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在文学史上颇具特色的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身份归属问题一直是极具争议的话题。他虽与济慈同年出生，但并不像后者那般，被视作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委，主要有三。首先，与济慈的英年早逝相比，卡莱尔的长寿使他见证了工业革命的全面兴起和维多利亚社会的千姿百态，因此在时代归属方面，他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其二，他对社会问题和历史人物十分关注，其创作题材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相通之处；其三，卡莱尔以散文体的历史著述为主要创作体裁，他并未承袭浪漫主义文学的主流传统，亦即诗歌，也不属于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范畴。更有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卡莱尔应归入历史学家一列，而不应在文学史上对其做过多论述。的确，卡莱尔的创作处于文学与史学的交界处、浪漫主义与维多利亚精神的转折点，然而，他利用想象力大胆糅合历史素材的写法继承了浪漫主义文学重想象、轻规则的创作精神，他将诗人与文人视作“英雄”和“预言家”的观念也属于布莱克以降的浪漫主义传统。

总的来说，卡莱尔的文学创作以历史书写为主要表达方式，集中描写了法国大革命、宪章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突出展现了神灵、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和君王等六类“英雄”。在分析社会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时，他将“英雄”视作神圣天意在现实世界得以表达的重要渠道，并对普通大众提出警示和规劝。可以说，卡莱尔的主导思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他与众多浪漫主义作家不谋而合，他所提出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naturalism）是传统宗教历史观的进一步深化，表达出人们在工业、机械时代的非物质化理想，与此前的浪漫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就此而言，将卡莱尔置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中进行讨论并不为过。

英雄作为历史主宰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卡莱尔的著述中，在其1837至1840年的演讲中，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加明确的阐述。在讲稿里，卡莱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理念，即“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历史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122〕而“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123〕由此可见，卡莱尔将英雄及其所参与的历史活动视作整个人类历史的骨架，正是英雄以超凡的膂力驱散了人类社会中混乱和虚空的精神。在划分“英雄”种类的时候，卡莱尔将他们分为六类，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神灵、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和君王。他们虽然在外表上相异，但其精髓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拥有强烈的感召力，能够成为神圣天意的媒介，将真理传达给世人。在混乱的时代和社会局势中，英雄的力量能够将其间动乱的精神斧正，清扫一切腐败、虚伪的风气。

然而，卡莱尔对英雄的赞誉和膜拜并不意味着他将英雄视作“神性”的化身。在其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观点中，宗教概念上的神明只是转变了形态，成为自在的“神圣天意”，而英雄人物“仍然是附属于神灵的次级存在物”。^〔124〕因此，英雄从本质上来说也仍然是凡人，但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多了感受和传播神性的慧心，既然先验的自在世界本身就存在，英雄引导人民便成为理所当然的公理。如果他们不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就应该受到神圣天意的惩罚。例如在《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1837）一书中，卡莱尔指出，当“伪英雄”成为统治民众的权威时，其结果便是革命、暴乱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这种社会局面是来自神圣天意的惩罚。应该说，《法国大革命》一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讨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更具有预言书的效应，告诉人们“伪英雄”的蒙蔽不可能长久，民众在历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创造力，同时它还表达了卡莱尔警示当下英国社会的决心，也蕴含着卡莱尔“英雄”史观的目的和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意义。

在卡莱尔所划分的“英雄”种类中，诗人和文人英雄具有特殊的深意。传统历史上，人们通常说的“英雄”是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中的显赫人物，如君王、将领和宗教领袖，而诗人和文人往往被认为缺乏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卡莱尔将诗人和文人英雄单独列出并加以褒扬，这承袭了浪漫主义文人所普遍怀有的“救世”情结，也反映出他传达真理、启迪世人的愿望。在论及诗人英雄时，卡莱尔将但丁和莎士比亚视作魁首，而在讨论文人英雄时，则列举了约翰逊、卢梭和彭斯等18世纪的作家。在他看来，诗人英雄是古代的英雄模式，不可能出现在他当时生存的社会环境中，而文人英雄则“完全是新时代的产物”，并将“成为一切未来时代的英雄主义的主要形式”。^〔125〕虽然这两类英雄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真诚。他们接受了神圣天意所委派的命运，以极大的真诚、冷静的慧眼去探求真相，追求事物的本质，他们所拥有的便是超凡的洞察力。正如卡莱尔所揭示的一般，“创造性、诗的创造，如若不是充分洞察事物又是什么呢？”^〔126〕通过这种洞察力，诗人和文人英雄得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因此他们在观察事物时，“不是揭示出它的这一面或那一面”，而是展现其“内在核心和总的秘密”。^〔127〕

这里所谓的“秘密”又被卡莱尔称作“伟大的秘密”，此说法在其英雄史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被反复提及。卡莱尔认为，“伟大的秘密”是神圣宇宙的终极奥义，但它并非隐匿不现，而是“对所有人公开”，且“存在于每一地方的每一事物中”，只是“几乎没有人看到”。^〔128〕这时，诗人和文人英雄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他们需要在民众对“伟大的秘密”视而不见的情况下，向人们深刻地揭示它。卡莱尔甚至明确指出，文学代表了“大自然的启示”，也是“‘公开的秘密’的一个展示”，^〔129〕它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现状，但通过这种方式，诗人和文人英雄以自己的洞见影响了世人，“公正地同万物和人相关联”，^〔130〕帮助人们在纷繁的俗世中寻找内在的和谐。卡莱尔的这种观点与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超验主义思想具有相通之处，正是这种共识促使他与爱默生建立起了长久的友谊。

卡莱尔在论及诗人英雄时，还曾提出一个颇具特色的观点，即诗必须在思想、表达和理念上都具有音乐性。这个“音乐性”的具体含义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卡莱尔所强调的音乐性并非旋律的“流畅悦耳”，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透视表层、感受本质的思维方式，意味着思想层面的深刻与真诚。因此，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讲稿中，他特地区别了“真实的歌唱”与“虚伪的歌唱”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他认为，“真实的歌唱”就仿佛“因某种神圣的东西而陶醉一样”，而“虚伪的歌唱”则表现出“一种完全不真诚的、令人不快的东西”。^〔131〕读者可以发现，“神圣”和“真诚”这两个常用于描绘宗教感受的词被他当做检验歌唱真伪的试金石，很明显，这里所要讨论的“歌唱”是象征意义上的，是潜藏于人心深处的那种对神圣天意的回应，正如卡莱尔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切真实的歌唱都具有崇拜的性质”。^〔132〕因此，诗人和文人英雄的歌唱，是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在向民众传达神圣的天意，而人民作为听众或是接受者也通过他们的传达，领悟到了“真实的歌唱”所带来的启示，从而拥护和崇拜英雄的引领。据此看来，民众在卡莱尔的历史思想中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www.daowen.com)

依卡莱尔所见，民众虽依附于英雄、受英雄的引导，但他们在历史、社会的风云变幻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职责就是去辨明真伪英雄。这一观点与卡莱尔的“神圣天意”论属于同一渊源。既然英雄和凡人的差别在于感受神性的能力强弱，那么他们就都可以依赖于同一个不变的、超验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民众与英雄建立起了天然联系，遵从于他们的领导就意味着通过一个更强的媒介，感悟到神性。正如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一书中所写到的那样，“当一个民族所选定的人确定之时，这个民族的可贵与否也就确定了。英雄的民族选择英雄，这样的民族是幸福的；而奴才或仆从的民族则选择假英雄，也就是那些江湖骗子，将他们想象成英雄，这样的民族是不幸的”。^〔133〕由此可见，在卡莱尔的思想观念中，民众以英雄为中心建立起了现实世界的秩序，虽然他们在重要性上处于次一级的地位，但也同样不可替代。当然，读者可以发现，卡莱尔的意识深处潜藏着对普通大众的教化意图，他更希望民众能够真心实意地追随“作为时代先知”的英雄，而他对民众在英雄崇拜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甚至可以说展现出了“集体无意识”概念的雏形。

总的来说，卡莱尔的浪漫主义英雄史观受到德国哲学及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不过其英雄史观的立足点也可以用他自己首创的一个说法来总结，即“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所谓“超自然主义”便是一种超验的、不受现世影响的神性领地，它虽然与现世秩序相分离，但能够反映于现实世界之内，并无形地指导着现实世界的运行和变化。所以，尽管物质世界变化纷呈、难以把握，但它“仅仅是一种投影”，“只有作为物质秩序基础的精神秩序才是终极的实在”。^〔134〕读者可以发现，尽管卡莱尔历史著述的写法独特，对宏观和局部的把握也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但其深层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偏离宗教理念太远，而是以一种看似不同的说法，重新表述了人们追随更高存在的职责，并试图激发出民众的这种意愿。因此，他的思想在19世纪很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同，并与他们曾保有的宗教观念相联系。

当然，卡莱尔对19世纪英国文坛的贡献还远不止此，他那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历史书写，尤其是饱蘸想象力的创作方式，不仅继承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还有所发展，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卡莱尔式”文风。在他之前，启蒙时期的历史著述以客观的描绘与分析为主，其目的在于追求普遍的知识。相较之下，卡莱尔则力图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素材和细节中，以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组织材料，寻找内在的线索。读者可以发现，他在撰写历史著述时，经常变换视角，当发现某些需要深入讨论或全面放大的细节时，便会使用现在时态，甚至第一人称，从而为读者创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因此，他的作品读起来不像历史著述，反倒与后来狄更斯的许多小说有相似之处。那么，卡莱尔为何在历史著述中采用如此不合传统的写法？这还需探究其思想深处的创作源头。如前文所述，卡莱尔撰写历史著述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运转的内在动力，亦即神圣天意，从而进一步阐发英雄在引导人民遵从神圣天意方面的作用。可以说，他认为理解历史便是掌握真知，认为这也是一种诗意的行为。既然历史著述的创作目的并非刻板地描绘历史进程，那么作者便可以利用想象力为真实的历史框架增添血肉，帮助读者获得洞见。这种思路就导致卡莱尔的创作具有预言书的特性，它试图从多到令人窒息的历史素材中攫取最具启发意义的片断，“采铜于山”，再精心铸炼，从而形成对历史的独到见解。

这种创作思想也反映在卡莱尔的著述风格和形式上，使他的文体“富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且“看上去纯属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135〕的确，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卡莱尔的风格就曾引起极大的震动和争议。小说家萨克雷曾将其作品在读者中造成的反响总结如下，“如果听一派人的意见，你会认为作者不过是一个乏味的疯子，沉溺于语言的乖张异想，却顾不上常识与理性，而另一派人则正好相反，认为他的观点近乎神启，其雄辩的力量不亚于他的天才。”^〔136〕虽然这两派观点恰好相反，但无论哪一派都明确意识到卡莱尔那沉浸于自我表达的倾向，他的论述和行文风格里都带有一种孤独感和怀旧的情绪，仿佛在讨论英雄人物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或者说历史学家当成了孤独的预言者和不被人理解的英雄。

如果将卡莱尔英雄史观的内容和他的创作风格结合起来，读者便能发现，这两者都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状况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对社会变化极其敏感并深具洞见力的作家，卡莱尔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当时的社会已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产生了巨变，整个时代已步入机械化阶段，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功利主义思想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丧失了道德与精神关联，而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the cash nexus）的深渊。这样的社会状况使卡莱尔深感担忧，他将民众精神的蒙蔽部分归因于真英雄的缺失，并试图以大声疾呼的演讲和感召力极强的文字呼唤人们的觉醒。应该说，在卡莱尔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英雄故事和英雄气概都是为了“反衬他那没有英雄的年代”，^〔137〕也表达出一介文人试图力挽狂澜、警醒世人的理想，而这也正继承了浪漫主义文人推崇“个人英雄”、反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想传统。

综上所述，卡莱尔的浪漫主义英雄史观贯穿于其作品始末，通过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英雄人物，他试图向人们展示其对历史运转原动力的理解，亦即神圣天意的决定力量，以及英雄在社会和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卡莱尔的思想观念中，英雄是真诚且具有慧心的人，他们虽然不能直接代表神圣天意，却可以帮助民众把握那“自在”却又“不可见”的伟大秘密。在卡莱尔对英雄的分类中，诗人和文人英雄是比较特别的模式，而将诗人和文人归入英雄之列的思想表现出卡莱尔所受到的浪漫主义影响，以及浪漫主义诗人以“预言家”自居的传统。然而，在历史上，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因为强调某一些极富感召力的英雄的力量，同时又认为英雄是神圣天意的传达者，所以极易遭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利用，这也导致人们在二战后对其研究热情的降低。然而，在今天看来，若想较好地把握卡莱尔的思想，人们必须将其英雄史观的诞生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深刻地理解其观点对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化社会的象征意义和警示意图。而在文学思想的影响力方面，卡莱尔虽然主要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跻身英国文坛，但他对后来的许多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迪斯累利等人的小说中，人们都能够隐约感受到卡莱尔的风格、主题和道德劝诫的痕迹。正如艾略特本人所言，“我们这一代几乎所有出色与活跃的心灵都曾受到卡莱尔的影响，如果没有他，恐怕过去10年甚至12年间的英语作品都将换副模样”。^〔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