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