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思想趋于保守，创作出现滑坡时，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异军突起。他们以卓越的文学成就促使英国诗歌创作迈进高度成熟的阶段，再次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文学浪潮。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在短暂的一生中所创作出的美妙诗篇激荡着无数读者的心灵。时至今日，他的诗作已传遍世界各国，他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所谓“拜伦主义”和“拜伦式英雄”等术语已超越了文学范畴，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就曾经感言：“你们读一百本杂志还不如读拜伦的一行诗”。^〔84〕

拜伦出生于伦敦一个贵族家庭，但家中经济拮据。父亲是个浪荡的花花公子，他在挥霍完妻子的财富后遗弃了她，所以拜伦的童年与母亲在苏格兰度过。拜伦继承了家族的爵位和一些领地，成为这一贵族世家的第6位男爵，从此家境殷实。大学毕业后，拜伦迁居伦敦，并在英国上议院获得了世袭的议员席位。1809至1811年，他走出国门，先后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此番远游对他的创作意义重大，归国后，他发表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 Harold's Pilgrimage，1809-1818）的前两章，轰动一时。他嘲讽当局者的诗歌引起统治集团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便利用拜伦的离婚案件对他大肆攻击与诽谤，迫使他于1814年永远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侨居国外期间，拜伦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讽刺诗、抒情诗和几部诗剧，充分表达了其独特的“拜伦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他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思想在整个欧洲大陆广为流传。为了支持希腊的独立事业，他将稿酬和变卖家产的钱捐献出来，还亲临战场第一线指挥作战，终因积劳成疾，患寒热症，不治身亡，年仅36岁。他不仅成为不折不扣的希腊民族英雄，而且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诗人。

拜伦是英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拜伦主义”（Byronism）的具体化身。他高傲自大，热情浪漫，藐视传统，愤世嫉俗，在诗中不时表现出反叛意识和自由精神。拜伦这种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不仅使其成为许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而且也在英国文坛催生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观：即“拜伦主义”。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拜伦主义”已经完全超越了拜伦本人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并逐渐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无形的、自觉的却又颇受争议的处世风格。“拜伦主义”不仅对19世纪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成了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拜伦主义”首先反映了诗人强烈的民主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拜伦是一位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士，所以他的写作始终围绕着英国的政治舞台和社会局势，生动如实地记载了19世纪初期英国乃至欧洲的重大政治事件，鞭挞了统治阶层的腐败与专制，热情讴歌工人阶级为争取自由与人权而进行的斗争，讴歌法国革命，写出了许多带有“拜伦主义”色彩的政治诗。作为贵族出生的他能够如此甘心情愿与劳苦大众为伍，并为他们的利益不懈奋斗，实属难能可贵。

“拜伦主义”精神还表现于他所创作的以拿破仑为题材的诗歌中。拜伦对拿破仑的失败颇为同情，因为在他眼里，欧洲的统治集团和反动势力在摧残人性、破坏民主、剥削和压榨人民大众方面与这个法国皇帝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其著名的政治讽刺长诗《青铜世纪》（The Age of Bronze，1823）中，作者将第一到第五节的篇幅给予了《咏拿破仑》（“Ode to Napoleon Buonaparte”，1823）。拿破仑是个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他从下层脱颖而出，凭借勇气和智慧领导法兰西人民横扫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他几经沉浮仍意志坚定。但同时，他又自居为帝，搞军事独裁，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发起侵略战争，因此拜伦对他的评价也混合着诅咒与嘲笑、惋惜与推崇等复杂的情感。在诗的第三节，拜伦先写了拿破仑的辉煌成就，又对他进行嘲讽，并对这位盖世英雄被囚禁孤岛的下场表示遗憾，深切同情被反动敌人迫害的拿破仑。在第四节，诗人缅怀拿破仑的英雄伟业，称赞拿破仑的名字是英雄的名字：“像色斯卡的战鼓，能使敌人胆寒”。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大败后一蹶不振，对此拜伦深表同情，同时他又希望浪漫主义的自由平等能挽救这种悲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追随“大西洋的自由之波”，因为没有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再英勇的伟人也会成为笨伯。

拜伦的另一首精彩的政治诗是《若国内没有自由可为之战斗》（“When a Man Hath No Freedom to Fight for at Home”，1820），它也表现出“拜伦主义”的显著特征。短短的八句诗行当时传遍了欧洲大陆，在争取独立与自由的人们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若国内没有自由可为之战，／就该为邻人的自由而战；／让希腊罗马的荣耀萦绕心头，／既辛劳又赔性命也心甘。”在简短的诗行中，读者深刻体会到了“拜伦主义”的显著特征，即热情奔放的个性、为自由而战的激情、贵族主义的孤傲以及对英国社会的蔑视。作为有资格在国会和上议院发言的贵族，他的两次发言都强烈指责反动当局，一次是抨击政府血腥镇压破坏机器的工人，另一次是反对政府压迫和奴役爱尔兰人民。在被迫永远离开祖国之后，他步入了真正伟大的境界，成为一名为“自由而战”的“骑士”，并且实践了自己诗中的誓言：“为人类求正义”，“既辛劳又赔性命也心甘。”拜伦为希腊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其英雄行为饱含着现代自由的理想和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拜伦虽流亡国外，依然高举理想的火炬，斗志昂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拜伦还在他的讽刺诗中展现出无谓的革命斗志。在1811年至1812年兰开夏、约克和诺丁昂等地发生了捣毁机器的事件，拜伦在议会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为那些被判死刑的纺织工人辩护，可是他的主张没有被采纳，议会还是通过了惩治工人的法案。义愤填膺的拜伦写下了著名的讽刺诗《“编织机法案”制定者颂》（“Ode to the Framers of the Frame Bill”，1812）。他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在这哀鸿遍野、到处一片呻吟的时候，为什么人命不值一双袜子，而捣毁机器竟至骨折身亡？”这是英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反映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作品，不仅深刻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腐败和社会混乱，而且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更彰显了诗人对政府当局毫不妥协的大无畏精神。拜伦的政治诗是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再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国内尖锐的矛盾以及法国大革命后的英国现状和欧洲的动荡局势。毫无疑问，拜伦无愧于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为民主与自由而战的无畏的英雄诗人这样一个称号。

应当指出，“拜伦式英雄”是“拜伦主义”的具体象征。对所谓“拜伦式英雄”世人早已有定论，即“拜伦式英雄”是指拜伦在《东方叙事诗》（“The Oriental Tales”）中所塑造的主人公，他们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反抗者，蔑视文明社会的宗教和道德，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但他们又脱离群众，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浓厚的悲观厌世情绪。拜伦通过他们对社会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反映出自己忧郁、孤独和彷徨的苦闷。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被称为“拜伦式英雄”。这样的英雄是大无畏的，是视死如归的英雄，但也是孤独的英雄。因为他虽然热爱人民，却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他们，像上帝救赎他的子民一般，所以他终不能融入人民当中，不能与人民平等相处。拜伦虽在诗歌中表达了他愤世嫉俗、向往正义的精神，表现了非凡的讽刺笔力，但也表露了一定的孤傲寡合、目中无人的情绪，他往往漠视下层人民的优良品质，沉湎于孤芳自赏，不由自主地落入“拜伦式英雄”的孤寂之中，从而削弱了其诗作的社会批判力。

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是第一部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作为题材的长篇诗作，叙述了“拜伦式英雄”哈罗尔德游历欧洲的种种见闻，同时将美丽的自然与丑恶的现实加以比较，表达了他对欧洲反动势力以及所有侵略者、压迫者的义愤和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切同情。诗作塑造了哈罗尔德和诗人“我”两个不尽相同却共通互融的艺术形象，他们都满腔热血，热爱自由、民主、正义和美；他们都反抗专制与侵略，蔑视权贵与独裁者；他们都热情讴歌革命与英雄；他们都极端厌世，孤独清高，特立独行，但心中又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美好情愫。拜伦生动、具体地刻画出哈罗尔德的形象：他眷恋故国，却又厌世弃情；他渴望走访异国，却又对故土满怀深情，这似乎是拜伦的影子，表达出诗人饱满的爱国主义精神。

《唐·璜》（Don Juan，1818-1823）再次生动地体现了“拜伦主义”和“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就总体而言，这是一首大气磅礴、多姿多彩的长篇诗作，以史诗般的宏大规模从各个侧面描述了欧洲各国的社会现状，全面揭露了19世纪20年代欧洲各国的黑暗腐败、封建专制的野蛮残暴、上流社会的荒淫伪善、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等等，其中对神圣同盟和英国政府的揭露和批判最为深刻。拜伦指出，神圣同盟是镇压人民、扼杀自由的欧洲第一大刽子手，英国统治者是所有民族的最坏的敌人，他们在世界上干尽坏事，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唐·璜》既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个曲折动人的冒险故事，又是整个时代与全欧洲的如实写照。诗人以愤慨的情绪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暴君，用革命来横扫地球上的污泥浊水。(www.daowen.com)

诗中的典型章节不遗余力地表现出“拜伦主义”的豪迈精神。《唐·璜》第13章第79到89节所再现的《上流社会》可谓精彩中的华章。该部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诗人给上流社会成员们起的形形色色的绰号，它们时而令人忍俊不禁，时而令人哈哈大笑；它们具有集中而典型的概括力，入木三分，具有毫不留情的讽刺效应。在诗中，诗人还尖锐地讽刺了英国贵族夫妇之间的冷漠和虚伪。拜伦身为贵族，却深感上流社会的腐败与堕落，深感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孤寂的折磨、幽默的才华造就了诗人过人的讽刺艺术。《唐·璜》第3章第1到16节的《哀希腊》更是拜伦的登峰造极之作。它语言精致，情感真挚，令人难以割舍。诗人虽不是希腊人，但同样是希腊文明的子孙后代，希腊是诗人心中不容侵犯的圣地，他目睹现实与历史的巨大反差时，不禁黯然神伤：“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梦想希腊仍旧自由而快乐；／因为，当我在波斯墓上站立，／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拜伦写《哀希腊》的目的，不是要大发怀古的感叹，而是要以诗歌来激励人民，号召和鼓舞他们为自由、为恢复希腊的光荣与神圣而战斗。作家瓦尔特·司各特说，《唐·璜》像莎士比亚一样包罗万象，它囊括了人生的每个主题，拨动了神圣的乐器上的每一根弦，弹出最细小以至最强烈、最震动心灵的调子。一个被祖国抛弃的诗人，在国外得到世界范围的称誉，使整个19世纪20年代成了拜伦的时代。而迄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拜伦笔下的唐·璜几乎就是拜伦自己的化身，“拜伦式英雄”的概念也随之流传至今。

此外，“拜伦主义”在其抒情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热情奔放、追求浪漫是“拜伦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拜伦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充分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大自然的向往，这一切都融入了他那朴实无华、悠扬悦耳的诗句中。《当初我俩分别》（“When We Two Parted”，1813）是拜伦抒情诗中的名篇，它读来简洁晓畅，一咏三叹，生动刻画了失恋者欲恨还爱的复杂情感。诗歌一开头便揭示了分手时令人忧伤的场面：当初我们俩分别，只有沉默和眼泪。由于对方“背信弃义”，双方共同编织的情网已不复存在，情已变，人已改，往日的悲伤又怎能等同于如今的哀怨情长？然而诗人并未指责这位负心女郎，也许在浮华的上流社会中，负心变情只是一道常见的风景线；相反，他凭借诗歌寄托自己对她的绵绵思念之情，以惊人的坦率和伤感的曲调表达了自己炽热的感情和大度的胸怀。

另一首颇具“拜伦主义”特色的抒情诗是《雅典的女郎》（“Maid of Athens”，1810）。这首热情奔放的情诗再现了拜伦与雅典少女特瑞莎短暂而又热烈的爱情。在诗人的笔下，这位闭月羞花的女郎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在希腊文化的熏陶下，她敢于追求炽烈的爱情。她就像古希腊炽热的女诗人萨福一样是希腊自由精神的象征。拜伦深爱着特瑞莎和希腊文化，在离开希腊之际，诗人敞开胸怀，抒发了自己对爱情和希腊的深深爱恋，诗人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呼喊：“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雅典的女郎》体现了拜伦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同时也折射出他对希腊这一文明古国的无限热爱以及准备用生命来保卫她的坚强决心。他爱自由，所以爱希腊，爱雅典的少女；他爱少女，所以他更爱希腊，更爱自由。他的儿女私情已经与古代文明之恋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而《她走在美的光影里》（“She Walks In Beauty”，1814-1815）则是拜伦最负盛名的恋爱抒情诗，表现出拜伦浪漫主义诗风中唯美的一面。面对群芳，拜伦视而不见，独对素雅文静的威莫特·霍顿夫人大加赞赏，由此可见诗人审美眼光的独到与高超。他从多个角度描写夫人的美：步态美、仪容美、秋波美、乌发美、脸庞美、微笑美、容颜美、思绪美、心灵美，此诗是抒情与描写相结合的艺术典范。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已成永恒，而威莫特·霍顿夫人也透过拜伦的抒情向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散发出光彩夺目的魅力。他因情至而妙笔生花：“她走在美的光影里，好像／无云的夜空，繁星闪烁”。这一生动的意象把我们带入了清新脱俗、辽阔绵远的想象空间，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去欣赏这位走在美的光影里的高贵纯洁、风姿卓越、光彩照人的女性。在她的容颜和秋波间，读者捕捉到了一片恬淡的清光，由最美的明暗交汇而成，岂是俗艳之物能相媲美？完美的事物总是让人觉得“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而拜伦眼中的霍顿夫人就具备这样的完美：“多一道阴影，少一缕光芒，／都会损害那难言的优美”。前苏联评论家叶利斯特拉托娃高度赞扬这首抒情诗，说它抒发了人类崇高而美好的理想，“诗中那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已把精神与肉体的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和谐是形体美与精神美的统一，形体美寄寓了精神美，精神美又升华了形体美。诗因情生，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只有炽热的感情才能创作出如此美好的作品，这便是拜伦浪漫主义诗歌的理想境界。

拜伦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天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别林斯基曾这样评价拜伦：“他骄傲地战斗着，怀着不朽的悲痛。”此言是对诗人的性格和人生最恰到好处的总结。而拜伦却把对自己的总结凝聚在“天鹅之歌”中——《这一天我满三十六岁》（“This Day I Complete My Thirty-Sixth Year”，1824）。本诗是诗人为纪念自己36周岁生日而作，作为希腊民族革命武装的指挥官，他正为希腊的独立而浴血奋战，可再过三个月，他就将因恶疾而逝去了，因而这首诗便成了诗人的绝笔，从中我们可以读到孤独与激奋、爱情与理想。诗人向往自由民主的社会，他为自由而战的激情是那样的炽烈，他颂扬自由、唤醒世人的诗是那样的光芒四射，同时他所体会到的恒久的孤独又是那样地具有切肤之痛，这一切统统造就了拜伦，使他的生命和绝笔诗产生了巨大的人格力量。在第6节里，诗人以豪迈的心情想到他所献身的希腊解放事业的正义性质。刀剑、旗帜、疆场，这一切都与希腊或者他本人的命运休戚相关！要么胜利凯旋，要么效死疆场，这些构成了拜伦主义的最动人之处——英雄性，闪现出耀眼夺目的光彩。

引人注目的是，“拜伦主义”的流行直接导致了“拜伦现象”。所谓“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拜伦体现了那个不朽的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19世纪英国人乃至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但拜伦是自相矛盾的。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怀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躁，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虚荣傲岸的男爵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辉煌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所埋没。他的内心是感伤的，长吁短叹充塞了他的整个人生。所有这些，都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反叛者——贵族资产阶级及其陈腐观念的反叛者。毋庸置疑，这反叛包含着巨大的社会进步性，激励着人们涌向正义的历史潮流。

拜伦的叛逆性格决定了他在思想上是现存制度的否定者，其思想核心是自由与正义，因此与压迫和奴役人民的社会格格不入。在拜伦的理念中，自由是正义的精髓，首先必须获取自由，然后才谈得上正义。他曾骄傲地表白：“我可以独自兀立人间，但绝不拿我自由的思想换取一座王位。”在他看来，为自由献身无比美好：“啊！自由，你在牢狱里才最灿烂！”由此，他写出了《锡隆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1816）这部杰出的诗作。作品中那不自由、毋宁死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每一个囚徒，也教育了如今的人们。拜伦笔下的囚徒是为了恪守自己的信条而被囚禁的，我们读出了诗人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痛惜。

但是拜伦毕竟是西方文明的产儿，与西方精神文化中的个性价值与自我崇拜一脉相承，其自由观包含更多唯我主义成分，极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并且脱离不了孤傲自赏的倾向。对自由的热忱使他跳出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圈子，成了所有被奴役者的坚定盟友。他支持爱尔兰的独立运动，支持意大利、希腊等在异族铁蹄下被迫害的人民的斗争；坚守自由的原则还使他超越贵族意识和阶级偏见，成了被压迫者的辩护者和代言人，例如对勒德运动的态度。当然，拜伦思想中的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常常耽于梦幻、悲观和虚无；他是愤世嫉俗的，却偶尔也百无聊赖；甚至在“宣布人世间万事皆空时，怀有一种忧郁的快意。”

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拜伦创作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其诗歌在意境风格上大气磅礴，激越纵横，在人物形象上塑造了“拜伦式英雄”。它们虽然宗旨不同，体裁各异，但无不凸显出非凡的才情，显示出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潇洒自如的风采。在语言方面也表现出口语性、直观性、张力性、动感性和煽动性。

拜伦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其名言“诗的本身即是热情”可谓他诗歌美学的核心。拜伦诗作的每一行几乎都洋溢着澎湃的激情；几乎所有作品都伴有他自己的身影，由此可见其火热的内心和炽烈的性格。由于拜伦是个积极入世的政治家诗人，所以其满腔激情往往升华为对自由与正义的呼唤。他的大部分诗作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或倾向性。抒情诗如此，长诗是这样，诗剧亦然。总而言之，在拜伦的世界里，负有沉重历史感的时代豪情常占据主导地位。在他的笔下，高山和大海、高地和草原无不雄奇、豪壮、粗犷、浩渺，是自由的象征，是力与美的融合，是英雄气概与激情的跳动。拜伦诗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刻薄、辛辣的讽刺性。就气质而言，拜伦主要是位讽刺诗人，他沿袭和发展了英国文学独特的讽刺传统，并将之推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他的讽刺手法机智巧妙，变化万千，层次分明，耐人寻味，使其诗作具有特别的战斗性和摧毁性。此外，拜伦并非只是从主观思想方面或内心世界中体验和汲取灵感，而是紧紧盯视着人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又使他的讽刺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真实性、现实感和生命力。纵观拜伦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我们不无崇拜地感言：拜伦无愧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英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