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856-1950）是公认的18世纪英国戏剧舞台上的第一人。他投身剧本创作的时候，伦敦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是感伤主义戏剧，人物性格单薄，情节矫揉造作，台词浮夸无味，剧作家把催人泪下当成了戏剧的唯一目的。谢里丹拿出精心修改过的新风俗喜剧，把感伤喜剧当成了取笑的对象，语言诙谐幽默，风格与17世纪末盛行的风俗喜剧相比较显得清新雅致，观众立刻喜欢上了他的妙语和巧智，还有那种久违了的莎士比亚式的轻松愉快的喜剧氛围。

虽然谢里丹投身戏剧创作的主要时间不过是从1774年至1779年短短五年，但却留下了《情敌》（The Rival，1774）、《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1774）、《少女的监护人》（The Duenna，1774）、《斯卡波罗之游》（A Trip to Scarborough，1777）^〔81〕、《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1777）和《批评家》（The Critic，1779），其中《造谣学校》是18世纪英国舞台上最精彩的剧作，深得观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上演至今。

谢里丹当选议员之后，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政治，所以他的思想在短短的五年里表现出来的主要只有两点。第一点是把当时为了催人泪下一味追求哀伤的感伤主义戏剧看做是戕害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女子的毒药；第二点就是对当时上流社会中人的虚伪的反感。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积极塑造的正面人物是典型的自然人。

谢里丹最大的成功之处也在于把感伤主义的表现形式作为剧本里的笑点。在谢里丹眼里，感伤剧的故事不切实际，人物缺乏人性的光彩，实在是喜剧创作的好素材。在此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感伤主义文学在18世纪的兴起、兴盛和最后的式微。感伤主义，又称多情主义或主情主义，根据百度百科，“感伤主义文学是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发生在英国的一股文学潮流。产业革命以后，现实矛盾加剧，人们开始对理性社会产生怀疑，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感伤主义这一潮流在文学形式方面将欧洲带入一个新阶段。它不仅是19世纪初欧洲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而且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的源头。”^〔82〕感伤主义盛行之时，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皆以善感多泪为荣。绅士在同情中看到了自己在情感方面温柔得体的一面，淑女流着泪水展示着自己的高尚道德。无论男女，他们争相欣赏感伤主义的文学作品，在中下阶层的苦难和郁闷中发掘自己身上的人性闪光点，虽然，究其实质，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关注、自我赞美、自我提升的行为”^〔83〕。

为了迎合这一思潮，感伤主义小说和诗歌纷纷出炉，它们标榜的是“用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情感宣泄来进行伦理指导”^〔84〕，荡涤人心，提升人性。可是实际上，眼泪代表的多“情”善感此时已经程式化了，成为做作的时尚符号，它再也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只是美化人心的胭脂水粉。自然，感伤主义很快就变得很可笑，“感伤”也从原本偏重褒义的“美好高尚的情感”成了贬义的显示“浮夸肤浅的感情”，这个变化在司各特1826年收到的一封信中显示得清清楚楚，那个名叫路易莎·斯图亚特夫人的写信人自述14岁读约翰·麦肯齐的《重情者》时“唯恐自己哭得不够多，不能让人称赞她具有得体的情感”，而今再给朋友诵读此书时，“却没有人哭泣，而且，当读到某些我过去一向认为无比精彩的段落和字句时——哦，天呀！——他们笑了起来。”^〔85〕

戏剧也一样。虽然风俗喜剧依然出现在18世纪初叶的舞台上，但是戏剧的主流已经变成了致力于道德改造的感伤主义戏剧。感伤剧试图展示人类的痛苦，教导人类的心灵追随美德的脚步，感伤剧的鼻祖考利·西伯（Colley Cibber）^〔86〕“认为‘放荡的剧院最容易腐蚀人心’，这种局面只有用‘合适的方式’把剧院办成‘道德行为学校’来改变”^〔87〕，他还按照这样的理念创作了《爱情塑造人》（Love Makes a Man）以及《自在丈夫》（The Careless Husband）等剧作。很多剧作家追随西伯的脚步，创作出更多的感伤剧，比如说理查德·斯蒂尔的《温存丈夫》推崇家庭道德，理查德·坎伯兰写出了《西印度人》、《时髦情郎》等感伤喜剧。这些剧作以说教为目的，情节一味悲怆哀婉，赚人热泪，人物性格单薄，都是E·M·福斯特笔下的扁形人物，没有余味。随着感伤主义思潮的式微，感伤剧很快失去了吸引力，在莎士比亚之后，有着优秀传统的英国戏剧竟然在18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暗淡无光了。

戏剧式微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哥尔斯密和谢里丹的剧作出现在舞台上把英国戏剧从“感伤主义的深渊”里“拯救出来”^〔88〕为止。谢里丹的创作回归了戏剧的娱乐功能，笔下的人物回归了莎士比亚人物的人性光彩，作品中轻松、亲切的气息也回归了莎氏愉悦、浪漫的喜剧氛围。

谢里丹是爱尔兰为英国贡献的又一位剧作家。虽然由于经济原因，谢里丹未能进入牛津或剑桥深造，但是因为出身书香门第，依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谢里丹的父亲是个出色的演员，担任过剧院经理，母亲喜欢创作，她写的小说和剧本在当时还颇受欢迎。谢里丹显然从父母那里得到了戏剧天分，他还师从父亲学习英语修辞，又向其他老师学习数学、拉丁文以及击剑术、骑术等贵族必修课程。

谢里丹年纪轻轻就邂逅了人生伴侣，音乐家托马斯·林利的女儿伊丽莎白，当时两人都还未成年。谢里丹为了这位有着美妙歌喉的美丽女孩决斗过两次，第二次还受了重伤。因为双方父母都反对，这对年轻的爱侣不得不分开一年多。不过，谢里丹成年后不顾父亲的反对，1773年迎娶了伊丽莎白。

婚后，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谢里丹开始尝试创作剧本。他的第一部作品《情敌》（1775）首次公演时反应惨淡。在剧院经理的鼓励下，谢里丹精简了剧本的结构，修改了部分台词，再次上演后，这部节奏明快、充满活力的戏剧大获成功，谢里丹名利双收，他趁热打铁，同年又创作了闹剧《圣·帕特里克节》和音乐喜剧《少女的监护人》。(www.daowen.com)

《情敌》的主线是杰克·阿布所鲁特上尉和丽迪亚·兰桂希小姐的恋爱故事，这个恋爱故事吸引观众的主要原因是谢里丹把女主角设计为深受感伤主义文学毒害的女孩子。丽迪亚貌美，富有，是青年人择妻的好对象，她读了很多浪漫言情小说和感伤主义文学作品，少女情怀和优裕生活使她醉心于其中浪漫哀伤的描写，一心想当一场感伤恋爱的女主角，扬言宁嫁靠薪俸生活的掌旗官也不稀罕年收入3000英镑的男爵之子。在她天真的想象里，最浪漫的举动莫过于和清贫的心上人私奔。她这种幼稚的偏执，不但导致男主角的求爱道路格外曲折，还差点引起两场决斗。当然，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遭遇实际场景的危险之后，被感伤主义作品洗过脑的丽迪亚终于清醒了，她和观众一起发觉了感伤主义作品的可笑，于是放弃私奔的幻想，重新牵起了男主角的手。

除了把感伤主义作品作为创作的靶子之外，谢里丹深恶痛绝的还有虚伪做作以及假仁假义。在《造谣学校》里，谢里丹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兄弟俩：约瑟夫·塞菲斯和弟弟查尔斯·塞菲斯。表面上（他们的姓氏Surface即表面之意），哥哥很重感情，不过他只是一个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一毛不拔的伪君子。而弟弟正好相反，在他出场之前，一帮子爱嚼舌根的绅士和太太众口铄金，把他说成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子。但是剧情发展却出人意料：兄弟俩的叔叔奥利弗爵士回国了，为了考察这两个十几年未曾谋面的侄子，决定谁来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以假身份分别约见了两人。查尔斯的确挥金如土，但是他知道感恩——为了弄到钱，家里列祖列宗的肖像他都敢卖，唯独叔叔奥利弗的那幅肖像，无论多高的价格也不卖；而且，他对穷亲戚斯坦利十分慷慨。而约瑟夫在考察中却表现得十分虚伪吝啬，丝毫不念旧恩，拒绝承认得到过叔叔的资助。在约瑟夫虚伪的面具揭下来之后，谢里丹通过查尔斯之口对观众讽刺说：“怎么——道德家也哑口无言了？……这世界上最高尚的莫过于多愁善感的人了！”^〔89〕

谢里丹从政之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讽刺戏剧作品《批评家》更是把矛头对准了前文提及的一个感伤剧作家坎伯兰，不但讽刺他是个剽窃者，还用第二、第三幕中的剧中剧《西班牙无敌舰队》影射坎伯兰的《黑斯廷斯之战》，暗示后者的人物塑造矫揉造作，情节荒诞不经，语言空洞不当，而这的确是大部分感伤剧的通病。

谢里丹的人物塑造回归了“汤姆·琼斯”式的自然人形象。欧洲文学历来有塑造自然人的传统。卢梭借《爱弥尔》开篇第一句话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里就变坏了”，他和其他一些启蒙学者“把自然与文明及社会对立起来，认为人的天性是美好而善良的，而现代文明腐蚀了它，使它逐渐变坏”^〔90〕，为了让文学回归人性，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歌德等都塑造了自然人。菲尔丁也一样，他的弃儿汤姆·琼斯就属于欧洲文学里典型的自然人。

《造谣学校》里的塞菲斯哥儿俩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汤姆·琼斯》中的汤姆和布利非少爷。前者天性纯良，宽容厚道，豪爽侠义，充满阳光和活力，他与人相交讲的是真情实感，对奥斯华绥先生的恩情念念不忘，后者虽是一母所生，但却算计精明、势利伪善，每次出场都以仁义道德开道，却给人阴暗僵死的感觉。菲尔丁塑造这样一对人物是为了强调人的天性的善良，张扬自由的人格，突出上流社会让人的纯洁本性变质的染缸特点。当然，汤姆也有缺点，他虽然深爱着苏菲亚，但在男女情感上却把持不住自己，好几次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不过，男主人公这样的道德缺憾体现了自然人的真实性。

查尔斯也是这样一个有着道德缺憾的自然人。18世纪的新风俗喜剧规避了复辟时期的猥亵，所以他没有像汤姆那样在男女问题上管不住自己，而是在金钱上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大把撒钱。除了这个缺点，查尔斯与汤姆一样心地善良，知道感恩，乐于助人——自然人各有各的缺点，但是他们的优点却是相似的，所以在故事的结尾，他们都会得到品行高洁的好姑娘的青睐，妻子还会给他们带来钱财——苏菲亚和玛丽亚都有丰厚的嫁妆。

与感伤喜剧作家们空洞无味的语言比较起来，谢里丹在语言上的天才表露无遗。他为角色设计的台词十分符合他们的身份，富有个性色彩。《情敌》中丽迪亚的监护人马拉普洛太太（Mrs. Malaprop）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女人说话长篇大论，爱用大词，但是常常错用，一句话里就能冒出三四个语病。比如说，她讲过这么一句经典台词，“Sure, if I reprehend any thing in this world, it is the use of my oracular tongue, and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 （黑体为笔者所加）！”这其中，她把apprehend说成reprehend，oratorical说成oracular，arrangement说成derangement，epithet说成epitaph。这样的台词极其鲜明地刻画了马拉普洛太太的个性，使得这个人物走出了《情敌》，融进英语词汇，成为一个形容词，malaprop，意思是“用词错误、可笑的”，其衍生词汇有malapropism等。至于《情敌》中那些戏仿伤感文学腔调的台词，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丽迪亚幼稚不成熟的特点，观众在被逗得哈哈大笑的同时，越发意识到伤感剧的做作与荒诞。剧院扬起的笑声越多，那些为感伤而感伤的感伤主义戏剧就越发失去了立足之地。

漂亮而俏皮的台词是谢里丹在舞台上的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可惜，谢里丹1780年当选下院议员以后专心于自己的政治生涯，只在1799年创作了《皮扎罗》（Pizarro），切合了爱国热情高涨的观众的要求，十分卖座，但是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还不如不写。即便如此，哪怕谢里丹只写了《情敌》和《造谣学校》，他对感伤主义思潮在英国舞台上退潮这一大趋势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他的新风俗喜剧幽默清新的风格已经为18世纪的英国戏剧舞台充分贡献了值得后人在21世纪继续关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