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1772年10月21日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一个乡镇牧师的家庭。父亲是教区牧师，在他9岁时不幸去世。10岁时，他到伦敦基督慈幼学校上学，熟读希腊、罗马文学，精习形而上学。19岁考入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柯勒律治的诗数量不多，但其被称作“魔幻三杰作”的代表诗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1798）、《克里斯特贝尔》（“Christabel”，1816）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1816）都脍炙人口，是英国诗歌中的精品佳作。他一生做诗不辍，中年时热衷于研究以康德、谢林为代表的德国唯心论哲学。他的诗人气质、他的怪癖、他的个人魅力、他与华兹华斯的微妙关系，尤其是他的文学理念，都使他成为文学史上极具人气的作家之一。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具思想厚度和最为多才多艺的文学巨匠之一，同时也是“湖畔派”诗人中最具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与华兹华斯相比，他的诗歌数量要少很多，但是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他的作品却是浩渺的，他的判断、思想和理念如今依然极大地影响着文学艺术界。

总的来说，柯勒律治的人生轨迹颇多转折和壮举，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年轻时代的柯勒律治对政治和宗教都有着非常激进的观点，他对法国革命几近疯狂。1794年夏，他结识了诗人罗伯特·骚塞，朋友俩着手计划在美国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式的社区，柯勒律治把它称为“Pantisocracy”（equal rule by all），即“大同世界”。但是两个人都只是沉湎于梦想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将计划付诸实施。1797年，他又遇见了华兹华斯，在后者的推动下，柯勒律治开始了一生中最快乐也是最多产的时期。两位诗人出版了他们的《抒情歌谣集》。这本诗集标志着他们与古典主义的背离以及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始。诗集的第一首诗就是柯勒律治的杰作《古舟子咏》。在《古舟子咏》中柯勒律治极尽才能，将超越自然的人物和事物介绍给读者。1798年柯勒律治随同华兹华斯和其妹妹多萝西一起前往德国，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对康德、谢林以及其他德国哲学家的研究。在把德国的哲学发展状况介绍给英国诗人和思想家方面，柯勒律治起了重要的作用。柯勒律治还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文学评论家，且擅长举办讲座，他口才出众，是浪漫主义时代卓越的代言人。他对莎士比亚以及其他作家的论证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他还为报刊、杂志撰稿并且创办了期刊——《朋友》（The Friend，1809）。在此期刊内，他创作了一部成功的悲剧《悔恨》（Remorse，1813）。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抛弃了年轻时代炽热的革命激情，转向保守。

柯勒律治的文学作品可以很自然地划分成三大类：诗歌类、评论类和哲学类，与其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文学生涯相对应。但他主要还是以诗作闻名于世。他写出过《古舟子咏》、《克里斯特贝尔》和《忽必烈汗》这三篇力作，集中地反映出他的文学理念、主题构思、创作风格、超脱于凡人的想象力以及文学、哲学思想。通过对此三篇杰作的赏析、评论、解惑，可领会诗人那超凡脱俗、神奇怪诞却又紧扣读者之浓厚兴趣的缘由，更好地领会这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怪才”的湖畔诗人的文学素养和浪漫主义气质。

很多读者与学者都认为《古舟子咏》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宣言书”，是柯勒律治所写的一首令人难以释怀的音乐叙事诗。它结构简洁、语言朴素，向人们叙述了一个生动的犯罪与赎罪的故事。《古舟子咏》是柯勒律治唯一一部完整的长诗。这部长达677行的叙事歌谣是一个神秘恐怖的浪漫故事：一名老水手对三个赶赴婚宴的客人讲述了他自己的可怕经历。客人们本想不理睬他，自顾着去赴宴，但却被老水手那特殊的表情所打动，情不自禁地把这个故事听完了。老水手和同伴们乘坐一艘船出海捕鱼，一路上很平安，但突然间他们遇到了一阵暴风，暴风过后，老水手无端射死了一只栖息在索具上的信天翁。航海人都相信信天翁是好运的象征，老水手的举动让厄运降临了。船驶进静静的大海深处，那里无风无浪，毒辣辣的太阳如火般照耀着，海水绿绿的，满载着腐朽之物。船滞留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老水手便是这次厄运的肇事者。全船的人都渴死了，只有他还活着，这其实是上帝对他的严厉惩罚。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害死了其他水手；另一方面在茫茫的大海中，一条船上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惧怕像毒蛇一样给他注入毒素，使他的内心又经历了一场痛苦与恐惧的折磨。良心和良知是每个人自身内部的道德评析，是对自己道德价值的认识，是一种心理反应。老水手不断对自己进行良心谴责，感到内疚、惭愧和悔恨。这种自我谴责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使他倍感罪孽深重。后来，他一想起那时所受的言之不尽的切肤之痛，便不能忍受。他的心在体内燃烧着，一直到把这可怕的故事说了出来，方才觉得舒了一口气。尽管老水手已经虔诚忏悔，但那种负罪感令他依旧难以释怀，于是他渴望被人理解，以排除内心的痛苦，因此，即使对方是路人，他也渴望倾诉，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做富有爱心的善良之人。

这首诗可以说是柯勒律治实现其浪漫主义哲学、文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总而言之，柯勒律治的这首诗歌以神秘、怪诞著称，其中的心理描写可谓超凡。诗歌探讨了罪与罚、善与恶、生与死等哲学问题，宣传了一切生物皆上帝所创造的教义，把热爱宇宙万物的泛神论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这个老水手经受了无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后，才逐渐明白“人、鸟和兽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存在着超自然的联系。因而这首诗有许多超自然的人物和事件，充满激昂的基调、古朴的语言和深奥玄妙的特质。柯氏认为诗歌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故事本身或它所包含的哲理，而在于以造型艺术的精确性和音乐的流动感，为读者创造出一幅幅神奇、浩渺的画面。比如他对大海的精彩刻画：时而风平浪静，温和安宁；时而风暴骤起，一片喧腾；时而无边无际，时而岸芷汀兰。读者几乎难以相信，在写作此诗时的柯勒律治并不熟悉大海，根本不是一个弄潮儿。但他能凭借常人无法具备的想象力，使真实的情形与幻想的景象互相交织，把平凡的细节与诗意的象征合二为一，充分显示了瑰丽奇特、神秘怪诞的想象能力。在诗艺上，该诗将英国民歌的自由与古典诗的严谨熔于一炉，煅造出适合表达浪漫主义情感的活泼自然的诗体，而长诗的音韵与节奏之美，也表现了诗人能让文字歌唱的非凡才能。在实际创作中，梦幻与现实彼此交融，制造出一幅幅亦真亦幻的情景，这种情景神秘、怪异和朦胧，给读者带来一种难以名状的美感。柯勒律治的文学思想还饱含庞大的隐喻体系和复杂的象征结构，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再回到抽象的文本创作过程，从而使读者自动摒弃对作品内容的不信任感，而确信描写的真实、逼真。他强调诗的形象思维，但又认为好诗不只依据丰富的意象。一首诗无论意象多么美丽动人，多么忠实于自然，都不一定能算作上品。意象只有受激情的主导、控制，受诗人智力统领时，才能化作好诗，这样的诗其含意是多层次的，足以接受不同时代和不同读者的解析和鉴赏。

概括来说，在柯勒律治的心目中，上帝创世与诗人写诗是类似的活动。他的诗学鲜明地反映出基督文明被创造的宇宙观念，是以人文主义对基督教观念展开重新剖析的典型。人和自然同质，都是神的创造，这是他形而上学的诗学的主要理论基础。虽然人和自然是神的永恒创造的体现，但其形态和品质却不尽相同，人们只有凭借自我意识和沉思冥想，才可领会人与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首体现柯勒律治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作是他的抒情诗片断《忽必烈汗》。这首诗是柯勒律治在1797年的一个夏梦中编织的作品，虽然只有54行，但仍被公认为柯勒律治的代表作之一。该诗诗句合辙押韵，长短不一，韵律铿锵，极富乐感。柯勒律治写道：在埃克斯穆一个农庄作短暂逗留时，由于病痛吃了鸦片，不久后便睡着了；入睡前他正好在看英国牧师兼旅行收藏家珀切斯的《珀切斯游记》，其中写到因马可·波罗的介绍而在西方出名的元世祖忽必烈汗修建宫殿的事情。柯勒律治在睡梦中，诗句脱口而出，纷至沓来；入睡之人直接看到一系列形象，听到一连串写景叙事的词句。几小时后他从梦中醒来，蛮有把握地认为自己已经作好或者传授了一首300行左右的长诗。他记得异常清晰，赶紧记录下了那个片段。然而，一位不速之客打断了他的创作，之后，他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其余的诗句，永远没有能够完成这本该是二三百行的长诗。“我相当惊骇地发现，”柯勒律治写道，“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大概的情景，除了八九行零散的诗句外，其余的统统消失，仿佛水平如镜的河面被一块石头打碎，它反映的景象怎么也恢复不了原状。”即便如此，现记录下来的片段依然是英语韵律中最高的典范，像天边的云霞闪亮耀眼，但又难以解析。在作品中，诗人把东方的历史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与文明融为一体，使作品产生奇特的艺术效果。在忽必烈汗的宫殿里，城墙与高塔四面环绕，清澈的小溪在涓涓地流淌，明媚的花园里，丁香、豆蔻花香四溢。如同小山丘一样的树林环抱着草地，那里无疑是人间天堂。

值得注意的是，《忽必烈汗》并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细细咀嚼之后，读者就会发现它是一首不注重思想内容，只刻意表现韵律和想象力的“纯粹诗”，那富于节奏的音乐美给读者带来悠然自得的快感。欣赏该诗时，读者禁不住会发问，这种种美景柯勒律治又是如何知晓的呢？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理论评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能够超越形体的局限，超越时空，想到千年之上、万里以外，其首要特点便是创造性的想象力。主体在艺术构思时，可以从自身现实的王国一跃进入到另一个虚幻的国度，从而超脱客观现实的界定，获得主题自由延展的可能性。这与柯勒律治强调诗性想象的创造并行不悖，也令人感觉到这种创作的无边无际的神秘感。(www.daowen.com)

柯勒律治在这首诗中暗示了诗性幻想的巨大威力：诗人不但能把幻象化作文字，而且可以把它的启迪传达给所有读到或看到它的人。《忽必烈汗》以描绘诗人受灵感驱动做诗的形象终结全诗：诗人因激越的创作热情，目光如电，长发飘飞，下笔如神，给人以神圣之感，令人畏惧。他使人们相信诗人似乎喝过清晨的甘露，饮过天堂的乳浆。在这里柯勒律治描写了因神灵附体而获得灵感的诗人如痴如狂、口若悬河、放荡不羁的情状。此时作家已冲破理性的制约，进入心灵解放和高度自由的状态，思维也随之进入了一个仿佛混沌无序的想象世界。《忽必烈汗》无疑是这种神思佳作，全诗如同一首文字铺就的交响乐，丰富的韵味、场景的跳跃、相悖的意象组合居然可以在诗人的笔下平衡而又和谐地交汇于诗的主题结构中，狂放中隐含着规则，看似随意却又井然有序。

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以细节描绘超自然的神秘事物，表现出细腻的浪漫主义手法。诗中所描写的点点滴滴极为细致，令人甘愿暂时不去考虑普通情理而信以为真，并在领略、欣赏到一种美的同时获得教益或良知的觉醒。“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倡导的道德规范，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口号。它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又是资产阶级道德的重要内涵。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仅在政治上推动过历史的进步，在人类道德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观念。因为它否定了人身的依附关系，肯定了人身自由；否定了等级特权，肯定了人的平等。总之，它肯定了人的尊严、价值以及个体对美好事物和对幸福的追求。所以，它对个性的张扬和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拓展，对人们打碎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等级主义的枷锁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柯勒律治正是它最积极、也最富影响力的宣传者之一。他最崇尚的是自由，即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或写作；他认为人人平等，连他和忽必烈汗也一样，因为死后都得经过坟墓，站在上帝的面前；至于爱人、爱大自然、爱人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包括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品德，更是上帝和人类共同的奢求。一位18世纪的英国诗人不可能知道忽必烈汗那座皇宫的蓝图是一场梦，却梦到有关宫殿情景的诗。这种心灵感应，跨越了空间和时间，与之相比，宗教书里提到的白日飞升、死而复生和鬼魂显露与柯氏的诗作相比就显得十分稚嫩，也就算不上神奇了。

柯氏的浪漫主义“魔幻三杰作”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浓厚的悲剧氛围和悲剧精神，这主要反映在他的《克里斯特贝尔》中。诗里所有人都充满悲剧色彩。克里斯特贝尔小姐原本有着挚爱的男友、美满的家庭、幸福的生活。出于善良，她好心救起一个女妖，结果却被诬陷，被迷惑，由此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幸和变故。也许诗人在未完成的部分会给故事一个不同的结尾，但就目前的片段而言，《克里斯特贝尔》带给我们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这部悲剧本身所具备的凝重感和神秘感又一次彰显了诗人所特有的浪漫主义气质。

柯勒律治除了是英国“湖畔派”诗人中最具浪漫气质的诗人之一，还是浪漫派诗人中一位颇具哲学深度的理论家。1818年柯勒律治作了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的精彩讲演，结集成《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Lectures and Notes on Shakespeare，1818）一书，同时创作了文艺批评论著《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1817）。它们都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杰作，不仅深刻分析了诗的特质和力度，而且对批评原理也有独到的见解。通过对其三部作品的赏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其文学思想的三大特色：1）宗教的形而上学色彩。2）强调想象与象征力。3）崇尚移情论。在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柯勒律治是受德国谢林形而上学哲学思想影响最深的文论家。但他的思想体系又极为复杂，常常折射出从抽象思辨返还人类经验的倾向，神性正是这一倾向的原动力，它将人的精神感觉和理念等同起来，体现出柯勒律治的泛神论思想。心灵把人引向大自然，而非大自然去触动心灵。自然是一面镜子，既反射人，也折射上帝，因为上帝以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人把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心灵的想象力。最强有力的心灵在想象中承载着鲜明的象征。柯勒律治特别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从而使其诗学最终归结于移情论。他认为诗人“必须将他们现已有的情怀铭印给外界的世界，以便以令人满意的清晰、鲜明的个性在他们的观照之前再呈现出来”。^〔82〕柯勒律治精研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认为当诗人将其人格向外辐射到自然时，自然也就免不了会烙上拟人化对象的印记了。既然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那么，人在重复神的创世的过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依照人的模样创造自然，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拟人主义。可以说，柯勒律治的诗学是浪漫主义的诗学理念对基督教观念的重新解析、拓展和延伸，是以宗教语言表达新的人文主义审美观点和审美理想的典范。

柯勒律治曾经说过，《圣经》、莎士比亚、弥尔顿对他一生的写作、研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他的文论《文学传记》中，他曾这样表述：“诗的天才以良知为躯体，以幻想为服饰，以行动为生命，以想象为灵魂，这灵魂无所不在，它存在于万物之中，让一切形成一个优美而智慧的整体”。^〔83〕因此，他试图通过自己非凡的想象力进入莎翁的内心深处，仔细体会莎翁每部作品的精髓，弄清其内在的组织原理，探求莎翁是如何驾驭其不朽之作的。他强调指出当诗人被大自然美景所吸引时，他的脑海会变幻出一幅幅画面，任何人面对自然美景时都会有自己特有的感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能力，用语言符号去传达其内心的景象，而天才就是拥有这非凡能力的人，他可以把心目中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之感同身受，调动起他们的各种心理机制。莎士比亚无疑是这样的天才，既有捕获灵感的天赋，也有激发情感的本领。但天才仅仅具备想象力和激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拥有深邃的思想。柯氏曾说过，如果诗人不是拥有深邃的哲学底蕴的哲学家的话，那他一定不是一个杰出的诗人。

长期以来，人们对柯勒律治的作品和评论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其神秘而怪诞的诗歌作品时常不可理解，还有人认为其自由、复杂而充满种种自相矛盾的文学思想缺乏系统。除此以外，一些人对其个性化的莎士比亚戏剧评论也颇有微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他对于英国文学以至于世界文学的贡献恰恰体现在这些方面。

综观柯勒律治其人、其作品，可以说他不愧为“湖畔派”中当之无愧的最具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从欧洲回国后，他继续居住于湖畔地区，与华兹华斯保持往来。与童年时代就失去父爱同样不幸的是，柯勒律治年轻时即患有风湿痛等多种疾病。为求镇痛他长期服食鸦片，竟至上瘾。所以，他那超凡神奇的想象空间、怪诞相悖的心理意象、浓郁难解的悲剧性精神，有时就被部分读者看做是鸦片云雾缭绕、渲染的副作用，是常人所无法拥有的。这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可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小觑他过人的才华以及他那超越其他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吸食鸦片大大损害了柯勒律治的健康，使得晚年的他贫病交加，痛苦难当。1834年7月25日，这位超凡脱俗又颇具争议的浪漫主义诗人逝世于海格特。应该说，柯勒律治的创作实践、理论体系、哲学观点，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作家，也影响了和他政治思想相左的拜伦、雪莱和济慈等诗人，而且，对如今的诗歌艺术探索者和爱好者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仅凭《古舟子咏》、《克里斯特贝尔》和《忽必烈汗》，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就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是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是无可厚非的人间“诗仙”，令无数痴迷的读者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