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布莱克、彭斯的创作，浪漫主义诗歌在英国逐渐兴起。然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全面树立则是以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为标志的。他与柯勒律治于1798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开拓了全新的诗风，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鼎盛期的到来。而两年后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所撰写的“再版序言”则从理论的高度阐发了他的诗歌创作观，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的美学宣言。“序言”^〔25〕涉及诗歌创作中的题材、媒介、主体和过程等重要问题，实现了对诗歌性质的重新审视。可以说，华兹华斯的诗论及其诗作奠定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拓宽了19世纪文学批评的视野，并从多个角度昭示了20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方向。

华兹华斯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其诗歌题材的转向。他一反新古典主义的模仿论思想，选择适合诗人情感的“自然流溢”的创作题材。在“序言”中，他曾明确指出题材的重要性，认为“只要诗人把题材选得很恰当，在适当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热情”。^〔26〕概括来说，“自然”、“自由”和“自我”是华兹华斯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他在这三方面的创作使其诗歌理念和哲学思想得以外化，表达出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民主和人性等普遍问题的执著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题材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水乳交融、有机结合的。

首先，华兹华斯以自然为题材的诗歌将原始主义精神视为契机，不仅把“自然”本身作为讴歌对象，体现出一种革新意识和时代精神，更将自然的教化意义延伸开来，与人紧密相连，从而探讨自然在个体的人生历程和整个人类的精神顿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应当指出，在华兹华斯诗歌的接收和批评史上，人们曾狭隘地认为其自然诗“寄情于山”、“忘情于水”，是对自然的消极感受。^〔27〕然而，今天看来，他的自然诗超越了对“物质自然”的简单反映，探索了人心与自然的互动，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审视了个体从童年期到成年期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从哲理层面上考察了自然与人性的契合。这两条线索都将外在的自然内化，与人心相呼应，体现了华兹华斯浪漫主义思想比前人的高明之处。^〔28〕

自然作为诗歌题材，在华兹华斯的笔下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涉及自然本身、自然与个人以及自然与人类等哲学思想，呈现出“发散”状的浪漫主义宇宙观。第一，自然本体与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嘈杂形成鲜明对比，它远离人为的理性和规范，寄托了诗人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对自由的向往。华兹华斯曾在“序言”中解释自己为何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他认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29〕同时又能实现向更为单纯的精神状态的回归。这些观点都与18世纪保守、典雅的文学传统相悖，与19世纪追求革新、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相吻合。第二，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自然”与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紧密相连，成为诗人哲思的重要载体。他于1807年发表的长诗《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是这类自然哲理诗的代表作。该诗看似写景，实则写人，看似描绘自然，实则通过观察自然，反思一个人从幼年、童年到成年各个时期与自然的精神联系。在华兹华斯看来，人性在接受教育、风俗、社会等理性因素的洗礼前，能够与自然保持一种直觉、本能的联系，此时“这世界和每一种普通景物，／……／似乎都有神圣的光辉射出”^〔30〕。而随着不断成长，人逐渐失却与自然的亲密关联，“在成长的少年眼前，这监房的／阴影开始在他周围闭合”，^〔31〕最终灵感和启示消失殆尽，成人与自然的联系变得非常微弱。华兹华斯在诗中把孩童比作“哲人”、“明眼人”和“先知”，认为他们拥有预言家的灵性，而成人只能靠回忆来理解自然，并形成理性的意识。然而，与“病态而又愚蠢”^〔32〕的感伤作家不同，华兹华斯并未因这种损失而写出悲情泛滥的诗行。他认为，人虽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失去与自然的直觉联系，但回忆起曾在自然中领悟到的原初感受，“喧闹的岁月看起来就像永恒寂静中的瞬间”，“苏醒的真理永不会消灭”，^〔33〕成人将会找到理解和珍爱自然的新方式。可以说，华兹华斯的自然诗始终表达出一种浪漫的乐观精神，将成年人的“有涯”之悟同孩童的“永生”之感相呼应，使人与自然建立起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联系，探索了自然对人性的永恒启示。第三，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自然”不仅与人性相辉映，还孕育了“神性”，表达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宇宙观。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语中，“自然”有时与“自然的”、“质朴的”等概念不分彼此，^〔34〕因此他常能在描写自然景观的同时，不落痕迹地指涉纯朴的人们及其生活。在他看来，这种质朴的乡村生活与人心的基本模式相通，蕴含了人类最根本的哲理。这一观念可以在他的自传体长诗《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1799，1805，1850）中窥见端倪。这首长诗的第八卷名为“回溯：对大自然的爱引致对人的爱”，^〔35〕该诗描写了孩童、牧羊人、村妇等仅受过自然哺育却显得无比高尚的人。可以想见，自然在这里担当起了“向导”和“守卫”的职责，它作用于人的想象力之上，不断为人性提供新鲜的养分，而与之相比，书本知识只是贫乏的替代物。^〔36〕在华兹华斯的众多自然诗中，还流露出一种自然神论的思想，将自然与人性的互动不断延伸，继而包容宇宙万物，这与浪漫主义时期“流行的泛神论有密切的关系”。^〔37〕读者可以发现，诗人笔下的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永生、无限的宇宙精神，一切事物都体现出所谓“神灵”的存在，正是“自然”让人感到身处于宇宙之中，并对同类产生切身的关爱之情。总的说来，华兹华斯注重“自然”题材在其诗歌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描绘自然本身，更关注自然与人的互动关系，因此，其自然观是“人性、理性与神性的结合体”，^〔38〕代表了一种开放交融、流动不居的浪漫主义思想。

“自由”是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另一个重要题材，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表现对象。华兹华斯对“自由”的关注源于他的民主思想，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他是唯一一个亲临法国、切身感受法国大革命氛围的人，可以说，他的诗歌被深深地打上了革命时代的烙印，散文家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也曾表示，华兹华斯的诗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它参与并被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洪流所折服”，^〔39〕“如果他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恐怕就只是无名小卒了。”^〔40〕值得注意的是，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由”通常表现为对“平等”、“民主”的迫切向往，在他看来自由不仅应当成为个人生存的状态，也是国家存在的准则。这种思想在其早期诗歌如《景物素描》（Descriptive Sketches，1792）中就有所体现，诗中人物呼唤上帝将自由赋予人间，驱散君王的暴政，期待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思想激荡为人类带来自由的曙光。《序曲》也曾对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做出这样的描写，“法兰西正值金色的时光，／似乎人性再次在世上诞生”，^〔41〕虽然大革命后来的走向令诗人倍感失望，但华兹华斯对自由、民主的热切盼望是清晰地展现在这些诗行中的。作为一位毕生对政治抱有高度热情的诗人，^〔42〕华兹华斯的“自由”题材诗也反映了他对国家政治原则的态度。1801年至1816年间，他写了一系列十四行诗，结集成册后取名为《献给国家独立与自由之诗》（Poems Dedicated to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ty），坚定地支持国家自主，认为“国家应当强大而自由”。当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理想让位于权力和政治争斗之后，华兹华斯强烈反对罗伯斯皮尔和拿破仑的政治行为，在一些激进派谴责其后期思想愈发保守、不再支持革命时，他表示自己并未变节，而是革命变了味，他反驳说“当法国及其统治者放弃自由，将自己交付给暴政、妄图奴役世界之时，便是我抛弃他们之日。”^〔43〕在名为《一个英国人对于瑞士屈服于法国的感想》（“Thought of a Briton on the Subjugation of Switzerland”，1807）的诗中，他将瑞士和英国比作“山岳”和“大海”，认为拿破仑在瑞士扶植结盟政府的举动无异于将自由女神“从阿尔卑斯的据点赶下来”，^〔44〕使英国这个“大海”成为仅剩的自由国家。总的来说，“自由”是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题材，他通过诗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平等、共和等政治理想的艺术化。

“自我”也是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的一大题材。浪漫主义诗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把文学的探索作为探寻个性的指南”，^〔45〕而华兹华斯在这方面的创作具有先驱意义。在浪漫主义之前，“自我”主要指人的外在实体，是相对意义上的客体，而作为抽象性、主体性的自我则是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得以彰显的。“序言”中，华兹华斯给诗下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定义：“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诗的这种产生过程扭转了“自我”作为客体表现对象的地位，使心灵成为投射性和创造性的主体。^〔46〕华兹华斯的自传体抒情诗（autobiographical lyric）《丁登寺》（“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1798）、《决心与自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1807）、《永生颂》和《序曲》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诗歌观，这些诗的重点不在于描绘公众生活，而在于表达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由于“自我”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读者很难从这些诗中提炼出类型化的感悟，但其“流溢”出来的内在情感如“灯”一般将光亮发散开去。如此看来，诗人的心智体验就成了“具有原型意义的内在历练”，^〔47〕他对精神旅程的审视和情感的抒发就变成了一种自省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华兹华斯诗歌题材中的“自我”应当是艺术层面上的，是由语言表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拘泥于一个人的感受，而可借力于他人，形成“集体的自我”。^〔48〕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是华兹华斯对浪漫主义诗歌的一大贡献，与追求自我与个性之无限放大的浪漫主义思想相呼应。

总的说来，“自然”、“自由”与“自我”这三种题材在华兹华斯诗歌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与他的浪漫主义思想紧密相关。如果说新古典主义诗歌强调题材的普适性、社会性和权威性，那么浪漫主义诗歌则关注抒发“内心的根本激情”（the essential passions of the heart）。^〔49〕华兹华斯的诗以人的情感为中心，其自然题材诗反映了诗人在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逐渐加剧的情况下，渴望启发人性、救赎人心的意愿；其自由题材诗表达了诗人的民主理想；而自我题材诗则承载了诗人对个性和艺术自由的赞誉。它们着重探索人类情感的运行方式，适合抒发难以抑制的激情，代表了浪漫主义诗人渴求提升个体、人心和情感之地位的愿望。

当然，诗歌题材的转变必然导致语言媒介的变化，这也反映在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观上。在《抒情歌谣集》中，他使用了古拙、质朴的语言描绘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因为他感到表达思想应该“使用适合它们各自重要性的文字”。^〔50〕既然他的诗歌关注自然、人心和凡人生活，其语言也应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51〕这与18世纪的古典主义诗语观大相径庭，当时的诗歌讲求题材能“入诗”，因此，语言也必须“得体”（decorum），甚至要有一套不同于日常生活话语的“诗意辞藻”（poetic diction）。与这种诗语观不同，华兹华斯认为，诗歌的语言“必然在各个文学时代引起各种不同的期望”，^〔52〕由于其笔下的凡人在情感和看法上都很“单纯而不矫揉造作”，也没有受到“社会上虚荣心的影响”，因而是“与最好的外界东西相通的”，^〔53〕这种平凡的语言便是最好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54〕与此相反，泛滥的诗意辞藻已经走到僵死、呆板的境地，无法表达由正常情感而生发的思想。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诗歌语言和好的散文语言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最好的诗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的语言也完全是那写得很好的散文的语言”。^〔55〕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兹华斯彻底否定了“诗意辞藻”作为诗人“职业标准”的倾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否定了诗人在语言筛选上的重要作用，因为不加选择的日常用语也是不能“入诗”的。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自己在《抒情歌谣集》中所创作的诗歌，虽使用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但已去掉了它们的缺点以及“一切可能引起不快或反感的因素”，^〔56〕以避免“日常生活的庸俗和鄙陋”。^〔57〕由此可见，华兹华斯虽然发起了日常用语入诗的语言革命，但“天然去雕饰”并不等于降低诗歌的艺术性，诗人在组织语言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与普通人的差别不在于质，而在于度，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华兹华斯对诗人身份的界定上。如果将他的诗语变革论放置于浪漫主义思想的大背景下，读者就会发现，这种变革不仅涉及诗歌技巧的改良，更是“价值观念的变革”。^〔58〕它一方面削弱了诗人的“特权”，剥夺了他们特有的工具——“诗意辞藻”，另一方面对诗人的感悟力、理解力和表达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观是理解其诗论的钥匙，也是他为“诗人”身份做界定的思想基础。(www.daowen.com)

华兹华斯对“诗人”身份的构想是其浪漫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他在诗歌题材和语言方面所持的观点高度一致。一方面，他强调诗人和普通人并无本质差别，所拥有的情感和思想与任何“感觉敏锐”、“头脑清楚”的人完全相同，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有助于形成诗人的这些特质之中”，虽然“没有一点在种类上与别人不同”，但“程度上有差别”。^〔59〕这种对诗人身份的设想看似矛盾，却很好地融合了华兹华斯的民主观念以及他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提倡。在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文学传统中，诗人常被当做神的代言人，其灵感为神所授，因而无论人们对诗人所持的态度是褒是贬，他们常被赋予不同于凡人的地位。而华兹华斯则指出，“诗人必须从这个假想的高度走下”，^〔60〕“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61〕这种观念与浪漫主义文学中所提倡的“灵魂对话”相吻合，凸显了华兹华斯的民主理想，它貌似将诗人拉下神坛，实则拓宽了诗歌的接受范围。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到的，“诗人绝不是单单为诗人而写诗，他是为人们而写诗”。^〔62〕诗人的职责是成为“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63〕其作品应当表达普遍的人性，阐发普适的真理，从而深刻地感染读者，让“全人类都跟他合唱”。^〔64〕

然而，拥有“一般人的热情、思想和感觉”^〔65〕并不意味着任何凡人、庸才都能成为诗人。这就涉及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对素材的运用。华兹华斯曾指出，诗人“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物感动”，^〔66〕能以“热情和知识团结布满全球和包括古今的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67〕可以说，诗人比常人更有能力将思想和感情外化成诗。由此推知，诗人需要一种能力，使不在眼前的事物仿佛“就在面前似的”，^〔68〕此能力在敏锐度上的差别是诗人高出常人之处，也是使他能够以“高高在上的人的资格”、以“天才和权威的人的资格向读者讲话”的原因所在^〔69〕。诗人所依赖的“热情”和“知识”是情感与理性的表现，它们能够将“全球”这一空间范围和“古今”这一时间范围内的人类经验高度集中。华兹华斯这种探究“诗歌产生过程”的精微思路进一步界定了诗人的特性，它与布莱克的“灵视”构想相契合，代表了一种诗性思维，是“在此问题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西方诗论的一个贡献”。^〔70〕

正如上文所说，诗人在创作时需要将情感与理性相调和，需要使不在眼前的事物仿佛“就在眼前似的”。此时，沉思和想象就在诗歌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815年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华兹华斯列出了写诗所需的数种能力——观察和描绘的能力、感受性、沉思、想象、幻想、虚构以及判断。结合散见于其他言论中的观点来看，沉思和想象在华兹华斯诗歌创作过程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沉思能够将最初的个人激情沉淀、再造，使“自然情感转换为艺术情感”。^〔71〕华兹华斯指出，观察和描绘的能力作用于事物本来的面貌，呈现的是“未被诗人心中的任何热情或情感所改变的事物的状态”；^〔72〕感受性所作用的对象不是事物原来的样子，而是它们在诗人心中所引起的反应。可以发现，这两种能力仍旧限于直接地、对立地与诗歌素材产生联系，还未上升到生产性（generative）的高度。沉思的作用方式则具有本质差异，它激励和调整诗人的情感，帮助将情感与“重要的题材联系起来”。^〔73〕每当读者提起“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这一定义的时候，都不应忘记华兹华斯紧接在其后的进一步说明，“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74〕“平静”（tranquility）正是沉思的首要特点，也是华兹华斯诗论区别于其他浪漫主义诗论的特有概念——因为“平静”对布莱克和拜伦等诗人的创作来说并不具有突出价值，但在华兹华斯看来，平静的沉思是思想和情感得以互动的媒介。华兹华斯的诗论讲求“合情合理”，这也正是他对“沉思”执著探究的结果。他曾指出，“思想事实上是我们以往一切情感的代表”，^〔75〕这就意味着思想与情感不是对立的，而是处于可互化和生成的动态关系中。“沉思”概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华兹华斯为了抵御古典主义的“理性”崇拜，希望调解情感与理性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关系而做出的努力。自然情感在沉思中得到沉淀，但这还不是其终结，它需要再造出一种艺术化的情感，使诗人可以在摆脱事物直接印象的影响后，仍能感受到一种与“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76〕由此产生的艺术冲动若要以具体的诗歌形式体现出来，就必须有“改变、创造和联想的能力”，^〔77〕也就是想象力。

想象的创造性和驾驭能力在创作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华兹华斯曾表示，诗人需要给平凡的事件和情境抹上一层“想象力的色彩”^〔78〕，使之显得不平凡，这指的就是想象力的“点化”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曾受到18世纪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的影响，但又超越了其机械论的思维范式。以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1705-1757）为代表的联想主义者认为，人的头脑受到外界印象的刺激，开始脑神经的振动，随后通过联想机制形成综合意象和复杂的心理经验。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人类头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功能。而华兹华斯所探究的想象力则摆脱了被动反映的限制，主要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力量。它以沉思所得的艺术化情感为动力，自由穿梭于“全球”、“古今”，从而赋予具体的艺术意象以哲思，实现情与理的互通。正因如此，华兹华斯在《序曲》结尾处将想象比作“欣悦之至的理性”、“最高级的理性”，^〔79〕赋予其统领一切的力量。当然，从批评史的视角来看，浪漫主义诗人中曾就“想象”展开讨论的不在少数，华兹华斯的分析相对来说更重直觉和感性，他对“想象”和“幻想”（fancy）的区分也造成了较大争议，但想象在其思想中的重要性更多的是表现于创作实践中，它与华兹华斯的世界观，或者说与“他对世界的感受联系、融合了起来”，成为一种“统一和最终洞见到世界统一性的力量”。^〔80〕

综上所述，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观在英国乃至西方文学思想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关注诗歌题材的重要价值，其诗作以人性为纽带，将“自然”、“自由”和“自我”等适合抒发诗人强烈情感的题材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他提出的诗歌语言观一扫古典主义的冗繁、典雅之风，使清新自然的语言成为“合法”的诗歌语言，实现了诗歌表现媒介的变革。伴随着这些变革，诗歌创作的主体——诗人的身份也相应发生变化，诗人与读者的本质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但诗人又必须具有超越凡人的才能。华兹华斯对诗人身份的构想使诗人摆脱了“诗神灵感表现工具”的卑微地位，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天才论流派。他对诗才的分析，尤其是对沉思和想象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探讨，对文学创作心理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华兹华斯在诗歌题材、语言、主体和创作过程等方面提出的独到见解，表现了他对“诗歌性质”的重新审视，而这些观念又隐约预示了文学思想和文学研究方向的一些后继变化。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文化对身份和自我的痴迷，文学理论研究的语言转向，对权力、政治和国家独立状态的关注，……对环境问题的探索等”，这些20世纪下半叶“文化视域里的突出问题都在华兹华斯的诗歌和文章中有所体现”。^〔81〕由此看来，华兹华斯的文学思想不仅对浪漫主义，甚至对整个西方文学思想的后继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