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小说家，20世纪英国批评大师李维斯夫妇盛赞他为“小说界的莎士比亚”。^〔38〕从第一部小说开始，他几乎每部作品都受到热烈欢迎，而且直到今日读者仍是源源不断，关于他的各类文学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活灵活现的人物、以假乱真的背景、滑稽可笑的巧合、催人泪下的故事，一辈辈读者都沉浸在大师所创作的想象世界里，时而唏嘘，时而莞尔。当然，狄更斯不仅仅是位声名远播的作家，还是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道德家，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堪称是英国小说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怀着人道主义者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利用自己的作品、编辑的杂志和可以参与的社会活动，揭露和批判维多利亚社会的弊端和阴暗面，对当时的价值观及善、恶、美、丑有明确的界定，促成了很多项社会改革的实施。除此之外，他还是狂热的戏剧爱好者和激情澎湃的演说家。他拥有超人的精力，可以同时写两部小说，还编辑、审阅甚至改写杂志的来稿，参加公众朗诵。正是这种不懈奋斗的精神，使他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他从地位卑微的家庭背景之中脱颖而出，通过个人奋斗成了星光璀璨的文学大家。作为文学家，狄更斯的文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既是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者，用小说传达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又是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者，一丝不苟地记录他的时代，不遗余力地进行着社会批评。虽然两股文学潮流有各自的文学立场，但却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这种兼收并蓄便成为了狄更斯式的浪漫现实主义思想，既体现了他的博爱精神，又包含了他对社会不满的控诉。

狄更斯的浪漫主义情怀主要体现在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以及充满激情的文风之中。在狄更斯创作初期，虽然浪漫主义的高歌低吟已不再是新时代的文学样式，但是大部分读者仍沉溺其中，因此英国的文学重点并没有全盘转向法国作家所倡导的实验性写作，现实主义还在萌芽中，还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表述方式。在这种文学氛围下，狄更斯自然而然地沿用着彼时的文学“标准”，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由于出身卑微，他对下层阶级有着深入的了解，从而在文学上表现出对底层人民的无限关怀，在行动上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慈善事业，最终将博爱、仁慈、宽容总结为“圣诞精神”。此外，他的浪漫主义还表现在他理想化的创作风格上。那些扁平的人物，是抽象的善恶，那些皆大欢喜的结局，是他对世界的期许。在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双重关照下，狄更斯的作品富于情感。一方面，他将戏剧表演融于小说，将小说用于诗性的公众朗诵，从而使小说有了戏剧和朗诵的特征，因此也更激情澎湃；另一方面，他戏仿浪漫主义时期的流行小说，复制了感伤主义的情感泛滥和哥特主义的极端情感。无论是人道主义或理想主义精神，还是充沛的情感述说，都说明狄更斯的文学生涯开始时是师从浪漫主义的。强烈的浪漫主义特征虽然弱化了他的现实主义文风，但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不失为他思想的独特之处。

狄更斯不似萨克雷，将视角对准中、上层阶级，他更关心社会下层。或许，他的苦痛、艰辛使他和被压迫者惺惺相惜。成名之后，他依然秉着人道主义的信念，倾其毕生为他们争取幸福。狄更斯出身卑微，家中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因此，他年幼的时候就被迫进黑鞋油作坊做了童工，开始了苦不堪言的受压迫的生活。更不幸的是，父亲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判入狱，从此少年狄更斯就来往于作坊与牢狱之间，一面是冷血的压榨，一面是绝望的阴暗。虽然他经常“又饿又馋地在街上荡来荡去，和街上的小偷、流氓、妓女擦肩而过”，但他却没有走向堕落，而是“从童年的苦难中汲取了对他日后发展有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全部作品都渗透着民主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圣诞精神’”。^〔39〕他深知劳苦大众在工业制度下所受的压迫、在生存奋斗中所受的凌辱，这都激起了他对苦难儿童及受压迫阶级的深切同情，也都在他日后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如《奥利佛·退斯特》和半自传式的《大卫·科波菲尔》。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狄更斯童年的影子，还能看到他曾接触到的整个下层社会，那些污秽阴暗的场景，那些受人歧视的人物，哪一个不鞭敲着有责任的英国人，哪一个不唤起读者的同情与怜悯？除了童工经历，狄更斯还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了解了穷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的地位。狄更斯在从事议会速记员期间，记录了1831年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内容，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作为记者也报道了那时最重要的政治言论。^〔40〕这些都让他了解了当时的政治气候。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于达官贵人手中掌握的大权，希望能得到与自己的经济地位匹配的社会地位和决策的权力。一方面，他们排斥穷人，因为穷人让这些新贵想起他们的过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为与王室贵族的对立，在政治斗争中，站到了被压迫的一面。与之相比，社会底层的人们一来没有贵族的头衔，二来没有资产阶级的财力，他们只能在生存斗争中任人宰割，所以他们更需要帮助，更需要同情。狄更斯站在了他们身后，用文学讲述他们的故事，更用他的实际行动推进整个社会对底层百姓的关注。

可以说，狄更斯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利用文字这一利器，他为慈善事业奔走呼号、为受压迫者打抱不平，动员起要求社会改革的强大舆论。他的努力直接促成了各项立法，使穷人、孤儿、童工的生活有所改善，监狱、济贫院、私立学校、贫民窟等社会机构也逐渐改进。第二部小说《奥利佛·退斯特》就已经初现狄更斯批判社会弊端的责任心，将矛头指向了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在新济贫法颁布以前，英国一直沿用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而国内的济贫院已远远不能应对英国当时的情况。可以说，到了30年代，济贫院已经成为破旧不堪、肮脏不洁的地方，在这里病人得不到救助，儿童不能接受教育，甚至被活生生地饿死。面对滑铁卢战争时产生的大量贫民以及工业革命后流离失所的孤寡，英国迫切地需要新的举措来安置这种对社会产生威胁的流民。狄更斯对这种危机有同感，所以在掺揉了自己童年经历的作品中，他描绘了济贫院、贫民窟的悲惨场景，勾画出一位位流浪汉、孤儿，从而揭开慈善机构的虚伪面纱。有人认为《奥利佛·退斯特》属“新门派”小说，但也有人反对。后者更愿意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呼应了约翰·密尔一年前的一个观点，即那些生活充裕、受过教育的阶级人士希望越来越少地看到痛苦，甚至使人痛苦的观点他们也不欢迎。^〔41〕可见狄更斯的意图不是为了亲和“新门派”，虽然他的小说或多或少受了这种流行样式的影响，他是为了提醒那些人，社会的阴暗正笼罩在很多无辜百姓的头顶上。随着这部小说的畅销，政府高层不得不对这一棘手问题予以重视，从而小说中的贫民窟雅各岛的原型的情形得以改善。接下来的《尼古拉斯·尼考贝》（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Nicholas Nickleby，1838-1839）是对私立学校的抨击，同样也有着光明的结局，有着直接的社会影响。除了小说创作，狄更斯还创办杂志，为民请命。1850年，狄更斯自己创办综合性刊物《家常话》（Household Words，1850-1859），从此以这里为阵地，不仅探讨文学问题，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作家，而且还传播进步的政治倾向。这里成了受压迫者的扩音器，使他们微弱的声音可以传播到全国各地。他为大众谋福利，使得伦敦的医疗、卫生、住宿条件都有所改善。后来由于与合伙人办刊观点不一致，狄更斯又于1859年创办了《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1859-1870），将他的办刊理念转移到了这个新生儿身上。狄更斯认同歌德、卡莱尔、罗斯金的观点，认为文学就是一剂万灵丹，他也赞成司各特的观点，认为小说家就是一位高产的工人，他的作品是大众财富中有效的部分。^〔42〕狄更斯将慈善行为融于写作之中，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医治社会疾病。这不仅使得文学有了更强的社会功用，更让他的作品有了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

最能体现狄更斯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要数他的《圣诞故事集》，因为故事中所倡导的圣诞精神正是他对人类幸福的关心，是他博爱主义的集大成。1843年，狄更斯发表《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1843），并大获成功。这则故事成了日后狄更斯公众朗诵的必读书目，而且继承这一传统，每年的圣诞节他都会发表一些圣诞故事，比如1846年发表的《人生的战斗》（The Battle of Life，1846）。在这部圣诞故事中，狄更斯劝诫众人，人是有思想、有道德、能够舍身为人、自我牺牲的高级生物。这些陆续发表的圣诞故事最后结集为温情脉脉的《圣诞故事集》。他在其中所宣扬的博爱、仁慈、宽容的“圣诞精神”深入民心，这种精神一直绵延在狄更斯的作品中，而且也成为英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狄更斯牢牢地立足于英国四十年代的现实，这个神话［《圣诞颂歌》］中包含着意义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他又充分驰骋着浪漫不羁的想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他无情地鞭挞了富贵利达者对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化视而不见的麻木和冷酷，以严厉的警告唤醒他们的良知，敦促他们改过自新。他表现了受贫困煎熬的普通人民善良、美好的心灵，呼吁全社会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43〕

其实，狄更斯看出了维多利亚时期稳定、繁荣的外表下隐藏的紧张和矛盾，想通过圣诞故事中的道德教化来缓解阶级对立，以期用怜悯和慈善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忧愤之情、仁慈之心。

狄更斯不仅在嘉言善行中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更将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精神引入文学创作之中。从严格的文学意义上来讲，他笔下的人物和皆大欢喜的结局都算不上典型的现实主义写法，因为这些人物都不是按照本来面貌来描摹的，这种故事更多地代表了作者的美好愿望。但是善恶分明的人物塑造、褒善贬恶的情节却成为狄更斯式的招牌写法，是他有别于其他现实主义者的特征。

与现实主义者不同，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有着抽象的象征意义，并非现实中人物的写照，而是艺术夸大的结果。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也经过了类似的变形，大部分人物都是抽象的、扁平的，要么代表着善与纯真，要么代表着恶与贪婪。为此，他曾遭到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批评。然而，对于笔下人物的扭曲处理，显然狄更斯是别有用心的。以奥列佛为例，虽然他身陷许多不利境地，和各色乌合之众打过交道，但他的性格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一直保持着天真善良的天性。由此可见，狄更斯是希望通过色彩鲜明的善恶对比来推行他的社会讽刺，以完美的“善”来衬托无边际的“恶”，同时利用情感这一武器，催发人们对不幸的下层社会的同情，从而影响社会舆论和国家的政治导向。这种理想主义写法虽然有悖于真实人物，但是它创造出一个是非分明、善恶有别的文学世界，为惩恶扬善埋下伏笔。

狄更斯式的理想主义结局不仅是抽象人物最合理的收场，更是他浪漫主义精神的又一体现。可以说，才华洋溢的狄更斯在40年代以前的作品，都带有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充满幻想的乐观精神，故事大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他的小说在深层结构上大都隐含着由悲到喜、善恶有报的童话模式，人物性格特征被抽象化，成为‘善’或是‘恶’的代表。在情节向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发展的过程中，巧合、意外等因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童话般的神奇风格”。^〔44〕虽然这种理想主义在狄更斯的晚期作品中有所减淡，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以狄更斯1859年发表的历史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1859）为例，他重返法国大革命主题，以那时急风暴雨般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动荡为背景，借古喻今，反映出他对英国当时的社会矛盾、政治危机的思考。《双城记》也是为了宣扬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可见温和的狄更斯也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斗争，来推翻压迫。他一如既往地将理想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结局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以此来应对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由此可见，在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中，他都更倾向于乐观，而不见现实的严酷，好人好报的理想模式成了文学上的公道。

如果说人道主义是狄更斯浪漫思想的核心，理想主义是他处理人物和情节的手法，那么充沛的情感便是他作品的基调。情感因素的大量出现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接近于浪漫主义，因为浪漫主义更侧重于强烈情感的抒发，而不是对现实的如实摹写。狄更斯的金兰之友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曾说过，狄更斯小说的成功之处便是“使他们笑，使他们哭，使他们等”。^〔45〕由此可见，诉诸情感是狄更斯的特色，也是他浪漫主义文风的表现。在情感表达上，狄更斯的浪漫情节与他对戏剧、朗诵的喜好以及他早期对流行小说的模仿密不可分。

戏剧不仅影响了狄更斯作品的情节，还影响了他的表述形式。在19世纪中期，戏剧和小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如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所说，小说滋养着戏剧，反之亦然。^〔46〕狄更斯自幼醉心于戏剧艺术，甚至一度想成为专业的演员。他在流行戏剧方面的功底相当扎实（他自己声称在19世纪30年代初，接连两三年都每晚到剧院看戏），在创作类似舞台剧的情节和更传统的人物类型时，他经常从流行的情节剧中取材。^〔47〕而且，他在成年时期仍然钟情于此，并成为热心的业余演员，演技纯熟，深得观众喜欢。狄更斯认为戏剧形式可以很好地用于小说之中，他的很多作品，如《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2-1853）、《双城记》等，都极富戏剧性，不仅有许多独立的喜剧场面描写，而且有类似古希腊悲剧中的那种出自天意的巧合和宿命倾向。对狄更斯十分了解的柯林斯曾说：“狄更斯特别喜欢细想生活中的巧合、相似之物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少有别的事情能如此强烈地激发他的想象力。他会说，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我们大家都被自己所不认识的命运联结在一起，通常以为彼此距离很远的人们，往往接踵交臂地近在咫尺，而在一切事物中，与明天最相似的莫过于昨天”。^〔48〕因此，狄更斯的作品大多充满闹剧式的松散故事和各种不期而遇的意外，其中“流浪汉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狄更斯来说，这些巧合不仅仅是情节上的小把戏，还是一种宗教式的人本主义信仰，即不论是以何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善”最终能够战胜“恶”。他一直在呼吁：“尽管小说家并不采用戏剧的形式，但他们每人其实都在为舞台创作。文学应该忠于人民，应该热情地提倡人民的进步事业、幸福生活和繁荣昌盛”。^〔49〕由此可见，狄更斯对戏剧的爱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喜剧的幽默和悲剧的巧合。戏剧元素的介入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贴近理想，更有益于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对现实的如实描摹。(www.daowen.com)

虽然公众朗诵对狄更斯作品的影响远不如戏剧深远，但也使得狄更斯的语言充满了朗读者的激情。对于那个时代，朗诵还是一种新颖的大众娱乐形式，迎合了日渐富裕的人民对精神生活的需求。狄更斯这位广为流行的作家，每次朗诵都座无虚席，而且随着他富有戏剧韵味的朗诵，掌声和激动的叫声层出不穷。他善于用戏剧表演里的技法朗诵他的作品，铿锵的声音、充沛的感情、变换的角色，无不使观众折服。写作与朗诵相得益彰，难怪他是当时最畅销的作家。

使读者捧腹的是狄更斯笔下的喜剧场面，那么让读者落泪的则是感伤主义的情调。很多狄更斯的早期作品都留有当时红极一时的感伤主义小说的痕迹，对于哥德史密斯和斯特恩的“感伤小说”传统他更不生疏。诸如奥列弗、小耐儿、小保罗等悲剧人物，狄更斯均写得催人泪下。尤其是后两位人物，前者出现在《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1840-1841）中，后者出现在《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1846-1848）中。狄更斯以哀婉的笔触刻画温柔淑贤的小耐儿形象，不仅英伦三岛为之感动，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们焦急地聚在码头，等待刊有《老古玩店》的杂志到港，而且迫不及待地大声喊：“小耐儿有没有死？”而当小保罗夭亡之际，更可谓“举国上下，共同哀悼”，不知赚得多少眼泪。感伤主义的影响虽然不是贯穿狄更斯思想的主要因素，但它在其早期作品中的反复出现显现出这一流性文学样式对狄更斯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思想的存留。

综上可见，在狄更斯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浪漫主义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些浪漫主义特征，如上述讨论的人道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情感运用，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最为明显，到后期逐渐淡出。但是它们都融入了狄更斯的文风，成了他招牌式的写作特点。这种包容性让他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也让他在文坛长盛不衰。

虽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股文学思潮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上迥然不同，但它们却能融洽地并存于狄更斯的思想体系之中，并随着他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发生自然而然的转变。自第一部连载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起，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文风就已初见端倪，但这一思想特征的成熟还要到他创作生涯的中后期才能实现。《董贝父子》的发表可以看做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自此，狄更斯的思想和艺术都更加成熟了，在小说创造上已经不是早年意气风发的即兴创作，而是精雕细琢的完整作品。继此部作品之后，狄更斯小说中的感伤情调就逐渐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愈来愈多的社会关注，他侧重社会结构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他理想主义的幻灭。在艺术表现上，狄更斯人物塑造精准，善于展现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风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社会批评。正是他对生活的客观反映、对伦理道德的提倡与弘扬以及对人性的广泛而深入的探索，使他成为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思想可归为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

首先，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在他对普通人物的真实塑造上。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特点，并创作出惟妙惟肖的人物。很多时候，他就直接从生活中取材，比如《荒凉山庄》中的哈罗德·斯基坡尔就是以英国散文家李·亨特（Leigh Hunt，1784-1859）为原型的。为了塑造逼真的人物，狄更斯还和插画家合作。插画家根据狄更斯提供的人物细节绘出狄更斯心目中的人物。由此可见，狄更斯对于人物的掌控十分到位，好似作品中的虚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物一般。艾略特曾高度评价他说：“狄更斯的人物与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物一样，都属于诗的范畴。只要用一句话，不管是这些人物说的，还是别人对他们的评论，就能使他们完整地再现在我们眼前”。^〔50〕虽然在创作早期，狄更斯的人物过于扁平，但是他们各个性格鲜明独到，有明显的特色。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0-1861）发表之际，狄更斯已经将原来外化的视角内移，表现主人公的心理发展过程。而且，主人公已经不再是个理想化的英雄，虽然不像萨克雷笔下的人物那样复杂，但足以体现狄更斯晚期的思想变化。在狄更斯未完成的遗作《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1870）之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就更加复杂。总的来说，狄更斯经历了由浪漫主义抽象人物到现实主义复杂人物的写作变化，但他一直都是从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刻画人物性格，从而真实地揭示人物和事件的内在联系、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通过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形成过程的描写，全面真实地展示现实生活及其特征，反映整个时代的风貌。

其次，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为真实、客观地反映生活、展现时代风貌。记者起家的狄更斯，用他敏锐的眼睛，将维多利亚伦敦的中下层阶级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为后代留下一幅完整的画卷。“狄更斯的伟大不在于他创作了一两部巨作，而在于他创作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里有栩栩如生的男女老幼，甚至小说与小说之间的界限都模糊了。他对社会机构的怀疑、对邪恶道德的憎恨以及对优良美德的颂扬使他时至今日仍然威名不减”。^〔51〕狄更斯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强调题材的当代性，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书写时代篇章。最能反映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时代特征的便是工业革命后中产阶级崛起，无论是狄更斯的个人发展，还是他艺术思想的嬗变，都和这股新兴力量步调一致。

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他更着力展现了下层社会的场景，但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阅读趣味。可以说，他虽然以弱者穷人为描写对象，但由于狄更斯恶作剧的无辜纯真和化敌为友的愉快，再加上他基督徒式的柔情万般，他的作品非常适合当时福音派新教徒的口味，对中产阶级来说魅力无比。^〔52〕这时英国的经济、国力都蒸蒸日上，所以中产阶级对未来满怀希望。敏锐的狄更斯自然对这些状况了然于心，而且他也认同这些前途远大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正是他日后描写的对象，他们的趣味与欣赏习惯、他们的精神需求都逃不过狄更斯的眼睛。狄更斯在世时，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1828-1897）就准确地评价了他迅速脱颖而出的原因，即他是一位阶级作家，虽然他有时俯首去表现下层阶级，有时高攀他不大熟悉的时尚界，但狄更斯先生的作品充斥着中产阶级的气息。^〔53〕而中产阶级正是英国群体最庞大的阶级，是蒸蒸日上的阶级，是流动性最强的阶级。博得了中产阶级的欢心，狄更斯便更容易将他对社会的批评传播到四面八方。在狄更斯的创作初期，他本人这一时期的乐观正好也表现了当时上升的中产阶级的乐观心态，他们利用工业中的获益，来争取权利，期望能够通过改革来完善国家和社会。这些野心勃勃的中产阶级，连同声名鹊起的狄更斯，以各自的方式朝理想迈进。换句话来说，“19世纪30年代新兴中产阶级对社会改革抱有乐观的态度，这也是狄更斯开始向他的文学道路迈进的时期，而他就是这种中产阶级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到了50年代，中产阶级的社会观点已变得悲观阴暗”。^〔54〕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1854年发表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是最能反映时代背景的小说。工人阶级为争取权利，提出“人民宪章”，于三四十年代闹得轰轰烈烈，最终遭到政府镇压。50年代来临，随着阶级分化的日益严重，无产阶级的贫苦程度也随之加剧，所以新一轮的宪章运动又开始了。1853年工人罢工取得成功，从而得到加薪，继而宪章运动的领袖们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影响下，修改纲领，发动起义。这样宪章运动就分裂成两派，一派为温和的“道义派”；另一派是激进的“暴力派”。狄更斯的个人政治观点使他倾向于“道义派”，不赞成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他认为拥有国民议会的英国，是可以允许工人阶级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权利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到了六、七十年代，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中产阶级对社会愈发不满，悲观主义哲学抬头，所以狄更斯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表现出此种幻灭，早期乐观主义逐渐消失，阴郁情绪开始出现。综上所述，狄更斯记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变化，尤其是下层社会穷人的挣扎与拼搏以及中产阶级的崛起，从而反映了时代风貌，描绘出一幅19世纪伦敦的全景图。

此外，狄更斯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最大的思想区别在于他不遗余力的道德教育以及毫不留情的社会批评。强烈的道德色彩掩盖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作品中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广，力度之强，完全可以将他推向现实主义的平台。马克思曾说，“狄更斯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的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55〕自始至终，他都以针砭时弊、戳穿虚伪为己任，每部作品都针对一种或多种社会弊端。社会等级的严重分化、组织机构的不健全、赤裸的金钱关系都是狄更斯批判的重点，它们也同时奠定了狄更斯在英国批判现实主义阶段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狄更斯对贫困问题和当时的社会等级分化有着强烈的批评。在早期作品中，他便对下层贫苦民众的生活做了全方位的展现，还有针对性地探讨了当时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如《奥利佛·退斯特》直指伦敦的贫民窟。在这一阶段，狄更斯更多地表现出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以情动人胜过正言厉色的批评。除了对穷苦大众生活的描绘，狄更斯还对英国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批判，反映出他对官僚主义的强烈不满。例如，《荒凉山庄》就将矛头指向法院，纠缠不清的司法系统和无休无止的官司充斥着整部小说。再如，《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5-1857）是对专利局拖沓的批判。与早期作品相比，狄更斯对社会的批判成分有所增加，批判力度也加大了，他更深入地揭露了英国腐朽的官僚制度和冗繁的机构流程。除此之外，狄更斯还对美国的社会机构展开了批评。在1842年访美后，狄更斯同年就发表了《游美札记》（American Notes，1842）。虽然他对新大陆的很多方面表示了欣赏，但狄更斯还是不能丢掉起家的针砭时弊的态度，对美国的蓄奴制、政治机器、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表现了他一如既往的敏锐观察力和正义感。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的批判更是狄更斯社会批评的重点。例如在《艰难时世》中，狄更斯就控诉了曼彻斯特学派政治经济学以及功利主义者，它“可以说是狄更斯第一部公开进行社会批判的作品，表现他对维多利亚时代功利主义理想的蔑视”。^〔56〕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以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主义思想为核心，他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约翰·密尔等人也是这一思想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利益是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利益的总和，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自然就增加了社会利益，只要每个人都在追求他的最大利益，也就达到社会全体的最大利益，由此，应该重视的是个人利益。然而，对个人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必然导致自私自利和对金钱的赤裸裸崇拜。狄更斯在小说中采用了象征等文学手法，给贪婪冷酷的资本家当头一棒，希望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继续发扬互助博爱的精神。对金钱的崇拜只能使人们变得自私虚伪、彼此疏离。换句话说，“狄更斯认为恶之根在于人们的心中缺乏爱和想象力，在于人们没有法律所不能及的同情心，而正是这些原因导致苦难者诉诸革命”。^〔57〕

综上可见，狄更斯不仅注重对人物如实的刻画，善于捕捉人物特点，还能够多视角地展现社会状况，尤其是中下层阶级的生活侧面，再现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除此之外，他还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批判了社会的弊端，以小说为工具对读者进行道德教育，对丑陋进行了批判。他的作品推进了维多利亚小说的规范化，“对小说的题材、结构和语言风格均作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修正”，使得英国的小说走向成熟。^〔58〕

从模仿18世纪的小说家开始，狄更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幽默、讽刺、抒情、哲理融合，文学界甚至用“Dickensian”一词特指狄更斯式的风格。虽然他被界定为现实主义大师，但他笔下的人物与情节多半都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的产物。因此，更准确地说，他是浪漫现实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浪漫主义思想表现上，他侧重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作品极富理想主义色彩，从不掩盖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上，他善于精准地塑造人物，向世人展现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横切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生活，记录了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崛起，并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使狄更斯的作品更具包容性，更容易赢得广泛的读者群，因此也就成就了众多常读常新的作品。总而言之，狄更斯以超群的才气，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无论是对于现实主义，还是对于整个英国文学思想的发展，他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