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之间，欧洲主要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场剧变，这场运动首先在德国兴起，然后以一种激荡的态势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开去。然而，英国的浪漫主义却因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拥有了相对独立和本土化的起源。作为诗人、雕刻家和画家，布莱克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辐射状态，其创作也因超越同时代人的复杂程度而被后人冠以“朦胧”、“晦涩”和“神秘”之名。然而，纵观其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清晰的线索，它与18世纪末叶不断涌现的反启蒙主义思潮相呼应，并预示了19世纪浪漫主义思想在英国的蓬勃兴起。

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布莱克的思想几乎涉及浪漫主义的全部核心问题。它摆脱了早期许多新思潮中常见的弊病，如简单化和原始化，体现出高度的辩证性和对立性，从而为英国浪漫主义思想树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与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相比，布莱克作为浪漫主义重要诗人和艺术家的地位是逐渐被确立起来的，这与他所选择的诗歌题材和表现方式密切相关，而其后期诗作中复义化、朦胧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为后人对其思想的理解设置了障碍。

综观布莱克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读者可以发现，他的思想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首先，布莱克强调以一种诗意的想象实现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叛，从而脱离物质世界的奴役，获取真正的自由。“想象”是浪漫主义的核心问题，但布莱克所提倡的“诗意的想象”与其宗教理念和政治主张息息相关，因此表现出与其他浪漫派诗人的差异，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释了这一核心问题。其次，布莱克关注“诗才”（poetic genius）在理解世界、感悟宗教和艺术创作方面的重要性。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以“天才论”为代表的作家占据主流，但他们对“天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布莱克所提出的“诗才”这一概念包含了他对诗人身份（耶稣、灵视者、预言者、先知）的独到见解，是把握其思想脉络的关键。再次，由于“预言诗”和自创的神话体系在其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可以说，布莱克的宗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文学思想。另外，辩证的哲学观也贯穿于布莱克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不论是早期的抒情短诗，还是后期的长篇预言诗，都充分体现出他对“辩证”和“对立”思维的执著关注。由此可见，布莱克的文学创作思想与他在政治、宗教和哲学方面的观念紧密相依，不可分割。正如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柏林所言，浪漫主义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1〕在这一时期，艺术以其博大的胸怀承载了浪漫主义者在政治、宗教、哲学等方面的革新和反叛，从而也造就了像布莱克这样思想丰富、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作家。

应当指出，布莱克所提出的“诗意的想象”既表现出浪漫主义思想反抗禁锢的特点，也反映了他对“自由”的关注。他的自由观又进而表现在他对科学理性、宗教和政治的态度上。因此，他对“想象”的论述与这些方面的观念相辅相成，彼此辉映。在他看来，诗意的想象是夺取自由的重要手段，而自由是全方位的，是对任何精神禁锢和政治压迫的反抗。18世纪是秩序至上的时代，科学与理性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随着应用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感官经验和理性来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被无限放大。洛克和牛顿的哲学思想是该时期的重要代表，他们认为人的感官是了解自然的主要媒介，人们可以通过对感官系统的研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然而，布莱克却认为，这种对外在物质世界的过分依赖无疑会造成人类精神的石化，从而使人成为理性的奴隶。因此，他在艺术创作中将培根、洛克和牛顿视为最大的敌人，把他们的精神投射在冷漠的理性之神“尤利壬”^〔2〕（Urizen，或译“由理生”）身上，集中表现了理性掌权之后，人类所面临的压抑和困顿。布莱克认为，人的身体及其感官体验不仅不能帮助人们体察宇宙世界的万般变化，还会成为灵魂的“囚笼”，因此人们只有借助灵视（vision）和想象的创造力，才能将自身从感官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走向真正的自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批评家弗莱阅读布莱克的重要著作《可怕的对称》，将布莱克与卢梭的观点进行对比，他发现，卢梭从道德和社会理性层面提出的“囚禁”感被布莱克推演为人在想象力缺乏的状态下的基本存在方式，这时“人不是被枷锁束缚，而是为肉身所束缚”，“他虽生，却在沉睡中僵死”，^〔4〕而通往精神自由的唯一途径便是想象。

对布莱克来说，“想象”的重要作用在于它能破除局限性。他曾将这种“局限性”比作“心灵铸成的镣铐”（mind-forg'd manacles），并认为它极大地制约着人们的自由，使生存变得与死亡无异。这一思想在他的著名短诗《伦敦》（“London”）中可见一斑，诗中的伦敦城象征着人间地狱，是一座被规约束缚的城市，城中的每一个人——“扫烟囱的孩子”、“不幸的士兵”、“年轻妓女”和“新生婴儿”都在“道道禁令中”^〔5〕忍受着精神枷锁的辖制，甚至连泰晤士河这样的自然景观都被人为地划分成不同的辖区。可以说，诗中所描写的伦敦城将“心灵铸成的镣铐”具象化，给读者带来了切身体验，诗人借此激发出人们对“自由想象”的热切盼望。读者发现，《伦敦》这首诗所选取的人物形象既包括“扫烟囱的孩子”这样的“天真”孩童，也包括“年轻妓女”这种饱受世事沧桑的“经验”个体，他们的想象力都受到控制与剥夺，显得痛苦不堪，这表现出布莱克对“想象力”的辩证见解，即它既不先验地存在于孩童的天性之中，也不产生于成年人的感官体验之内。这就使布莱克有别于许多后来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辩证地看到了“天真”的局限和“经验”的压抑。

的确，布莱克的诗作中，“想象”经常与“天真”和“经验”并置，作品勾勒出想象与这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的复杂联系。对比《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 1789-1794），读者就可以发现，《天真之歌》中常用的“孩童”视角虽然清新自然、惹人怜爱，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往往受制于“被灌输”的理念，缺乏自己独立的见解。例如，在《羔羊》（“The Lamb”）一诗中，孩童坚信世界为上帝所造，既然羔羊显得如此柔顺、温和，它的造物主上帝也必将是柔顺、温和的，这首诗形象地表现出孩童在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宗教熏陶，暗示想象的空间可能会受制于代代相传的宗教观念。在《扫烟囱的孩子》（“The Chimney Sweeper”）中，天真更屈服于权威，被动地接受了各种因循的教条，使想象力无处可施，诗中受尽贫苦和压迫的小汤姆不仅没能享受现世的自由，连想象的自由也受到世俗观念的压制，在种种欺骗和影响下，他的头脑中只剩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好孩子，／就会有上帝做父亲，再不缺欢娱”，^〔6〕“所以尽本分了，就不必怕受到伤害”。^〔7〕由此看来，布莱克并不认为天真是孕育想象的温室，而是认为其易受影响，可能会阻碍想象的发展。

同样，经验个体的想象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知识与理性的影响下，其想象力不断受到侵蚀，人们囿于感官经验，反而无法再体验到想象的永恒与无限。例如《经验之歌》中的《少女之失》（“A Little Girl Lost”）一诗便反映出人世间经验和理性的约束力量，纯真的少女本应该尽情享受“黄金时代”的欢愉，她曾“在和煦的光中裸着游戏”，^〔8〕这象征着人类的自由和奔放的想象力，然而在经验世界中，少女不可能摆脱“父母”、“陌生人”的约束和控制，当她走到“善意的父亲跟前”，“他那疼爱的神色／就像那圣经”，^〔9〕将她的自由驱散殆尽，父亲的“灰发”象征着在理性世界所累积下来的经验，他对少女的规劝让“她害怕得娇躯抖抖瑟瑟”，^〔10〕只得重归理性的轨道，然而这种“自在”的丢失正代表了少女在经验世界所丧失的纯洁和想象。由此看来，在布莱克的诗作中，“想象”同“天真”和“经验”并不存在对应关系，而是处于复杂的角力状态，通过张扬“诗意的想象”，布莱克试图抵制精神层面的压抑和禁锢，力求开辟一条通向精神自由的途径。对“想象”的重视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重要特色，布莱克在英国浪漫主义发端之际便将“想象”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与后来诗人所不同的是，布莱克的“想象”不仅指向艺术自由，更成为一种对抗的工具，它包含他在文学、宗教和政治等各方面的理想。当然，也正因如此，他对“想象”的论述才不像后来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人那般具有清晰可辨的轮廓。同样，他对“诗才”的论述也与其宗教观念丝缕相连，显得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布莱克对“诗才”的定义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他认为这种诗意才能与想象力紧密联系，代表了人的精髓。在名为《所有宗教如出一辙》（“All Religions Are One”，1788）的短文中，布莱克指出，诗才是万教之本，是所有哲理的源头，代表着预言精神。诗才位于各种思想形态的源头，因此，它具有生产性，可以跨越各种精神的疆域，通过灵视感受到永恒，与“机械的思维方式相对”。^〔11〕在布莱克看来，“理性”的分析和推理是机械思维的典型运作方式，它作用于感官体验之上，虽与诗性思维互补，但隶属于较低的等级，而诗才则无所不包，其自身便成为一种自在之物。诗才孕育于“真正的人”（True Man）之中，^〔12〕但其外在体现往往千姿百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诗人和预言者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一般认为，布莱克在“诗人”和“预言者”之间建立关联的思想可能受到弥尔顿的影响，但他对预言者特质的判断则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他认为预言者并不预测未来的发展走向，也不判断具体事件的可能结果，而是要揭示永恒的真理，因此“每一个诚恳的人都是预言者”，“预言者是灵视者，而非专断的暴君”。^〔13〕这种观点可以在他的两部诗作《亚美利加：一个预言》（America, a Prophecy，1793）和《欧罗巴：一个预言》（Europe, a Prophecy，1794）中窥见一斑，其预言诗的内核并不聚焦于当下事件，也不直接描绘政治风云，而是诗意地透视历史和未来的精神脉络，由此看来，他“所预言的不是外在世界的变化，而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未来”。^〔14〕可以说，正是布莱克这种对人类整体精神进行把握的倾向，促使他在诗歌创作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神话体系，这种大胆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为济慈和雪莱等后继诗人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树立了崇高的风格和重要的范例。(www.daowen.com)

布莱克诗作中浓郁的宗教和神话氛围使它们具有浪漫主义诗歌的恢弘气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创神话的”（mythopoeic）诗人，而并非援引神话的诗人。他在诗歌中所建立起的一套自成体系的宗教神话系统，寄托了其独特且完整的宇宙观和文学思想。读者可以发现，在布莱克的创作阶段中，比较系统的神话预言诗出现在其后期作品内，以《四天神》（Vala, or the Four Zoas，1795-1807）中较为完整的神话形象和体系为标志。^〔15〕布莱克从早期清新、自然的短诗转向长篇神话诗的创作轨迹并不难理解，他自幼广读各类神话作品，对宗教和哲学具有独到的见解，甚至对神秘教义也颇有涉猎，若想在艺术作品中寄寓这样庞杂的思想，就必须在创作篇幅和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首先，在作品篇幅方面，短小精悍的抒情诗不足以表达诗人深刻的哲思，它们显得较为零散，缺乏深层次的联系，与之相比，长篇神话诗的时间和空间容量都更为丰富。其次，布莱克的宗教思想十分大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甚至可以被视为“异端”，因此，仅一些零碎的宗教意象还不足以全面寄托他那独特的思想体系，可以说，他对艺术形式的改革与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深邃的宗教见解密不可分，其“艺术观几乎代表了他试图在人类社会实现宗教灵视的努力”。^〔16〕

布莱克自创的宗教神话系统及其独到的灵视思想在长诗《四天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也与其他的预言诗作形成照应。诗中的四天神缘起于元神阿尔比安（Albion）的陨落，其体内四个部分之间长期争斗，造成了各执一方、互不相容的局面。分裂出来的四天神分别是尤利壬、鲁法（Luvah）、塔玛斯（Tharmas）和尤索纳（Urthona），其中尤利壬代表头脑和智性，鲁法象征心绪和爱，塔玛斯代表着感官，尤索纳则意味着慧心和想象。这四天神原本存在于永恒的和谐之中，然而他们之间的争斗和分裂导致人类堕入经验世界，灵视力也随之遭受蒙蔽。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尤利壬的掌权，作为智性的象征，他压制了其他三种力量的勃发，更与尤索纳所代表的“想象”决然相对，他所制定的律法和规矩无法实现理想境界，他对秩序和理性的追求反而成为一种破坏力量。在整首诗中，布莱克都表现出对重塑亘古和谐的向往，这“便是他的宗教的核心”。^〔17〕这种具有终极意味的宗教内涵具有广泛的意义，它表现出浪漫主义思想广博且丰富的特征。可以说，全诗的意象与主题不仅指向个人心灵膂力的割裂与融合，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堕落与拯救。同时，这种思想也体现于布莱克在创作手法方面的革新。诗中最突出的写作策略便是对梦境的借用，梦境的不断交织象征着各种力量重新相逢的可能性。在诗歌创作中以梦境为框架古已有之，英诗中则以朗格兰和乔叟的诗作为典型，然而布莱克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从不将梦境局限于某一独立个体头脑中所特有的事件之内”，^〔18〕而是以纵横交错的线索形成不断变幻但又相对完整的视角，自由地穿梭于不同个体的梦境之间。这表现出他高度的辩证对立的思维特点。

在布莱克的文学思想中，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思维得到了突出体现。尽管布莱克所生活的年代处于浪漫主义蓄势待发之际，但他的创作却早已走出18世纪追求对称、典雅的规矩之外，并不断地并置各种“惊世骇俗”的对立观点。可以说，布莱克对辩证思维有着近乎执著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布莱克的创作理念中，“对立面”并不意味着“反面”，他不是在肯定一端的同时压制另一端，而是力图以两种对峙极端的共存来昭示真理。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真理总是存在于几种极端状态的共存之中——务请保留它们”。^〔19〕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到对立状态的共存，更能够感受到布莱克不断激发这种辩证思维的努力。总的来说，这种辩证思想可以理解为主体从特定视角中漂移而出并不断变换审视角度的思维方式，它不仅体现在布莱克的单篇诗作之中，而且表现于其艺术的总体布局之内。

读者可以发现，辩证思维在布莱克的诗歌中无处不在，即使在一首短诗乃至一句诗行中，也能发现这种不断跳跃、充满自否力的视角。例如，在短诗《蝇》（“The Fly”）中，一只小小蝇儿的夏日游戏被叙述者“不慎拂去了”，这个动作仿佛顿然引发了叙述者的换位思索，他不禁感叹“难道我不是／你一样的蝇么？／你不也是／我一样的人么？”^〔20〕当然，这一辩证视角的用意绝不仅限于表达对蝇儿的同情，其主客体之间的自然置换意味着更深刻的哲思，它对蝇儿与人的思索超越了“人生如蝇，短暂而渺小”的窠臼，看到的是世间万物和延绵连缀的瞬间中所包蕴的神性，以及宏伟、庞大与微鄙、渺小中可能孕育的无限。在辩证思维的审视之下，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生发出一种既崇高又可笑的悖论感。同样，对这种辩证的物我关系的领悟也体现于布莱克的不少经典诗行之中，例如，他的著名诗句“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中握无限，刹那成永恒！”便表现出一种能够于边界之内展现广袤的辩证思维的力量，它延伸了精神与物质的交界面，其丰富的可能性也表现出辩证思想的张力及其拒绝阐释的特质。

此外，布莱克在作品的总体安排上也体现出辩证主义的意识，为后来的浪漫主义思想树立了典范。他的两部诗集《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原本单独出版，后来结集成册，读者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常常隐含着一种对立的辩证关系。在布莱克诗歌接受史的早期，人们曾认为，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的发展体现出布莱克在这一时期中世界观的变化，例如从对“纯洁”与“天真”的歌颂到对“经验”与“成熟”的惋惜，但随着后来人们对布莱克文学思想与绘画创作的不断研究，读者发现“辩证对立”是这两部诗集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于其间的艺术考量，诗人并没有对天真与经验中的任何一者表现出明确偏好，而是以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创造出一片空袤且富有张力的阐释空间。可以说，布莱克在其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立思想通常都不是固定、静态的，而是以两种对立观念的共同变幻展现出充满“自我影射”的动态平衡关系，从而包容了许多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因此，诸如“善是服从理性的被动的东西，恶是从力中产生的主动的东西”、^〔21〕“单一的思想充满了无限”^〔22〕等观点在布莱克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正如他自己在《天国与地狱的婚姻》中所阐明的那样，“离开对立面就没有进步。”^〔23〕总的来说，辩证思想为布莱克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表达出丰富的内涵，也使他的作品真正脱离了18世纪古典主义的疆域，表现出浪漫主义文学充满革命气息的全新视野。

综上所述，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人物，布莱克的文学思想与启蒙精神中的理性主义相对，其颠覆性和革命性昭示着随后浪漫主义思潮的到来。应该说，布莱克所代表的反叛并不主张重回简单和原始的状态。他提倡诗意的想象，期望以此来打破心灵的枷锁，他颂扬“诗才”的包容力并倡导一种诗性的思维方式，他通过自创的神话体系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并以高度的辩证性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哲学起点。的确，布莱克把“宗教神秘主义、社会批判、感官的强度和哲学的思辨奇妙地熔于一炉”，^〔24〕虽然他并未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但其破除窠臼、追求自由、推崇想象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方式预示着19世纪文坛即将发生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