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C. Gaskell，1810-1865），原名伊丽莎白·克莱格雷恩·斯蒂文森（Elizabeth Cleghorn Stevenson），于1810年出生于伦敦一个唯一神教派牧师家庭。1832年，她与曼彻斯特市的唯一神教派牧师威廉·盖斯凯尔（William Gaskell，1805-1884）结婚，成为盖斯凯尔夫人，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在繁忙的家务管理之余，她以真诚活泼的笔调写出六部小说、许多短篇小说、杂文以及一部传记，为19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让后人看破英国的繁荣表象。她的小说记叙了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因其作品记述了社会变革中工人的处境，传达了担忧与愤然，使其成为“工业派小说”（Industrial Novel）的代表人物。但盖斯凯尔夫人本人并非愤世嫉俗，她甚至更习惯维多利亚时代的规约，只是她的同情博爱带她走近现实、展现现实。亨利·詹姆斯很喜欢她的作品，他发觉盖斯凯尔夫人的天才很明显是来自她的友爱、她的情感以及她与外界的接触，而不是来自于她的理性思考，准确地说是她个人性格的一种展现。^〔68〕但也是因为她的这种特质，她的个人论述成了我们理解彼时英国的珍贵的材料，成了文学圣殿不可多得的诚挚之言。

虽然后世更推崇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流派小说，但是乡村风情从来没有从她的笔端消失。通过如实地描述田园生活和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盖斯凯尔夫人捕捉到即将消失的村镇文化，同时也为城乡冲突埋下伏笔。她幼年丧母，跟姨妈在柴郡的纳茨福德镇生活，这座偏僻小城的风俗人情成为她日后创作的素材，老镇因为她而不朽。在她的小说中，《克兰福德》（Cranford，1851-1853）中的克兰福德与《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1865）中的小镇豪林福德，都是以她自己熟悉的柴郡纳茨福德镇为原型，还有不少短篇小说也是以此为背景，她描写了狭隘、宁静、和睦的乡村小镇生活，笔调诙谐亲切、饱含感情。乔治·艾略特就曾承认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中对乡村生活以及那里的人物的描写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克兰福德》被公认为“是她最有独创性、最著名、最优美的散文叙事作品。故事亲切地叙述了在柴郡农村的几个普通人的故事，把幽默和伤感与细致的理解结合了起来”。^〔69〕这脉主题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创作中从来没有消失，经过对不同题材的小说的尝试之后，她还是在成熟的晚期回归到柴郡的纳茨福德镇。《妻子与女儿》是盖斯凯尔夫人的最后一部小说。此时的她已进入文学创作的成熟时期，对作品有很强的驾驭能力，并对预期效果成竹在胸。“她在《克兰德福》中已经显示出来的幽默现在已经更加温和，成为一种宜人的温和笔调，甚至在描写男男女女的心灵中的严肃斗争时，她仍旧很重视‘柔和的颜色——真实生活的半浓淡的颜色’——这是乔治·艾略特渴望《露丝》（Ruth，1853）这部小说能够体现出来的”。^〔70〕乡村风景和日常生活取代了工业城市，足见田园风情在她创作中的重要性。

虽然盖斯凯尔夫人眷恋恬静的乡村生活，但是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业城市度过的，这一境遇让她目睹了两者的截然不同，通过记录乡村日常生活和工业大生产的对比，她为读者展现了19世纪英国的城乡冲突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剧变。婚后，盖斯凯尔一家定居在曼彻斯特这座工业城市。那时的曼彻斯特是一座令人震惊的城市，它的经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着，但它又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城市。正是这个矛盾的焦点催发了盖斯凯尔夫人的创作灵感，让她用真实的笔触记下周遭的一切。在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4-1855）中，盖斯凯尔夫人就将自己遭遇的城乡文化冲突付诸笔端。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家住黑尔斯登，英国南方的一个村庄。但是后来随父举家迁居至北方棉纺织业城市密尔顿。密尔顿是座热热闹闹的工业城市，高耸的烟囱乌烟滚滚，从自然环境到居民的行为举止、生活习俗都与玛格丽特的家乡大相径庭。在《克兰福德》中，盖斯凯尔夫人再一次展现了城乡的文化差异。克兰福德镇与相距20英里的德拉姆堡这个商业大镇形成了鲜明对照。克兰福德沉静寂寥、守旧落后，而德拉姆堡镇却是勃勃生机，生产和商业飞速发展。通过对比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盖斯凯尔夫人敏锐地捕捉到英国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冲击。虽然工业革命为英国经济带来了改观，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贫困和不满。

最让盖斯凯尔夫人声名远播的是她的工业派小说。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曾在《弗雷泽杂志》上撰文《制造业的穷人》（“The Manufacturing Poor”），建议那些备受压迫的穷人去读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1848），可见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工业派小说是维多利亚小说的分支，它的兴起与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盖斯凯尔夫人如实地描写了工人阶级困难的生活状况，表现了当时紧张的劳资关系，因此成为工业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若要理解盖斯凯尔夫人的思想变化，就要探究当时的社会状况。19世纪，劳力民生成为英国市民关注的焦点。从30年代末出现的工厂问题，到40年代的大饥荒，再至后期的谷物法的废除以及宪章运动，英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正如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在小说《西比尔或两国》（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45）中所描述的，英国已经分裂成穷人和富人两个对立的国度。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让民众意识到英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1836年，工人发起了宪章运动，旨在通过议会民主来达到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但一次次的请愿都被驳回，愤怒的工人阶级发起了游行示威，示威进一步发展成暴乱。宪章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对迅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的第一反应，是对现有状况的不满。工业革命的开始使英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社会逐渐让步于工业大生产。新旧观念的冲突使人们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一方面他们欢迎这种变化，一方面他们又惧怕轰隆隆的工厂和高高的烟囱。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使处于混沌状态的下层阶级开始觉醒，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剥削压迫。1839年，卡莱尔用“英国状况”问题（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Question）一词来形容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民众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被剥削和社会的骚动不安。18世纪的政府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由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紧张局面，由于乡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人口密集，引发了多方面的问题，如住房和卫生设施的不匹配、就业情况不均衡、贫困问题未能缓和等。面对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诸多不满，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女性对穷人问题的处理，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经济分析。盖斯凯尔夫人正是结合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参与到经济萧条时期的论战中的。虽然她对幕后的经济原因不甚了解，但她对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和工人斗争的真实描写足以打动读者。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两种新型小说样式：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工业派小说属于社会小说，是维多利亚早期的一种流行文学样式，也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它侧重描写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工人阶级的艰苦生存状态，大多数作品都表现了对宪章派的同情，盖斯凯尔夫人也不例外。她的小说触及封建秩序坍塌后的人类状况和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从不同社会阶层的视角展现工业革命对人民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冲击，建设性地提出缓和劳资矛盾的方法，是反映英国风貌不可多得的记录。(www.daowen.com)

工业派小说不仅奠定了盖斯凯尔夫人的文学声誉，更能体现她对待时事和文学的态度。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巴顿》于1848年问世，小说以英国当时的宪章运动和劳资冲突为背景，描写了老工人约翰·巴顿及其女儿玛丽的生活和命运，出版后引起公众和文学界的注意，轰动全国。“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却在于：它不仅直接反映了当时英国的工人生活，还首次描写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劳资矛盾”。^〔71〕小说的副标题就是“曼彻斯特工人生活的故事”，创作于曼彻斯特暴乱之后。在这部小说出版之际，英国的宪章运动已进入最后阶段，英国内部的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盖斯凯尔夫人不仅亲眼目睹了这次工人起义，还继续关注了日后为减轻工人的痛苦所采取的行动，她通过《玛丽·巴顿》来反映工人的悲惨状况以及资本家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这部小说有力地打破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的幻想，让读者意识到劳资之间很难相互理解，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然而，盖斯凯尔夫人并未将反映劳资矛盾、揭露社会问题视为小说创作的目的，而是在日后的创作中提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法，那便是彼此互助互爱、共同发展。这一思想变化源自她的宗教信仰，最能体现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盖斯凯尔夫人的父亲威廉·斯蒂文森（William Stevenson，1772-1829）是唯一神教（Unitarism）的牧师，她自幼就在唯一神教的精神熏陶下成长。唯一神教只相信有唯一的上帝，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因此唯一神教拒绝接受原罪和赎罪的观点，而将基督尊崇为楷模，而非借其显示上帝对人类的慈悲。最重要的是他们肯定思想的自由，而且强调理性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在这种自由乐观的教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盖斯凯尔夫人本人也提倡宗教式的宽容、理解和博爱，像父亲和姨妈一样，她对万事万物都充满了感动。可以说，

盖斯凯尔夫人并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者”，但是由于她从小受唯一神教熏陶，宗教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她对社会斗争中的受害者充满了同情，所以当她下笔去描写现实和种种事件的时候，往往有她自己意识不到的揭露性。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中，她试图让读者理解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争端使两方都遭受了痛苦。而在《露丝》和《西尔维亚的恋人》（Sylvia's Lovers，1863）中，她的主题却是爱情与社会习俗的冲突带来的痛楚。^〔72〕

以《北方与南方》为例，虽然这部小说也描写了曼彻斯特的阶级斗争，并生动地表现了19世纪工业化所引起的诸多变化和冲突，但它与《玛丽·巴顿》有明显区别。盖斯凯尔夫人最后还是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了劳资矛盾，宣扬了阶级调和的思想，以宗教思想来对待社会问题，希望劳资双方通过增进彼此间的互相理解和同情，从敌对关系发展成友好互助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指出：她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是本能的，带有基督教式的宽容和对个人需求的尊重。她拒绝用阶级把问题笼统化，也不支持具体的立法。^〔73〕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说教味浓厚。盖斯凯尔夫人将宣扬宗教精神、调节社会矛盾视为作家的职责，通过小说创作，来号召社会各阶级互忍互让，从而达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目的。

概括地说，像盖斯凯尔夫人这样一位性情乐观、活泼开朗的维多利亚女性，在不违抗维多利亚社会规约的同时，在文学领域有了这番建树实属难能可贵。盖斯凯尔夫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的心灵，记录了工业革命前夕宁静的田园生活以及工业生产引发的城乡差异。最重要的是，她笔下的工业派小说体现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对劳动大众的同情以及她促进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方面的相互了解以及和解的意愿，是19世纪英国工业图景的写实。她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工人形象，可谓是英国小说史上第一个真正把工人形象再现在艺术创作之中的作家。由于盖斯凯尔夫人在工业小说上的贡献，她得以和狄更斯、萨克雷齐名，与他们一道被马克思称为“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她的作品都有着真挚的情感和宗教式的博爱同情，是维多利亚文学中温婉却又不失力度的女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