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第四章:理性主义与感伤主义的交锋和流变

第四章:理性主义与感伤主义的交锋和流变

时间:2023-12-0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段时间里,前30年的文学思潮表现为初期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和评论是主流,代表人物为亚历山大·蒲柏、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而到了18世纪的最后10余年,人们对理性至上的怀疑日见其盛,强调情感的“感伤主义”流派逐渐抬头。就总体而言,18世纪的英国文学思想呈现出理性主义与感伤主义思想的交锋与流变。

第四章:理性主义与感伤主义的交锋和流变

1660年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流亡法国的查理二世在各阶层的欢呼声中回到伦敦,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在中断11年后重获延续。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真正复辟的是国会。国会通过废除共和、请回国王等一系列的运作,成功地遏制了曾经是神圣的王权,成为“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英国统治机构”〔1〕。随着形势的发展,国会在英国政治中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继查理二世登上王位的是他笃信天主教的兄弟詹姆斯二世,他上台后采取的各种措施使得民众深深担忧英国又将重回天主教信仰。这一次,还是国会,而不是国教教会,主导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托利和辉格两党达成一致,出面邀请荷兰的奥朗日亲王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前来英国,在他们发表了由上、下议院拟定的《民权宣言》后,让他们接受了王位。自此,王室权力受限制即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1694年,英国人依据宪章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为政府和国家的未来奠定了崭新的财政基础。就这样,长期以来困扰着英国的宪法问题、宗教问题以及财政问题在17世纪末期基本得以解决,18世纪的英国就在这个基础之上飞速发展起来。

无论对于英国还是对于欧洲大陆来讲,18世纪都是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轰轰烈烈的变革的时代。政治舞台上,君主立宪政体确立,政权由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执掌,托利党和辉格党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文化上,受工业和贸易飞速发展的推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力学化学和天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牛顿物理学被广泛接受之后,从中推导出来的普遍规律以及自然界整齐秩序的概念影响深远,帮助西方社会以理性思维净化甚至取代了经院哲学的神秘。(www.daowen.com)

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哲学的发展,认识论的崛起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机械唯物论的观点:物体的基本属性是“广延”,无形的精神体,如上帝和灵魂,因为不具广延性,所以是不存在的;人类的一切知识都从感觉而来;而人是自然的生物,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狼与狼的关系;为了避免互相残杀,人类约定社会契约,国家和统治者由此产生,所以君权归根结底是“人”授而非“神”授。约翰·洛克阐发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理论,最终完善了近代英国唯物经验论:他的“白板论”提出人类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一切观念起源于经验。他把观念分为简单和复杂两类,人心通过组合、并列和分离的手段在简单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复杂概念——解释了困扰前人的感性如何上升到理性这一问题。在对人和国家的看法上,洛克接受了霍布斯的自然形态说和社会契约论,但他强调的是自由思想。国家和政府建立后若是不能保护人类的自然权利,人民就有权破坏这个契约,收回给政府的仲裁权。他据此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的“三权分立”说以及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主权论。他们与欧洲大陆上的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哲学家一起,掀起了启蒙运动,用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提倡理性,希冀用“自由”、“民主”的口号以及知识的力量把西方人从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中唤醒。

伴随着产业革命而来的还有种种社会变革,圈地运动、通货膨胀、海外殖民的发展迫使英国本土的下层民众和殖民地人民一起忍受痛苦的生活。牛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埃尔就说过:“英国人民从来不是由于瘟疫、饥馑或战争,而是由于建立了没有正当保护措施的工厂制度,才使自己的生命力遭到如此致命的打击。〔2〕”这样的现实和资产阶级崛起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相悖的,当思想者们发现理性治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反思唯理王国的种种不合理之处。

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了文学的创作和思想上。无论是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的“镜”还是“灯”,文学家的目标都是利用手中的笔,刻画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希望以此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类命运的思索,从而引导人们进入理想社会。在这段时间里,前30年的文学思潮表现为初期启蒙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和评论是主流,代表人物为亚历山大·蒲柏、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他们和其他作家、思想家一起,凭借自己在文学上的影响力,为打破封建统治的枷锁、粉碎僵硬的宗教教条对人类思想的束缚做出了贡献。在接下来的40余年里,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各阶层对道德的期盼和呼唤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塞缪尔·理查逊以及亨利·菲尔丁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这三位作家都有一种道德的自觉,认为替年轻人指出一条健康、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作家责无旁贷的任务。而到了18世纪的最后10余年,人们对理性至上的怀疑日见其盛,强调情感的“感伤主义”流派逐渐抬头。一批以劳伦斯·斯特恩和奥利佛·哥尔德斯密为代表的作家开始用夸张的手法渲染受压迫者的痛苦,以多情善感表现社会的道德困惑。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催生了下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品。就总体而言,18世纪的英国文学思想呈现出理性主义与感伤主义思想的交锋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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