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伟大力量使得文艺复兴以来主宰人文思想领域的热情和感性让位于新古典主义主张的秩序和理性。正如梁实秋所说的：“欧洲全18世纪是在‘启蒙运动’笼罩之下，所谓启蒙运动是指对当时宗教、社会、经验之一种革命的看法，依赖科学、经验、理智，而一反往昔权威武断的新作风”^〔56〕。秩序与理性是新兴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在“自然法则”的基石之上建立起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天赋人权论，而理性则是他们对待旧世界、规划新世界的唯一标准。与理性主义相悖的一切，无论是社会形式还是国家形式，都会被无情地推开。保罗·费耶阿本德^〔57〕曾在《告别理性》一书中引用了C.米洛茨的《咒语》来反映当时知识阶层对理性主义的推崇：

人类的理性是美丽而且无畏的；

监狱、带钩的铁网、捣乱的书、

流放的惩罚都不能战胜它。

它用语言树立了普遍观念，

并指引我们用大写字母书写真理和正义，

用小写书写谎言和压迫。

它把“应该是什么”凌驾于事物的现状之上，

它是绝望的敌人，希望的朋友。

它不知道犹太人和希腊人，努力和努力着的区别，

后者给予我们全世界的财富来使用。

它从被歪曲语言的卑鄙的争论中

留下了朴素和透明的语言。

它说阳光下每件事都是新的，

松开过去捏紧的拳头。

哲学和诗歌是美丽而且年幼的，

她在善中结盟。

就在昨天，自然庆祝了她的生日。

独角兽和回声把这个消息带给山峦。

她们的友谊是光荣的，她们的光阴无限。

她们的敌人已经把自己送向毁灭。

这首总共20行的诗歌用了19行对理性大声讴歌，丝毫不吝赞美之词，最后一行宣布了理性超然的地位，这很能反映当时人们对理性的推崇，或者说，对某些人来说，对理性的虔诚和膜拜。可就是这最后一行，却让人看到了对理性的膜拜达到极点之后，宽容、民主、自由、博爱却失去了立足之地。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帮助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但是过于理性显然会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同时，资产阶级政府自诩为理性的统治并没有把底层人民从痛苦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在人们对理性的盲目崇拜中，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运用手中的笔大声呼吁，用各种手法提醒那个时代，理性虽然重要，可是和世间万物一样，过犹不及。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就是这样的智者，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运用其擅长的手法——辛辣的讽刺——警示社会：崇尚理性也需适可而止，千万不能把人性从理性中抽离出来，否则，就会走向理性的反面。

斯威夫特一生的信念可以从他的墓志铭里看得清清楚楚：

此地安卧着

乔纳森·斯威夫特

生前曾任本教堂教长

如今，狂野的怒火

再也不会折磨他的心(www.daowen.com)

前进吧，过路人

如有胆量，就学习他的榜样

为捍卫人类的自由而奋斗

在政治上，斯威夫特崇尚“光荣革命”的原则，热爱自由，倾向于辉格一派，但是后期，因为辉格党同情清教，反而是托利党支持他的爱尔兰教会事业，他转而为托利党动笔撰文，还结交了一帮托利色彩的文人朋友。在宗教上，他一直觉得国教教会在英国的地位应当是至高无上的，1704年，斯威夫特发表了《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以寓言的形式，用父亲指代基督教，大儿子指代罗马天主教，二儿子指代路德教派和英国国教，三儿子指代加尔文教派和英国非国教教派。故事假托父亲临终前传给三个儿子一件外套，还叮嘱他们不得改变衣服的式样，三个儿子却各有各的做法，有的给衣服乱加装饰，还镶上金边；有的动刀动剪，随意剪断袖子和下摆。故事的寓意是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对这件外套所指代的基督教基本原则随意增删，只有代表国教的马丁对此做的改动不大，是三兄弟中最正确的。作者在1709再版这个故事的时候，加了一个《作者声辩》，进一步挑明英国国教在原则信仰上胜过其他一切派别。有的评论家认为，斯威夫特在这部作品中表面上替国教张目，实际上书中大量对教会诸行为的尖锐、严厉的评论、对弟兄三人执行遗嘱时的诡辩行为的讥讽以及对神学观点的嘲弄，流露了他对宗教的怀疑态度^〔58〕。不过，纵观斯威夫特一生的宗教和政治态度，对《木桶的故事》表露的这种态度，笔者认为，伏尔泰的看法比较中肯：“斯威夫特的鞭子真是太长了，他打儿子的时候，父亲也挨了几下揍。”^〔59〕

不过无论斯威夫特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他看得最重的是人权和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墓志铭外，他还曾戏谑地写过《调侃斯威夫特博士之死》（“Verses On the Death of Dr. Swift”，1731），在这首诗里，他除了想象自己的敌友得悉自己离世后的各种反应外，还替自己做了个总结：

美好的自由是他的终身追求，

为了她，他不惜献出生命；

为了她，他不怕孤军奋战；

为了她，他经常牺牲自身的自由。

这一点清清楚楚地表现在斯威夫特为爱尔兰所做的呼吁和奔走上。斯威夫特虽然不满自己被安置在都柏林，远离英格兰，但是到任后，他很快就研究了爱尔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和政治，发现英格兰残酷地盘剥爱尔兰，所以1720年前后，他出版了一系列批评辉格党爱尔兰政策的小册子，脍炙人口的有《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货物的建议》（A Proposal for the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1720）、《布商的信》（Drapier's Letters，1724）、《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1729），尤其是后者，它的全名是《为了防止爱尔兰贫民的孩子成为父母或国家的包袱，为了它们给公众带来利益而提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and for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斯威夫特假借一个忧国忧民的市民之口，使用当时一些无耻的“政治算学家”科学地把每个爱尔兰贫民估价为30英镑的口吻，郑重其事地提议把爱尔兰穷人的婴儿当成肉卖给富人做美味。

《一个小小的建议》开头描述了爱尔兰贫民和他们的孩子的悲惨生活，然后用献策者的口气说要“找到一条公正、便宜并且易行的出路，使这些孩子成为我们国家健全和有用的成员”。接下来，斯威夫特的文笔把英国文学中的反讽传统带到了最顶峰，因为这条“公正、便宜并且易行的出路”竟然直通权贵的餐桌——除了留下两万名做种外，所有的小孩都应在养肥后当上等肉食供应，而且他们的头发和骨头还能制成工艺品，进一步繁荣市场。请看这一段：

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位见多识广的美国人对我担保说，一个健壮的婴儿在一岁上，无论是炖，是烧烤，烘烤，还是煮，都是道非常可口、营养丰富又有益健康的食品；我敢说用它来做原汁肉块或蔬菜烧肉，味道也不会差。

因此，我斗胆把这个建议提供给公众考虑。目前的12万已经统计入数的孩子里，可以留出两万来传种，其中四分之一应为男性——这个比例已经大于我们留作种畜的羊、肉用牛或猪的数字。我的理由是，这些孩子本来就很少是正当婚姻的产物——我们的这些野蛮人从不在乎这类问题，所以一个男人可以配四个女人使用。其他的10万可以在一岁时上市，卖给全国各地有钱有地位的人。别忘提醒做妈的最后那个月要喂足奶水，这样它们就会长得圆圆胖胖，成为好菜肴。一个孩子够做两个菜，来招待朋友。当家人自己进餐时，前腿或后臀就够吃一顿了。如果用点胡椒和盐抹过，第四天煮了吃，是冬天的好食品。^〔60〕

这段文字的风格是斯威夫特对当时“科学”味十足的理性主义文体的戏仿，不带丝毫感情色彩，读者会感觉自己是在研读一份有关最新食品的科研报告或是如何解决贫穷问题的经济报告，而不是如何吃人——只要不曾丧失理智，无论在哪个社会，“吃人”都是大忌，可是这个献策者却说得不动声色、理所当然，仿佛穷人的孩子天生就该被有钱人吃掉一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在选词上也用心良苦，胳膊不说“胳膊”，而是“前腿”，就像在谈论肉猪或菜牛一样；结婚生子成了“一个男人可以配四个女人使用”。鉴于斯威夫特对文风的看法是“将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位置便是最好的文风”^〔61〕，所以此处的措辞显然是为了揭露献策者献媚的那一个阶层根本就没有把殖民地人民当人对待——“我承认这种食品可能会比较贵，所以供地主享用十分合适。他们吞噬了多数孩子的父母，似乎最有资格来享用这些孩子”。

通篇理性文字，句句为国为民，读来令人实在是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让每个读者都深深意识到自我标榜为理性统治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豢养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如何鱼肉爱尔兰百姓的，这样的效果不是义愤填膺地直接控诉统治阶级吃人不吐骨头可以比拟的。中国读者在这份建议的字里行间还能够读出的是“救救孩子”——很久以后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出的直白的呼喊声。

斯威夫特对过分理性的批判集中体现在《格列佛游记》（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by Lemuel Gulliver，1726）的后两卷中。1726年，也就是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问世7年之后，斯威夫特在斯克里布莱拉斯俱乐部一帮朋友的建议下，写作并发表了《格列佛游记》。故事的开头与《鲁滨孙漂流记》颇为相似，都是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小儿子出海谋生遇险，漂流到一个陌生的荒岛上，但与笛福竭力追求真实感不同，斯威夫特是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游记共分四卷，主人公格列佛医生流落到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慧马国。咋一看，这几个想象出来的国度与英国的社会与生活截然不同，其有趣的种种细节至今让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游记体的讽刺寓言，虽说开头戏仿《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并不认同鲁滨逊式的个人发展之道，在《小人国》和《大人国》两卷里，他把矛头对准了当时英国上层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和贪污贿赂等种种腐败现象，在《飞岛国》中目标定为英国对爱尔兰和海外殖民地的奴役行为以及过分理性带来的种种荒谬行为，而《慧马国》针对的是人性中可鄙的两面——动物性和极端理性主义。

《飞岛国》的国名暗含了斯威夫特对理性的揶揄和讽刺。他给飞岛取名叫做“拉普塔”，英文写作La Puta，这个词来自西班牙语，意思是“娼妓”——马丁·路德看到理性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构成威胁时，说出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理性，你这了不得的娼妇（Reason，Thou Great Whore）”！飞岛游记写的是格列佛医生第三次出海遭海盗洗劫，漂到一个石岛。有一天，一个巨大的云团降落下来，走近一看，却是一座可以随意升降和驱动的城池，他管它叫“飞岛”。岛上的居民都是思想者，他们的工作就是抽象思维，没有仆人协助的话，不要说生活了，就连对话交流也没法进行。飞岛统治着几个国家，格列佛一一参观。

这一卷书的主题思想延续了斯威夫特在《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1704）和《木桶的故事》里对现代科学文化的保守看法，为了突出所谓的现代学者自以为是但实际上浅薄无知的真实面目，斯威夫特运用“谐谑叙述”之法来达到讽刺效果。比如说，他采用《一个小小的建议》里那种用不露声色的叙述来揭露统治阶级虚伪残暴面目的方法，一本正经地用英国皇家学会会报论文的风格介绍飞岛的操作和运行原理；在巴尔尼巴比的科学研究院，让格列佛带读者去看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都被冠以科学研究的名义——政治学家忙着从排泄物里寻找叛国阴谋，科学家热衷于在黄瓜中提取阳光、用冰块造火药，语言学家主张废除语言、以物代词，等等。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是：老百姓被折腾得极其贫困，仍对科学家们的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读者在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科学设想中发现荒谬和无稽，在结局里体会科学或抽象思维至上论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威胁。

《慧马国》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理性的讴歌和对人类的无情鞭笞，很多读者和评论者看过格列佛眼中慧马这种完美的理性生物和亚猢这样懒惰、恶毒、贪婪、奸诈的人形动物后，尤其是当他们发现格列佛后来宁可和马做伴也不肯和人，甚至是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都认定作者是一个痛恨人类的家伙。小说家萨克雷就是这么描述他心目中《慧马国》作者的形象的：

他用急促而含糊的语言狂叫，咬牙切齿地诅咒着人类。他撕下了每一片端庄朴实的外表，撕掉了每一点男子汉的气魄。他言辞肮脏，思想下流、狂野，令人厌恶。^〔62〕

其实，斯威夫特塑造慧马和亚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赞美理性和讽刺人类的非理性，相反，他是为了帮助人类看清文明发展中的两个陷阱——过分理性和屈服于欲望的动物性——有多可怕，从而找到一条正确道路，达到人类最终的自由。

就此而言，斯威夫特“不仅是启蒙时代的伟大作家，他还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价值观”^〔63〕。启蒙时代以后，欧洲社会的人笃信理性，相信人类自身的力量，认为人类能不断进步以臻完美，这是格列佛的信条，也是他在小人国和大人国所言所行的出发点，但是到了慧马国，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来彻底颠覆对人类的看法。

慧马国在格列佛眼里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治理这个国度的是一种叫做慧伊尼姆的马形理性生物，它们拥有极度理智的头脑和友好、平等、仁慈等美德，行事正派又有礼貌，住所干净卫生，生活平静简单。这个国家生活着另外一个主要族群是亚猢，亚猢归慧马役使，长相与人类一致，但是生活和行事方式却如动物一般，住在龌龊不堪的地方，身上发出恶臭，以青蛙、死鱼和烂肉为食。与慧马比较起来，他们完全没有理智可言，彼此之间争斗不休，丑态百出。这一切让格列佛极度自惭形秽，他努力模仿慧马的一言一行，因为慧马没有把他和亚猢归为一类而欣喜，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想要做马却不能如愿。

斯威夫特对亚猢的描写的确是把人类最丑陋不堪的一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有关亚猢生活细节的描写充满了污秽和排泄的意向，令很多读者从生理和心理上感到恶心和无法接受。但是那些就此认为斯威夫特痛恨人类的读者和评论家其实是忽略了他对慧马理性社会另一面所做的描述。即使依照那个如同燕国少年邯郸学步一般心心念念想要在慧马国里学马的格列佛的眼光来看，读者也能看到慧马国里枯燥无情的一面。那里没有恋爱，只有婚姻，究其实质，只是婚配，每一对公马和母马在生过一只雄性和一只雌性的小马之后就不在一起生活了，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婚姻繁衍后代的功能。在逻辑、理性和智慧的炫美外表下，慧马国里的生活像科学实验一样，只是一种单调可复制、没有感情可言而且结局可以预测到的程序而已。格列佛由于盲目崇拜慧马的唯理性生活，最后连自己原本就不多的理智也没能保住，真的像极了那个燕国少年，邯郸学步之后连走路也不会了，只能爬回家。

显示斯威夫特通过《慧马国》来揭示极端理性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作用的更重要的证据是，格列佛（Gulliver）这个名字在英文里与gullible（易受骗的，轻信的）同源，他以鲁滨逊的架势出了场，担当的却是个讽喻性情节中最典型的“天真的叙述者”，最大的特点是不经世事而且头脑简单，叙述固然是他的职责，但是作者赋予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带来反讽效果。读者若是真的跟着格列佛的判断走，那就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作者讥讽的对象了。所以格列佛对慧马的盲目崇拜其实是斯威夫特给人类的警告：理智若是克制不了欲望，人类就会堕落成可恶的亚猢；可是如果盲目地理性至上，把感情等人性化的因素抽离，那么就损害了生命的整体价值，也就会像格列佛那样，变得很可悲。也就是说，斯威夫特在《慧马国》里表现的不是对人类的痛恨，而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苦。

概括地说，斯威夫特对人的看法似乎是个悖论：即一方面通过刻画亚猢把人类描写成世上最丑陋、最可恶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奉献给爱尔兰人民的自由事业，辞别人世之时还留下遗嘱用自己所有的财产建立圣帕特里克救济堂。但如果辩证地看“人”的概念，也就是说，把人分成两个层面：个体的人和总体的人类，那么斯威夫特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使英国的亚猢们的社会变得好些”，这是对具体的“人”真心的爱；对于整体的“人”而言，斯威夫特并不认同启蒙学者们持有的态度：即借助理性，人类可以日臻完美。“作为奥古斯丁的信徒，斯威夫特憎恶人的缺陷，这些缺陷都已包括在所谓罪是原始的、可饶恕的、致命的等等不同定义中。他关于人性的观点不仅包括因原罪而与生俱来的堕落，而且还包括持续不断地沉溺于罪孽中，没有受到理性自律、利他道德或神助的约束。”^〔64〕总之，斯威夫特的作品不是为了取悦世人，也不是为了折磨世人，而是为了刺痛世人，以图人类的自我提升，这是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者态度，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斯威夫特生前就忙着为自己做身后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