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寸牙雕”，饮誉至今。打破男性小说家独霸文坛局面的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向来不缺乏读者，就连当时还是摄政王的乔治四世都痴迷于她的作品，所有住所都有一套奥斯汀小说，以备随时阅读，无奈的奥斯汀也只得被迫将《爱玛》（Emma，1816）这部小说违心地献给他。同时期名噪一时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亦对其大加赞赏，他在日记中写道：“那种细腻的笔触，由于描写真实，情趣也真实，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我就做不到”。^〔3〕在184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1800-1857）就将奥斯汀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称“作家当中其手法最接近于这位大师的，无疑就要数简·奥斯汀了，这位女性堪称是英国之骄傲”。^〔4〕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短篇《简迷》（“The Janeites”）又为忠诚的读者冠以雅号，使得阅读简·奥斯汀成为一种潮流。现代美国学者、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920-1950）也再度肯定了奥斯汀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说“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5〕而这种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去，它绵延至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何以一个既不寄情山水，又不寻古探幽的乡间女子独揽如此美誉？奥斯汀的这番成就要归功于她对社会风俗小说的钟情。正是将视角投射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阶级，描绘他们的风俗习惯、价值取向、言谈举止，以诙谐的笔调调侃日常生活，才让她的作品于平凡中见伟大。

社会风俗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枝，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产物。其主要代表人物便是简·奥斯汀。顾名思义，社会风俗小说着眼于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阶层的风土人情，侧重精雕细刻人们的举止、行为，如实反映人们的言语习惯，在写作手法上不乏幽默、讽刺，但这一切都以展现现实为基础。此类小说通过琐碎小事来反映个人与社会道德风貌间的冲突，其中不乏潜在的道德教育。

社会风俗小说的兴起与繁荣和18世纪末的社会变革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大气候使奥斯汀这样的年轻写手得以成长。生于1775年的奥斯汀正赶上动荡的年代，经历了英国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和继而发生的拿破仑战争，然而这种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却没有直接折射到奥斯汀的作品中。她一如既往地宁静，似乎疏离了她的时代，只是钟情于自己所熟悉的“一个村镇上的三、四家人”。然而，这有限的几户人家就足以表现一个时代，一个中产阶级崛起的时代。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的大不列颠，进入了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时期，它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室贵族没落了，而中产阶级却成了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奥斯汀笔下的人物正对应着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可以说在她的小说中拥有贵族头衔的人物罕受仰慕。^〔6〕而乡绅淑女则是冉冉新星。中产阶级唾弃贵族阶层的势力荣名、上层社会的颓废堕落以及皇亲国戚的恩惠庇护；对于自身，他们则反对效法上层人士、杜绝上流社会的陈风陋习；对于低于自己的下层人民，他们则愈加关注。随着中产阶级与上层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作家们选择了温和的调停态度，以免因社会差异和矛盾引发法国似的大革命，同时在拿破仑时期保证英国在法国重压下的团结一致。女性作家更是延续传统上中间人的角色，对政治这种非女性话题避而不谈，这也是为什么奥斯汀作品中没有政治风云而是表现平和宁静的中产阶级教区生活的原因之一。以她的作品为例，《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中的姐妹花、《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813）中的班纳特家闺中的五个千金、《爱玛》中热心的主人公无不出自乡绅中产阶级家庭。这类人物的引入使奥斯汀的小说有别于前人的作品，正如司各特在褒奖有加的评论“一篇未署名的评论《爱玛》的文章”中所说：“它不用五花八门的事件和富于浪漫情调和感伤的画面来使我们惊讶不已或使我们的想象力得到娱乐，这些在过去都曾是虚构人物必然具备的属性，……代替它们的，是按照普通阶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描摹自然的艺术，它向读者提供的，不是灿烂辉煌的想象世界的画面，而是对于他周围日常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正确而引人注目的描绘”。^〔7〕所以说是新的社会结构改变了小说的口味，而奥斯汀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这一变动。她放弃了琳琅满目的虚构情节，以真人实事取而代之。对新兴中产阶级的关注以及对他们言行举止的刻画，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而且将小说引向蓬勃发展的大路。从此，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变成英国文学创作的核心。这不仅是社会风俗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肇始。

除了社会变革对奥斯汀的影响，奥斯汀的文风发展离不开上一代人的文学积淀。首先，她批判继承了17世纪著名作家的行文风格，形成了自己写实又不失优美的笔调。不容置疑，奥斯汀的成功离不开她早年对经典的读不舍手。18世纪可谓是英国小说崛起的时代，以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为先驱，英国文坛涌现了像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等优秀小说家，青年时期的奥斯汀对他们的作品爱不释手，并将先人的写作技巧融会贯通，以备后日之用。其兄长亨利（Henry Austen，1771-1850）为妹妹写的“奥斯汀传略”中提及了这种学习借鉴：

理查逊创造并保持人物性格的前后连贯性的能力，尤其是表现在《查尔斯·格兰迪逊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1753-1754）里的这种能力，使她具有天然鉴别力的头脑得到了满足，同时，她的审美趣味又使她避免了他所犯的风格冗长、结构庞杂的错误。她对菲尔丁的任何一部作品，评价都不是那样高了。她毫不做作地避开一切粗鄙的东西。^〔8〕

可以说，奥斯汀全家都欣赏并赞同理查逊于人于事的观点、态度，包括对托利党的支持、对英国国教的信仰、对语言良好的感知能力、对文化机构的奉献。在小说方面，理查逊倡导贵族与中产阶级的融合，强调人物表现的内化，注重内在的智力和道德水平，而不仅仅是出身和阶级这些社会标准。杰姆斯·汤普森总结伊恩·瓦特（Ian Watt，1917-1999）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1957）中对奥斯汀进行的点评时，称她是第一位既能表现人物外部特征，又能潜入人物心理的作家，她巧妙地结合了理查逊的心理描写技巧和菲尔丁的社会广度。^〔9〕这种写作手法的批判继承，使得奥斯汀在叙事手法上更胜一筹，内外兼得。此外，奥斯汀还欣赏吉尔平（William Gilpin，1724-1804）优美的风景游记、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典雅的散文、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与克雷布（George Crabbe，1754-1832）的道德性诗歌。无论是在人物的外部刻画方面，还是在内心描写方面，奥斯汀都从前辈那里获益匪浅。整合如上各位的创作手法，奥斯汀聪敏地学会用隽秀的文笔展现乡村风景，精准地捕捉人物的行为、对话、举止，从而传达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些创作笔法上的准备为奥斯汀走向现实主义创作之路奠定了基础。

其次，奥斯汀摒弃了18世纪末两种流行的小说体例的弱点，对它们进行了涤浊扬清。以芳妮·勃尼（Frances Burney，1752-1840）为代表的感伤小说和以拉德克利夫夫人（Ann Radcliffe，1764-1823）为代表的哥特式传奇小说，是红极一时的流行小说。然而，这两种流行小说样式现在已被人遗忘，因为它们只注重肤浅的娱乐性，而忽视了艺术性。前者感伤小说的“感伤”二字原本来自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A Sentimental Journey，1708），后来学者取其褒义，其意义接近“敏感”，但随着18世纪后期文学的发展，此词逐渐演变成描绘对于情境的强烈的情绪反应，几乎等同于同情的眼泪。一味诉诸情感使得作品无其他光彩之处，因而显得苍白无力。奥斯汀在1787至1793年的部分习作被她挑选誊写成《卷一》、《卷二》、《卷三》，明显戏拟了感伤小说。她的早期作品《爱丽诺尔和玛丽安》（Elinor and Marianne），即后来的《理智与情感》，便直指“感伤”这块靶子。题名中的“sense”（理智）和“sensibility”（情感）均和“sentimental”（感伤）一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种流行体例哥特小说依仗古堡历险、阴森背景、曲折情节给读者带来刺激。但由于其模仿者一味渲染怪异情境、滥无节制，所以只供娱乐，无从探讨道德哲理这样深刻的主题。在1798年奥斯汀写《苏珊》（Susan）初稿的时候，已能够“把拉德克利夫夫人善意地打趣一下”。^〔10〕后来这部作品经修改，由兄长改名为《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1817）在其去世后发表。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凯瑟琳就热衷于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小说《尤多尔弗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后来听说将军邀请她到诺桑觉寺作客，欣喜若狂，以为可以去那里体验心惊肉跳，到头来只看到一座现代住宅。接下去的情节无不是对哥特小说的挖苦讥诮，可见奥斯汀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通过对流行小说的戏拟讽刺，奥斯汀破旧立新，用新的题材与手法取代当时充斥英国文坛的平庸无聊的流行小说，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除了对17世纪优秀作家的继承和对流行文化的扬弃，奥斯汀还受到同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作为后辈的夏洛蒂·勃朗台曾抨击奥斯汀，说：“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11〕然而，矢口否认与奥斯汀同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她有影响未免太过绝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仅长奥斯汀五岁，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也不过长其三岁。《十九世纪英国文学》（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1983）的作者首先就指出：“奥斯汀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原因在于她描写的每日见闻与行为给人类的经验带来一种新鲜感。柯勒律治对她的优点也评价颇高，有时奥斯汀对人物在精描细绘的背景下准确的定位与柯勒律治对话体诗歌的方式遥相呼应。她崇尚整体感、对自然有率直的反应、拥有纯粹的情感等等”。^〔12〕正是她这些属于浪漫主义的品质，使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可以读到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择婿攀亲的喜剧情节、青涩女主角的自我发现和皆大欢喜的结局。奥斯汀对女性个体的关注，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根基所在，是个人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奥斯汀消化了17世纪的文学经典，借鉴了18世纪的浪漫主义风潮，同时扬弃了18世纪末流行小说的粗俗浅薄。在这一学习发展的过程中，她形成了平实又不乏细腻的行文风格。虽然不见恢宏大气，却有别样的恬静舒适；虽然不见天马行空，却有别样的纤巧细致；虽然不见感伤滥情，却有别样的细腻情感。她的转变不仅成就了社会风俗小说的风格，更昭示着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www.daowen.com)

成长环境对奥斯汀文学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简·奥斯汀出生于英国南部汉普郡斯蒂文顿村一个教区长家庭。家庭以及社区生活对她的影响尤为显著，周围的乡绅牧师、邻里乡亲、村舍农庄都成了她将来创作的背景、人物和题材。首先，家庭内部的文学交流及文化氛围使得奥斯汀行文幽默讽刺、机智风趣。虽然奥斯汀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正式教育，但父亲和兄长给了她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的藏书更是她的知识源泉。奥斯汀从小就徜徉于历史文学书籍中，饱读经典著作，博览流行小说。两位兄长，亨利和詹姆斯（James Austen，1765-1819），“不仅是渊博的学者，更对各式文学有着高尚的趣味”。^〔13〕在这种浓厚的文学气氛中，奥斯汀小小年纪就开始写作。16岁时，她戏拟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 or 1730-1774）的四卷本《英国历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1771），写就了《英国历史》，署名为“偏心眼、有成见且蒙昧无知的史家”。其中，她有意运用显而易见的偏见、对无知大言不惭的承认、时而富有感情的段落来嘲笑历史编纂的客观性、实事性和权威性，同时也是对男性所特有的、建立在因果逻辑上的行文定式的嘲讽。虽然最初的滑稽模仿是用来娱乐家人的，但这为她将来在文学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时代的风趣诙谐一直留在奥斯汀的作品中，使得她的部部作品都似乡间喜剧。除此之外，家庭内部的文学交流练就了奥斯汀的明理善断。在阅读之余，家人们还积极讨论小说的写作手法和风格。这些快意评论不乏尖刻的嘲讽，但它们使奥斯汀具有了敏锐的观察力与判断力，同时还奠定了她讽刺幽默的行文风格。家人不仅是业余“批评家”，还是她的第一读者。无论是在她勤苦临摹的阶段，还是成熟创造的时期，家人都洗耳聆听，并给予评说。家庭的观点代表了那时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它与乡绅贵族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奥斯汀的作品一直反映并推进了此种中产阶级的观念。而且有了这种交流，奥斯汀下笔之际，心中总是装有读者，因而文风沉着妥帖，又不失机敏，风趣横生。可以说，没有这样丰厚的土壤，是开不出如此娇艳的艺术之花的。

奥斯汀作品的又一特点是富于对话和书信，而这一风格的产生与她的生活息息相关。像许多喜爱文学的家庭一样，奥斯汀家里也经常有高声朗读。而且他们还喜好排演戏剧，这种家庭业余戏剧表演在18世纪末风行一时。奥斯汀借用戏剧中的对话形式来创作小说，这不仅给传统小说带来了活力，而且使之成为社会风俗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除此之外，写信这样一件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稀松平常的琐事，不仅为她提供了练笔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还成为她小说创作的一个手法。奥斯汀家族虽然算不上阔绰，却有着密如蛛网的亲戚关系。走亲访友的奥斯汀免不了寄上几封家书给卡桑德拉（Cassandra Elizabeth Austen，1773-1845）（长其两岁的姐姐，也是奥斯汀终生的密友），对各色人物评头品足一番，略表一下对见闻的态度。倘若足不出户，也要写信给朋友、侄儿、侄女，诉家中近况，抑或解他人之忧。总之，这种书信往来为她创造了很多文字交流的机会，是奥斯汀成长为优秀作家的路上的推动剂。她早年创作的小说《爱丽诺尔和玛丽安》与《第一个印象》（First Impressions）都是以书信体写成的，后改写成现在以第三人称叙述的《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发表。虽然叙事上发生了改变，保留在这两部作品中的书信仍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日常的文化活动不仅为奥斯汀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同时转化为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奥斯汀正是依赖这些常被别人忽视的细枝末节，经过艺术加工，才让社会风俗小说成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注重道德说教是社会风俗小说的又一特点。在奥斯汀的作品中，道德问题不仅是单纯的艺术关注，更是个人修养的体现。身为牧师的女儿，从小耳濡目染，拥护正统观念，笃信宗教，因此自然重视道德修养的培养。利奥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在评价《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1814）这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时，用下面的段落向我们展示了奥斯汀在道德方面的成就：

奥斯汀是第一个表现现代人格及其赖以存在的文化背景的作家。从前的作家从来没有像她那样写人的道德生活，从来没有像她那样把人的道德生活写的那样复杂，那样艰难，那样累人。黑格尔把“精神的世俗化”说成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奥斯汀第一个对其含义做出解释，她第一个表明社会及其总的文化背景在人的道德生活中的作用，首先阐明了前人从未真正理解的“真诚”和“粗俗”的含义。……我们还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生活和风度提出质询，以确保它们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外表上都是属于世俗精神方面的优秀者一边的。^〔14〕

她传达道德准则不是书斋说教，而是巧妙地将其融于讽刺之中。英国文学批评家安·塞·布拉德雷（A. C. Bradley，1851-1935）曾说：“简·奥斯汀有两个明显的倾向，她是一个道德家和一个幽默家，这两个倾向经常是掺混在一起，甚至是完全融合的”。^〔15〕少了威言厉语的批评，代以轻松明快的嘲讽，奥斯汀在不冒犯读者的情况下让他们看清了人们身上可笑的缺点、古怪的癖好、粗俗的行为。她注重个人修养的培养，在作品中不忘教读者如何保持优雅。她相信只要每个人都从点滴之间审视自我、完善自我，那么这种美德就会带动社会的进步、使之更加文明儒雅。奥斯汀虽然生活得平淡如水，但她充分利用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将其融会贯通到作品之中。幽默调侃的笔调、绘声绘色的对话、深入浅出的道德评说，无不成为社会风俗小说的特点。凭借这种文风，奥斯汀让平淡无奇的教区生活变得有声有色。奥斯汀用她的喜剧格调掩饰了对社会陈规陋习、个人怪癖和不足的批评，委婉地传达了她个人的道德准则，同时也昭示着一个批判时代的到来。

社会状况、文学积淀、作家的生活环境是促成社会风俗小说兴起与盛行的外在因素，而对女性题材的选择则是由女性作家特有的内在气质决定的。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从开始写《英国历史》，拿腔作调地嘲笑男人自以为是的客观公正，奥斯汀的心中就鼓胀着愤愤不平，但囿于时代所限她还是选择了隐居遁迹，默默地、不时地用笔尖戳刺着高高在上的男性遮蔽。虽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8）受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说教的影响，以《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792）发出了女权主义的先声，但大多数人却因作者的绯闻缠身避而不读此书。社会上认可的女性角色仍然是妻子和母亲，女子的教育侧重的也是个人修养，诸如音乐、绘画、舞蹈等。倘若女子越出社会的雷池半步而成为一位众人皆知的作家，那么大多数人就会对她怀有敌意。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文学上出现了强劲的男性主义回潮。18世纪末，女性作家期望用描绘家庭生活为主题的文学开创一番事业，以芳妮·勃尼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开始启用女主人公来讲述中产阶级生活。奥斯汀就是从勃尼那里发现了家庭小说的可操作性，从而扬长避短，确定了自己在有限的视野内的创作方向，成了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还借鉴了勃尼在《西西莉亚》（Cecilia，1782）中运用的权威第三人称叙事、自由间接引语和叙事者对人物内心想法感受的选择性描述。然而，刚刚有些起色的女性创作很快就被男性作家扼杀。奥斯汀无心直面回击这种文化潮流，拒绝成为公众人物，而是潜心创作小说，用实际行动关注未婚女性的成长和她们生活中的困境。由此，爱情、婚姻、家庭成为她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开篇就是：“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16〕围绕着选亲择婿、婚姻嫁娶、家庭生活这一主线，奥斯汀向读者展现了英国的乡镇生活以及那个时代的世态人情。Margaret Kirkham在《简·奥斯汀和当代女权主义》一文中指出，奥斯汀并不认为自己是位女权主义者，她关注中产阶级的平凡女性，但不认为这是特殊的女性关照，因为这是一种普遍人性的关照。^〔17〕她第一部付梓作品《理智与情感》署名为“一位女士”，继而发表的《傲慢与偏见》便写成“《理智与情感》的作者”，依此类推。直到她去世，其兄长才公开了她的作者权。很明显奥斯汀从男性作家那里获得了很多写作技巧，但是她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嘲笑他们的虚张声势，在自己作品中给予回击。在女性小说的发展史上，这是女性作家的必由之路，正如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1941-　）在《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1977）中所说，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阶段即对主流传统流行模式的模仿以及对其艺术标准和社会角色观点的内化。^〔18〕虽然奥斯汀的作品还带有很多男性文学的印迹，但她跨出的这一大步在女性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继她之后我们会读到更多女性的生花妙笔。

从整体上来看，奥斯汀所创作的社会风俗小说更偏向于批判现实主义，像她的小说一样，“理智”战胜“情感”。一来，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气候开始排斥像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世事如是》（Things As They Are，1794）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玛丽亚，或女人的过错》（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1798）这样直指政治的作品，而是倾向于强调伦理道德、描绘地方日常生活的文学，奥斯汀恰恰是表现此种国民文化的作家中较为出色的一位。二来，随着奥斯汀年龄的增长，她对生活和小说创作都有了更好的把持。她清楚地意识到，通过言行举止、风土人情来表现日常生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不仅是她所擅长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创作手法。她经历了热恋情人的猝死、接受求婚第二天悔婚、父亲离世这一系列生活插曲，终于在一番居无定所的迁徙后，与家中女眷安顿在老家附近的乔顿。新的安定使奥斯汀摆脱了此前的阴霾，重新开始了热爱居家的生活，也正是这个时期，她再度开始写作，相继完成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Persuasion，1818）三部作品，并发表了以前的两部作品，《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已经摆脱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品的青涩，对社会风俗小说的创作走向了成熟，思想上有了对大革命后社会的关怀，技法上也臻于完美。从她这一时期对侄儿侄女的写作指导及她和姐姐卡桑德拉的通信中，我们可以对她的艺术观窥见一斑。1814的下半年，奥斯汀一直通过书信往来点评侄女安娜（Anna Austen，1793-1872）的小说手稿。首先，简姨母肯定了她对人物行为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但是她建议将“人物收集起来，把他们全集中在一点上，这正是我生活中的乐趣。描绘一个村镇上的三、四家人正合适”。^〔19〕虽然这是条提给侄女的建议，但它暴露了奥斯汀个人的创作喜好，一种不同于18世纪罗曼司的特点的喜好。罗曼司小说正是依仗丰富的想象、琳琅满目的人物形象和大量对比悬殊的场景的转换来吸引读者的。而社会风俗小说则倚仗再现人物行为举止和社会风俗来表现时代。除了上述关于人物的写作建议，简姨母还对侄女类似于罗曼司写法的场景部分提了建议：“卡桑德拉姨母不喜欢漫无条理的小说，而且很害怕你的小说会太散漫，过多地从一群人换到另一群人，而且有时介绍环境有明显的意图，可是收尾时却没有交代”。^〔20〕其实早先松散的结构乃是奥斯汀早期崇拜的作家勃尼的风格，可是这时的简已经看出了此法的不妥之处。较之卡桑德拉的古板态度，奥斯汀可以容忍别人的这种做法，只是自己仍然注意描写对象的节制和结构的紧密。此时的奥斯汀对男性文风和女性文风有着很好的掌握，在评价侄女时她就意识到两人在文风上的差异。她如是说：“你那强有力的、生气勃勃的素描，充满了变化和色彩，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我能把它们加进我那一小块（两吋宽的）象牙上么？——我在这块象牙上用一支细细的画笔轻描慢绘，事倍功半”。^〔21〕对这种差异的敏感表现出奥斯汀对自己特色的掌握以及对此种优势的发展，这时的她已经不用苦心模仿拥有话语权的男性作家，而是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倾注笔头。摒弃众多繁杂的人物、注重场景的作用、关心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用平凡和微小来表现社会全貌，这些都是奥斯汀对英国文学的贡献。社会风俗小说以平凡人物作为描写对象，通过再现他们的日常行为举止，传达人物心理及时代精神，注重道德教育，这些都成为后期现实主义的基石。

从简·奥斯汀开始，英国小说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她一扫感伤小说和哥特传奇的靡靡之音，为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平稳过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她带给我们的不是恢宏的广袤画卷，不是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但凭借富有喜剧色彩的姻缘，凭借会客室、起居室、田园这个乡村小圈子和对人物及其行为的独到评价，她写就了六部描摹世态人情、展现社会风俗的佳作。她以细腻的人物刻画见长，讲究情节的紧凑，语言揶揄幽默，这些都为后继作者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从她以降，作家们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作为文学的对象，现实地反映他们的处境。而且，她的成功使人们意识到家庭文学的可能性。她没有因袭旧规，而是转向对人物和社会的关注，使她的小说更贴近现代风格，而非18世纪的传统。奥斯汀以其现实又不失睿智的散文笔触、幽默又不失讽刺和批判的处事态度，精描细刻了乡绅淑女，巧妙严谨地设计了小说的布局结构，表现出对女性成长及命运的关怀，这些都成为后人褒奖她的美名和她的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经她之手，社会风俗小说不仅成为广为人知的小说形式，而且为小说向批判现实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