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至耄耋的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得以横跨两个世纪，用诗歌、小说、诗剧多种形式记录着岁月变迁。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哈代的作品中有数不尽的历史遗痕，它们记录了基督教的衰退、在性问题上从缄口不言到公开谈论、农业社会到现代经济的转型以及渺小个人与无尽宇宙距离的不断扩大。受科学、宗教、哲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哈代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想，即社会向善论（Meliorism）。社会向善论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妥协，因此绝非绝对的乐观或者悲观，而是相信通过适当的努力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方面，他对现世持悲观的态度，认为宇宙残酷无情，他用文学作品记录了了人间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伍尔夫就称他是“英国小说中的最伟大的悲剧大师”。另一方面，他绝非消极厌世，而是相信通过揭露人性弱点、批判社会问题，最终可以带来世界的改观和人类的进步。秉承此种哲学理念，哈代在作品中融入了自然主义写法，探索了人生的种种悲剧，但是他从未将末世悲情等同于绝望无奈。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极其妥帖地反映了世纪之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让哈代成为英国19世纪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在文学上，哈代的思想以自然主义为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在文学艺术上，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首先出现在法国，以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为先驱人物。为自然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出现于19世纪30至40年代。这一哲学的创始人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在《实证哲学教程》（The Course in Positive Philosophy，1830-1842）一书中指出，人类的认识已进入第三个理论阶段，即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精神不再求知各种内在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包括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现象，都服从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在文学手法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偏重于描绘客观现实生活的精确图画，但两者有所不同。现实主义认为作者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而自然主义则根本否定文学应当服从于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目的，认为文学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自然主义作家拒绝做一个政治家或哲学家，而要做一位“科学家”，对所描写的人和事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自然主义不仅要求作家有科学家的态度，而且要求作家使用科学家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两者都强调反映自然，但现实主义通过典型化手法所反映的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真实的自然，而自然主义所反映的则是随便观察到的庸俗的自然。自然主义者拒绝对普遍的现实生活进行典型的概括，而主张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一个人类生活的片断。

自然主义的出现与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生物决定论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人的社会决定论思想密不可分，也正是这些理论基础促成了哈代早期思想的转型。哈代从小顺从父母的意愿，受到神学教育，以期将来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但随着知识的增长，以及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歌德的《浮士德》（Faust，1808-1832）等作品的潜心阅读，随着对斯宾塞、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约翰·密尔等人的思想的深入了解，哈代深感统治宇宙万物的是无情的自然法则，这大大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25岁那年，进入神学学校这个朴实无华的目标已经对于他没有了意义，因为他不再是原来那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是进化论的拥护者。进化论动摇了上帝的权威，让人类意识到我们不是上帝的杰出作品，不再受上帝的庇护，而是与动物有着亲缘关系的普通生物，要在生存斗争中不断竞争，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眼里就变成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社会正是依赖这种竞争机制得以不断发展。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哈代意识到遗传和环境的影响是两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承认了自然的无情、现实的丑恶，也因此以悲剧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和人生。

在小说艺术上，虽然哈代继承了维多利亚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传统的艺术形式，但由于受到达尔文理论和自然主义风格的影响，他独步一时地加入新的元素，昭示着现代小说新的思想和艺术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文学表现是他对禁忌问题的突破性讨论。“在现实主义时代，哈代是个满怀诗兴的小说家……自始至终都没受乐观主义影响。对他来说，生物学就是命运；在短暂的性之花开过之后，他笔下的女性们就消退到自己的阴影中，男性则像希腊悲剧中与命运抗争的主角一样，绝望地与自然和遗传斗争着”。^〔59〕性问题的引入不仅反映出哈代对生命、对艺术的态度，更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表面的矜持伪装，引领时代潮流走向现代。在19世纪，作家对待性话题是缄口不言的。“对于维多利亚的作家来说，性是与下层人士紧密联系的，而非上层阶级应该讨论的话题。像哈代这般的远见是不受尊敬的。无论是艺术家以复杂的形式表示尊敬，或者是粗俗之人的直接对待，……都被认为是降低社会等级的”。^〔60〕然而，哈代却不认同这一观点。《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最初便因过于直白地表达了不恰当的内容而在出版社碰壁。为此，哈代于1890年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英国小说中的真实坦率》（“Candour in English Fiction”），批判当时的小说缺乏真诚。那些靠杂志吃饭的作家们被迫认同杂志的看法，而杂志则将所有对性和宗教的直言不讳统统排除在外。^〔61〕由于杂志的这种运作规则，哈代的大部分连载小说也在连载之际迫于编辑的要求，删去了编辑认为会“让年轻人脸红”的字句。当时的杂志是为家庭阅读而出版的，所以人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年轻女子不应从那里看到丝毫危险的知识，秉着这一原则，小说发表前都经过严格的道德审核。^〔62〕但哈代并不认为坦诚地对待婚姻和性问题是不道德的，所以在出单行本时又将删掉的内容恢复。哈代在文章中强调：“小说要像‘雅典人那些不朽的悲剧那样，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人生既然是一种生理现实，要对它作坦率真实的塑造描绘，且不谈其他，必然要大量涉及两性关系，还要大量牵涉以真实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结局，取代那种崇尚虚假粉饰的结局’”。^〔63〕在随后的作品《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1895）中，哈代对敏感话题的直接大胆的处理更引起保守矜持的英国社会的一片哗然，因书中表达了否定婚姻神圣和反对国教的看法，哈代受到舆论界的多方责难，有人称小说中的主人公“诲淫诲盗”，大主教当众把一本书烧掉，图书馆禁止出借此书。但这种做法更坚定地显示出哈代蔑视传统道德倾向的勇气，小说描述在社会道德观念、习俗偏见、婚姻制度等陈规陋习的桎梏下，下层青年无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枷锁扼杀了他们的自由意志和美好的愿望。从性话题的处理可以看出，哈代用生物进化的眼光看待生命，而不是以世俗的道德观念为标准，从而反映出人类在现实重压下的挣扎。

在文学上，哈代与自然主义运动相切合；在思想上，哈代反映出世纪末大英帝国的悲观情绪，认同悲观主义哲学家的论述。他相信“内在意志力”（Immanent Will），认为宇宙受制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人类只能听任这种力量的摆布，甚至走上失败与毁灭。这种哲学影响在哈代文学上的反映是悲剧小说的创作，尤其是早期的命运悲剧。借由这些作品，哈代道出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危机感以及人类的渺小与无助。

哈代个人的思想变化以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衰退为大的时代背景，那时垄断资本代替自由竞争把资本主义的英吉利拖向危机的深渊，经济的没落引发了人们心理上的危机。作为一位作家，哈代未能看透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认为此种危机是神秘而不可测的宇宙意志，或天道在敌视作恶多端的人类。哈代不相信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永恒性的说教，也不相信宗教与传统道德对现实矛盾与危机的掩饰。在强大无比的宇宙威力面前，他认为人是渺小的，人在与环境的冲突中软弱无力，只能受命运的支配，这些都加深了哈代思想上的悲观主义与宿命论。

哈代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哈特曼（N. Nicolai Hartmann，1882-1950）的影响密不可分。阅读了两人的作品后，哈代便开始用内在意志力来解释来自世间的巧合和悲剧，并把大自然法则归结为“内在意志力”，以此取代造物主。

叔本华在其著作中提出，宇宙的一切事物或现象、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实体都受一种他称之为意志的力量控制；他认为意志并不仁慈，意志把能量注入宇宙万物，于是万物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排斥异己；生存必须相互竞争，必须一代一代地不断改善自身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哈特曼持有和叔本华类似的观点，认为意志控制宇宙的一切，意志是一种超自然力，它出于自然，没有意识，是盲目的；这种无意识的意志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无所不在。^〔64〕

这种意志力在哈代小说中的反映就是人的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冲突。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情越来越淡薄，科学发展重新塑造了一堆堆冷漠的物质，人的自然感情被压抑到极致，成为社会异化的工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一系列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不和谐，继而尖锐对立，人性扭曲、变形，不少人在心理上和思想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态心理和恐惧意识。这种人性危机正是世纪末英国的写照，也使哈代从现实主义走向了现代主义。

哈代早期的作品多带有明朗、欢快的气氛，但是随着他思想的变化，尤其是悲观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哈代作品中逐渐出现了悲剧主题。1874年，哈代的《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面世，以清新自然的风格博得好评。但是他的精神导师穆尔（Horace Moule，1832-1873）的自杀，在精神上给哈代以重创，因此哈代作品中的田园诗气氛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悲剧主题略见端倪。在《远离尘嚣》这部作品中，哈代第一次使用了“威塞克斯”这个地名，表现美好和谐的田园生活正在遭受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入侵。继而他出版了《还乡》（The Return to the Native，1878），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让位于命运的冷酷无情，从此他便开始了关于命运悲剧的写作。其实，“命运的残酷这一想法一直萦绕在哈代心头。他对生命的看法一直是宿命的。他揣度残忍境遇和人们称之为‘天意’的不可捉摸之力带来的不公、遗传和环境带来的压倒性力量以及个人难逃命运之薮的无能为力”。^〔65〕在这场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个人的渺小是无法对抗宇宙的强大的，因此人类必然是失败的一方，只能任凭命运的摆布，上演着一幕幕农业社会走向衰亡、农民阶级破产的悲剧。(www.daowen.com)

继《还乡》之后，更多悲剧出现在哈代的小说中，但哈代却极力否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而更愿意被称作“社会向善论者”（Meliorist）。社会向善论是他的思想精髓所在。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哈代将各路哲学理论和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推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哈代强调世界并没有绝对的善恶，但人类要不断指出世间的罪恶与不公，以便让社会有所改善。秉着这种思想，哈代的写作也由命运悲剧转向了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从此摆脱了宿命论的影响，走向了严肃的社会批判。

社会向善论的提出使得哈代有别于其他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对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仍抱有希望。这一思想结合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叔本华和哈特曼的内在意志力论，它的具体内容如下：

人类社会的改善就像生物进化一样，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大自然为人类准备好的，而必须由人类的自身努力才能得以继续；因此，在此过程中人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对现实抱悲观态度，要承认现实的丑恶，这是改善现实的出发点……其次，要承认大自然（或者说造物主）对人类的疾苦和幸福是一概无动于衷的，所以现存的宗教信仰必须放弃，因为这种信仰错误地教导人们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造物主身上；最后要承认理性的局限性，承认以理性为基础的种种事物如法律、政治和教育等的局限性，进而形成一种以直觉和本能为基础的新的信仰，并从新的信仰中不断得到启示和力量。^〔66〕

虽然社会向善论并不十分乐观，有悲观主义思想，但哈代始终认为，人类在面对自己悲剧命运的同时，仍有希望通过自我更新去完善自己的处境，最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社会向善论的指引下，哈代笔下的悲剧首先由命运悲剧转变为性格悲剧。性格悲剧源自哈代最为后人所称赞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从他早期创作《绿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1872）开始，便可以看出田园牧歌中潜伏的可能性悲剧，这也标志了“性格与环境小说”的开始。这类作品大多是通过描述男女主人公一生的奋斗、追求、幻灭，反映人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剧烈冲突，因而富有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哲理。最具代表性的性格悲剧是《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1886）。小说的主人公亨察尔性格偏执、保守、冲动、暴烈，他不只一次将命运之轮推向低谷，醉酒后卖掉妻子和女儿，在生意上节节败退，最后孤苦伶仃地死在埃格登荒原。与早前的小说相比，哈代减淡了他所擅长的自然描写，而是聚焦在人物身上，注意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主人公受到传统宗法观念的限制，保守固执，从而在与命运抗争时屡遭打击，逐渐走上崩溃和衰落。虽然命运仍然在悲剧中发挥着作用，它冷酷无情又不可战胜，但它已经不是导致悲剧的唯一原因，因为性格的缺陷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主人公的悲剧就在于，“面对已经变化的环境，他不能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顺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对‘性格即命运’的诠释”。^〔67〕这一转变使得哈代摆脱了早期的宿命论观点，向社会向善论迈进了一步，指出人性的弱点，以期人类可以通过改正这些缺点而走向完美。

继性格悲剧后，哈代的创作进入了社会悲剧阶段，并在思想和小说创作方面达到了高峰。在这个阶段，哈代意识到性格弱点只是引起人类不幸的一个原因之一，而更主要的则是文明的恶果和社会制度的弊端。因此，像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哈代不遗余力地在小说中对维多利亚后期的阶级矛盾、伦理道德、宗教法律进行了批判。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悲剧小说是哈代的巅峰之作《德伯家的苔丝》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与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哈代笔下离经叛道的主人公都超越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这昭示着英国小说向现代主义的转变。社会悲剧小说的出现凸显了哈代社会向善论的完善。只有从根源上找到问题所在，才能提高社会成员的福祉，从而改变世界的面貌。

社会悲剧小说的创作是以英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为大背景的。在哈代的创作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侵入农村宁静的田园生活。但到了他创作的后期，工业资本在农村占据了重要地位，新式农业机器开始被广泛使用。这种变化给淳朴憨厚的农民造成了种种阵痛，使他们不得不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转向受雇于人、被人剥削，成为农业工人。在这种变迁下，社会体制不能立即调整以适应新出现的矛盾，旧有道德标准不能接受人们新的行为准则，因此旧有法律体制限制了社会及人类的发展，这种迫不得已的转变酿成了一幕幕悲剧。以苔丝的悲剧为例，她出生于贫困家庭，父亲是贫苦的乡下小贩，生性怠惰，愚昧无知，母亲过去是挤奶工，头脑简单，爱慕虚荣。为了贴补家用，她不得不连夜赶集，不得不去有钱人家认亲，不得不与不喜欢的人同床共枕。归根结底，这种不幸正是社会体制巨变造成的。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以苔丝家为缩影的个体农民只能在经济上陷入贫困的境地。除了家庭因素的影响，社会的不公和法律的不健全也是影响苔丝走向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在小说中，亚雷·德伯有钱有势，因此可以无视法律和国家机器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然而，与之相对的苔丝，因为地位低下，即使是在遭受强权和暴力时也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相反成了有罪之人。显然，这种伤害来自社会的不公正，是法律的不健全，更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此外，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和世俗成见更是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与亚雷给苔丝带来的肉体伤害相比，小说中苔丝最爱的丈夫克莱却给她带了精神上的摧残。虽然表面上克莱是个反抗传统观念、阶级偏见的豁达青年，但他仍然无法摆脱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因此不能原谅苔丝是位失去贞操的女人。他的离开加重了苔丝的悲观情绪，也让她走向了自暴自弃的道路。综上可见，尽管苔丝聪明美丽、勤劳善良，但她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处处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凌辱。因此，在一个倚强凌弱的社会下，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依靠劳动生活的农业工人，他们必然要遭受经济上、肉体上乃至精神上的压迫，而这正反映了转型期的英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通过揭露社会问题、暴露生活悲剧，哈代期望英国在社会法制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虚伪道德等方面都有所改善，从而达到社会“向善”的目的。

哈代的社会向善论思想呼应了维多利亚后期英国的社会变化、科学观念的变化、文学口味的变化以及哲学思想的变化。在他的作品中，哈代集中表现了工业文明与宗法制农村的冲突、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经济衰退的英国的末世悲观哲学。因受到达尔文、斯宾塞的影响，哈代在写作手法上贴近自然主义，注重表现宇宙无情以及人类的渺小，敢于挑战禁忌话题，展现人生的种种悲剧。在叔本华等悲观主义者的影响下，哈代成功地创作出多部与希腊悲剧相似的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但最终，哈代根据社会向善论，将早期悲剧发展为社会悲剧，以期找到悲剧的根源，从而让社会逐渐完善，为走出悲观绝望留了一线希望。哈代毕生的创作和思想进程体现了19世纪末整个英国的精神风貌，体现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演进，更体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手法的嬗变，因此他不愧为英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